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好奇害死猫，信息催人胖。和鼓手的那段愉快小插曲结出了果实。换句话说吧，几个月过去了，我那有规律的老朋友却没来拜访，我连早餐都吃不下去了。我开始琢磨该怎么办。不知那东西什么时候会大概变成孩子样。在此之前，我必须把该办的都办了。我坐在自己烟草色调的房间里仔细思量，耳朵里听着那个瑞典贱货在整幢房子里把吸尘器砸得哐哐直响，这时电话响了。你可能也猜到了，形势一紧张，我就立刻辞掉了库尼。她会一直跟着我走进卫生间，看我怎么犯恶心。我说我们要去罗马待一年。管他呢，随便说什么。

电话是布雷迪从一个医院打来的。她在滑铁卢车站和一个体重器发生了一点争执，世界末日到来了。

“到这儿来。”我说，“真正棘手的大麻烦来了。”我说得那么怒气冲冲，于是她来了。

首先，我必须把那个瑞典贱货支走。

“下午休个假怎么样，哈？买买东西呀，见见男朋友。”我说。

“好—”她说着，一把扔下吸尘器，连开关都没关。她一秒都没耽搁就出了门，身上穿了件特别好看的挪威紧身衫，这衣服任何男人看了都会觉得她有副好模样。凯特很快就到了，愁容满面。猜猜她说了什么？他俩的事呗。他不爱她。她和他碰了面。他的话非常残忍，毫无商量的余地，意味深长。她确实爱他，但有时也不爱。两人关系的破裂发生在一辆公交车上，她当时确实盛装打扮了，衬裙穿了几乎有九层，可他们却要坐公交车，于是她满肚子的火。她对他说：“你要是坐到别的座位上去，我这儿就更宽敞一些了。”他认为这句话意义重大，她也一样，两人之间的破裂就这么发生了。

“闭嘴。”我说。这些话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废话。

“眼下咱们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把你脑子里的思考开关打开。”我对她说。

“什么？”她说。

“老戏上演呗。”我说，差不多是唱出来的，为了让事情听起来没那么糟糕吧。

“爱情。”她说。你就是说土豆荒，她都能给你扯到爱情上去。

“怀孕。”我说，想起以前也对她说过同样的话。那时我们还在都柏林，她问：“怎么怀上的？”我说：“就常见的那样呗。”她又说了些别的，我说这比搞两件大衣都容易。好了，对话重复了一遍，一字都不差。不过，至少这次我们有钱，有酒。她不知道，我还在棚子里存了一桶一加仑的蓖麻油，就看事情是不是会坏到最坏的地步了。

“可是孩子很好啊，”她说，“你也是喜欢卡什的。”

“那好，”我说，她是得了个学位，可在有些方面真是个白痴，“要是孩子的眼睛、耳朵、鼻子、脚丫子或者其他地方像父亲怎么办？他如果是个东正教教徒，我是不是得抓瞎了？”

她恍然大悟。想知道是谁的。他长什么样？我俩那事怎么样？我是不是常和他见面？我爱上他了吗？我们该去见他吗？见他！早溜到希腊去了！我迟疑不决，该不该告诉她这可都是她的错。但一想到这样就得听一大堆道歉了，我就没说。我们需要的是行动。

你肯定不相信，但她真的问我，我希望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

“双胞胎，”我说，“各来两个。”

她突然喜欢上了反讽，告诉我她曾看到一个挂着“出售”字样牌子的橱窗上写着：全新孕妇裙，优质灰色格子面料，随时可看。

“可怜的家伙，”我说，“咱们现在就去买。”我看了她一眼，眼神能让她蜷缩起来。然后我给了她三张崭新的一英镑钞票，派她去买本医学书回来，这样就能把药都搞齐了。（我说话的方式开始像我母亲了。）总之呢，几个小时后，她回来了，买了本大词典，花了五英镑—她还不得不自己贴两镑—这玩意儿你得看了才能知道它是什么样，我说的是这本词典。里面写着像这样的东西：“鼻黏膜炎，一种鼻孔疾病。”

