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酒店吃晚餐。尤金给一个门童留了话，如果有人打电话找他，就来餐厅叫他。整个晚餐期间，我都坐立不安，祈愿有人给他打电话，他过去接，接完再回来。不用说，我猜一定会是个女人。

我们喝了清汤，吃了面包糠烤羊排和炸薯条。他吃得不多。他习惯把袖子拉下来盖住手腕，手腕和手上的汗毛很长。浓密的黑色汗毛。芭芭说个不停，我没怎么说话，因为看着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一说话又不知道该怎么看他，难以平衡这两种快乐。他说，我的脸像一镑爱尔兰纸币上那个女孩的脸。

“一镑纸币在我手里从来就待不长，我都来不及好好看一眼。”芭芭说。

“下次好好看看。”他说。服务生过来了，给我们的杯子里添上了红酒。我很高兴，食物也很美味。

“盖老德[门童把“盖拉德”（Gaillard）说成了“盖老德”（Gay Lord）。]先生，盖老德先生。”一个门童喊着。我感到心痛，但也解脱了。

“你的，你的，你的。”我对尤金说。芭芭踢了我一脚，让我别那么激动，像个傻子一样。尤金说了声抱歉，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

从后面看，他挺帅气：高个子，身材清瘦，头顶尖尖秃了一块。

“真是魅力十足！”芭芭说。

“有钱！”托德补充了一句，还古怪地笑了笑。我感觉他是嫉妒了。

“值得考虑一下。”芭芭说。

“哈哈哈！”托德笑了，但从他那双小小的蓝眼睛里，我感觉到他似乎有些欲言又止。我突然有个想法，尤金可能已经订婚或者结婚了。

尤金回来了，我们尽量装作刚才没议论过他。

“非常抱歉，”他说，“但我必须先走一步了，要去机场送个人，是去美国的。事情很重要，不然我也不会就这么走了。”

我的心一沉，芭芭把刚舀满冰激凌的勺子放回了玻璃盘，好像听到她说了声“哦”。

托德站起来，一脸忧虑的样子，若有所思。我猜他是在担心得由他结账了。

“其实我也得走了，我家萨莉还等着我回家喝茶。”托德说这话的时候脖子都红了，“我送你去机场吧，正好顺路。”

我差点晕了过去，不会让我和芭芭结账吧，往后十年都得靠给人洗碗还债了。不过，还是尤金把账结了。

尤金和我们握了握手，道了歉，然后就走了，留下我和芭芭坐在那儿喝着咖啡就着酒。服务生似乎都很困惑，男的都走了，女的里面还有一个穿了双雨鞋，真是怪异的一桌人。

“天，我们的运气可真好。”他们离开后，芭芭说。

“我猜很多女的都要被他迷死了吧。”我说。

“真有格调。我想和他约会。”芭芭说。

但我只想知道，还会不会再见到他。

“咱们可以给他写信啊，”芭芭说，“你写，我签名。”

“信上说什么？”

“我怎么知道。”芭芭耸耸肩，看起了菜单。菜单最下方有一行字，写的是顾客如果愿意，可以去后厨检查。

“走，咱去玩玩。”芭芭说。

“不去。”我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坐在那儿，慢慢地喝咖啡，喝完再叫满脸困惑的服务生给我续上。我们还能再见到他吗？

“抓紧下手，”芭芭说，“我有个特绝的主意。”她的主意是我们买几张正装舞会的票，邀请他一起去，但跟他说这票没花钱，或者是抽奖抽到的。

“给你找个舞伴，托德，泥汉，或者其他什么人。”泥汉是芭芭的一个朋友，他在布兰察斯镇驯灰狗，真名叫博迪·库尼汉，但我们叫他泥汉，因为他几乎从不洗澡，说洗澡会损伤皮肤。泥汉块头很大，膀大腰圆，一头黑色的鬈发，脸色红润，看着乐滋滋的。

我们按芭芭的计划行事。这一星期结束时（我领工资的时候），我们买了四张舞会的票，时间是10月，在克利里舞厅举行。我们问托德要了尤金的地址，给他写了封信。那星期我俩都没给乔安娜付房租。

我们焦急地等待他的回复，等回信终于到来时，我几乎要哭了。他在信里告诉芭芭，自己已经多年没有跳过舞了，在这样一个快乐的场合，他担心自己会扫大家的兴，非常委婉地拒绝了。

“完了，咱们完了。”芭芭把信递给我。尤金的笔迹很难辨认。

“唉，我的天！”我说。我比预想中更为失望。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那场舞会上了，希望能和他再见面。

“生活怎么会这样！”我说。现在，我们有票，但是没男人，没钱，没舞会礼服。

“说什么都得去，绝对不能把这几张票白白浪费了。”芭芭说。

“咱们没有皮草大衣。”我说。我们经常晚上去城里，看见人们盛装打扮去参加舞会，大多数女人都会在晚礼服长裙外面套一件皮草大衣或披一条皮草披肩。

“去达姆街的那个店里租两件就行了。”芭芭说。

“那多硌硬。”

“坐在这堆垃圾里，眼睁睁看着这四张破票扔壁炉上废了更硌硬。”

