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粮》开一代风气之先，有很强的生命力，是法国好几代青年醉心的读物。它使他们挣脱了19世纪末僵化的理想主义桎梏，给他们带来了思想道德之解放。它的影响，不仅“一战”后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丁·杜加尔的巨著《蒂博一家》中可以见到：许多青少年在到处寻觅它，该书的主人公雅克·蒂博说：“这是一本你读它时感到烫手的书”；而且在“二战”后的1968年5月，巴黎街头也可以见到成千上万拉夫卡迪奥（纪德《梵蒂冈地窖》的主人公）式的青年，在墙上涂写“家庭，我憎恨你！”以及三十条纪德式格言，是纪德劝诱他们反抗社会道德规范，拒绝一切束缚。“……这就是纪德的福音书，它被接连三四代的法国资产阶级青年吸收了，而且也必然已经注入了时代的道德氛围中。这就是纪德的影响：人们呼吸的一种空气……”（朱静著《纪德研究》）。

《地粮》的影响甚至进入了法国政界，1981年法国社会党人密特朗竞选获胜，就任法国总统。当时的媒体竞相报道说，密特朗的枕边读物就是《地粮》，这是他生活的准则，行动的指南。这样一部作品，为什么能在一个世纪中经历读者和时代严峻的考验，又超越国界和语言障碍，同世界各国人民对话，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

其一，这是因为自由、解放、爱情、幸福，是人人所需的精神食粮，是普世的人性和人权思想。中国也不例外，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鲁迅的《狂人日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鼓舞青年冲破封建专制的礼教囚笼，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30年代，中国社会动荡，青年处于思想困惑，寻求理想的生活时期，纪德作品要求尊重人，以人的态度对待人及其所为。这和中国青年的理想追求一拍即合”（张若名）。

现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程抱一先生，在小说《天一言》中回忆20世纪40年代抗战逃难途中苦读《地粮》的情景，这样写道：“课停了，大家躲进在山坡上挖出来的防空洞里……纪德的《地粮》，我们看了又看。……纪德和一个中国人说话，就像这个回头的浪子在和弟弟的恳切畅谈。他劝告他要从心底汲取自身的能源，找回热忱，扩大欲望，敢于突破家庭和社会传统铸成的枷锁，这正说进了所有在衰微古国里寻找理想的中国人的心坎。”（见朱静著《纪德研究》）

其二，要归功于它的作者不懈地追求真理，并在其书中一以贯之地坚持独立思考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新粮》中，纪德说：

一个没有进步的境界，不管有多么幸福，我也不能指望它……一种没有进步的快乐，我不稀罕。

同志，什么都别信仰；没有证据，什么都别接受。

纪德的“热爱真理的大无畏精神”终于获得了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肯定和赞赏，他们向他表示崇高敬意。纪德为此在《费加罗报》上撰文回答：“假如我真的代表过某种事物的话，我相信这就是自由考察的精神，独立的精神，甚至是对心灵和理智拒绝赞同之事提出抗议的精神。”

纪德因健康状况未能亲自去瑞典领奖，但他委托别人宣读了他的答谢词，再次强调了作家的独立精神：

各位先生，在我看来，你们的选票与其说是投给我的作品，不如说是授给那种使作品有了生命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从各方面都遭受攻击。你们从我身上看出了这种精神，你们觉得有必要赞许它，支持它。这就使我心满意足，信念更为坚定。然而，我无法不想到，仅在不久之前，法兰西的另一位杰出人士，他比我把这种精神表现得更好。我想到的就是保罗·瓦莱里……（见拙译《瓦莱里散文选》导读）

其三，《地粮》经久不衰的原因，还在于它拥有新颖独特的文体——散文诗——以及与诗俱生的内在音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