“找关于怀孕的信息。”我说，在受教育方面，她比我聪明。她开始读输卵管的部分，然后从书上抬起头，告诉我她认识一个长了两个输卵管的女人，这意味着这人可以同时和两个不同的男人有两个孩子。我喜欢听这个，真的喜欢。我把那本书从她手里拿过来，在“A”条目下找“堕胎”[“堕胎”英文为“abortion”。]。他们居然都没将这个词收进去。

“咱们得找个医生。”她说，“找个善解人意的好医生。”

我不能去找常找的那个住这条街的家伙，他是我们的家庭医生，还是个天主教徒。我们拿来电话簿，给专科医生打了电话。好家伙，我打电话花了七十五英镑！好吧，他们都确定无比地说，必须在怀孕前就预约好—就像怀上孩子的时候，还不知道这孩子将来会不会是个傻瓜，就预定了要上伊顿公学—而且，还必须让家庭医生写封信。我们琢磨着朋友们能不能帮忙。她认识一个人，此人又认识另一个人，那个人有个朋友是妇产科医生。我连续打了大概十个电话之后，最后打给了那个在骑士桥区当妇产科医生的老太婆。她的声音是你会在一个二流酒店里听到的假装不知道那是个二流酒店的人说话的声音。

“比于说呢，”她说，“你现在流血兜不兜呢？”[这个老太婆本想说：“比如说呢，你现在流血多不多。”她发元音时拿腔捏调，此处翻译模仿这种发音。]

“我倒希望流得多。”我说。她一下子支支吾吾起来，然后就发现自己的预约已经排到不确定的期限了。

“希望你的元音明天能发好。”我说完挂了电话。

“现在怎么办？”凯特说，她绝望了。我要是没有这个烂摊子，一定会说她有病，该卧床了。

“你应该认识什么人的，”我说，“以你的关系。”以她包法利夫人一般洋溢的激情，我觉得她能搞定。“在贝斯沃特找个江湖骗子在餐桌上把事干了都行。”我说。她一下子大惊小怪，说这些江湖骗子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毛骨悚然，他们靠在星期天小报上登载这些故事来大赚一笔；又说这些江湖骗子让报纸的小打字员们都活在恐惧中。

“去死吧，他们别想赚我的钱。”我说，对那些可怜的打字员爆发了一阵同情，管他们是谁。

我们又回到了词典上。

“伦敦这个时候，快乐的人、坐公交车的人、做普通事情的人，到处都是。”她说。

“我愿意拿这幢房子和里面的所有东西和他们交换。”我说。我们真是卑微啊。她穿的那件灰色大衣都可以用来滤菜了，皮肤干巴得像放久了的烤土豆。眼睛曾是她身上的优势，现在因为哭得太多都凹陷进去了。

“我要给你买件大衣。”我说。

“你嫁给他是为了钱吗？”她问。我说我不知道。

“你恨他吗？”她问。我还是不知道。

“我不恨他，不爱他，我忍耐他，他忍耐我。”这时我想到了这场新的灾难，想到这会怎样扼杀他的自尊，我又要崩溃了。

“芭芭，”她说，“一旦有了这个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俩都会发现，孩子是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女人需要孩子。我都想多生几个。”

“好，”我说，“那咱们就来一趟环球旅行，放松一下心情，等回来后，就说孩子是你的。”

好家伙，她立刻改变了说法。说自己还没准备好再要孩子。又有谁是准备好的？

我知道这事还得自己决定，我最好开始采取行动，便把泡澡和蓖麻油的计谋告诉了她，问她能不能别走，我怕我万一淹死，或者心脏出问题。我知道她肯定想跑，但她还是留了下来。这一点上，我得念她的好。倒也不是说她真的起到了什么作用。她几乎晕过去三次，一次是让蒸汽给熏的，一次是被杯子里的蓖麻油油腻的样子恶心到的，还有一次是被我满头大汗地痛苦呻吟和连声干呕吓得。我让她用留声机放《无心之爱》这首歌。每次留声机跳到下一首歌时，她都不得不跑出去把针放回到唱片的那一段。我认为这也算得上聪慧了吧。

