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凯特去火车站见尤金。这个地点对尤金很方便，对她而言，任何地方都可以。她早早就到了，在一片混乱嘈杂中坐下，鸽子在她脚边摇摇摆摆地踱来踱去，四面八方都有人来来去去，显然都有要事要做。一列列火车无休无止地鸣笛驶过。她把必须对他讲的话又过了一遍：辞掉毛拉，带凯特回去，然后一家人搬到乡下的一幢白色小房子里，房子带一块菜园和一片能养两头奶牛的草场。她会变得懂事，会呵护人，会依恋着他，就像他曾有过的多幢房子中某一幢前面种的常春藤依附着山墙一样。在她的想象中，这幢房子坐落在山谷间，有一棵大树为它遮阴，树叶像常见的那样落进排水沟里。那将是他们最后的家，他们的堡垒，他们的灵柩。她下定了决心。这是她必须做的事。

为了驱寒，也为了打发时间，她从机器上买了一盒汤。第一口喝进去，她就四处寻找看有没有人能听她抱怨几句。这绝不是她的臆想，盒里绿色的汤根本就是洗碗水。盛豆子的盘子在里面洗过。汤凉了一点后，她又喝了一小口，这次更加证实了她的怀疑。那台愚蠢的蓝色机器目睹了她的抗议，她把盒子倒过来，让汤呈一条平静的水线流到了碎石柏油地面。汤盒最终落在一个装着橙子皮的篮子后面。之前一个男人拿着烤签过来把那块地方的每一片橙子皮都拾了起来。太妃糖纸和香烟盒都没管，只捡橙子皮。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做橙皮酱？一个头发灰白的驼背老人垂着头走过来，骂骂咧咧地怪她把汤倒掉了。他眯着眼睛在地上搜寻着烟头和三便士的硬币。她道了歉，想给他一枚六便士，又担心他会再骂一通。

“哦，你来了。”她转过身说。尤金不声不响地站到了她身后。她把洗碗水的事讲给他听，想着他能笑一笑，然而他并没有笑。他戴了双皮手套，围了两条羊毛围巾，一条围在脖子上，另一条包住了脸的下半部分。他把手放在胳肢窝下不停地拍动。

“你很冷吗？”她问。她自己有意穿了一件深棕色的毛绒外套，是打折的时候买的。这件外套单调的制服风格或许能迎合他的道德标准。

“现在是零下八度。”他说。事实。事实。他随时都会告诉她果味粉里锶的含量是多少。英国到处都充斥着事实和数据，却没有一个人能监督卖汤的机器。她往前靠了靠。他向后挪了挪。

“呃，你想见我？”他说。

“是的。”该怎么说才能暗示她这么做既是为了他，也是为她自己？她努力斟酌着用词，眼睛的余光看见有更多橙子皮被扔在地上，然后立刻就被那根烤签扎走了。

“和毛拉有关。”她终于说出来了。

“嗯。”他说。他的声音里有种精心计算出的冷静，这个声音在观察着自己平静地说出“嗯”，而且表示出理解。

“我觉得她对卡什起到了不好的影响。”

“哦，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卡什的忠诚面临着危险。他不知道该爱谁。”

“他的忠诚只有在被人质疑的情况下才会面临危险。”

“我从来都没有质疑过他。”她突然自顾自地爆发了，“我从来都没问过你有没有和毛拉聊天，没问过你晚上有没有把她带进书房。是他告诉我的。”

“上帝保佑我们吧。”他看着钢丝网下黑污的玻璃屋顶说，语气过于虔诚。凯特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他的目光躲避着她。再也不会用责备的眼神瞪着她。他已经放弃她了，思想上，身体上。她以前一直以为相爱过的两个人在生活中会保留那份感情的微弱痕迹，但他不是这样。他已经摆脱她了。当然也留下了印记，但已经不再受影响，而她却不一样。她仍然心存恐惧，仍有性的需求，心里仍然怀着她所理解的爱。她再一次做出努力。

