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这一天是星期三，商店按惯例下午关门。

我带上裙子和鞋，去租衣服的店里还了，又去取了上星期三一个街头摄影师给我拍的照片。睡眠太少，喝的东西又乱七八糟，我浑身疲倦，精神紧张。真希望我是个有钱人，能喝一下午的咖啡，或买几件新衣服让自己高兴起来。

和往常一样，我去了道森街尽头的那家书店，每星期可以免费看一会儿书。我读了二十八页《女佣的女儿》，没有人来打扰，读完后出了书店。我和芭芭约好在奥康奈尔街碰头。

沿书店的石阶往下走时，我与他撞了个正着。在他发现我之前，我立马就看见了他，错愕得差点要逃走。

“哦，是你！”他一抬头，惊讶地说。他一定是想不起我的名字了。

“盖拉德先生，你好！”我说，尽量不让自己的激动表露出来。白天他看起来和那晚不太一样，脸更长一点，也更忧郁。是突然的阵雨让我们再次相遇。他进门廊里躲雨，我也进来和他站在一起。只是和他挨得这么近，我的身体就绵软无力，他身上带着一种好闻的味道。我盯着脚上那双可笑的白鞋。长长的鞋头，淋了雨，穿得又久，都已经发黑了。

“这些天都在忙什么，除了去舞会外？”他问。

“对，昨晚我们去了，特别好，乐队、晚餐，所有东西都特棒。”天哪，我心想，我简直乏味透顶，为什么我就说不出让人激动的话？为什么我就不能告诉他我对他的感觉？

“雨水在褐色的人行道上闪烁。”我突然能言善辩起来，真不是时候。

“闪烁？”他说，然后饶有趣味地笑了。

“是的，这个词挺好的。”

“确实。”他点点头。我想他一定觉得很无聊，我暗自祈祷来一场暴雨吧，这样我们就必须一直待在一起了。我想象雨水一点一点地往上升，淹没马路，淹没人行道，漫上台阶，漫上了我们的脚踝、大腿、整个身体，推着我们靠在一起，就像梦中一样，和生活中其他的一切都隔绝开来。

“要下得更大了。”我指着远处黑压压的一团乌云，都柏林越来越暗了。

“只是阵雨而已。”他说，我疯狂的希望破灭了，“去喝杯茶怎么样？想喝茶吗？”他问。

“我愿意啊。”于是，我们在雨中穿过马路，去了一家茶馆。

聊了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幸福让我说不出话来，我感觉是天主或者是什么冥冥之中的力量让我们再次相遇。我吃了三块蛋糕，他让我再吃一块，我拒绝了，担心会看起来太粗野。这时他问了我的名字。所以，他确实忘了我的名字。

“说一说，你都看什么书？”他问。我一看向他的眼睛，他就习惯性地微笑起来，他的眼神忧伤，但微笑很和善。

“契诃夫、詹姆斯·乔伊斯、詹姆斯·斯蒂芬，还有……”我突然停下来，意识到他可能会觉得我在卖弄。

“哪天我一定要借给你一本书。”他说。

哪天是哪天呢？我心想，眼睛看着他杯底的几片茶叶。我又给他倒了一杯茶，这次用了服务生这会儿才拿来的茶滤。茶水透过细密的滤网一滴一滴地往下滴。

“咳，可真是个摆设。”他说，我们便没有用茶滤，把它放到了一边的盘子里。

我知道芭芭在等我，我该去找她了，但就是站不起身来离开他。我喜欢他长长的脸、忧伤的神情，还有有力的双手。

“我常想，像你们这样的年轻女孩心里都在想什么。你呢，你心里常想些什么？”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后问。

我想你，我心想，脸有点发烫。但对他，我很乏味也很蠢地说：“我实际上也没什么好想的。我想的是买新衣服、度假，或者午饭吃什么，就这些事情。”

现在想起来，他当时叹了口气，我傻笑了几声以掩饰自己的尴尬，然后告诉他，有的女孩想的是怎么嫁给有钱人，我认识的一个女孩成天只想着保养头发，每晚都要洗头，每星期都会量一下长了多少，头发现在已经垂到半腰了，像一条金色披肩一样，但这也没能带给她多少快乐，因为她在这上面操的心太多了。

“你一般去哪儿度假？”他问。我叹了口气，因为我盼望的度假方式就是待在一个酒店里，在床上吃早餐。我从来没有在床上吃过早餐，除了在修道院时有过一两次，那还是因为病了，而且要在吃早饭前喝下一杯滚烫的番泻叶泻剂。玛格丽特嬷嬷会站在床边，看着你喝掉番泻叶，并告诉你，这药不光对你的身体有益，还有益于你的灵魂。

