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之后，我们每星期都有三个晚上会见面。不见面的时候，他就给我寄明信片，后来变成了写信。他叫我凯特，说凯瑟琳听起来太“基尔塔坦”，他不喜欢，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每星期一、三、六，他都会在商店外面坐在车里等我。每次我一靠近他，都会感觉到一种奇妙的幸福感，会忍不住颤抖起来。一天晚上，他住在哈考特街上的一家酒店里，计划好第二天午饭时间和我见面，给我买件大衣。圣诞节快要到了，我的那件旧绿大衣已经很寒碜了。他给我买了一件灰色裙摆式羊羔毛大衣，带着红色绒毛领子。

“我现在离不开你了。”他说。我在店里转来转去，他在后面看这件大衣怎么样。我希望他别看得太仔细了，我走路的姿势比较僵硬，被人注视着就更不会走了。

“很合适。”他说。但我觉得有点显胖。

我们买下了这件大衣。我让售货员把我的旧大衣包了起来。售货员非常时尚，头发染成了月光色，穿着一套紫罗兰色店服，扣子一直扣到了下巴。他还给我买了六双长筒袜，店里又额外送了一双作为赠品。他说只是因为我们买得起六双就又免费得到一双，这样不道德，但我很高兴。

我想起了妈妈，想到她会有多喜欢这里。我知道，如果她有机会，一定会从香农湖底冰冷的坟墓里出来捡这个大便宜。我十四岁的时候，妈妈淹死在了香农湖里。我时常会有负罪感，因为我和他在一起这么快乐，但我很少见过妈妈快乐或者笑起来的样子。在这家豪华时尚的商店里，我想起了妈妈。她淹死几星期前的一天，带我去利默里克购了一天的物。她攒了好几星期的鸡蛋钱，我们虽然有不少田地，但从来没有过多少现金。爸爸酗酒成性，总是欠着债。妈妈还把几只老母鸡卖给了一个来收羽毛和杂物的人。在利默里克，她买了一支口红。我记得她在手背上试了很多颜色，考虑了很久很久才决定买哪支。那是一支泛着橙色的口红，装在一个黑金色的小盒子里。

“我母亲去世了。”等着找钱的时候，我对他说。我想告诉他关于妈妈的一些事情，能描述出她在生活里所做的那些平常的牺牲：她因为长期提鸡食桶，肩膀永远变成一边高一边低，她总会在我枕头下放一块巧克力，让我在受到父亲或狂风的惊吓时可以躲在床上吃。

“你可怜的母亲，”他说，“她一定是个善良的人。”

我们在一家离商店比较远的餐馆吃午饭，我担心一会儿回去上班会迟到。

我们走进一条石头路面的狭窄小巷去取车，他走在我后面说：“你穿着这件外套像安娜·卡列尼娜。”

我想这个安娜一定是他的某个女朋友，要不就是个女演员。

往回开的路上，我很鲁莽地问：“今晚你要不要来喝茶，来我住的地方？”芭芭一直缠着让我邀请他到家里来，这样她就可以和他打情骂俏了。

他说可以，我们说定了七点见。

我急匆匆地往店里赶，他在后面笑着喊我，让我小心点新衣服。我向他飞了个吻。

“你的屁股越长越大了。”他在我身后大声说，我差点晕了过去。店门口有顾客在等，都听到了他说的话。

趁伯恩斯太太没注意，我给乔安娜写了个字条，问晚上喝茶时能不能搭配一些特别的点心。这是个星期五，每个星期五我们都是用卷布丁配茶。每星期固定的连续几天，我们都吃同样的东西，乔安娜把这称为她的“新体系”。

威利把字条送到了乔安娜家，回来后用他冻得发青、饿得发白的嘴唇带了话：我的上帝啊，我可不会为这个有钱男人花钱弄任何奢侈品。

我在隔了两家的烘焙店给乔安娜买了个蛋糕。这个蛋糕挺贵的，上面撒着椰丝。我把蛋糕送了回去，还另带了一袋饼干、一罐蔓越橘酱样品。威利回来报告说，乔安娜把蛋糕放在一个罐子里了，这意味着她要收起来等圣诞节再吃。整个下午，我的心脏都在怦怦地跳，激动不已。又快乐，又焦虑。我还找错了两次钱，伯恩斯太太问我是不是倒霉期来了。最后，我因为情绪太过紧张，甚至都希望他最好别来了。他的脸一直在我眼前出现，他严肃的眼神，还有他太阳穴边凸起的青筋。然后我又开始恐慌了，怕他一旦看到我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就再也不会约我出去了。

