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联邦广场联邦调查局纽约调查部的路上，哈珀告诉我们她的搭档乔·华盛顿偶然间找到的信息。霍尔滕开车，哈珀坐在副驾驶座上，我坐在后座。我靠向前，听哈珀说话。要说服陪审团，让他们相信你的客户没有杀人是一回事，不过如果你能让他们知道你的客户没有杀人，同时指出真凶另有其人，这样可就简单多了。

哈珀正在向霍尔滕解释情况，我只有听的份。

“我离开调查局的时候不是很愉快。我的搭档乔则是好聚好散，他比较懂人情世故。所以，他联系了之前的朋友，请对方搜索暴力犯罪缉捕计划和国家犯罪情报中心的相关材料，结果什么也没查到。他朋友忽然灵机一动，聊到行为分析二组，刚好有位探员可能帮得上忙。”

联邦调查局的行为分析二组专门研究成年人连环杀人犯。这个部门是全球执法机构里对连环杀人魔了解最深的单位。暴力犯罪缉捕计划跟国家犯罪情报中心可以连上全美各个执法单位未破案件的数据库。

“那位探员是谁？”我问。

“她是一名分析师，名叫佩吉·德莱尼。乔说她这个月在纽约调查部，正在协助当地探员分析康尼岛杀手。”哈珀说。

“她跟咱们的案子有什么关系？”我问。

“也许没有，也许有，命案现场太干净了，我不喜欢这点。如果是所罗门下的手，那他可真是第一次杀人就是行家里手了。尸体上没有DNA，受害人身上没有抵抗的痕迹，所罗门身上也没有抓伤或刮伤。他杀了两个人，然后把一张有他指纹和DNA的钞票放在卡尔嘴里？我无法相信，这实在是太怪了。但话说回来，我也不是全然接受咱们客户的说辞。”

“案子有诸多疑点，想想作案凶器吧。”我说，“博比居然能够在不离开房子的情况下把凶器藏起来，却把他杀害卡尔的棒球棍留在了卧室里，上面还有他的指纹，然后打电话报案说他发现了尸体？这说不通，对不对？但检察官不会这么想。那是博比的棒球棍，本来就会有他的指纹。他们会说他不希望命案现场看起来太完美，不然就像精心策划的一样。而蝴蝶大概只是为了故弄玄虚，或是他想传递什么病态的信息。他搞砸了，留下自己的DNA，一个小失误。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会强调是博比计划好的。”

哈珀把头靠在座椅靠垫上，抬头望着天花板，思索了一下。

“艾迪，这也有可能。但若是如我所说，检察官已经抓到凶手了呢？咱们先看看佩吉怎么说吧。我把凶手的作案特征列了一张表，联邦调查局注意到了清单上的几项，不然他们也不会答应跟我们见面。”

霍尔滕在联邦广场让我们下了车，停好车后跟我们在雅各布·K.贾维茨会议中心大厅见。他决定在大厅等我们，让我带着笔记本电脑。霍尔滕觉得里面应该是安全的。在经过重重的搜身，我的鞋子和笔记本电脑都用X光扫描后，我和哈珀才终于能前往第二十三层。我让哈珀带路。她曾有两年时间驻扎在此，知道这里是怎么运作的。

就算如此，我们在接待处等她联系的对象时，还是引来了两名探员的白眼。我们等了又等，等了又等，20分钟后，就在我已经准备要抛下哈珀时，一位身穿灰色褪色牛仔裤、黑色针织衬衫的女人朝我们走来。佩吉·德莱尼看起来50岁出头，保养得还不错。她身材很好，头发随着年纪的增长变成浅色。她戴眼镜，向上扬起的嘴角让她始终带着愉悦的神情。

她跟哈珀握手，望了我一眼，辩护律师最终都会得到这种目光。我们跟随她沿着窄长的走廊前往会议室。一台合上的笔记本电脑摆在桌子上。我和哈珀在同一侧入座，德莱尼则坐在对面电脑的前方。她摘下眼镜，摆在桌面上。

