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在养育孩子方面的想法（或者说我母亲的想法，因为父亲对此不太感兴趣，把这活儿基本全权交给了她），比家里其他人稍微进步一些。性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不怎么令人愉快，但我相信，如果我们提问，母亲会给出诚实的回答，但她一定会感到尴尬，我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都没有问过。除了月经，我不记得她告诉过我什么别的相关事情。当然，说起月经，她也并没有将它和棘手的生孩子之类的话题联系在一起，只说那是发生在女人身上的一件无聊事，但所幸没什么伤害。她不跟我们讲“悄悄话”，也不给我们读什么儿童卫生手册，只是让我们和许多动物随便玩耍，而且从不禁止我们读任何书籍，无论其内容多么“成人”。她相信，有了这种自由，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关于性的一切，随后自然会形成一种健康的态度——用她的话来说，所谓“健康”，就意味着把它抛到脑后。基于同样的原则，我长大以后，她从不对我进行强制“监护”，而是允许我不受约束地和年轻男士们往来，希望她的信任能催生我可靠的品行。她很清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风气已经愈发自由，她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刻板得近乎有些荒谬，她也正处于一个摆脱约束的历史阶段，这时的人们普遍相信举止不同并不必然意味着道德感的差别，这真是个令人感动的历史阶段啊。“你知道我信任你。”她有时会紧张地这么说。她的这种态度，我一直很感激，一方面是因为她宽宏大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后果与她预期的截然不同。

要弄懂这些，只靠动物的帮助可不够。在八岁或十岁时，你可以知道所有有关母狗发情、公牛如何骑在母牛身上这类事，但并不会把这些和人类联系到一起。我是从手里偶然翻开的一本书里，发现了这件奇怪的、几乎不可思议的事实——人也会做动物会做的这些事——这个事实就像石头一样坚不可摧。我想，不管母亲的政策是什么，可能都不希望我们偶然看到玛丽·斯托普斯写的《有计划地成为父母》这本书，它又小又黑，被塞在一个底层书架很靠后的位置，但我十一岁时，还是偶然看到了。我们的父母真的会像书名建议的那样，仔细研读如何有条不紊地抚育我们吗？记忆里，我就带着这么一种略带嘲讽的玩笑心情将这本书抽了出来。

书里对性行为这件事有图示，还有清晰的描述，这无意中找到的答案让我既惊讶又激动。刚开始，我在兴奋的同时又感到沮丧，因为我曾见过那些笨拙、气喘吁吁、上下起伏的动物——难道人类也会这么没有尊严吗？但我在一两天内就克服了这种心情，并很快就借用斯托普斯博士那恭敬的语气，向我当时最亲密的朋友贝蒂解释说，我们之所以觉得丑陋，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丈夫，只要是和爱的人做这件事，就一定很美好。天哪，那可是整整一个星期啊！那年夏天，我在哈福德郡的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我还记得自己匆匆越过我家牧场和贝蒂家房子周围公园之间的栅栏，脑中充满了各种信息，简直就快要爆炸了，甚至迫不及待地把我的棉布连衣裙从缠着它的荆棘上直接扯了下来。首先是这个巨大的发现，将相关内容阅读再阅读，以消化这件事的基本原则；然后是迷人的细节（比如把毛巾放在臀部下面以保持床单干净，这倒是个好主意，多年以后，我“第一次”时就带着毛巾上了床，令我的第一个爱人觉得十分好笑）；紧接着是复杂的关注点转移，这行为如同信仰一般，让我将令人沮丧的事变成了一种渴望。

按照我母亲并不坚定的理论，后面应该是这样发展的：我和贝蒂对性完全了解以后，就会将其束之高阁，重新回到一心只想着动物、游戏和功课的状态，等待时机自然成熟。但情况正好相反，我们都沉醉于刚发现的这个显然是生活中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中，从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开始，我们就极少再想到或谈到其他话题了，直到几年后贝蒂的母亲发现了一封我写给她女儿的信，于是以我是个思想肮脏的小女孩为由，禁止我们继续保持友谊。但这件事很不公平，我确实比贝蒂接触到了更多信息，但她对这些信息的兴趣绝不亚于我。当然这件事也很丢脸，但我相信，母亲之所以不愿意帮助我们了解性，更多是出于害羞，而不是本质上对性的古板态度。我这么想的依据之一，是她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安慰我，说她并不对我们讨论这些事感到惊讶，她没有像我暗自以为的那样，把我看作一个怪物。

玛丽·斯托普斯教我了解事实，而匿名的英国民谣作家则证实了我的信念，即性就是快乐。在我获得启蒙之后的那个春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去贝克顿住。一般而言，外婆从不允许自己之外的任何人清扫外公的书，每年春天，她都会用丝巾系住头发，花上好几周的时间整理书架——先用掸子刷刷刷地轻拂一遍，再用按照古籍修复师的配方调制的某种油膏，快速擦拭那些原本就闪闪发光的书皮。一天，她正在打扫吸烟室，跪在地板上的一堆书中间，而我则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那些是什么？”我漫不经心地问，手伸向六本摞在一起的可爱的象牙色书籍中最上面的一本，这些书的书脊上，“民谣集”三个字闪闪发光。我沾沾自喜地问了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民谣通常是我的同龄人最喜欢的那类诗歌，但我其实觉得它们枯燥乏味，反而更喜欢伊丽莎白时代的奇思怪想或十八世纪的优雅（“爱神和康帕斯一起打牌/赌接吻”就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选自英国诗人约翰·黎里（John Lyly）的诗歌《爱神和康帕斯》（“Cupid and My Campaspe”）】，“你不会喜欢的，”外婆快速回答，然后又自言自语地加了一句，“真讨厌，不知道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她心里一定在想：“男人！”）