“你我之间，”她说，“就像一座火山，它会平息下来，然后再次爆发的。”

也许他认为凯特是在胡言乱语，也许他猜到了凯特的意图，他露出不想再听的神情。

“你知道吗，”他打断了凯特，“我第一次对你没有了爱的那天，哦，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那天我像被炸弹击中了一样，因为我发现，除了为自己，你永远都不会为其他任何人哭泣。”

“人不都是这样吗？”她说，“告诉我，有哪个男人或哪个女人不是这样？”她说。她想提醒尤金，当初他选择她不也是为了他自己的需求？他小小的独裁领地需要她这样一个女人—软弱、自责、顺从。自私是人皆有之的罪。

“当然有。男人为其他人献出生命。女人一辈子担忧的都是自己的青春。”

可他又做了什么？滔滔不绝地谈论什么战争、金钱和不公，自己却坐在家里沉溺于他个人的苦痛。还想方设法表现得高人一等。

她哭了起来，点了点头，然后又哭了起来。

“这就是你要见我的全部目的？”

“差不多吧。”她说。

他说得走了。

事务紧急吧。前院小道上的雪得去铲，茶得去泡，他的孩子得去养。已经完全成他的孩子了。他闪进了人群，成了众人中的一个，来来去去显然是有要事要做的众人。

她的大脑一片麻木，她找了个地方坐下，想理出个头绪来。她已经错失机会了。他似乎说要去长途旅行。他如果说要死去，那会让人宽慰得多啊。她意识到了之前未知的危险：孑然一身漂在世上的危险，失去能诱惑其他男人施她以父爱的那种少女魅力的危险。不仅是因为年龄；她身上已经打上了某种烙印，其他男人在一英里之外就能看出来。尽管依然年轻，她却已没有精力去哄劝另一个男人，向他求爱，喂养他，向他施爱，抚摸他，呵护他，她无法从头开始。她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她周围的一切，密密麻麻的鸽群、推着推车的脚夫、扩音器里嗡嗡播放着的录好的音乐。多年来，她一直背负在身上的沉重恐惧并未因他的最终退出而消除，反而加深了，压迫着她。几乎是为了验证这恐惧有多沉重，她站起来往前走，结果在路上撞见两个修女。修女，面容平静，过于白皙的手藏在宽大的黑色袖子里。亚麻和淀粉浆的味道，修女用手指捻灭的黑色烛芯正冒着黑烟，某个品种的百合花散发出令人窒息的甜味。有那么一瞬间，她回忆起自己在修道院里的生活，想到那时候的她是多么安全，多么木讷，又是多么完整无损。已经是那么久远的过往了。她给自己定下了任务，先绕一个书摊走二十圈，再去面对必将到来的未来。刺骨的寒气侵入她的身体，她的双脚已经潮湿—雪已经在绉胶鞋底和绒面鞋帮之间融化—但对寒气她并不在意。她大口喘着气，感觉到腋下疯狂地发起痒来，仿佛成群的虱子在那里爬来爬去地筑巢。对她而言，这毫无疑问正是恐惧的标志。

“走，走，走。”她嘴里说着。不知什么时候，一个男人走过，身边带着个小女孩，她怀里抱了个玩具娃娃。女孩慢吞吞地走着。

“加油，艾米丽，再走几步就到了。妈妈会很高兴的。”她听见那个父亲说。他拉着女孩的手，但和她之间有一臂的距离，仿佛拉的是只狗。

“我敢肯定你能喝顿好茶，我敢肯定。”他们向售票窗走去。出于某种强烈的冲动，凯特跟了上去。

“咱们要给你的娃娃也买张票吗？”那个父亲问孩子。

“妈的。”凯特说。就这么突然地、毫无计划地，这个词从她嘴中脱口而出，扑向男人那张松垮、没有下巴、年薪五千镑的脸。男人把目光转到一边，看向楼宇之间的远处，似乎没有听到。但他听到了，他把女儿换到另一只手臂中，以免玷污了她。凯特冲向一台巨大的体重器，想都没想就称起了体重。