“我一般会回家。”

“家在哪儿？”

我告诉了他。

父亲已经从门房搬回家里住了，姨妈现在也住在我家。我尽量把家描述得好一些。

“你喜欢你家吗？”

“家里有很多树。那里很偏僻。”

“我喜欢树，”他说，“我一直在种树——现在有几千棵了。”

“这么多？”我说。我感觉他在吹嘘，我不喜欢吹嘘。

他看了看表，没有办法的，他肯定得走。

“抱歉，我约了四点要见个人。”

“对不起，耽搁你的事了。”我们站起来时，我对他说。他付了账，从门后面的红木帽架上取下他的灯芯绒帽子。

“谢谢你，很高兴遇到你。”我们站在石阶上时他说。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他抬了抬帽檐，然后就走开了。我看着他逐渐走远。我把他看作一位黑面之神，转身弃我而去。我伸出手想唤回他，抓住的却只是雨。我觉得雨会无声无息地永远下下去。公交车上挤满了人，已经过五点了，我晚到了一个小时，芭芭火冒三丈。

“磨磨叽叽的，白痴。”芭芭说。我没说刚才碰到他的事。

我们喝了杯咖啡，过了一会儿，约好的泥汉也来了，我们又喝了杯咖啡。泥汉为之前发生的一切道了歉，给了我们五镑钱以补偿舞会的门票，然后打了辆出租车把我们带到了哈罗德十字区的赛狗场。

接下去的星期三，我又去了道森街，在书店门口站了两个小时，但是尤金·盖拉德并没有来。下一个星期三，他还是没有来。再下一个星期三，仍然如此。

我等了四个星期，一直在周围转悠，期待能看到他的身影，看到他羊羔毛领的黑色长大衣。我想象他正坐在罗伯特咖啡馆，看着黑发女孩们。他说过，他喜欢黑头发、黑眼睛和非常白皙的皮肤。他说这样的相貌里有一种宁静的感觉，他很喜欢。我也坐在罗伯特咖啡馆里，想他。那天他没吃土豆，吃饭的时候喝的是水，于是我也在吃饭的时候喝水。乔安娜家的自来水永远都不是你想象中那种清凉闪亮的，但做他做过的事情让我感觉非常好。

我在周围转着，等待着，坚信一定能遇见他，这种狂执的希望让我精神振奋。我几乎能闻到他的味道，看到他手背上黑色的汗毛，看到他傲然的步伐。但是，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我没有遇到他。一次，我看见他的车在莫尔斯沃思街上停着，我在一家关着门的毛线店门口等了好久好久，后来饿得等不下去了，只好回了家。第二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邀请他下一个星期三和我一起喝茶。

一星期过去了，我走到饭馆门口，感到无地自容。他已经在里面了，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前，正看着报纸。

“凯瑟琳。”我进门的时候他叫我。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你好。”我说。我有些发抖，想着要不要为写信邀请他而道歉。我坐了下来，身上穿着旧大衣，脖子上围了一条新的蓝丝巾。

“大衣脱下来吧。”他说。我滑下大衣，让它搭在椅背上。

“我总是想不起来你有多漂亮，但一看见你就知道了。”他仔细地看着我的脸说，“风华正茂啊，我喜欢你的脸蛋，像北环路自行车赛车手的脸。”

我的脸颊总是红红的，不管用多少粉都遮不住。他点了三明治、蛋糕、司康饼，还有饼干。我很忐忑，担心得由我来买单，因为是我邀请的他，但我钱包里只有十先令。他一只手肘支在桌子上，手握拳撑着下巴。他的眼睛歇息时，眼皮会稍稍垂下来，等眼皮再抬起来时，棕色的眼睛会睁得大大的，这时他眼里含着的温柔令人惊讶。他面容坚毅，神色威严，眼神里却充满了慈悲。

“呃，”他说，抬起头微笑着看着我，“现在我们坐在这儿了。”他下巴上有一点干了的血迹，是刮胡子的时候划到了。

“希望你不介意。”我说。

“不会，不会介意。其实我挺高兴的，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时不时就会想起你。”

“五个。”我急忙说。

“五个什么？”

“五个星期。你认识我五个星期了。”他笑了，问我是不是还记日记了。我心想，他真是个狡猾的人。

“说说你的社交生活吧？”他说。我咬了一口千层派，舔了舔嘴唇。

“我就觉得我会和你交往。”我直说了。

“我知道，但是……”他不往下说了，手里摆弄着糖钳，“你知道，这事很难。我会很坦诚的，我不想卷进来。也许出于我天生的清教徒一样的谨慎吧，你和芭芭都是很好的女孩，我这个年龄，应该知道什么事情不该做。”

