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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告别  作者:迈克尔·康奈利

早上,博斯开车去伯班克,把车开进机场和瓦尔哈拉纪念公园附近的一个商业区。在离公墓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他把车开进“闪点图像”前的停车场。他事先打了电话,对方知道他要来。

“闪点图像”是家为公告牌、各类建筑、公交车和其他广告载体提供大幅图片设计和制作服务的大型公司。你每天都能在洛杉矶和洛杉矶之外的各处看见“闪点图像”的作品,日落大道的每一处都有“闪点图像”的影子。“闪点图像”的经营者名叫盖伊·克劳迪,以前是洛杉矶警察局法医处的一位摄影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博斯和克劳迪一起出过几次犯罪现场,之后克劳迪就离开警察局经营自己的图片生意去了。这些年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每个赛季两人会一起看一到两场纽约道奇队[纽约的一支职业棒球队。]的比赛。博斯一早打电话给克劳迪想让他帮个忙,克劳迪让他尽管来。

克劳迪穿着牛仔裤和汤美·巴哈马衬衫,在不起眼的接待区迎向博斯——“闪点图像”没有预约,领他走到一间稍为富丽但绝不奢华的办公室,办公室墙上的镜框里挂着道奇队辉煌时代拍摄的照片。不用问便可以知道这是克劳迪在短暂的随队摄影师生涯中拍下的。在其中的一张中,投手费尔南多·巴伦苏埃拉正在投球区欢呼雀跃。照片中的费尔南多戴着眼镜——应该是在投手生涯末期拍摄的。博斯指着这张照片。

“这一局对方没有打出安打,”他说,“一九九〇年对红雀队那场。”

“没错,”克劳迪说,“美好的回忆。”

“我记得那时我在回声公园的白山上执行监视任务。我和弗兰基·希恩负责监视——你还记得玩偶工匠那个案子吗?”

“当然记得,”克劳迪说,“你逮住了那家伙。”

“是的,那天晚上我们在白山上监视另一个家伙,能从白山上看到体育馆,听见文尼大喊了一句‘无安打’。周围住宅所有打开的窗户里都传出实况直播的声音。我想结束监视,到体育场观看最后一局。我们完全可以亮出警徽混到体育场里去看。但最终我们还是听着文尼的实况播报继续监视。我记得那场比赛似乎是以一个双杀结束的。”

“是的,完全没料到会有一记双杀——格雷罗打得很完美。我差点因为装胶卷错过了。伙计,没有文尼我们该怎么办啊?”

克劳迪是说文尼·斯库利已经退休了。从五十年代开始,这位资深的现场解说员就一直在为道奇队摇旗呐喊——从那支队还叫布鲁克林道奇队时就开始现场解说了,创造了一段不可思议的传奇历史。

“我不太清楚,也许从布鲁克林道奇队那个年月就开始了吧。他代表这座城市的声音。没有他,一切都不一样了。”

两人阴郁地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博斯试着改变话题。

“你这地方可真够大的,”他为朋友的生意做得如此之大而动容,“我原先一点都不知道呢!”

“这里有四千平方英尺——和百思买[一家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一样大,”克劳迪说,“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空间。你知道吗?我很怀念办案的时候。如果你是为案子的事找我就好了。”

博斯笑了。

“我的确有个谜团需要解开,但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犯罪的因素。”

“解谜也不错。我很愿意和你一起解开谜团。说说是什么谜题。”

博斯把从车上带下来的信封交给他,里面放着拍下女人和孩子的那几张底片。他把这些底片给奥利维娅·麦克唐纳看过,但奥利维娅不知道这对母子是谁。奥利维娅和博斯一样很想解开这个谜,因此让他把信封连同盥洗包一起带走了。

“我在调查一起私人案子,”博斯说,“发现了这些近五十年前的底片。它们被放在一个没有空调和暖气的阁楼上,而且被损坏了——找到的时候它们在我手上裂开了。我想知道你能处理一下吗?”

