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迪把所有照片放进硬纸夹，避免造成弯曲或损坏。回到车上以后，博斯打开纸夹，又一次看着女人和婴儿的照片。他知道自己的推测还需要经过多方面的验证，有些也许永远验证不了。纸夹里照片的底片藏在多米尼克的相机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照片都是他本人拍的。别人可能替他拍了这些照片，再把底片寄给他。他知道这是个不容忽视的可能性，本能却告诉他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照相机里发现的底片和其他照片的底片都是多米尼克拍的。在他看来，女人和婴儿的照片肯定是多米尼克拍下的。

推测中另一个问题是，多米尼克为何把恋爱和当父亲的事情瞒着家人，尤其是他的姐姐。博斯知道，家庭的内部关系和指纹一样独特，他得多次拜访奥利维娅才能弄清楚圣阿内洛家的关系是怎样的。他觉得眼下最好还是花时间去证实多米尼克是不是惠特尼·万斯之子，多米尼克本人又有没有生养过后代——需要验证科罗纳多酒店出现的女婴究竟是不是多米尼克的女儿。家庭关系方面的问题即便要厘清，也可以往后推推。

他合上硬纸夹，重新用橡皮筋捆上。

开车前，博斯拿出手机，打电话给国家人事档案中心的加里·麦金太尔。之前一天，奥利维娅写了封邮件给麦金太尔，同意让博斯接收和查阅弟弟在军队的服役记录。博斯打电话是想知道麦金太尔进展如何了。

“刚把所有文件整理在一起，”麦金太尔说，“文件很大，邮件发送不了。我会把文件放在下载站点上，把下载密码告诉你。”

博斯不知道何时才能有能下载文件的电脑终端，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搞定下载。

“很好，”他说，“但我现在正开车去圣迭戈，不知何时才能看到那些文件。我很想知道他在受训时到底经历了什么——这是我眼下调查的着眼点。”

博斯想借此试探一下麦金太尔。他知道麦金太尔这样的人得处理一大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件查阅请求，得马上去处理另一宗请求。但博斯希望四十六年前牺牲的美军士兵足以激起麦金太尔的好奇心，能说服他至少回答关于照片的一些问题。国家海军犯罪调查局的调查员平时多半在忙着调取海湾战争老兵吸毒、酗酒或被关进精神病病房的档案。

麦金太尔过了一会儿才答上话来。

“只要不介意我吃刚送来的肉丸三明治的声音就行，我可以浏览一下这些文件，答上几个问题。”

博斯拿出笔记本。

“太好了。”他说。

“你要找什么？”麦金太尔问。

“为了让我正确理解，你能否先向我简要介绍一下他的派驻经历。就是什么时候驻扎在哪儿。”

“没问题。”

麦金太尔一边咀嚼三明治，一边阅读多米尼克的部队派驻经历。博斯把多米尼克在部队的简历记在笔记本上。一九六九年六月，多米尼克被派到圣迭戈海军训练中心的一个新兵营。训练结束时他接到被派往巴尔博亚海军医院所属的军医学校的命令，接着他又去欧申赛德彭德尔顿营地的战地医疗学校受训。十二月，他受命去越南，被分配在“避难所”号医务船上。上船四个月后，他接到临时指令，前往西宁省的第一医疗营，并在那儿随海军陆战队的侦察兵进入丛林。在行动中牺牲之前，他在第一医疗营共待了七个月。

博斯想到在奥利维娅·麦克唐纳家阁楼上找到的多米尼克遗物里那只带着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徽章的打火机。那只打火机依然装在盒子里，似乎是件纪念品。

“他从没去过奥隆阿波吗？”他问。

“这上面没写。”麦金太尔说。

博斯觉得这只打火机或许是多米尼克和哪个在菲律宾驻扎过的医务兵或士兵换来的，也许是某个战友或在“避难所”号上他照顾过的某个伤员。

“还要什么信息吗？”麦金太尔问。

“我正想找些人谈谈，”博斯说，“和他亲密接触过的人。文件里有把他调到巴尔博亚军医学校的调令吗？”

博斯等待着麦金太尔的回应。麦金太尔答应一边吃饭一边回答问题后，博斯的期许值就更高了。博斯知道，士兵受训和派驻地点经常变动，很难保持持久的联系。但部队里的医务兵却不同，有些医务兵也许和多米尼克有相同的派驻经历，很可能在众多的陌生面孔中熟悉起来并建立联系。

“找到你说的那份调令了。”麦金太尔说。

“上面列有所有征调人员的名字吗？”博斯问。

“是的，从新兵训练营调到巴尔博亚军医学校的有十四人。”

“很好，再看看从巴尔博亚军医学校到彭德尔顿战地医疗学校的调令，有谁的调动轨迹和多米尼克完全一样吗？”

“你是说从新兵训练营到巴尔博亚，再到彭德尔顿吗？博斯，那得花上一整天啊！”

“我知道工作量很大，但既然你已经有了十四个人的名单，再看看他们中有谁和多米尼克一起去了彭德尔顿不就行了吗？”

博斯知道这件事没有麦金太尔说得那么难处理，但他不会指出这一点。

“等等。”麦金太尔粗声粗气地说。

博斯安静下来。他不想因为说错话影响同麦金太尔的合作。四分钟后他听见了麦金太尔的说话声和咀嚼声。

“一共三个人。”麦金太尔说。

“有三名士兵和他都参加了那三项训练课程，是这个意思吗？”博斯问。

“没错。你要记下他们的名字吗？”

“说吧，我这就记下。”

麦金太尔说出了三个人的名字：豪尔赫·加西亚-拉文，唐纳德·C.斯坦利，哈莱·B.刘易斯。博斯记得奥利维娅给他看的照片上多米尼克的衬衫印着刘易斯这个名字。以此看来，多米尼克和刘易斯的关系应该相当好。这下有方向了。

“顺便提一句，”麦金太尔说，“其中有两个阵亡了。”

找人辨认科罗纳多酒店照片中女人和孩子的希望落空了一大半。

“哪两个？”他问麦金太尔。

“加西亚-拉文和斯坦利，”麦金太尔说，“哈里，我要去忙活了。这些文件你都能下载到。”

“我会尽快下载的，”博斯说，“再问个问题就好。我对哈莱·B.刘易斯这个人很感兴趣。你知道他老家在哪儿，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吗？”

“上面只写了他的籍贯是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

“知道这个就好。加里，真是太感激了。祝你过得愉快。”

他挂断手机，开动汽车，向西朝前往圣费尔南多的170号高速公路行驶。他准备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电脑查找刘易斯的踪迹，看看刘易斯对同为医务兵的多米尼克·圣阿内洛还记得些什么。开车时他想到了牺牲的比例问题。四位士兵都参加了新兵训练、初级医疗训练、战地医疗训练，然后一起被送到了越南。其中竟有三人没能活着回到美国。

博斯从自己在越南的经历中知道，医务兵在越战中是非常具有价值的目标。在狙击手眼里，他们是继军官和值勤的无线电技师之后的第三号目标。先干掉军官，然后是负责联络的技师，接下来就是照顾伤员的医务兵了。除掉三者之后，敌方连队就会深陷在无序和恐慌之中。博斯认识的大多数医务兵在执行侦察任务时都不戴标记兵种的标志。

博斯不知道哈莱·B.刘易斯是否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