乔安娜的房子很干净，但也很破旧。那是一座砖结构的联排房子，里面从上到下铺着油毡。乔安娜在楼下的门厅放了一块垫子（很便宜买来的）。家具都是深色的，很笨重，前厅里塞满了瓷狗、装饰品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钢琴上摆着一盆绿色塑料植物。

我回去时，芭芭已经在家了，还全副武装地打扮了一番。一定是乔安娜告诉了她尤金要来的事。芭芭穿了条格子裤，粗线开衫前后反着穿。深V领和扣子都穿在了背后。

我进门时听见乔安娜说：“姑娘们穿着带尖跟的鞋把地板都划坏了。”

我们的细高跟鞋在油毡上划出了印痕。

“我没别的鞋。”芭芭用她一贯的厚脸皮腔调无所谓地说。

“我的上帝啊，楼上到处都是你们的鞋，床底下、梳妆台下面，除了鞋还是鞋，全都是鞋，鞋，鞋！”

她们都注意到了我的新大衣。

“哪儿搞来的？”芭芭问。

“新大衣哦，羊羔毛的！”乔安娜说。她摩挲着袖口，说：“有钱啊，你是个有钱姑娘啊。自从我九年前离开我的国家，就再也没有过新大衣了。”她举起九根手指头，好像我听不懂数字似的，“把你的旧大衣给我，好吧？”她朝我咧嘴一笑。

“茶点吃什么？”我问。我是一路骑自行车赶回来的，胸腔都感觉到痛了。他随时都有可能进门。

“你还问我茶点吃什么！你知道茶点吃什么！”乔安娜说。

“可是乔安娜，我跟你说，他非常特别，非常有钱，总之非常不一样。他认识电影明星，还遇到过大明星琼·克劳馥[琼·克劳馥（1904-1977），美国著名女演员。]。哎呀，乔安娜，求求你了！”我夸大其词，试图打动她。

“有钱！”乔安娜说，嘴里强调着“r”这[英文“有钱”（rich）的首字母。]个发音，那是她最喜欢的词语，她唯一了解的诗歌。

“我告诉你哦，我是没有钱，我是个穷女人。可我是好人家里出来的，非常受人尊敬的奥地利家庭，我是从我自己的国家被赶出来的。”

“他也是从那里来的。”我说，希望能打动她。

“哪里？”她问，好像我刚刚侮辱了她。

“巴伐利亚，还是罗马尼亚，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我说。

“他是犹太人，对吗？”她的眼睛眯了起来，“我不喜欢犹太人，他们都有点吝啬。”

“不知道他是不是，但他肯定不是个吝啬的人，真的。”我说。我几乎要告诉他我的新大衣就是他买的了。

芭芭的推理速度很快，立刻就唱起了“你从哪里得到的那件外套”，用的是《你从哪里得到的那顶帽子》那首歌的曲调。

“父亲给我寄了钱。”我撒了个谎。

“你家老头自己都在救济院！”芭芭没穿胸罩，透过白毛衣都能看到她乳头的形状。

“吃什么茶点啊？”我又问了一次。

“卷布丁呀。”芭芭说。门铃突然响了，和芭芭尖亮的声音撞到了一起。我赶紧跑到楼上去扑点粉。

芭芭开门让他进来。

我换上了一件浅蓝色的裙子，浅色的衣服很衬我。裙子上有银色的水晶图案，像雪花飘落在上面，领口比较低。这是件夏装，但我想为他好好打扮一下。

我站在餐厅门口，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停了一下，听听她们和尤金说什么。我听到了他低沉的声音，还听到芭芭已经直接用名字称呼他了。我很别扭地走了进去。

“你好！”他站起来和我握手。芭芭挨着他坐，一只胳膊搭在他的椅子靠背上。低矮的天花板显得他的身形更为高大，小小的房子让我感觉很是羞愧。有他坐在这里，房子看起来更加破旧。蕾丝窗帘让烟熏得灰扑扑的，边柜上放的那几只笑眯眯的瓷狗看起来呆头呆脑。