克劳迪打开信封,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书桌上。他凑近身体,目光直直地看着破碎的底片。

“其中有几张像是拍了个站在山前的女人,”博斯说,“我对这些底片都很感兴趣,但最感兴趣的是那几张。我想应该是在越南的什么地方拍的。”

“除了裂纹,你还留了些手印在上面。这是富士胶卷。”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胶卷的耐久度很高。里面的女人是谁?”

“我不知道。这就是我为何想见到这个女人和她抱着的孩子。”

克劳迪说:“我想我能处理这些底片,实验室里的伙计们就行。我们可以重新冲洗,重新干燥,然后冲印出来。我在底片上还看到了些指纹,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兴许很难被处理掉。”

博斯想了想。他觉得这卷底片多半是多米尼克拍下的,和他的照相机及其他底片放在一起。有谁会把一卷冲好的底片寄给在越南打仗的士兵。但如果谁对底片的出处提出质疑,这些指纹也许就能派上用场了。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昨天。”

克劳迪笑了。

“快马加鞭的哈里[此处原文为Hurry-Up-Harry,是读音相同的双关语。],”他说,“你真是名副其实啊!”

博斯笑着点点头。克劳迪离开警察局以后,再没有人这么叫过他。

“给我一小时,”克劳迪说,“你可以去休息室喝杯雀巢咖啡。”

“我可不想干坐着。”博斯说。

“那就去墓地走走。那样更符合你的秉性。一小时就好。”

“那就一小时。”

博斯站起身。

“帮我向奥利弗·哈代[美国著名滑稽演员,和斯坦·劳雷尔组成滑稽表演二人组。]致意,”克劳迪说,“他就埋在那里。”

“没问题。”博斯说。

博斯离开“闪点图像”,走下瓦哈拉车道。进入墓园走到一座大纪念碑旁时,他突然想起对惠特尼·万斯进行调查时曾发现他父亲就葬在这里。墓园离加州理工大学很近,与鲍勃·霍普机场的飞机跑道毗邻,是众多航空业先驱、航空器设计者、飞行员和杂耍飞行师的埋葬之地。其中一些人被埋葬在一根名为“折翼圣殿”的高大圆顶石柱下面,一些被埋在石柱周围的墓地里。博斯在石柱下的砖地上发现了纳尔逊·万斯的纪念牌。

纳尔逊·万斯

颇有远见的航空业先锋

美国空军的最早倡导者,由于他的远见和领导力,

美国空军在战时与和平时期均独领风骚

博斯发现纪念碑旁边留有一块土葬的空地,心想这也许是留给惠特尼·万斯的最后归宿。

博斯离开石柱,走到一块为两次航空飞机坠毁事故中遇难宇航员竖立的纪念碑前。他望向绿色草坪的另一头,看见一处喷泉旁边一场葬礼正要开始。他不愿融入悲伤的氛围,决定不再深入墓地,在找到斯坦·劳雷尔和奥利弗·哈代的墓之前返回“闪点图像”。

博斯回到“闪点图像”时,克劳迪已经处理完了底片。博斯被带入实验室的干燥间,九张八厘米乘十厘米的黑白照片钉在干燥间的塑料板上。照片上仍然带着显影液,一个技师用橡胶刮刷刚刚刮完多余的显影液。有几张显出了外部轮廓,还在一些显出了克劳迪提醒过的指纹。几张照片因为底片见了光而完全毁了,另一些因为底片受了不同程度的损伤而模糊不清。但其中有三张至少是九成清晰的。其中一张便是那张有女人和孩子的照片。

看到照片以后,博斯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女人并没有站在越南的哪座山前。照片里没有山,拍摄地也不是越南。女人身后是圣迭戈科罗纳多酒店的屋顶,确定拍摄地点以后,博斯便开始仔细打量着女人和孩子。女人是个拉丁裔,博斯看见孩子头上戴着根缎带,是个只有一两个月大的女婴。

