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走进外厅，芭芭就喊她妈妈：“玛莎，玛莎！”地上铺着瓷砖，可以闻到打过蜡的味道。

我们从铺着地毯的楼梯走上去，一扇门慢慢打开，玛莎探出了头。

“嘘，嘘！”玛莎示意我们悄悄进去。我们进了卧室，她轻轻关上门。

“嘿，讨厌鬼。”德克兰和芭芭打招呼，他是芭芭的弟弟，正啃着鸡腿。

大床中间放着一个盘子，里面有只熟鸡。鸡炖过头了，肉都散开了。

“外套脱了吧。”玛莎对我说，看样子她像是在等着我来，一定是妈妈打电话说过了。玛莎脸色苍白，但她的脸色一向都是苍白的。她有着圣母般的面容，眼睑总是低垂着，藏在睫毛后的一双眼睛大而幽深，看不到颜色，但会让人联想到紫色的三色堇，天鹅绒般的柔软。她脚穿一双红色天鹅绒鞋，上面镶着银色的亮片。她的卧室里飘着香水的味道、红葡萄酒的味道，还有一种成年人的味道。她正喝着红葡萄酒。

“老头呢？”芭芭问。

“不知道。”玛莎摇摇头。她平日里高高盘在脑后的黑发现在散下来搭在肩上，发梢略微上卷。

“为啥把鸡拿到这里啊？”芭芭问。

“你说呢？”德克兰说着，扔给她一截叉骨。

“这下老头吃不着了。”芭芭对着壁炉上方她父亲的照片说。她用右手瞄准她父亲，嘴里说着：“砰，砰！”

玛莎给了我一个鸡翅，我在盐罐里蘸了一下，然后吃了起来。很好吃。

“你妈妈要离开几天。”玛莎对我说。我再一次感觉到嗓子眼里堵了什么东西。我受不了别人同情我。倒不是因为玛莎很温柔可亲。她太美了，美到对一切都冷冰冰的。

玛莎就是村里人口中的放荡女人。大多数夜晚，她都会去灰狗旅店，穿一身服帖的黑色套装，上衣里面什么都不穿，只有胸罩。脖子上围着丝巾，在喉咙前面打成蝴蝶结。陌生人和旅行商贩都仰慕她。白皙的脸，涂着指甲油的手，蓝黑色的头发堆在头顶，圣母般的面容。在灰狗旅店的酒吧里，她高高地坐在吧台凳上；他们认为她是个忧伤的女人。然而玛莎从来都不会忧伤，除非百无聊赖也是一种忧伤。她的生活中只需要两样事物，她都得到了——酒和赞美。

“食品柜里有果酱松糕，莫莉放那儿的。”玛莎对芭芭说。十六岁的莫莉是她家的用人，来自乡下的一个小农场。她到布伦南家的第一个星期一直穿着雨靴，玛莎不高兴地责备了她，她说自己只有这一双鞋。玛莎经常打莫莉，莫莉一说要去镇集会厅跳舞，玛莎就把她锁在卧室里。莫莉告诉裁缝，“他们”，指布伦南一家人，每天吃着烤肉，却只给她吃香肠和剩下的土豆泥。这可能是编出来的，玛莎不是个吝啬的人，她把花丈夫的钱看作一种骄傲，也是一种报复。但和所有嗜酒的人一样，除了酒，她不愿意把钱花在任何别的地方。

芭芭端着一个玻璃盘子进来了，里面装了半盘松糕。她在床上摆好盘子，还有小碟子和甜点小勺。她妈妈把松糕往小碟子里分。松糕是粉色的，上面有一片蜜桃、一颗糖渍樱桃，还有切成片的香蕉，下面有一层松软不平的海绵蛋糕。我想起了我们自己家吃松糕的那些日子。我在脑海中能看见妈妈把松糕给我们分到盘子里，父亲的，我的，希基的，最后只给自己在碗底留了一小勺。我看见她生气了，皱起了鼻子，因为我说这样不好。我看见父亲暴躁地让我住嘴，希基嘻嘻笑着说：“给我们再多来点。”我正回忆着这些情景，听见芭芭说“她不吃松糕”，“她”指的是我。她妈妈就把本来给我的那份分给了他们三个人。他们吃着松糕，我咽着口水看着。