“八英石—七磅[约54公斤。1英石等于14磅，1磅约等于0.45公斤。]。”一个带着浓重爱尔兰乡村口音的声音对她说。她回了话。这个声音绝对不可能是机器发出来的。

“你是从哪儿来的？”她问。他很可能会不好意思，以为她是在取笑自己，无疑很多人都那样干过。一面挂在学校墙上的灰布地图，已经被遗忘了那么久，现在又浮现在她眼前。地图上的那些地名曾经只是地名，现在却有了传奇的隐秘意味—科尔雷恩、巴利纳斯洛、阿赛。这些地方她从未去过，也永远都不会想去，但它们都是一个传奇故事的一部分，现在，这个熟悉的口音把这个故事唤了回来。

“我肯定知道那个地方。”她说。仍然没有回复。

“听说过锡尔弗迈恩斯吗？我就是从那儿来的。这个圣诞节我没回家，你回家了吗？”

她想，他吃的也许是烤鹅，里面塞着绵软、汁液饱满的烤土豆，还要加上羊杂。她想到了自己的父亲，诧异为什么父亲现在对她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听起来似乎极不公，一个曾对她产生过如此巨大的灾难性影响的人，一天里却并不会在她脑海中出现一两次。她醒着的那些时刻的每一分思想、每一缕呼吸都被尤金榨干了。

“说吧，”她对机器后面的那个人说，“我不能把一整天的时间都用来和你说话。”尽管，当然了，她可以。

她下来，从钱包里又掏出一便士，又称了自己的体重。他再次开口。他还在那儿。

“我敢肯定星期天在伦敦你会非常孤独。”她说，“我敢肯定你怀念那些领着几只猎狗、拿着一杆枪去田野的日子。”这是爱尔兰人热爱的一件事。

“拜托了，”她轻轻地说，“说说吧。”她敲着玻璃，等待着，等着先听到他的呼吸，再听到那个声音说“你好”或者“你从哪儿来”。在舞厅里打招呼时，这种声音就是那样说的。

也许过了二十秒。忽然有什么东西在她体内挣脱，她开始尖叫，捶打着遮住了那张被编了号的脸的玻璃。她大声辱骂着那张脸，几个月以来一直憋在她脑子里的所有想法都向它喷薄而出。她用语言也用拳头狠狠捶击，听到玻璃破碎，听到人们奔跑着喊出事了。她被擦鞋匠按住，救护车来了，然后她来到或者说回到了现实，也就是一家大医院的急救室。起先，她只是盯着手上的绷带，听着护士们的软底鞋在橡胶地板上走来走去。然后她想起来了，一件，又一件：他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走的；她把他们的谈话串在一起，然后想起自己对那个带着孩子的男人说了什么，接着是那台体重器，最后是她在发作前心脏的疯狂跳动。所有细节都被塞进了一个胶囊，那么小，那么紧，那么克制，她将永远把它带在身上。

一个护士问她是否还好，问她要不要打电话让丈夫过来接她。她们看到了她的婚戒。她说不用了，他还在旅途中，但她有个朋友会过来。护士让她去社工办公室打电话，一个护士站在旁边看着她打。她拨通了芭芭的电话。

“别来歌剧明星那一套了，到这儿来。”听凯特解释了自己的窘境之后，芭芭说。

“哦，你在等着我呢，主保佑你。”她只能这么说，万一医院不放她走呢。芭芭一听又发了一通火。

“我半个小时后到。”她说，然后挂了电话，跟护士说她的朋友在等她，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在她看来，一个人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就是场灾难，如同她曾见过的一个死在路边的女人，那女人的衣服卷到了膝盖上面，一只鞋里汪了一摊血。离开时，医院给了她一张卡片，让她一两天后再回来复查。她走上寒冷的街道，大口喘着气，她的力气已经被完全耗尽了。一次死里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