“我们没钱租礼服的。”我说，突然觉得很高兴，这不就轻松解决所有问题了吗？我对跳舞根本就没兴趣。

“把身体卖给外科医学院就行了！”芭芭说，“等你死了，医学院就会派人来收尸，医学生们把你放在桌子上，脱光衣服，卸成一块一块的。”

我说她肯定是在开玩笑，她说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干。

我想到了他，坐在豪宅里，全然不知自己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痛苦。我想象他家里的桌子应该是棕色的，桌面是真皮的，上面摆着无数钢笔、铅笔，还摆放着两瓶不同颜色的墨水，墨水瓶是别致的玻璃瓶。

“你可以在你打工的那个破地方偷点钱，他们给你的工资太低了。”芭芭说。

“那是一种罪！”

“那不是什么罪。阿奎那[即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生于意大利，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之一，被基督教会奉为圣人。]都说了，如果老板给你开的工资少，就可以偷他的钱。”

“阿奎那是谁？”

“不知道，反正是教堂里的一个大人物。”

我们最后总算搞定了。东借西借最终凑了五镑十先令，租了长裙，还租了银色舞鞋。芭芭的是一条白色镂空长裙，我的是亮紫色。这是店里唯一一条我穿着合适的裙子。

憧憬着那晚的舞会，我们特别兴奋，买了半磅芳香浴晶，两人一起泡了个澡。洗完后，我用粉扑遮盖芭芭后背的雀斑，她也给我的后背扑了粉，帮我扣上后面的扣子。我简直都呼吸不过来了，裙子太紧了。

“嘀——嘀——”九点钟，泥汉的车在外面摁喇叭，我们往楼下走，下台阶时撩起裙摆，以免弄脏。泥汉开的是他那辆蓝色面包车，他带灰狗去看兽医或干别的事情时都开这辆车。车上闻到的正是那种生活的味道。

我们开车去接埃蒙·怀特，他是个药房学徒，今晚做我的舞伴。埃蒙算个不错的男孩，只是嘴里不停在说“真好玩”“真好看”“真有趣”“真是好车”。

去舞会的路上，我们在北弗雷德里克街的一家酒吧停下来喝点东西。里面的顾客都盯着我和芭芭看，看我们身上穿着长长的旧礼服裙，肩上披着粗呢大衣。芭芭很难过，因为没有借到皮草。

“你喝什么？”泥汉拍着埃蒙的背问。

埃蒙戴着一枚圣心先锋戒酒协会的徽章，一定是从平时穿的西服上摘下来换到租来的黑西服领子上的。他说给他来杯番茄汁，泥汉一听便感觉受到了侮辱，芭芭说正好，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就给我们要大杯的吧。

整个晚上，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埃蒙跳舞，因为他是我的舞伴。“真好玩，真好玩。”埃蒙不停地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正式舞会。平滑的地板，粉色的灯光，两个乐队，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纸玫瑰，布置精美的晚宴桌，一切都让他啧啧赞个不停。我的裙子没有肩带，埃蒙热乎乎的粉红色双手好像整晚都在我背上放着。埃蒙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眼睫毛也是金黄色的，皮肤是粉红色的，让我想到了老家的小猪。

泥汉和他不一样。

“你是个高贵的女人。”后来我和泥汉跳舞时，他这么对我说。当时我穿着租来的银光闪闪的鞋子，心里在想以后不知有没有机会和尤金·盖拉德跳一曲华尔兹。他没能来，我很高兴，不然他就会看到我穿着这件傻乎乎、灰扑扑的长裙，嘴里还说着蠢话逗别人开心。

晚饭我们喝了酒，和平时一样，泥汉又喝多了，开始耍酒疯，大喊大叫起来。他把菜单卷成一个筒，凑在嘴边吼叫：“起来，爱尔兰共和国！起来，诺埃尔·布朗[诺埃尔·布朗（1915-1997），爱尔兰政治家，曾任爱尔兰国家进步民主党领导人。]！起来，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2016），古巴政治家、军事家、革命领袖。]！起来，我自己！”

埃蒙吓坏了，起身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他是戒酒协会的，不能理解为什么酒能在人身上激发出这么快乐的疯狂。

两点钟的时候，所有人都欢快得不得了，乐队的乐手们也在场子里扔起了纸帽子，我和芭芭要把泥汉送回家。泥汉喝得酩酊大醉，开不了车，我们只好把他的蓝面包车留在那儿，打了辆出租车。但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有意思，认识他一年了，却不知道他住哪儿。都柏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知道他常去的酒吧，却不知道他家在哪儿，只好把他带回我们自己家，拖到乔安娜家会客室的马鬃沙发上。

“芭芭，凯瑟琳，告诉你们一件事啊，你俩，高贵的女人，两个高贵的女人。帕内尔[查尔斯·帕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是骄傲的男人，骄傲地阔步前进，骄傲的人，那就是可爱的人，酒瓶传过去。再喝点吧，服务员，服务员……”他拿着一张一镑的纸币在空中挥舞，以为自己还在舞会上。