“玛莎，哎，老玛莎，你说我长大后会干什么？”德克兰问他妈妈。他抽着一支烟，学着把烟吸进去。

“离开这破地方，干点事出来，有点出息。当个演员什么的，那种刺激的工作。”玛莎照着镜子，从下巴上挤出一个黑头。

“妈咪，你以前出名吗？”芭芭对着镜子里的脸问。那张脸抬起眼睛，叹了口气，若有所思。玛莎以前是个芭蕾舞演员，后来为了婚姻放弃了事业，至少她是这么说的。

“你为什么不跳了呢？”芭芭问，虽然答案她已经很熟悉了。

“因为我个子太高了。”玛莎说着，起身离开镜子，在屋子里滑动着舞步，手里挥着一条红色乔其纱丝巾。

“太高了？老天，回答要一致的。”芭芭提醒她妈妈，她妈妈继续踮起脚尖滑着舞步。

“我本来可以从一百个男人里面选。在我的婚礼上有一百个男人为我哭泣。”玛莎说，她的孩子们鼓起了掌。

“有一个是演员，有一个是诗人，还有十几个在外交部门工作。”她一边说一边往梳妆台那边走，和她养的两条金鱼说着话，声音越来越小了。

“外交部门——比这个破地方强多了。”芭芭痛心地说。

“天哪。”玛莎说，因为这时传来了汽车喇叭声，他们都跳了起来。

“鸡，鸡！”玛莎说着把鸡塞进衣柜里，扯了一件旧睡衣盖在上面。衣柜里挂着几条夏天的裙子，还有一件白色皮草斗篷。

“快出去，去厨房做点什么——做作业去。”玛莎说着急忙取下牙刷，俯身在洗手池边刷起了牙。她家非常时尚，前面两个卧室里都有洗手池。她刷完牙也下楼进了厨房。

“可以了吧？”她凑近芭芭哈了口气。

“他会说你真是太爱护自己那口牙了。”芭芭大笑，然后听到她父亲从后门进来了，就板起了脸。他抱着一个大大的空细口玻璃瓶、一包打开的棉球，还有满满一鞋盒豌豆。

“妈咪，德克兰，芭芭。”他跟每个人打招呼。我在门后面，他看不到我。他的声音低沉、沙哑，还有一点讥讽的意味。玛莎跪着从雅家炉下层的烤箱里取出他的饭。这是一份煎猪排，已经放干了，还有煎洋葱，看着软塌塌的。玛莎把盘子放在精心摆好的银托盘上。妈妈常说，布伦南一家用刀叉和餐垫就能摆一饭桌。

“我以为今天要吃鸡肉，妈咪。”他取下眼镜，用一块白色大手帕擦拭起镜片。

“没脑子的莫莉没关菜橱的门，罗弗把鸡肉叼走了。”玛莎淡定地回答。

“蠢货！她在哪儿？”

“去逛了。”芭芭说。

“莫莉要好好教训，要罚，妈咪，听见我说什么了吗？”玛莎说听见了，她又不聋。这时我咳嗽了一声，好让他看到我，知道我也在。他背对着我，听到后赶快转过身来。

“哦，是凯瑟琳啊，凯瑟琳，亲爱的孩子。”他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分别在我每边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喝酒了。

“我倒希望啊，凯瑟琳，其他人，其他人，”他挥着手，“其他人和你一样又乖又聪明。”芭芭吐了下舌头，但他后脑勺上好像也长了眼睛，转身对芭芭说：“芭芭。”

“怎么了，爸爸。”芭芭甜甜地一笑，罗甘莓一样甜美的微笑，脸上显出两个凹得恰到好处的酒窝。

“你会煮豌豆吗？”

“不会。”

“你妈妈会吗？”

“不知道。”玛莎刚去客厅接电话，这会儿回来了，手里拿着地址簿，在上面写了一个名字。

“有人想让你去趟库里加诺瓦，一家姓奥布莱恩的人。他家有头小母牛快死了，很急。”说着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去那个地方的路线。