我大汗淋漓地猛然转身，她正握着双手跪在地上。

“起来，”我说，“起来，你有病吧。”

“我在祈祷。”她说。她都多少年没祈祷了，连我都觉得这么久没搭理人家了，现在求人家帮忙，这事有点难。

“这不是亵渎神灵嘛。”我说，知道这话一定会让她担惊受怕。她一下子像闪电一样蹦起来，跑出去换了留声机的针，又往锅炉里加了些炭。我听到锅炉轰隆隆的响声直冲烟囱，祈祷着它千万别现在就给炸了或出事，等我这阵煎熬结束了再说。他会杀了我们的。我的肚子在抽搐，一阵阵地痛，浑身开始打战。浴室里的情形很是怪诞。镜子上蒙着一层雾气，浴室里蒸汽腾腾，各种玻璃架上的化妆品和其他东西都看不到了。我先看着水龙头里流出热水，再看一圈周围，然后直直地看向水底，希望看到水的颜色有变化，然后再次看向水龙头，又看一圈四周，我不知道自己当时这样坚持了多久。

“凯特，凯特。”我喊着，像即将要沉下去了一样抓住浴缸。

“凯特，凯特。”我又是喊，又是吼。她进来说我最好出来。

“你疯了吗？”我说。想想吧，痛也受了，汗也出了，恶心也忍了，都到一半了，又让我放弃。我抖得像片叶子，她抱住了我。

“亲爱的南丁格尔，拿着蓖麻油的小老太。”我不停地念叨，这样她就不会以为我撑不住了，然后叫个医生过来或做出什么犯罪行为。

“天哪！”我突然喊出声来，感觉后背尾骨部位像被刀捅了一下似的。我号叫起来。

“我去拿白兰地。”她说。

“别离开我，别离开我。”我确定得不能再确定，她要是走了，我就会晕过去。但不管怎么样，她还是松开了我的胳膊。我瘫在那儿，等再恢复意识时，她正用勺子给我喂白兰地，还说：“我去给弗兰克打电话。”

弗兰克！我一下子清醒了。我清醒的时间足够让我告诉她：“你要是给弗兰克打电话，我就立刻吃二十四片安眠药。”她给我又喂了几口白兰地，还关上了热水龙头。她关水龙头的时候，我明白机会已经没了，但没有一点力气去反抗。蒸汽、热气、蓖麻油，再加上酒，让我觉得自己像根稻草一样。她说要是我等会儿晕过去了，绝对会很重，从浴缸里根本拖不出去。

我穿上两层睡袍，回到了床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到底有没有任何结果，因为我在发烧中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一辆火车上，然后它出现了，我无法离开座位，脚夫站在我面前喊着让我起来。它只在梦中出现了。

“嘿，拿着蓖麻油的小老太。”我对坐在那儿的凯特说，“全玩完。”我说，我要是再这么变态就去死吧。任何男人都不值得我如此。

“全玩完。”她重复着我的话。语气比我都沉重。

“咱还要把貂穿上，搭车去参加奥运会。”我说，“我还要参加勺子托蛋跑比赛。”

她没有笑。这是3月里一个糟透了的下午，现在差不多是四点钟，不过，至少房子里还很暖和，刚才我们把锅炉烧得轰轰地转。

“园丁来了。”她说。我听到了他铲雪的声音。那个冬天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铲雪，让我们能开着捷豹进进出出，能上前院的台阶，喝醉了也不会摔跤。倒不是说我那时候会介意摔一跤。天气灰暗，看着一团糟，我让她去把灯打开，把浸透了阳光的百叶窗拉上。

