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七点时，我们出发去镇集会厅。布伦南先生还没回来，我便没有收拾餐桌。玛莎上楼去做准备时，我把一块潮湿的餐巾盖在布伦南先生的三明治上面。我为他感到难过，他工作那么辛苦，还得了胃溃疡。

德克兰走在前面，他觉得和女孩们走在一起有损自己的男子气概。

太阳正在落下，在西边的天空燃起一片火红。从这片火红中，伸出几条染上了颜色的路。路的颜色不是太阳的火红，而是一种温暖的浅赭色。往高一些，天空是一片湛蓝，再往高，在我们的头顶上面，大片大片羽绒般的云朵在天空中宁静地飘浮而过。天堂就在那里。那里没有我认识的人，除了村里那些已经离世的老妇人，但她们都不属于我。

“我妈咪是这里最漂亮的女人。”芭芭说。事实上，我认为我妈妈才是最漂亮的，她有一张圆圆的、苍白的、让人心碎的脸，一双灰色的、充满信任的眼睛。但我没说话，因为我现在住在芭芭家里。玛莎是很好看，夕阳，也可能是她的珊瑚项链，让她的眼睛蒙上一种神秘的橙色光泽。

“叮叮叮，叮叮叮——”希基骑着自行车从我们身边经过。希基的自行车真让我觉得可怜，总感觉它会被他的大块头给压塌了，车胎都是瘪的。车把上挂着一罐牛奶和一个草编筐，筐里有只母鸡在咯咯地叫着。这可能是要拿给灰狗旅店的奥谢太太。妈妈不在家时，希基常在那里招待朋友。我想妈妈清点过鸡的数量，不过希基可以说狐狸来过。狐狸经常在大白天蹿进院子里，叼走一只母鸡或一只火鸡。

前面，蠓虫成群，像一团团深色灰尘，在树下嗡嗡地飞着。从我们路过铁匠铺那段路起，我的耳朵就开始痒了，那里有一片山毛榉树丛。

“快一点。”玛莎催我们。我加快了脚步。玛莎想坐在前排，那是重要人物坐的地方。医生的太太、绅士先生，还有康纳家的女儿们。康纳家的女儿们是新教徒，不过很受人尊敬。她们坐在自家的旅行轿车里，经过我们时鸣了声汽笛，那是她们问好的方式。我们点头作为回应。轿车后座上有两只德国牧羊犬，我很高兴她们没邀请我们搭车，我很害怕德国牧羊犬。康纳家的女儿们在她们家大门上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小心有狗”。她们口音高傲，骑马，冬天还去猎狐。她们去赛马大会时，会带着可以坐在上面的手杖。她们从来没和我说过话，但每年都会邀请玛莎去她家喝一次下午茶，那是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爬上高高的水泥台阶，走进通往集会厅的长廊。售票室坐着一个肥胖的女人，我们只能看到她的上半身。她穿着一件深紫色的连衣裙，上面缀满成千上万个小亮片。她的眼睫毛上挂着睫毛膏碎屑，头发也染成了深紫色，好和裙子搭配。那些亮片闪烁着，好像在她的裙子上不停地晃动，看得人眼花缭乱。

“她奶奶在跳舞。”芭芭说，我俩偷偷地笑了。我们一边窃笑，一边为玛莎拉开左右两扇门让她走进集会厅。玛莎喜欢闪亮登场。

“孩子们，别笑了。”她说，好像我们不是她带来的。

一个搽着粉的演员看见我们，笑容满面，走到前面帮我们找座位。玛莎刚给了他三张蓝色的票。

我们进来时，后面几个乡下男孩吹起了口哨。他们惯于在女孩进来时站在后面对她们评头论足，如果是个漂亮女孩，就吹几声口哨，或者哈哈大笑。这些男孩都穿着旧衣服，不过估计大多数都穿上了星期天才穿的好鞋子，而且能够闻到他们身上浓重的发油味道。