“你找到这里没费劲吧？”我问，尽量装出落落大方的样子。很好笑，在自己家里见他反倒更加害羞了。在外面，我是可以和他聊天的，但在这里，我却为某些东西感到羞愧。

乔安娜端着卷布丁进来了，卷布丁用平纹细布包着，放在盘子里。

“我的上帝啊，太、太烫了。”乔安娜说着把盘子放到一沓自己做的餐垫上，餐垫是古斯塔夫用剩下来的油毡剪的。乔安娜把湿布打开。

“热腾腾的。”芭芭对尤金说，朝他挤了挤眼。白白的布丁看起来油腻腻的，让我联想到了尸体。

“我自己的，自己做的。”乔安娜自豪地说。她把布丁切成小块，刀切下去时，热山莓酱流到了盘子里。乔安娜把流出来的酱又舀起来抹到每一块布丁上。

“给我新来的好客人的。”乔安娜说着把第一块给了尤金。尤金摆摆手，说自己从来不吃糕点。

“不，不，不是糕点。”乔安娜说，“特别好的奥地利配方。”

“山莓酱的籽会塞牙缝。”尤金半开玩笑地说。

“那可以把牙取出来，呃？”乔安娜建议他。

“那是我自己的牙齿。”尤金笑了，“咱们就喝茶吧？”

“你不吃我做的东西啊。”乔安娜可怜的脸看上去像受到了伤害，咧嘴朝他努力傻笑着。

“是消化问题。”他解释说，“我腹部有个孔，在这儿。”他用手在黑色套头毛衣外面拍了拍腹部中间的地方。之前他请示过乔安娜可不可以把自己的外套脱掉，这件黑毛衣非常适合他，让他有一种圣徒般的清癯气质。

“是便秘吗？”乔安娜问，“我从自己国家带来的那个袋子还在楼上呢，叫什么来着，灌肠剂？”

“我的天哪！”芭芭说，“让他先喝茶行不行。”

“只是疼痛而已，”尤金说，“焦虑……”

“焦虑！不是有钱人吗？”乔安娜说，“有钱人还有什么可焦虑的？”

“整个世界。”他说。

“整个世界！”乔安娜大声喊，“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疯了。”说完担心有点越界了，又说，“可怜的腹痛，太可怕了，可怜的人哪。”她摸了摸尤金头顶有点秃的那个部位，轻轻拍了拍，好像尤金是她从小就认识的老熟人。不到一分钟，乔安娜就拿来一堆东西：莳萝泡菜、萨拉米香肠、黑橄榄、熏火腿，还有一盘自己做的杏仁饼干。

“哇！太棒了！”芭芭娇滴滴地说着，拿起一颗黑橄榄，两根手指捏着亲了一下。

“哦，错了。”乔安娜说着把黑橄榄拿了回去，“这些是专门给尤金先生的。”

“做得对，乔安娜，咱们外国人就是要团结在一起。”尤金说。但乔安娜刚走开去泡茶，他就给我们每人做了个火腿三明治。

“以前我为什么会以为女孩们都吃得很精致呢？”他看着果酱盘子说，这句话让芭芭笑得停不下来。芭芭现在又发明了一种新的大笑法。

她转向尤金说：“没有什么比一个文明绅士更让我喜欢的了。”

尤金坐着向她欠了欠身，微笑着看着她。

那晚，芭芭看起来是那么光彩夺目，她精致的小脸、小麦色的皮肤，不大的眼睛里闪耀着神采和机敏。她会让你想到一只正要从一个地方飞往另一个地方的小鸟。她的思维也很敏捷，而且让人感觉她时时活力十足。

“我曾经认识一个女孩，和你非常像。”尤金对芭芭说，芭芭只是笑着。

“特别好，最好的茶来了。”乔安娜说着进来了，端着银色茶壶和一个有凹坑的锡热水壶。

“好吧？不错吧？”乔安娜问。尤金端起杯子还没来得及喝一口。

“叹为观止。”他说。

尤金问起乔安娜的国家和家庭，问她是不是还打算回去。乔安娜又絮絮叨叨地说起她的哥哥们、她的好家庭，还有那些我和芭芭已经听过五千遍的长长的往事。

“把威士忌打开。”芭芭努努下巴对我说，示意尤金带来的那瓶酒。

“等她开始愁肠百结那一段时，她会打开的。”我说。

乔安娜忙着说话，没听到我们说什么。

“她现在到了愁肠百结的高峰了，已经过了她两岁、哥哥四岁时懒虫哥哥给她换尿布那一段。”芭芭说。

“我的哥哥们有一晚请我去看歌剧……”乔安娜继续唠叨。芭芭碰了碰她的胳膊，指着酒说：“给这个人来杯酒。”