“好吧，现在该找个江湖骗子了。”我说，又开始同情那些打字员了。我为所有人难过，又不为任何人难过，就是你生活一团糟时的那种状态。

“不行。”她说。

“我都找江湖骗子给我洗头发，”我说，“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一个只是轻浮，另一个可是暴力。”

哈，天哪，我狂笑起来。我的意思是，想想我目前的鬼样子，居然还有人这样喋喋不休个没完。然后她就开始布道了。装腔作势，夸夸其谈，说我正在摧毁自己的生命，谋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说教故事，跟《福音书》里的一模一样。那些人会围坐成一圈，吃着鱼肉，听着故事。

她讲的故事是一个女人怀上了一个男人的孩子，那男人爱她，但她不想要这孩子。于是她把孩子打掉了。男人不再爱她，她却又疯狂地爱着那男人，整日里失魂落魄的，因为她扼杀了两样美好的东西。

“可孩子不是弗兰克的。”我说。就像她不知道似的。

“可问题是，”她说，“你不能预知自己的行为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只有事后才能知道。”

好吧，这一点我提不出什么异议。每一天的每十分钟里我都能证明这一点。

“你也认识她。”她说。

“她长什么样？”我问。这个故事里有种东西强烈地吸引了我。我知道我要去美发店寻找这个女人了。

“咱们要告诉弗兰克，”她说，“等他今晚回来就说。”

“不行。”我不想跟她说，弗兰克一生气就会暴跳如雷。要是告诉了他，房子就会片瓦不存，我也会片甲不留，只能剩堆骨头。

“他会把这儿全给毁了的。”我说。

“那咱们去他办公室，”她说，“那儿的东西他总不能给毁了吧。”

“不去。”我说。

“听着。”她说。她又来了。又是一场布道。

结果就是，我开始穿衣服了。她告诉我要把脸抹得白一些，不要涂口红，这样能显得痛苦一些。这倒不难。她让我进入了一种正义凛然的状态，我已做好准备，要当十分钟的妇权斗士。她说我们不能坐车，绝不能，要卑微低调，坐公交或地铁去。他的办公室在伦敦北部好几英里外的地方。说实话吧，对过往我仍摇摆不定，对未来也是如此。我们给锅炉洒上水，穿上大衣，出发了。

地铁站有张煤气广告。上面说“不读《时尚》，不要行动”。可真对，我们正身处困境，还有人正在挨饿，有人正在流脓，各种各样的情况，这条忠告可真是至关重要。

“咱们一定得常来地铁站。”我说。

“我每天都来。”她说，这话让我觉得自己特别卑鄙。

这时，从某个拱门里突然走出一个体形硕大无比的孕妇，这一幕足以让我直奔出口处的台阶。

“回来，回来。”凯特说着抓住我驼绒大衣的腰带。就在这时，一列地铁疾驰进站，她拉着我上了一节无烟车厢。到了下一站，我们换到了另一节，各自点了一支烟。

“路上再喝点金酒吧。”我说。连她都开始失去热情了。

我们四点左右到的那儿。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那么接近一个建筑工地。他们正在一个轰炸后的废墟上盖几幢办公楼，地面的雪和黄泥搅和成了一片。一块自制的牌子上写着“咨询请去办公室”，下面有个箭头，我们顺着箭头的方向走过去；工人朝我们又是吹口哨，又是发出嘘声。混乱一片，噪声连天：锤子咣咣地撞击，巨大的推土机不断地翻卷出黄土，一台钻机发出刺耳的尖鸣，脚手架上的人对下面的爱尔兰人喊着伦敦土话，他们的话爱尔兰人一个字都听不懂。太吵了。我祈祷弗兰克的兄弟没和他在一起。

“不要道歉。”凯特说。她知道那是她自己最大的缺点。

“我可能说一半就吓跑了。”我说。

我们在一间狭小闷热的波纹铁板小办公室里找到了他，就他一个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摊满了平面图纸和文件。他正在打电话。