“私家侦探的生活过得如何？”德莱尼问。

“自己当老板挺不错的。”哈珀说。

我没开口，这不是我的世界。执法人员之间有他们自己的联结方式。我让哈珀施展她的魔法。

“乔·华盛顿要我跟你打声招呼。”哈珀说。

“他一直很懂礼貌。我很庆幸你们一起工作。乔是好人。好，我猜你们没有多少时间，咱们直接切入正题。我看了一下你列出来的特征。”德莱尼打开电脑，把屏幕转向桌子中央，这样我们双方都能看到哈珀的信件。

“多数特征都无法作为搜寻条件。”德莱尼说，“我们尽可能核对了各个犯罪现场的细节，但仅查阅了明显类似的地方。凶手使用某种特定武器，或在尸体上留下特定痕迹、写下信息，或似乎是依循某种脉络形式，这些都可以算是特征。我们可以通过凶手重复作案的特征鉴定出他们的受害者。有时，特征是故意留下的，就好比说凶手在展现什么幻想。在其他状况下，特征是无意识的行为。如果发展出模式，或能提供假设性的观点，我们就会将其列为可能的特征，登录进暴力犯罪缉捕计划系统之中。”

“暴力犯罪缉捕计划查不到我们案子所需的资料。”哈珀说。

“系统不是完美的，不是每个执法单位都会使用这项计划，有些警察天生就不是干行政的料。这个系统依赖执法人员输入资料，且在遇上新案件的时候要主动来查询系统。而且，当然，凶手可以改变行为模式。对了，如果破了案，资料就不会进入系统。这套系统是设计用来协助警方逮捕暴力罪犯、调查身份不明者及失踪人口用的。我们不会把定罪逮捕后的罪犯细节立刻登录上去。这就是系统最大的缺点。”

哈珀双手环胸向后靠，说：“这怎么会是缺点？结案的命案肯定跟此案没有关系。”

“系统里没有冤案的空间。”我说。

这是我们坐下来之后，德莱尼第一次注意到我的存在。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他说的没错。国家免罪登录中心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美国每二十五名遭到定罪且判死刑的人里，就有一人是无辜的。每年翻案的谋杀案就有五六十起。很多案子都没有进入我们的数据库，很多特征都没有继续追踪，这还没算很多无辜之人只是因为没有律师而无法翻案。乔联系的那位探员认识我，他觉得我也许会对你寄来的内容感兴趣。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很庆幸你们来了，这里有个问题：你清单上的最后一个特征——1美金钞票？”

她没说下去。我有种感觉，她想继续说，但她知道自己该住口了。这两个女人之间剑拔弩张。如果哈珀对案子有什么想法，她就会实地走访，看看理论能够通往何处。她思考迅速，不管做什么，似乎都充满能量，就跟火一样；而德莱尼显然比较像是深沉的思想家，静静思索，就跟硬盘一样，嗡嗡嗡运转解决问题。

哈珀保持沉默，我也没有说话。我们都用沉默催促德莱尼继续说。她没开口。我知道她会想尽办法什么都不透露，而是从我们这边得到各种信息。哈珀也清楚这一点。这是联邦调查局的典型做法。

“我得看看你提到的纸钞。”德莱尼说。

“我们只有照片。”哈珀说。

“你们把它带来了吗？”德莱尼问。

哈珀点点头，为了强调她的立场，她双手平放在桌面上。我坐在原位，想要置身事外：这是哈珀的游戏，她知道该怎么玩。

没有人动，也没有人开口。

最后，德莱尼摇摇头，脸上露出微笑。

“可以让我看看吗？不然我帮不上忙。”她说。

“咱们先说好。我们会让你看照片，如果和案情有联系，你就把你手上的信息分享给我们。大家都把手里的牌摆在桌子上。”

“我办不到。我的信息涉及高度敏感的调查工作，还有……”

我起身，椅子腿刮在瓷砖地板上发出巨大声响。哈珀才离开椅子3厘米，德莱尼就举起了一只手。

“等等，我不能透露全部，但能提供部分细节，前提是我觉得和此案有关。我不知道你们正在处理什么样的案子，如果美金特征不符合，那我也不用了解更多信息。请坐下。让我看看照片，如果是我在寻找的东西，那我会尽量让你们参与。”

我跟哈珀对望一眼，一起坐下。我打开公文包拿出笔记本电脑，按下电源，找到1美金纸钞折成的蝴蝶照片，把电脑转过去，这样大家都看得到。

德莱尼看了整整5秒钟，然后说：“不，看起来无关。你们有钞票摊开的照片吗？”