我立刻上了心，把这本书放回原处，然后谈起别的事来。当天晚上，我偷偷溜下楼，随便从这摞书中间拿了一本，带回了卧室。

我读到的第一首诗很长，也很枯燥，但讲的是阉割魔鬼，所以有些关于人体结构的段落。其他的诗歌就更激动人心了，整本诗集就是一场粗俗下流的狂欢，充斥着屎尿屁和性爱，呈现出一种狂笑、挑逗和淘气的氛围。我在狂热中读完了整整四卷，将它们藏在内衣抽屉里。可是，在某些方面，孩子们和大人一样轻信，所以我完全没料到会被大人们发现——他们当然会发现。奇怪的是，考虑到孩子们极少自己叠放衣物，大人们居然没有更早发现。谁也没说什么，我想，他们觉得应该淡化而不是夸大这件事，但当我去拿第五卷时，却发现整套书都不见了。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我敢肯定，一个酒鬼发现自己私藏的威士忌被别人拿走了时，就和我此刻的感觉差不多。

这些诗给我带来了生理上的兴奋，这是《有计划地成为父母》没有做到的。我脸色潮红，身子扭来扭去，贪婪地来回寻找最有性冲击力的段落，读这些书时的我看起来一定很不令人愉快吧。如果我现在发现一个小女孩读书时呈现出这副模样，一定会冲动地上前阻止她。但回想起来，我也没觉得这么做对我产生了什么坏处。贝蒂的母亲认为我“思想肮脏”，确实如此吧，因为我偷偷地干着这些自己也觉得不对的事儿。可是，说青少年“思想肮脏”又是什么意思？在父母从未强迫孩子往这方面去想的家庭里，“肮脏的思想”又从何而来？

无论成年人的理性方针是什么，他们行为的细微之处还是会暴露自己对事物的反应，而孩子们总能准确无误地捕捉到这些细微之处。比如忽然沉默的禁忌感，以及与排泄有关的经历也会产生影响，如尿床的“肮脏小女孩”，或仅仅是成人（或孩子自己）对有异味的夜壶流露出的厌恶表情，以上种种，都给人的隐私部位附着了污秽的想法。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东西，无论人们的态度多么“健康”，也肯定无法回避，那就是，性是一种行为活动。一旦了解，还想将它雪藏，可没有那么简单。一旦了解了性（除非被故意抹黑过），人们就会想去实践。然而，按照社会习俗及道德观念，孩子们还太年轻，不适合那样做，这就必然导致一段紧张和受挫的时期。“思想肮脏”就是一种，或者说其中一种缓解紧张的方式，这有什么可怕的？我曾经认识一位女士，把在教室里看到裸体画发出的笑声称为“不得体的笑声”，这种笑声的确并不迷人，但比起十来岁的孩子们生出不合法的小宝宝，笑一笑可以算是非常无害的替代品。我并不喜欢自己读那些民谣时的画面，但也不希望它从来没有存在过。

也许那些通过手淫来宣泄的孩子想到“性”的次数会比我要少。如果我还知道有这回事，我一定会沉溺其中的。只是我不知道，也没有很强的实践倾向，所以我也没有摸索出这种方式。但我依然怀疑就算如此，又会有什么不同？虽然我碰巧很早熟，但也注定要经历这样一个痴迷的阶段，由于父母的态度没有极端神经质，因此我也不太可能受到伤害。我现在相信，人一旦熬过了青春期的挣扎，对性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就会取决于其他因素，而非他所接受的“性教育”，例如，取决于想象力、诚实、温柔，以及对别人的共情能力——这些才是真正该让人操心的事，而不是小孩子满怀激情地在字典里查找粗话或从钥匙孔里偷窥这类小小的调皮行为。

虽然对性的痴迷贯穿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但它被我封闭在了一个密闭的空间，并没有蔓延，或者说几乎没有蔓延到我和男孩子的关系中。从九岁到十五岁，我正好处于这种热情的早期，却因为我爱上了一个合适的同龄男孩而受到了保护，他善良、温柔、勇敢、诚实、可靠，是我生命里最理性的爱。在我的白日梦里，他和我会在可怕的危险中互相拯救，然后融化在无尽的亲吻中，但在现实生活里，哪怕他亲一下我的脸颊，我也会大吃一惊，因为这根本无法想象。而他最接近表达爱意的方式，就是告诉他母亲，我做游戏时非常玩得起。只有一次，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丝真正的“性”的感觉。那是一个狂乱的下午，他从一个干草堆上滑下来，气喘吁吁地来到我身边。“他看上去红扑扑又黏糊糊的。”我这么想着，以为自己会感到厌恶，但突然之间，我涌出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把他那滚烫的脸颊贴到我的脸颊上。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原来如此，”我惊讶地想，“原来是这种感觉！”因为这次经历，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成熟又神秘。但这件事，我在和贝蒂的那些倒霉的通信里并没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