“老天。”他说，我们门都没敲就进去了。

“不，不，康斯坦丁夫人，”他对着电话说，“是刚有人打翻了一瓶墨水，洒到我笔记上了……”

电话是关于给她乡下的房子做化粪池的事。我们听到了谈话的零碎内容。电话那头讲话时，弗兰克用手捂住话筒对凯特野蛮地说：“但愿不是又要我们帮你收拾烂摊子。”

就要狠狠打击一下他了，我还有些高兴。

“是的，它有自己的废物处理系统。”他对康夫人说，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他给康夫人在乡下盖的那幢雪松木墙板的房子。然后康夫人开始说房顶的事。石板瓦一定到处都裂开剥落了。他涨红了脸，抬高了声音。

“房顶！”他说，“那房顶绝对完美。”

接着他开始为自己的话道歉了，说：“我会亲自去看看的。”

上帝保佑那房顶吧，我心想。他可以在五分钟内造成价值一千英镑的损失。

“不需要您支付费用。”他说。他告诉康夫人用不着担心，说他说话虽然不好听，但用意是好的。最后，以一通马车夫式的典型告别仪式结束谈话之后，他放下了电话。凯特为了给我鼓劲，踩住了我的脚尖。他一开始并不看我们一眼，只是在桌上的记事本上写了些无比重要的没用玩意儿，然后坐在那儿，皱着眉头盯着自己刚才写的东西。我无法相信他就是我的丈夫，我有时还睡在他身旁，见过他难受，见过他大醉，见过他各种各样的状况。他穿上那身行头后完全是另一个人。

“我们来不是因为我的事，”凯特愤慨地说，“我们是来告诉你一件事。”

“你最好长话短说，”他说，“工人五点下班，我们还要开会。”每晚他都会把工人叫到一起，他那个野蛮的大块头工头兄弟会指出白天谁偷懒了。就像我们读到过的，在有些国家，强制手段是理所应当的。

“你跟他说。”凯特转向我。

“你先说吧。”我说。

“是你的事，芭芭。”她说，语气严厉。最终我不得不开口。

“我要有孩子了。”我说。他咧嘴笑了，可怕又可怜的笑。这就像你告诉某人他母亲死了，但你刚开口，他就会错了意，还以为他母亲赢钱了。刚开始他以为孩子是他的，以为他证明了自己。他站起来要亲吻我，但我立刻伸手制止了他。他一下子像块木头一样；他以那个姿势一动不动地定在那里，没坐下，也没完全站着，嘴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电话响了。

“要我接吗？”我问。他抓起电话扔了出去，我躲开了，知道他又要大砸特砸了。他这时口齿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要流利。

“你这个蠢货，”他说，“总有办法对付你，还有像你这样的婊子。等回到家，我要揍你个屁滚尿流。”

“我会坐船去别的地方。”我说。

“不许这么干。你待着别动，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你觉得我会这么气馁地活下去吗？”我说，这是凯特的高级说话方式。我能看出来他并没有听懂那个词的意思。有很多词他都不能理解，比如“气馁”，比如“自慰”。

“对一个女人来说，我们这样的生活真不怎么样。”我说，“打猎、射击、钓鱼，做这些事的女人多的是。”他握紧了拳头，下嘴唇往外翻，他发怒的时候一贯如此。这些关系到女性和新自由的观点。一旦女人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任何活着的男人的缺陷上去，这个男人立即就会想杀了她。

“注意你的言辞。”他说。好家伙，那个屋子里可真热，一台双电阻丝电暖气开到了极限！

“我可以离开你，”我说，“我不在乎什么丑闻。”

他当然知道这样会影响他和那些主教之间的关系，对他的工作也很不利，因为他手里的很多大合同都是和天主教公司签订的。

“我会告诉你怎么做。”他说。

我听到外面有脚步声沿着煤渣小路重重地踏过来，知道救星来了。是他兄弟，来告诉他几分钟后会议就要开始了。

“告诉你兄弟，”我说，“危急时刻他可是很厉害的。”