“没教养。”玛莎低声说，这是她评价她丈夫的大多数客户时最喜欢用的一个词。有个男孩向我微笑，他头发乌黑鬈曲，面色红润，一脸快乐，我知道他是曲棍球队的。

我们坐在第一排。玛莎挨着康纳家的大女儿坐，芭芭挨着玛莎坐，我的座位挨着芭芭再往外。绅士先生坐在靠里面的位子上，旁边是康纳家年龄小一点的那个女孩。我坐下时看到了他的后颈和领子上沿。知道他就坐在那里，我很高兴。

集会厅里几乎是漆黑一片。黑布窗帘拉开，遮住了窗户，窗帘四角固定在窗框上。舞台前的六盏油灯发出微弱的光，借着这光，人们连座位都看不见。两盏灯还冒着烟，把灯罩熏得乌黑。

我回头看能不能找到希基。我的视线扫过一排排椅子，又扫过椅子后面的一排排凳子，接着再往后，在啤酒桶上搭着木板的那几排里搜寻。希基就在最后一排木板座位的边上，他旁边坐着梅茜。那是最便宜的座位。他们正在笑着什么。后排坐满了咯咯笑的女孩们。有鬈发的，有满头黑色小亮卷的，小亮卷垂到肩膀上，像是挂着黑嘟嘟的接骨木莓；女孩们湿润的眼睛像黑莓一般，她们咯咯地笑着，聊着天等着。莫里亚蒂老师和我们隔了两排，她微微欠了一下身，表示看见我了。杰克·霍兰正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铃声响了，灰扑扑的幕布慢慢拉开，到一半时卡住了。后面的男孩们发出一阵嘘声。我能看见脸上搽粉的那个演员正在舞台侧面拉一根绳子，最后他干脆走了出来，用手把幕布拉到了一边。人群中一阵欢呼。

舞台上出来了四个女孩，都穿着樱桃红上衣和黑色褶皱边裤子，头戴黑色礼帽。她们胳膊下夹着手杖，跳起了踢踏舞。要是妈妈也在这里该有多好。在刚才的激动忙乱中，我有一个多小时都没有想起来她。她看到表演一定会很高兴，尤其是听到我拿了奖学金，一定会更高兴。

女孩们跳着退了场，两个从左边走，两个从右边走。接着一个男人抱着一把班卓琴上了场，唱起了悲伤的歌。他可以把两个眼球对在一起，他一对眼，观众就哄堂大笑。

之后是一个搞笑短剧，两个小丑从箱子里爬出来又钻进去。然后，那个穿深紫色裙子的女人出来了，唱着《厨房求偶》[爱尔兰民歌。]。她向观众招着手，示意跟她一起唱，快结束的时候，观众终于跟着唱了。这真是个糟糕的表演。

“女士们，先生们！短暂的中场休息时间到了，大家现在可以购买彩票了，开演之前，马上抽奖！接下来要上演的，大家也许都知道，是独一无二、温暖人心、感人至深的《东林怨》[《东林怨》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亨利·伍德夫人的成名作，后被改编成电影、戏剧等表演形式。]！”脸上搽粉的演员卖力地说。

我没有钱，但是玛莎给我买了四张彩票。

“你要是中奖了，那就是我的。”芭芭说。绅士先生拿出一包香烟，让第一排的人传了过来。玛莎拿了一支，向前欠了一下身对他表示感谢。我和芭芭吃着土耳其软糖。

彩票售完后，那个演员下来站在油灯下面。他把副券放在一顶大帽子里，四下张望，寻找合适的人来抽出中奖号码。一般情况下，会让孩子们抽奖，大家认为孩子们应该是诚实的。他的目光扫过观众，最终看向我和芭芭，于是选中了我俩。我们站了起来，面向观众，芭芭选了第一个号码，我选了第二个。那个演员喊出了中奖号码。他喊了三次都没有任何回应，集会厅静得连一根针掉落都能听到。他又喊了一遍，正要让我们重新抽取两个号码时，剧场后排有人喊了一声。