这里没有芭芭的事，我想，于是对他说：“你说的‘卷进来’是什么意思？”我的声音哽住了，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

“你是个好女孩。”他说着把手伸过来，轻轻抚摸着我的手腕，我问他能不能过一段时间就一起喝次茶。

“我们现在就在喝茶。”他说着朝银壶点点头，“我们还可以吃饭的。”

“吃饭！”

“吃饭！”他模仿着我惊讶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语气。

那天，我们一起吃了晚饭，然后把车开到了克隆塔夫，沿着牛墙慢慢地走。这是11月里一个温和的夜晚，雾气蒙蒙。他拉着我的手，没有紧握我的手指，也没有把我的手指和他的交叉在一起，只是那样很自然地握在他手里，就像你握着一个孩子的手，或妈妈的手。

他说起美国，他在那里生活了好多年，在纽约和好莱坞都住过。

海面平静，波浪安静地拍打着礁石，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不好闻的海风味道。我搞不清这会儿是在退潮还是在涨潮，刚开始往往是很难判断的。

“是在退潮。”他说。我相信他，他说什么我都相信。

我们沿着水泥码头散步，一起分享着一支烟。远处的海上传来了雾笛的鸣声，海港上的灯光连成了一条线，像一条闪亮的项链一样蜿蜒着，伸向迷雾之外。灯塔一闪一闪地向四面八方发送信号。我喜欢看它有节奏地一明一暗，向远处漂浮在孤独海面上的船只闪着信号。我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在等着其他人向他们走来。终于有这么一次，我不再感到孤独，因为我正和想要在一起的人待在一起。我们一直走到码头的尽头，看着礁石，看着水面，看着海草缠绕在所有东西上面。他说起了另一片海，遥远的太平洋。

“以前在洛杉矶，工作日忙得喘不过气时，我就开车到海边去。加州的天总是特别蓝，刺眼的蓝，人行道晒得滚烫，一张张晒得黝黑的脸上充满捕食的欲望，热切地低吼着他们没有意义的梦想。我喜欢下雨，喜欢僻静……”他静静地说着，一直在打着手势。我只能看到他脸的轮廓，在月光和我们俩一起抽的那支过滤烟闪烁的亮光下显得发绿的脸。

“你开车去的吗？”我问，盼望着他会不经意间，或有意地，透露出一些和他个人生活相关的事情。

“我把车开到那儿，走在太平洋辽阔的白沙滩上，海岸线很柔和，一边是焦油，另一边是钻油塔。我踢着空啤酒罐，想要回家。”

我觉得很奇怪，在他的这些回忆中，没有其他人，只有他。他的描述中只有那个地方、白沙滩、空啤酒罐，还有路边成熟的、要坏掉的橙子。

“你说起那些地方的时候，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在。”我说。

“是的，我天生就是个出家人。”

“可你不信天主教。”我立刻说。

他大笑起来，海浪哗哗地冲刷着海滩，几块大石头间有两个人在做爱，正急促地呼吸着。不知为什么，在这些声音中听到他的笑声，让人有些不安。他说天主教徒是地球上最固执的人，还说他们那种自我狂热让他感到恐惧。

在码头的尽头，我们看着脚下的水轻轻拍打着水泥墙。他告诉我，他小时候获得过不少游泳比赛的奖牌和奖杯。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都柏林，和母亲住在一起，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出去工作了。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他们。当时还是小男孩的他常常在海滩上爬梳沙子，找小东西。

“我常能找到硬币，”他说，“我总是这么幸运，总能发现一些东西。我甚至发现了你，长着狐猴一样的大眼睛的你。你知道狐猴是什么吗？”

“嗯。”我撒了个谎，担心他会问下去，赶紧岔到了别的话题上。

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他说：“很长时间没有和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度过夜晚了。”

“还有呢？”我看着他线条分明的脸庞问，想听他说说曾和他在一起的所有女人，她们用什么香水，聊什么话题，他们是怎么结束的。他说二十五岁之前，他一直在各种行当里当学徒——电影院放映员、花园园丁、电工，没什么钱，对女孩子只能看看，就像欣赏美丽的花，或者在邓莱里港看船一样。

“是真的。”他转过来微笑着对我说。

这是个温暖的笑容，我向他靠过去，脸颊碰到了他毛茸茸的灰色外套。

那晚，他没有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