乔安娜的脸拉了下来，看起来不太明白的样子，她问：“你喜欢喝茶，对吗？”

“是的，我其实不喝酒。”他说。

“有智慧的人，我喜欢你。”乔安娜高兴得笑了，芭芭大声叹了口气。

“千万别和一个爱尔兰店员姑娘结婚，”乔安娜说，“一定要娶一个你自己国家的人，娶一位女伯爵。”乔安娜这个蠢女人，以为我不会介意她这么说。我用烟头烫了一下她胳膊上的汗毛。

“我的上帝啊，你烧到我了。”她一下子跳了起来。

“对不起。”

这时另一个房客吉安尼进来了，乔安娜忙着把尤金介绍给吉安尼，混乱中我不需要再进一步道歉了。

乔安娜站起来给吉安尼拿茶杯和茶碟，顺手把酒藏在瓷狗后面。

“我就知道。”芭芭说，然后给自己倒了杯冷茶。

“抱歉。”吉安尼用意大利语说，意思是让芭芭把糖罐递给他。他是在装腔作势，还做出了一些自以为是的手势和做作的表情——我不喜欢这个人。他来乔安娜家的那天，正是我满心期待着和绅士先生一起去维也纳的那一天。刚开始我还辅导他学英语，和他一起去看了《偷自行车的人》。后来，他送给我一条项链，以为这样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了。一天晚上，在楼梯上，我拒绝吻他，他就火了，说项链花了他不少钱。我要把项链还给他，他却要我还钱。从那天起，我们就互不搭理了。

“又增添了新的肮脏的外国血液。”尤金笑着说。

“我是从米兰来的。”吉安尼感觉受到了侮辱。他是我见过最没有幽默感的人。

“她不会吸烟。”尤金给我递烟时芭芭说，我还是拿了一支。给我用火柴点烟的时候，尤金悄悄说：“你的眼睛和其他地方都化妆了。”我想起他曾在我眼皮上留下的潮湿的轻吻，想起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他讲给我听的那些悄悄话。

“你对意大利很熟悉吗？”吉安尼问他。

尤金从我身边转过头，把火柴放进玻璃烟灰缸让它自己熄灭。烟灰缸是古斯塔夫从穆尼酒吧的单间里顺出来的，刷的金底，上面印着几个红字：健力士啤酒有益于您的健康。

“我以前在西西里工作过。当时在做一个关于渔夫的片子，在巴勒莫住过几个月。”

“西西里不好。”吉安尼说着幼稚地做了个鄙夷的表情。

看着他把香肠大口塞进嘴里，我心想，这个自私的傻子。他是男房客，所以有香肠吃。乔安娜有一种观点，即男房客应该吃得更好一些。我正看着吉安尼，事情发生了。我的香烟掉进了低领裙子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就是发生了。香烟就那么从我的两根手指尖滑落，然后我就烧着了。我立刻感觉胸口被烫了一下，一股烟从领口往上升起。我大叫了起来。

“我着火了，我着火了。”我跳了起来。烟头卡在了胸罩下面，火烧火燎地疼。

“我的上帝啊，赶快给她灭火。”乔安娜喊叫着拉扯我的裙子，想拉下来。

“我的天！”芭芭爆笑起来。

“想想办法，快！”乔安娜喊着。尤金转向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就是为了引人注意。”芭芭说着，拿起那罐牛奶，直接灌进我的裙子里。

“好牛奶啊，上好的牛奶。”乔安娜说，但已经晚了。我已经让半罐牛奶给浇了个透，香烟自然也熄灭了。

“说实话，我还以为你是在开玩笑。”尤金对我说。

他尽量忍着笑，怕我心里感觉不舒服。

“可真是个傻姑娘。”不知道乔安娜是说我，还是说芭芭。我出去换衣服。

“你刚才究竟在干什么？发什么呆？”芭芭走到外厅来问我，“你可真是个大笨蛋。”