“这里！在这里！”人们喊着。

“好，谁中奖了，请到前面来出示您的彩票。”大家都想中奖，却不好意思上台领奖。终于两个人从后面站着的人群里挤了出来，扭扭捏捏地沿着过道走上前去。一个有白化病，另一个是个小男孩。他们出示了彩票，各自领了十先令，一路小跑着回到了剧场后面的黑暗中。

“现在，我们欢迎两位美丽的朋友唱首歌好不好？”那个演员双手搭在我俩的肩膀上提议。

“好啊。”芭芭说。她总是会找一切借口展示她清澈、轻盈如清晨的声音。她开始唱：“早晨我走在小路上，这是5月的一个早上，我看见了妈妈和女儿，一起走在小路上。”我的嘴巴一张一合，假装也在一起唱。芭芭突然停下，胳膊肘戳了戳我，让我继续唱下去。于是，众目睽睽之下，我站在那里，嘴巴大张，似乎下巴脱了臼。我涨红了脸，溜回到座位上，芭芭站在那里继续唱。“真恶毒！”我小声说。

《东林怨》开始了，除了舞台上的声音，整个集会厅一片寂静。

这时我听到后排发出一阵骚动，还有脚步拖曳的声音，好像有人晕过去了。有人打着手电筒顺着过道走到前面来，到我们这排时，只见来的人是布伦南先生。

“天哪，他发现鸡肉了。”听到布伦南先生叫玛莎出去，芭芭对她妈妈说。布伦南先生猫着腰穿过座位，以免挡住舞台，他走到绅士先生跟前小声说了什么，然后两人一起出去了。听到门重重地关上，我舒了口气，总算走了。戏特别精彩，我一句台词都不愿错过。

但是门又开了，手电筒的光又向前移过来。我突然想到他们不会是来找我的吧，但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然而，真是来找我的。布伦南先生拍拍我的肩膀，小声说：“凯瑟琳，孩子，出来一下。”我踮起脚尖往外走，鞋子发出嘎吱的响声。我想是不是和我父亲有关。

外面的门厅里，很多人围在一起说着什么——玛莎、教区神父、绅士先生、法务官，还有希基。希基背对着我，玛莎在哭泣。告诉我消息的是绅士先生。

“凯瑟琳，你妈妈，出了一点意外。”他的话缓慢而沉重，他的声音在颤抖。

“什么意外？”我瞪大眼睛，疯狂地盯着每一张脸。玛莎用手帕捂着嘴，几乎哭得喘不过气来。

“一点小意外。”绅士先生又说了一遍，教区神父也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

“她在哪儿？”我快要疯了，急切地问。我要立刻见到她，立刻！但是没人回答我。

“告诉我！”我变得歇斯底里，马上又意识到这样对待教区神父太失礼了，就稍微缓和了一下语气，又问了一遍。

“告诉她吧，最好告诉她。”我听到希基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就转身去问他，但是布伦南先生摇摇头，希基两天没刮胡子的脸涨得通红。

“带我去找妈妈！”我一边哀求，一边冲出门廊，沿着水泥台阶往下跑。跑到最后一级时，有人一把抓住我的外套腰带。

“现在不能带你去，现在还不行，凯瑟琳。”绅士先生说。我觉得他们所有人都太残忍了，但不理解是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去找她！”我哭喊着，想挣脱他。我这时有无穷的力量，能一口气跑到五英里[1英里约合1.6公里。]之外的廷特里姆去。

“看在主的分上，告诉她吧！”希基说。

“闭嘴，希基！”布伦南先生喝止住他，把我带到了路边。路边停着几辆车，围了一群人，黑暗中每个人都在说着什么，吵吵嚷嚷，听不清楚。玛莎扶着我上了她家车的后座，正要关门时，我听到街上有两个人在说话，其中一个说：“他留下五个孩子。”