他兄弟曾在爱尔兰杀过人，开车跑了，但后来被抓住了。本来要让他坐牢，但他花了钱又给放出来了。

“等我回到家，看怎么收拾你。”他说。

“我不会在家的。”我说，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凯特小破屋的电话。他要是想联系我，可以给我打电话。

“怎么了？”他兄弟问。他一头鬈发，满脸通红，杀气腾腾。

“是鹳[西方传说中的送子鹳。]的事。”我的脸皮真厚。我的膝盖可能已经在哆嗦了，但样子还是要装好。

我们费力地走过烂泥路，来到了马路上。

“工人们的眼睛永远都眯着。他们得一直这样，砂浆才不会飞进眼睛里。”她说。我以为这只是条无聊的信息，没想到我们靠着它从那个地方走了出来，进了昏暗的街道，一直走到等公交的长队跟前。

“啊，不是吧。”她说，一下子泄了气。幸好我有钱，能打车去她的小破屋。

“我要和你挤在一块了，”我说，“这下你不会孤独了。”

她看上去忧心忡忡。谈到孩子和出生这些事，她就很不正常。

十点钟左右，他给我打了电话。他这时已经冷静了很多。他说：“我做了决定，你可以继续当我的妻子—当然，只是名义上。”这也不是什么新状况。

“很好。”我说。我想他在等着我感激涕零地说他有多慷慨大方，多仁慈宽容。我才不。我知道，一旦你开口道歉，就会被灭了。他想知道孩子是谁的，要找到那个人杀了。

“是个希腊人，”我说，“早回去了。”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话。凯特把脑袋伸出卧室门。她的好奇心可真他妈重。

“生下来会是个白人吗？”他问。这个白痴都分不清希腊人和黑人。

“也许吧，”我说，“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他说从现在开始不许我再肆意妄为，他说什么我就得做什么，而且不能有任何人知道真相。

“布雷迪知道吗？”他问。

“当然。”我说。

“不许她靠近我们家。给她钱，让她把嘴闭上。”他说。从此他就开始恨凯特。

“还有，要去做告解。”他说，然后跟我说，他应当去度个假，好从这场惊愕中平复过来，如果生意上有任何紧急的事情，就给秘书打电话。

“假期快乐。”我说，然后冲到布雷迪那儿，告诉她在弗兰克回来之前，她可以和我一起度过一星期的优雅生活。

“只有恶风……”我说。然后她说了下半句：“……才不会给某人吹来好运。”[这句话改编自一句英语谚语：只有恶风，才会给大家都吹来厄运（It’s an ill wind that blows nobody any good）。]

我们大笑起来。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

我在卫生间里，想把东西重新摆放一下—那场噩梦之后，我看到卫生间就会陷入沮丧。这时，嗬，杜拉克出现了。我非常震惊。自我上次见到他，他已经三天没刮胡子了，身上还有股酒味。

“你还在这儿瞎混。”他说。

“那我应该在哪儿，抹大拉洗衣房？[抹大拉洗衣房，用以收容“堕落的女人”的机构，18世纪在英国首创，19-20世纪在欧洲大陆、美洲和澳大利亚也逐渐出现。在20世纪的爱尔兰，它发展为关押、监禁女性的收容机构，妓女、被视为道德有问题的女性及一些残疾女性被关押在内，被迫劳作，遭受虐待。]”我说，像男人一样吹起了口哨。

“现在可以去。”他说。他站在门口，身体和门框差不多宽。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绺金黄色的女人头发。那是一绺长长的鬈发。

“把她推荐给你的绅士朋友吧，”他说，“真是妙人一个。”

