“刚刚到底是在演哪出？”哈利迫不及待地问，他甚至还没走到办公桌旁。

我们三个人就站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很火大，但也忧心忡忡。我还没开口，普莱尔就精力充沛地开始了。他义愤填膺地讲了一大串，或该说讲了一堆在职业检察官看来正直公正的话。

“法官大人，辩方在乱搞，就是这么回事。他们知道本案铁证如山，他们无法撼动，所以想搞审判无效这招。你清楚，我也清楚。他们没办法在没有证据就乱指控陪审团的状况下得到审判无效，不可能，这办不到，法官大人。”

“哈利，如果我们有证据，我们就直接来找你了。”我说，“听着，调查局不会只凭感觉就跑来为命案的被告做证，这点你很清楚。如果德莱尼探员是对的，那凶手就在陪审团中，这个案子继续进行对我的客户实在太不公平了。我不想指责掌控所罗门命运的陪审团，但这桩官司已经出了太多事，两名陪审员死掉，一个陪审员因为试图影响他人决定而出局。你必须看到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什么阴谋？预设立场的陪审员其实是本案的真凶？难以置信啊。”哈利说。

“是有可能的。”我说。

“荒谬至极。”普莱尔说。

“够了！”哈利高声喝止我们。他从我们身边离开，走到座位上，拿出一瓶十年老酒和三个杯子。

“法官，我就不喝了。”普莱尔说。

酒瓶悬在杯子上方，哈利望向检察官，什么也没说，就只盯着他。静默开始让人觉得不舒服，哈利脸上始终带着沉稳但不满的神情。

“那一小杯就好。”普莱尔改口说。

哈利倒了三杯酒，分别递给我和普莱尔。我们三个人一口气喝完苏格兰威士忌。普莱尔剧烈地咳嗽起来，满脸通红，他不习惯喝这么烈的酒。

“当我还是小辩护律师的时候，我记得这间办公室与老福勒法官。他很特别，在抽屉里摆了一把点45手枪。他说过，命案诉讼的律师除非喝了三指高的苏格兰威士忌，不然不该发表结案陈词。”哈利说。

我把空酒杯放在哈利桌上。他决定了。

“我对这个案子很担心，也担心这组陪审团。要知道我与两位分享这个决定有多艰难。到头来，我还是要遵循证据。的确有位陪审员有问题，我的立场却没有办法评估这个怀疑。今天开庭前没有证据说服我相信陪审团遭到渗透。普莱尔先生，我必须说，我很不满意这个决定，但我必须遵照法律执行。艾迪，抱歉。普莱尔先生，我决定你先前的提问无效，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德莱尼探员吗？”

“没有。”

“辩方还要传唤其他证人吗？”哈利问。

“没有，我们没准备传唤被告。”我说。

我从来不传唤客户出庭做证。如果已经走到必须依靠客户自己做证抗辩自己清白的那一步，那你就已经输了。案子在检方提证过程中就已经赢了，或输了。我不能期待陪审团站在博比这边，任由普莱尔用命案当晚博比的行踪修理他，那只会减小他无罪释放的可能。

他唯一的机会是一场完美的结案陈词。曾经开过苏格兰威士忌的杰出辩护律师克莱伦斯·达罗大多是在结案陈词时一击致胜。这是陪审团在回到隔离空间、决定被告命运前听到的最后一段话。达罗靠着语言的力量拯救了不止一条性命。

有时，辩护律师就只剩自己的声音了。问题在于，这个声音是在离开酒吧前再点一杯时发出的声音，这个声音也是粉碎自己婚姻的声音，更是摧毁一切的声音，但现在，这是要救人一命的声音。

语言只有在为别人发声时才会如此沉重。我现在感受到这种重量了，就卡在我的胸口中。如果判决被告有罪，这份重量就永远不会减轻。

“我们可以今天结案，但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哈利问。

“我要你告诉德莱尼拿走陪审员笔记本的警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