“只是在想一些事情。”我说。我当时想的是，怎么才能让尤金带我出来，离开这些人，我们可以去车上接吻。

“想什么，可以说吗？”我没有告诉她。我想的是他第一次吻我的那晚。很突然。那晚下着雨，我们当时正沿着利菲河往海关大楼和城里的方向走，他问“我吻过你吗”，然后就非常突然地吻了我，当时很多人正从一个电影院往出走。我胸口有点闷，头也发晕，不知道这个吻算是很迅速的还是拖长了的。那时直至以后永远，我都爱都柏林的那个地方。因为正是在那里，我把双唇覆在了我脑海中创造出来的那个他身上，海关大楼上斑斑点点的鸽子粪都变成了盛开在古老的墨黑色石阶和走廊上的白色花朵。后来到了车里，我品味着他舌头的味道，我们探索着彼此的脸，就像两只小狗见面一样。他对我说“小妖精”。我正想着这些，芭芭拉开我的裙子看烫成什么样了。烟头就在那儿，被浸泡成了灰白色，湿答答的，我的胸部被烫伤了。

“上楼去换衣服。”芭芭说。

“你陪我去吧。”我不想让她和尤金待在一起。看她刚才和尤金说话时的样子，尤金说什么，她都说“没错”，还露出两个酒窝，我已经开始嫉妒了。

“门儿都没有。”芭芭说。她一手抓着门把手，一手拢了拢蓬松的黑发，然后就又回到餐厅，坐在尤金身边。从后面看她的样子很傻，开衫反着穿，背后一排扣子，露出了晒得黑亮的一截V形后背。

我上楼使劲洒了几下她的香水，补了点粉，换了条裙子。

再下楼时，吉安尼正坐在老钢琴前，轻轻地弹着发黄的琴键，在众人的说话声中哼着一首什么曲子。餐桌推到了窗前，芭芭说我们要举行一场歌唱会了。她靠在边柜角上，用轻扬的清晨般的少女嗓音开始唱：

我希望，我希望，我徒劳地希望，

我的童年能再次回来，

可是我明白，童年永不会再来，

就像苹果永远不会结在柳树上面……

唱完了，我们正要鼓掌，她又开始唱下一首。这一首不可思议地甜蜜，也不可思议地悲伤。歌词讲的是一个男人在少年时代，曾在树林里见到一个女孩，后来他出去闯荡世界，他的世界里却一直抹不掉这个女孩的身影。副歌部分是“记着我，记着我，在你的余生，请记着我……”，唱到最后，芭芭的声音中有了一丝颤抖，好像这些词对她而言有着特别的意味。尤金说她的歌声像蜜䴕一样甜美。芭芭的脸微微一红，把袖子拉到了手肘上面，因为屋子里非常暖和。她把胳膊靠在边柜上，嘴里模模糊糊地说着好热，露出来的胳膊上有一层金色的绒毛，看起来是那么娇美。我看见他在看着芭芭，心里知道，她的歌声会经常萦绕在他的记忆里。

古斯塔夫进来了，乔安娜开了酒瓶，把酒倒进小利口酒杯里，这样能多倒几杯。芭芭和吉安尼断断续续地唱着歌。芭芭说既然我不会唱歌，就朗诵几句吧。

“我不行的。”我说。

“拜托了，凯特。”

“来吧。”尤金说。他刚唱了一首《强尼我几乎认不出你》，他的声音很放松，很好听。

于是我朗诵了帕特里克·皮尔斯[帕特里克·皮尔斯（1879-1916），爱尔兰诗人、作家、政治家、民族主义者。]的《母亲》，这也是我唯一一首能背下来的诗。在那个小小的闷热房子里，这首诗显得过于伤感了。我开始朗诵：

主啊，你对母亲何其冷酷，

孩子们来了，又去了，让我们痛苦……

芭芭嘻嘻笑着，大声说：“孩子们的补助金发了吗？”大家都笑了起来，我感觉自己是个傻子。虽然他说“真棒，真棒”，但我仍然恨他，恨他竟然和别人一起笑。

芭芭又唱了几首歌，尤金把几句歌词写在了一张纸上，放进钱包里。芭芭的脸颊绯红，不是胭脂，是快乐的红晕。

“你很热吧。”尤金对她说，然后站在壁炉前为她挡住热量。

如此伟大的爱，再莫能及[出自《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苦涩地想着，看着他站在壁炉前朝她咧嘴一笑，因为这时古斯塔夫和乔安娜开始二重唱了。