“睡会儿吧。”芭芭说着关了灯。泥汉的声音也随着灯光的熄灭低了下去，不到一分钟，就传来沉重的呼吸声。我们知道六点半就得起来把泥汉弄出去，到七点，乔安娜的闹钟就响了。

“只能睡三小时了。”芭芭说着，一边把我裙子后面的搭扣解开，帮我把裙子脱了下来。带撑托的新胸罩在我身上勒出了两道红印。

“这得索赔了。”芭芭看见我那两道红印说。我们连脸都没洗就上了床，等醒来的时候，感觉脸上的粉就像糊了一层泥一样。

“哦，天哪！”我赶紧叫芭芭，因为听见泥汉正在楼下喊：“姑娘们，姑娘们，没男厕所啊，什么服务都没有——让我去哪儿？”

我俩赶紧跑到楼梯口让他闭嘴，但是乔安娜已经早一步出来了。

泥汉看见乔安娜从楼上朝他冲下去，乔安娜身上穿着宽大的红睡袍，一头灰白的头发编成辫子搭在背后。

“小偷！小偷！”乔安娜大叫起来，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她就按下了灭火器按钮，启动了安在楼梯顶端那面墙上的小灭火器，液体对准泥汉喷了下来。

“我要报警！”乔安娜喊叫着，泥汉拼命解释，但他说的话别人根本就听不见。

“关掉那破玩意儿，他是我们的朋友。”芭芭说着往楼下跑了起来。

泥汉全身都糊上了一层黏糊糊的白色液体，看着像洗发水一样。他的衬衣湿透了，头发也湿透了，油乎乎地打着卷从脸上垂下来。

“他是我们的朋友，”芭芭沮丧地说，“天主保佑我们不受朋友的伤害。”

“你把这人叫朋友，啊？”乔安娜说。泥汉抓住栏杆，打算往楼上走。乔安娜挡住了路。

“我要去见个人，说说狗的事。”泥汉说着，掏出手帕擦着脸上的液体。

“什么狗？我没有狗，听见没有？”乔安娜大声喊，但泥汉推开她继续往楼上走。

“古斯塔夫！古斯塔夫！”乔安娜大喊，但我知道怯懦的古斯塔夫肯定不会出来。

“耶稣第一次倒下啦[出处同上一条注，苦路的第三处。]。”泥汉被棕色油毡上的一个裂口绊倒了，倒下去的时候还唱了这么一句。

芭芭跑过去把他拽了起来。我们把他带到卫生间，擦掉了他头上和脸上的东西。

“那老娘儿们是谁？什么人啊？”泥汉说着，照了照卫生间的镜子，看见自己两眼红肿，眼神疯狂，油腻的头发打着卷，咧嘴笑了。

“看看我这下巴的轮廓，芭芭，凯瑟琳，看啊。我本来可以当个电影明星，或者当个拳击手。”他说，“我和杰克·多伊尔[杰克·多伊尔（1913-1978），爱尔兰著名拳击手、歌手、演员。]，还有一个茉薇塔[茉薇塔·卡斯塔涅达（1916-2015），美国女演员，杰克·多伊尔的前妻。]。‘哦！茉薇塔，哦！茉薇塔！你脸上带着神秘的笑……’那个老娘们儿是谁……”

乔安娜啪啪地拍着卫生间的门。“离开我的房子。我可是在奥地利的好人家长大的，我的哥哥们不是医生就是公务员。”

“舞会？”泥汉说。

“你说的是什么舞会？”

芭芭把一条白毛巾塞进他嘴里，让他闭嘴，但他含着毛巾含混地哼着：“圣女维罗妮卡擦着耶稣的脸[苦路的第六处，犹太女人维罗妮卡用手巾（一说衣服）为耶稣擦拭脸上的血汗。]……”

“来吧来吧，我们一路跳着舞走过去。”芭芭说，她总算想办法把泥汉弄出了房子，让他去了公交车站。这时候，已经七点半了。

乔安娜在煤气炉上的锅里发现了十二个鸡蛋，显然是泥汉煮的，水已经烧干了。看到锅底烧焦了，乔安娜的火气又爆发了。

“你们今天就从我房子里搬走！”乔安娜说，“我这么好的锅，最好的锅啊。整整一打土鸡蛋，是给古斯塔夫做蛋酒的呀！还有我的灭火器。我的钱不是这么浪费的。告诉你们，要是成了穷光蛋，还不如死了算了。”她端起那锅煮成了焦黑色的鸡蛋给我们看，快要哭出来了。

“好啊，我们这就走。”芭芭说。她转身就要上楼，乔安娜一把拉住她晨衣的带子。

“你们不能离开我，对吧？我像个妈妈一样，对你们这么好[此处原文为德语“gut”。]，给你们缝衣服，给你们熨衣服。”

“我们马上就走。”芭芭说。

“别这样啊。”乔安娜的眼睛里已经有了泪水。

“我们再想想吧。”芭芭说。这时乔安娜看见芭芭正对我挤眼睛，立刻明白我们不会走了，于是又开始骂骂咧咧了。

我只想回去再睡一觉。但是，早晨已经来了，我必须收拾好，去面对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