我的心情微微下沉。我眼睁睁地看着哈珀成了泄了气的皮球。她垂头丧气，下巴靠在桌子上。

我叹了口气。我一度还抱持微小的希望：也许这一切能告诉我博比·所罗门是无辜的呢。

“当然。”我点击控制板，点开后面两张照片给德莱尼看。

哈珀咕哝道：“抱歉，至少我们排除了一个可能。”

我点点头，然而德莱尼的反应吸引了我的注意。她眼周及额头的肌肉紧绷了起来，嘴里念念有词，整个人越来越靠近屏幕。接着她伸手，朝桌子后方倾身，待她恢复坐姿时，手里拿着一本画家的素描簿。老旧的素描簿看起来颇有些年头，几页边角都卷起来了。她翻开本子，在中间找到一页，然后急切地望回屏幕。

“我必须了解你们正在调查的案子，所有信息，现在就告诉我。”她急切地说。

哈珀问：“什么？你发现了什么？”

她没搭理哈珀，而是从包包里拿出一支铅笔，在本子上动起笔来。她仔细望着屏幕，然后将注意力放在本子上，开始画画。她没回答哈珀，反而提出问题：“你们对连环杀人犯有什么专业的认知？”

我感觉到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只有从报上读到的，没有什么。”我说。

“通常是白人男性，25到50岁，独行侠，有社交障碍，智商不足，一般都有某种精神疾病。”哈珀说。

这符合我仅有的认知。我从座位上稍微起身，看到德莱尼在本子上草草记下美国国徽的橄榄枝叶。她再次抬头，我看到她的铅笔停在一支箭上，嘴里喃喃自语，她在数数。她的铅笔碰触到纸张，又继续画了起来。

“你所说的一切都是错的。”德莱尼说，“行为分析小组称他们为重复型罪犯，他们可以是任何种族的人，任何年龄都有可能。他们中很多人都结了婚，家庭人口众多。社交技能拙劣及智商不足的确是很合理的假设，但不见得都如此。他们大多因为受害者的选择而长时间没有落网。多数重复型罪犯犯罪的受害者之前都没有见过他们。就算是最拙劣的重复型罪犯，落网之前也可能作案了好几年。不过，还有那百分之一，他们拥有高超的社交技巧，智商高于常人，无论是哪种脑内结构让他们杀人，这些征兆连他们最亲密的朋友都察觉不到。我们不常逮到这种人，最好的例子就是泰德·邦迪。跟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不同，这些凶手完全不想落网，完全不想。某些凶手会竭尽全力地确保自己能够逍遥法外，包括掩盖自己的杀戮行为。其他的凶手，虽然也不想落网，却暗自希望有人能够注意到他们的作品。”

德莱尼将屏幕转过去。她放大纸钞背面的照片，聚焦在国徽边上。我先前以为是变色、没放在心上，现在霸占了整个屏幕，国徽上有三处看起来像染到墨水的痕迹，箭、橄榄叶，还有老鹰头部左上方那团星星。

“我们在看什么？”我问。

德莱尼把素描本转过来推向我们。她画的是国徽，上面有橄榄叶、箭头、老鹰头上的星星，其中几处还用铅笔强调了颜色。

我望回屏幕。卡尔嘴里纸钞蝴蝶上的一枝橄榄叶、一根箭头、一颗星星都染上了红墨水。

“我三次在1美金上看到过这种标记。我把它们标示在这张素描里。”德莱尼说，“我们找到的第一张折得小小的，塞在死者的脚趾头之间，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第二张摆在廉价汽车旅馆中厢型车销售员尸体旁的床头柜上。最后一张握在断气的餐厅老板手里。我觉得这是一种模式，‘百分之一凶手’的特征。无论你们调查的是什么案子，也许都跟行为分析小组正在调查的一个恶魔有关。我觉得这个凶手可能是调查局办案历史上遇到的最精明的对手，没有人见过他，我们只有纸钞上的印记，所以一些分析师觉得他根本不存在，但还是有人相信他存在，而他们称他为‘1美金杀手’。所以，你们最好快点儿把掌握的案情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