“你推荐吧，”我说，“你是权威。”我想他是想告诉我，他去过哪家妓院，还得到了一件证物，我可太高兴了。

“我发现我喜欢那个地方，”他说，“间接地体验生活。”好吧，那肯定是个新词了。

“从各种角度插入。”他醉醺醺地看着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说。

“让你获得了新生。”我说，我想他大概觉得我应该表现出嫉妒或愤怒的样子吧。我的神情没有任何变化。我在发抖。

随后他像个无赖一样骂骂咧咧起来。连珠炮一样。真是上不了台面。这些语言我们在学校可从来都没学过。接着，有什么东西遏止了他到嘴边的话，似乎他那个无赖身躯里还住着另一个自己，他哭了起来。我说拜托了，揍我吧，打我吧，杀了我吧，做他必须做的，好歹把这事了结了。我向前走了一步。他看着我，像个孩子一样脸上挂着泪珠。

“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这是不是事实？”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说。这话起了奇效。即刻起效。懊悔了。他号啕大哭起来，不过催泪的不是怒气，是崩溃。

“芭芭，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说。我干那事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到他，不过说这个没什么用。我一直认为，和一个人的相识，与另一个人毫无关系，说这个也没什么用。或者说出我心里所想的一切，那些我渴望的东西，歌曲、香烟、昏暗的酒吧、电报、仙人掌、头发间的发梳、马戏团、夜里外出、生活，也没什么用。他不会理解的。

“我当时喝醉了。”这种状况他怎么可能不谅解呢？

“是在海德公园。”我说。男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

根据我说话的方式，他能看出来也不是什么大事，他的声音里又恢复了一丝勇气。

“跟狗一样。”他说。我想，甚至连狗都不如，但我没吭声。我在想，我怎么会有那样愚蠢的想法，以为男人既能让你爽到爆，又能把你迷得几乎晕厥过去？我是从哪儿得来的这种认识，真是个谜。

我们听见布雷迪进来了，接着听见卡什叫我俩的名字，我当然很高兴他们能来。他们是来喝下午茶的，我告诉了弗兰克。

“她会把这事到处乱说。”弗兰克说。

“她都要愁死了，谁都不会告诉的。”我说。听到这个，他很高兴。

他走进来，关上门，压低声音跟我说话。他说他会再给我一次机会，但有前提条件。永远、永远都不许再那样干了，不然他会活剥了我的皮。

“我会让你满意的。”他说。啊，应许之地[应许之地（Land of promise），意为“可望而不可即之物”。《圣经·旧约·创世纪》中记载，上帝召先知亚伯拉罕到迦南居住，但他的后代摩西只能从毗斯迦山顶遥望迦南，却不能进入。]。听他眼皮低垂着说出这些话，真是非常可悲。我想他一定感觉非常糟糕。他抓住我的手，说我们再也不要提起这事了。我们要永远守住这个秘密。可怜的家伙，他谁都没告诉，连他兄弟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之间神圣伟大的联结纯属无稽之谈。除了赚钱，他们在别的方面根本就算不上盟友。涉及根本性的东西时，他没有同盟可以依靠。一切都靠他自己，还有他去的那个妓院。只有我们，他和我。同盟，同谋，同骗。我选择了阻力最小的一条路。在世人眼里，那孩子是我的，也是他的。我说好的。不然还能怎么样？最起码我并不憧憬上街过叫卖面包的生活，也不想当速记打字员。孩子会跟他姓。

“你向我保证。”他说。我祝福了自己，画了个十字。挽救工作开始。我们握了握手，走出了房间。当然，心情也没有多轻松，不过还能怎么样呢？

我们的家庭医生安排我去看妇科医生。在一个无聊的下午，很多人或坐下来喝茶或去店里买面包时，我去了医院。给我开门的护士戴着厚厚的眼镜，镜片后面泪眼汪汪的。那倒没什么要紧。我也不觉得自己有多同情她。医生问我结婚多久了，我们是不是乐于建立一个三口之家，我当然只能说是的。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他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跟他说了下情况，比如半夜起来煮芽甘蓝，早上胆汁反酸什么的。他又问了很多问题，问我是否流过产，或者有过腹痛和其他疾病。我这种人，只要有人提醒，这些病就都会冒出来。他把我说的都记了下来，严肃得要命。只有上帝知道我到底撒了多少谎。