“谁留下五个孩子？”我攥住玛莎的手腕，哭着，念着她的名字，求她告诉我。

“汤姆·奥布莱恩，凯瑟琳。他溺水了，开船的时候，而且，而且……”这时她宁愿变成哑巴也不愿意说出口，但从她脸上，我已经知道了。

“妈妈也在船上？”我问。玛莎点了点头，抱住了我。这时布伦南先生上来了，发动了车。

“她知道了。”玛莎哽咽着对他说。之后我一丁点声音都没有听到。你什么都不会听到，谁的话都不会听到，因为这时候你的整个身体都在哭泣，为它失去的东西而哭泣。失去了！失去了！我不能相信妈妈就这样走了，然而我又知道这是真的，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了厄运的降临，我身体的每一寸都变得无比僵硬。

“我们要去看妈妈吗？”我问。

“再过一会儿，凯瑟琳，我们得先办点事。”他们把我扶下车，带我进了灰狗旅店。奥谢太太亲了亲我，让我坐在一个靠背后倾的大真皮扶手椅上。屋子里挤满了人。希基走到我跟前，坐在扶手上。他坐在了白色的亚麻沙发罩上，但没人在意。

“她没有死！”我对希基说，央求他，乞求他。

“从五点开始，他们就不见了。他们离开图伊的商店时是四点四十五。可怜的汤姆·奥布莱恩，带了两袋子的杂货。”希基说。事情一旦是从希基嘴里说出来的，那就是真的了。我双腿沉了下去，身体里一切都消失了。布伦南先生给我喂了一勺白兰地，又让我就着茶吞下两个白色药片。

“她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听到康纳家的一个女儿说。这时芭芭进来了，她冲过来吻着我。

“我要为那首破歌跟你说对不起。”她说。

“把这孩子送回家吧。”杰克·霍兰说。听到他的声音，我从沙发上跳起来，大喊着要去找妈妈。奥谢太太在胸口画着十字，有人把我放回椅子坐下。

“凯瑟琳，我们还在等兵营那边的消息。”绅士先生说。他是唯一能让我平静下来的人。

“我永远都不想回家！永远！”我对绅士先生说。

“不回家，凯瑟琳。”他回答。有那么一秒钟，他似乎想说“到我们家来吧”，但并没有说出口。他走到站在餐具柜旁的玛莎身边，对她说了什么，然后他们朝站在屋子另一头的布伦南先生招了招手，布伦南先生向他们走了过去。

“他在哪儿，希基？我不想看到他。”我指的是父亲。

“你见不到他，他在戈尔韦的医院里。知道这消息后他就昏过去了，他那会儿正在波塔姆纳的一个酒吧唱歌，有个列车长把这事告诉了他。”

“我永远都不要回家。”我对希基说。希基的眼睛从脸上突了出来，他不习惯喝威士忌，有人往他手里塞了一杯。每个人都在喝着酒，努力使自己从这场惊愕中缓过来。连杰克·霍兰都在喝着一杯波特酒。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我想出去，想出去找妈妈，哪怕是出去找她的尸体。这里的一切都极不真实，我的脑袋一片眩晕。烟灰缸里堆得溢了出来，整个屋子非常闷热，烟雾缭绕。布伦南先生走过来跟我说话，他厚厚的镜片后面的眼睛流着眼泪。他对我说，我妈妈是一位贤淑的女士，一位真正贤淑的女士，所有人都爱她。

“带我去看她吧。”我央求着。我不再激动了，我的力气已经耗尽了。

“我们再等等，凯瑟琳，我们还在等兵营那边的消息。我现在就过去看看有什么进展。他们正沿着河找。”他无力地伸出双手，做了一个手势，似乎是说：“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无能为力。”

“你就住我们家吧。”他说着，拨开遮住我眼睛的几根乱发，轻轻地把它们捋到后面。

“谢谢您。”我说。布伦南先生于是动身去兵营，就在一百米外的地方。绅士先生和他一起去。

“那艘破船早就烂了，我说过多少次了。”希基说，他对整个世界都非常愤怒，因为没人听他的话。

“凯瑟琳，能不能出来一下，有件私密的事。”杰克·霍兰从我的椅子背后探身过来说。

我慢慢站起来，尽管现在想不起来了，但当时一定是穿过屋子，走到了那扇白色的门前，门上的油漆基本上快掉完了。杰克扶住门，我走到门厅。杰克把我带到门厅后部，那儿有根蜡烛点在一个碟子里，火苗忽闪不定。杰克的脸上只是一片阴影。