对我来说，这个夜晚无比漫长，无比令人失望。他是十一点左右走的，离开时没有吻我，也没有说一句特别的话。

那晚，在睡梦中，我都在担心会失去他。早上醒来，我想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芭芭唱着《红丝带》，他那样笑着看着她。天气很冷，我踩在睡袍上将衣服穿上。窗户上结了一层白霜，高高低低的冰凌挂在窗框上沿。

我出门很早，这一天是星期六，我们最忙的一天，我想在货架上摆上充足的货品。

“哦，亲爱的。”我进门时伯恩斯太太和我打招呼。她出来从肉盘上取香肠和火腿片，肉盘放在柜台后面的大理石台上。我穿的是尤金送的那件大衣，伯恩斯太太羡慕地打量着。我说是尤金·盖拉德送给我的，伯恩斯太太瞪大了眼睛说：“什么？他呀！”

她还没开口，我就已经猜到她要说什么了。她警告我说，这是个已婚男人，天知道他曾毁了多少天真的小姑娘。

我心想，哪有什么天真的小姑娘。全都是像芭芭这样的放荡女孩，满眼都是狡黠。我问他是不是真的结婚了。

伯恩斯太太说一两年前在报纸上看到过消息。她记得自己当时是在医院做静脉手术，住院的时候读到了那张报纸。旁边病床的一个女的也对他评论了几句，说他还穿着有破洞的鞋时就认识他了。

“他娶了个美国女孩，好像是个画家还是演员什么的。”伯恩斯太太说。我脱下外套，任它落到地上堆成一团。我这时非常讨厌它。

“就该这么做，跟你说过的。”伯恩斯太太拿了黑布丁、两个鸡蛋，还有一些里脊火腿片进里面去了。

我闭上了眼睛，感觉到心一直在往下沉，往下沉。现在一切都得到了解释——他的有所保留，他乡下的房子，荒凉的加州海滩上那些啤酒罐和腐烂橙子的故事，他的独来独往。

悲伤一波接着一波地涌来。我站在那件堆成一团的新外套旁，想起了妈妈淹死的那个夜晚。我当时固执地守着傻傻的期望，希望那只是一个误传，希望妈妈会走进房间，问大家为什么要悼念她。我祈祷他其实并没有结婚。

“主啊，求求你，让他没有结婚吧。”我央求天主，但知道自己的祈祷是无望的。

我机械地把一罐又一罐食物摆到货架上，从木条箱里取出鸡蛋，用湿抹布一个一个擦干净。有不好擦掉的污渍，我就捏一点苏打粉放上去擦。然后我数出来半打干净鸡蛋，放进分格的盒子里，上面写着“新鲜土鸡蛋”。

两个鸡蛋在我手里碎掉了，有点坏了，那种坏鸡蛋的奇怪硫黄味从此在我心里永远都和痛苦联系在了一起。

我不时感到情绪暴躁，想大喊出来，但伯恩斯夫妻俩在厨房吃着什么油炸的东西，我什么都做不了。

十一点的时候，他打来了电话。商店里挤满了人，伯恩斯先生和伯恩斯太太都在柜台前忙着。

他听起来心情很好，打电话过来是邀请我第二天去他家里。他之前也说过一两次，要请我去他家。

“我很乐意见到你太太。真是没有想到，你没告诉我你已经结婚了。”我说。

“你从来没有问过。”他说，并没有表现出一点歉意。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尖刻，我感觉他打算挂电话了。

“你明天想来吗？”他问。我的双腿开始发抖了。我知道顾客们正在背后盯着我，在偷听我说什么。他们经常开我和男孩子们的玩笑。

“我不知道……也许……你妻子在吗？”

“不在。”停顿……“她现在不在。”

“哦。”突然，我感觉到一阵希望和模糊的狂喜，“她应该，没有去世吧？”我问。

“没有，她在美国。”

我听到了从身后收银台传来的铃声，知道如果再多打一分钟电话，伯恩斯太太就要一整天都给我脸色看了。

“我得挂了，现在特别忙。”我说。我的声音高亢、紧张。

他说如果我愿意，第二天上午九点来接我。

“好的，九点。”我说。

他先挂了电话。

那天，我断断续续地哭了好多次，在厕所里，还有其他地方。我给托德·米德打电话，想问问有关他婚姻的事，但托德不在办公室。所以，那天我什么消息都没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