“妈咪，你会煮豌豆吗？”

“他们让你赶紧去，说上次去晚了马就死了，马驹也是生下来就瘸了腿。”

“蠢货，蠢货，蠢货！”他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他妻子，还是库里加诺瓦的那家人。他端起餐柜上的杯子喝起了牛奶，很大声，可以听见牛奶正沿着他的喉咙往下流的声音。

玛莎叹了口气，点了一支香烟。他盘子里的饭已经凉了，动都没动。

“最好查查怎么煮豌豆吧，孩子妈。”他说。玛莎轻轻地吹起了口哨，不理他。那样子就像她正走在一条满是尘土的山路上，吹起口哨是在给自己做伴，或者是用口哨声召唤一条撵着兔子穿过树篱又跑过田野的狗回到自己身边。他出去了，重重地关上了门。

“他走了吗？”德克兰在食品柜里问，他把自己锁在里面了。他父亲经常叫德克兰一起去，但德克兰更愿意坐在家里，抽着烟，和玛莎讨论自己的事业。他想当电影演员。

“我们今晚去看戏吗，玛莎？”芭芭问。

“越来越过分了！他干吗不自己煮那破豌豆。傲慢得不得了。我吃豌豆的时候，他那傻帽老妈还在给他们喂荨麻叶子呢！真是的！”我第一次看见玛莎气红了脸。

“你最好不要去看戏，你家老头说不定会很难受，然后吐得满地都是。”芭芭对我说。

“她要去的，”德克兰说，“对吧，玛莎？”

玛莎对我笑一笑，说我当然也去。

“好吧，如果绅士先生也去了，我要挨着他坐。”芭芭晃了晃脑袋，甩动着她的两条黑辫子。

“不行，你不能坐那儿，我挨着他坐。”玛莎笑着说。玛莎也有酒窝，但没有芭芭的深，也没芭芭的好看，玛莎的皮肤太白了。

“随便吧，他在都柏林有女人，是个合唱团的女孩。”芭芭说。她撩起裙子，露出膝盖，因为合唱团的女孩经常做这个动作。

“骗人精！骗人精！”德克兰喊着把装满豌豆的鞋盒朝她扔了过去。豌豆撒了一地，我只好跪下来捡豆子。芭芭剥开几个豆荚，吃着甜甜的嫩豆子。我把豆荚皮扔进了火炉里。玛莎上楼去收拾，德克兰则跑到会客室打开了留声机。

“谁跟你说的绅士先生的事？”我怯怯地问。

“你啊。”芭芭说，蓝色的眼睛肆无忌惮地瞪了我一眼。

“我没有！你怎么敢这么说？”我气得直发抖。

“你怎么敢对我说‘你怎么敢’——你可是在我家里！”芭芭说，然后就去洗脚了，为出门做准备。她在走廊里喊，问我妈妈是不是还在餐桌边的那个牛奶桶里洗脚。有那么一刹那，我好像看见了妈妈，她在灯光下清洗她可怜的鸡眼，泡软了好用刀片削掉。

外厅的落地钟敲了五下，天已经很黑了。外面刮起了风，一只桶在石子路上哐哐当当地被风吹着跑。突然下起了雨，芭芭在楼上对我喊，叫我赶紧去把绳子上的衣服收回来。冰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像子弹一样打在窗户上，感觉玻璃就要被砸碎了。我跑出去收衣服，浑身湿透了。我想到了妈妈，但愿她没有淋到雨。从我们村到廷特里姆村的路上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避雨，妈妈那么害羞，都不敢向路过的人家寻求一个避雨的地方。雨下了十分钟就停了，太阳从云层的裂缝里露了出来。草地上落满了苹果花，一根苹果树枝伸到厨房窗前，上面的雨滴连成了一道水线。我把床单叠好，凑近去闻着它们的味道，再没有什么比刚洗过的亚麻的味道更好闻了。床单还有点潮湿，我把它们晾在雅家炉旁边的架子上，然后上楼去了芭芭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