然后，他让我去了另一间屋子，让我先去排尿。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排出来—这事也不是你命令就会来的。不管怎样，我还是去了，四下打量了一下。里面有个卫生间，还有个洗手池，池边搭着一双黄色橡胶手套。手套上沾着星星点点的爽身粉，闻起来是婴儿的味道。我都已经忘记那种味道了。还有一幅画，应该是为了搞笑吧。是张漫画，上面写着生孩子之前，应该测量一下丈夫的头围。听到他上了楼，我爬上了那张黑皮椅，椅子两边有两个脚蹬。我知道他们做检查时会把我的脚塞进脚蹬里，我向上帝祈祷千万不要出丑。

他漫不经心地走进来，问我赌不赌马，然后开始长篇大论地说他怎么差一点就赢了双倍赌注。这个过程中，他先是慢慢往手上戴橡胶手套，然后一点一点地抚平，任何一根手指上都不留一点褶皱。他让我把脚跟卡在脚蹬里，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这么无助或者说这么粗野。以前最多只是俯卧，而且面对的还是窗户。

“我本来可以赢一大笔的。”他说。

“水涝了？”他说。幽默吗？!

“你是搞笑吧。”我说。

“放松。”他说，接着就简直是凌辱了。放松！我想到了女人们，想到她们不得不忍受的一切，不光是洗尿布，或不能当最高法院的法官，而是所有这一切。这一切的戳弄、刺探、伤害。不光看医生时如此，她们在做新娘那天和爱她们的男人上床时也是如此。哦，上帝啊，并不存在的上帝，你恨女人，不然为什么要把她们造得不同？还有耶稣，冷落自己母亲的耶稣，你更厌恶女人。带着一伙男人游荡、捕鱼；在山顶布道。却遗弃了女人。我想到了所有经历了这些，却连那个重要时刻会在何时都不知道的女人，还有那些手搭在床边握着念珠、嘴里念着《玫瑰经》的女人，那些呼喊“停，停，你这个肮脏的家伙”的女人，那些拼命喊着让刺激直达中心的女人，然而往往一切都是徒劳，她们从床上起来，骑着可怜的门把手、亲吻着木门、喊着脏话，然后哭着擦拭着门把手，而这一切也全部都是徒劳。

“还好吧？”他说。我深吸了几口气。

“我希望，”我对他说，“我天生就是个野蛮人。”我的确希望如此，野蛮女人们不需要被绑起来，她们只是让孩子从自己的身体里掉出来，然后继续砍甘蔗或干野蛮女人要干的事情。

“多精彩的观点。”他说，我能感觉到他的手指正往外抽。疼痛加剧，压力增大。我在想他是否曾有过动手动脚的念头，还是说消毒液和这套东西让他直接丧失了兴趣。他说没错，我确实怀上了。他说出这事的方式让我几乎犯了恶心。

“上帝让你的子宫结了果。”这是他确切的原话。他说我丈夫该多高兴啊，又说了一大堆我不想听的技术性的话。都是关于胚胎的。

他先下楼了，我从包里找出内裤穿上。

他在楼下让那个泪眼汪汪的护士写下我什么时候再来，又给了我一张补铁和维生素的处方。而我只想要一张麦角碱的处方，或任何一个明智孕妇要吃的药的处方。我走出医院，坐在对面的广场上，那里写着“非住户勿入”。我唱着“我来了。我没想到要来”，哭得稀里哗啦。孩子如果是杜拉克的就好了。别让我说什么恶不会有恶报，因为我本来就这么觉得，可我还会说，善也不会有善报，一切皆纯粹的意外，我们的人生就是明证。孩子啊，我想，上帝保佑他们，他们并不认识生出自己的那些浑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