女人张开着嘴,开怀地笑着,显然非常快乐。博斯看着她的眼睛和眼神里透出的喜悦光芒。双眼里还包含着爱,她爱着她的孩子,爱着照相机后面的那个人。

其他照片是在酒店后面的海滩上拍的。有那个拉丁裔女人的照片,有女婴的照片,还有波光粼粼的海浪的照片。

“对你有帮助吗?”克劳迪问。

他站在博斯身后,没有影响博斯观察这些照片。

“我想会很有帮助。”博斯说。

博斯通盘考虑着这整件事。看得出来,底片上的人对多米尼克·圣阿内洛来说相当重要,所以他才会在寄回家的纸箱中把底片藏起来。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藏。底片上的女婴是他的女儿吗?他是否有个不为奥克斯纳德家族所知的秘密家庭?如果有,他为何要保密呢?博斯仔细看着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她看上去应该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多米尼克当年应该还不满二十岁。是否因为对方年长他才没把这段关系告诉父母和姐姐?

另一个问题是照片的拍摄地。照片拍摄于科罗纳多酒店所在地或附近的海滩。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一卷明显在美国拍摄的底片为何与从越南寄回家的东西放在一起?

博斯再次看着这些照片,想着从中找到可以确定拍摄时间的线索,但什么都没有找到。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家伙都很棒,”克劳迪说,“拍摄的视角很不错。”

博斯也觉得多米尼克是个相当优秀的摄影师。

“他死了吗?”克劳迪问。

“是的,”博斯说,“没能从越南回来。”

“太糟糕了。”

“是的。我见过他的其他照片,一些是在丛林里拍的,一些是在执行任务时拍的。”

“真想亲眼看看。兴许我们还能对那些照片做一番处理呢!”

博斯点点头,但仍然专注在眼前的这些照片上。

“你能确定这些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吗?”他问克劳迪。

“底片上没有时间戳,”克劳迪说,“那时候应该还没发明时间戳。”

博斯预料到会是那样。

“但我可以告诉你胶卷的生产时间,”克劳迪说,“能把时间范围缩小到三个月。富士工厂按生产周期给胶卷编码。”

博斯转身看着克劳迪。

“快说。”

克劳迪走到一张由破裂的胶卷冲印出的照片前,他们把底片的边缘做进了照片。克劳迪指着边缘上的一系列字母和数字给博斯看。

“他们按照年份和三个月的生产周期标注胶卷。你看,就在这里。”

他指着底片边缘的一段编码:70-AJ。

“这卷胶卷生产于一九七〇年的四月到六月之间。”他说。

博斯思考着这段时间所代表的含义。

“胶卷可能在生产之后的任何时间使用,对不对?”博斯问。

“是的,”克劳迪说,“底片边缘只标注生产时间,没有在照相机里使用的时间。”

如果是这样,就有点说不通了。胶卷在一九七〇年四月生产出来了,摄影者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牺牲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他必定是在其间的八个月里买到并使用了这卷胶卷,而且把胶卷和他的其他个人物品寄回了家。

“你知道这是在什么地方,对吗?”克劳迪问。

“是的,在科罗纳多酒店,”博斯说。

“看来变化不大。”

“是的。”

博斯再次看着母亲和孩子,突然间似有所悟。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多米尼克·圣阿内洛一九六九年在圣迭戈接受过战前培训,但在次年的年初就已经被送到了海外。博斯看着的这张照片最早是在一九七〇年六月之后拍下的,那时多米尼克已经到了越南。

“他回来过。”博斯说。

“你说什么?”克劳迪问。

博斯没有回答克劳迪的话。他正沉浸在思索着。各种线索一涌而出,汇聚成流。盒子里的便服、梳子上的长发、手提箱盖内侧拿掉的照片,以及被多米尼克藏起来的女婴在海滩上拍下的那些照片。多米尼克违犯军规,偷偷跑回了美国。把底片藏起来是因为那是他违犯军规的铁证。他冒着上军事法庭被关进监狱的风险回国见他的女朋友。

和他刚出生的女儿。

现在博斯可以确定,惠特尼在世上留有血脉。一九七〇年出生的一个女孩。博斯相信惠特尼还有个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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