他低声说：“上帝做证，我实在是不能那么做啊。”

“做什么，杰克？”我问。我并不在意，我感觉我可能会吐，或窒息过去。之前吃的药片和白兰地让我头昏脑涨。

“给她钱。上帝啊，我实在没办法，所有的东西都是老太婆管着。”老太婆是他的母亲，她整天坐在火炉旁的摇椅上，双手得了风湿残废了，杰克不得不给她喂面包，喂牛奶。

“上帝啊，我能为你妈妈做的都做了，你知道的。”我说我知道。

楼上的卧室里传出两只灰狗的呜咽声，那是死亡的呜咽。突然间，我明白了，我必须接受妈妈死了的事实。我号啕大哭起来，一生中从来没有那样哭过。杰克和我一起哭起来，一边哭一边用外套袖子擦着鼻子。

门厅的门这时被推开了，布伦南先生走了进来。

“没有消息，凯瑟琳，没有消息，孩子。回家吧，睡上一觉。”他说完去叫玛莎和芭芭出来。

“我们回头再试试。”他对绅士先生说。我们过了马路，走向车子。这是个清澈的夜晚，满天都是星星。没过多久我们就到家了，布伦南先生让我喝了一点热威士忌，又给了我一颗黄色药片。玛莎帮我脱掉了衣服。我跪着祷告：“上帝啊，请让妈妈活过来吧。”我祷告了一遍又一遍，但心里知道没有希望了。

我换上芭芭的睡袍，和她睡在一起。她的床比我家的要软一些。我向左侧翻身时，她也往左翻身侧躺着。她的胳膊从我腰上环过来，握住了我的手。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在黑暗中说。过了一会儿，她小声问：“你睡着了吗？”

“没有。”

“你害怕吗？”

“害怕什么？”

“她会出来。”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开始发抖。死亡到底有什么可怕的，让我们那么害怕死去的人会再回到我们身边？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妈妈比一切都重要，但如果这时门开了，她进来了，我会尖叫着喊玛莎和布伦南先生过来。这时我们听到楼下有什么动静，是砰的一声，我们钻进毯子里将头蒙住。芭芭说，那是死神敲门的声音。“去叫德克兰吧。”我在被子里说。

“不，你去叫他。”但我们谁也不敢开门走到楼梯那儿去。我母亲的魂灵穿着白色的袍子，就在楼梯口等着我们。

等我醒来时，枕头歪在一边，白床罩湿了一片。莫莉端着烤面包和茶过来，叫醒了我。她扶我在床上坐起来，从椅子背上拿来了我的毛衫。莫莉只比我大两岁，却像母亲一样体贴入微地照顾我。

“你难受吗，亲爱的？”她问。我说感觉有些发热，她便去叫布伦南先生。

“先生，来一下，这里需要您看看。我觉得她发烧了。”布伦南先生上前来把手放在我额头上，然后让莫莉去给医生打电话。

这一整天我都在吃药片，玛莎坐在我的房间里涂着指甲油，然后用指甲锉仔细地打磨。外面下着雨，窗户上蒙了一层雾气，什么都看不到，但玛莎说天气很糟糕。午饭后，电话铃响了，玛莎接电话时说“好，我会告诉她的”“太糟糕了”“好，我估计就是那样”。然后她上来告诉我，香农河搜遍了都没有找到他们；她没有说他们已经放弃搜寻，但我知道事实如此，我知道永远都不会有一座妈妈的坟墓，让我能把鲜花摆在上面。不知为什么，妈妈的死亡比我听过的任何人的死亡都更像是死亡。我又哭了起来。玛莎让我从她杯子里抿了一口红酒，叫我躺下，然后拿起一本杂志读故事给我听。那是个悲伤的故事，我哭得更厉害了。那是我童年的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