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的确大大改善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困局。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市易法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以上的富国之法，令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强兵之法中，保甲法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裁兵法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增强了军队战斗力。

这些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在王安石的指挥下，大将王韶主导熙河之役，率军击溃羌人、吐蕃的军队，拓边二千余里，收复了西北边陲熙、河、洮、岷、迭、宕六州，取得了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胜利。

宋神宗看见了这些变法之利，他深知老王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又承受着多少阻力。当王韶屡建奇功的捷报传至京师，宋神宗在紫宸殿亲手解下所佩玉带，当着百官的面赠予王安石，并说道：“洮河之举，小大并疑，惟卿启迪，迄有成功。今解所御带赐卿，以旌卿功。”

王安石眼含热泪，跪接了天子的玉带。

变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扰民、损民的弊端。王安石身居庙堂之高，又被奸臣小人蒙住了双眼，曾经深入基层一心为民的他，如今竟难以看清新法带给百姓的种种灾难。

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譬如说，免役法一出，连担水、理发、贩茶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役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竟比本钱还多，商贩们叫苦不迭，甚至有人以死相争。

再譬如说，保甲法的本意是维护地方治安与储备军事力量，平时乡兵夜间轮差巡查，农闲时集合军训，发生战争时则是正规军队的补充。可许多民众一听保甲法的政策，直接炸开了锅：平时要参加军训也就罢了，居然还要上战场打仗？可怜我们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平头百姓，上了沙场不就是去送死吗？

民间人心惶惶，甚至有人用自断手腕这般惨烈之举，来逃避保甲法。知府韩维将此现象报告朝廷，一时间物议沸腾。心系苍生的一众臣子接连上书，痛陈变法之弊。

面对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王安石的最佳拍档宋神宗都有些动摇了。看到百姓受苦受罪，宋神宗于心不忍，同时他很疑惑：“明明出发点是好的，可实施的过程中，百姓却深受其害。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除却触碰了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实行方式太过急于求成、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等因素，还因为变法期间，王安石用人不察，任用了许多奸邪小人，如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官方史书《宋史》中，《奸臣传》写了二十一人，而老王所用之人，几乎全部光荣入选，赫然在列。由这些“显眼包”去负责新法的执行和落地，最终效果可想而知。他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为排除异己不择手段，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结党营私。

本是利国利民的变法，经过这些小人之手，再落到百姓身上时，最终结果不免与变法初衷背道而驰。

熙宁七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着变法的害处。宋神宗日日满面愁容，想罢黜“法度之不善者”。而王安石依旧固执己见，他认为即便尧舜时代也有天灾，派人治理即可。

就在这人心动荡之际，看门小官郑侠绘制《流民图》，冒死献与宋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其图所绘灾民四处流离之惨状，令天子痛心不已，掩面垂泪良久。

曹太皇太后及高太后亦向宋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宋神宗的一腔热血逐渐凉了下来，遂罢免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王安石又一次回到金陵。群山依旧，可他多年前存放于山间的情志，却有了些许微妙的变化。

心境早已不复当年。

他踱步于清寂的山野，云烟草树缄默无言，山川流水如在安眠。四周很静很静，可王安石的心中波涛犹未定，他眼前看到的，皆是朝堂中动荡的光影。

老王罢相后，仍心心念念未竟的变法，他急需一个接任者。于是王安石奏请宋神宗，让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并非善类，掌握大权后，他担心王安石日后回朝，影响自己的地位，于是先在宋神宗面前背刺了老王一通，又借机陷害老王的弟弟王安国，使其被贬至偏远之地。

而老王对此浑然不知，他一手栽培提拔吕惠卿，与其推心置腹。王安石自以为眼光不差，识人无误。他的过于自信，不仅令变法大权旁落至小人手中，还连累了自己的家人，酿成大祸。这一点，正应了司马光所说的“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

老王离开后，吕惠卿等人极力劝说宋神宗恢复新法：“陛下数年以来，忘寐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陛下这么多年为了改革废寝忘食，终于想出如此完美的新法，家国方才有所裨益之际，却因狂妄之人的胡言乱语，新法全被废除，多么可惜呀！

一番动之以情的游说下，本就举棋不定的宋神宗决定继续新法。朝廷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熙宁八年（1075）的春天，王安石再次拜相。

风停，风又起。

此时春风吹拂，草长莺飞，老王在这烟花三月，即将告别金陵，重返政治舞台。前路为何，他尚不得而知；乡关在此，他仍心有眷恋。兰舟催发之际，王安石胸中已写就一首《泊船瓜洲》：

此次入京还朝，已是今时不同往日。即便王安石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可宋神宗对变法愈加失望，他想要力挽狂澜的热情，已消逝于流民无尽的泪水与哀叹之中。

老王复相后难以得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小人作乱，分裂严重，曾经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已然渐渐偃息。

熙宁九年（1076），谩骂与反对之声依旧无休无止，王安石迟疑了。他当然不怕千夫所指，可他怕黎民百姓真如《流民图》中所画的一样，过得那么凄惨困苦；他怕这不尽如人意的一切，皆是因变法而起；他怕再无可用之法，去挽救这个日渐衰弱的宋朝社稷。

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

细密的雨幕似层层垂帘，将王安石重重围困于其间。他是个唯物主义者，此时却不得不信苍天之怒。他忽然觉得一切都在远去，新法开始前那般美好的、近在眼前的图景，如今竟变得如此遥远。

当郑侠“去安石，天必雨”的预言一语成谶，大雨纷纷落下之时；当亲近的故友门生相继离开，满朝臣子的质疑与谩骂铺天盖地而来之时；当宋神宗一次次背过身去，对坚持变法的上奏不置一词之时，每一个这样的时刻，让王安石那颗热血沸腾的心，一点点地冷却下来。

这条既阻且长的路上，原来只有他自己。

位极人臣的花团锦簇，与一人独行的荒凉寂寞，重叠于此刻的王安石身上。他茫然地往前走，在不知不觉间，他的肉身和思绪都在迅速消散，化作一个个孤独的瞬息。或许，只有金陵那片连绵的群山，才是他得以暂栖己身的一处安土。

归去吧，归去吧。有个声音在心底说。

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宋神宗未准。同年，王安石心爱的长子王雱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三岁。王雱才高志远，积极支持其父变法，为确立变法的理论依据，参与修撰《三经新义》，即《诗义》《书义》《周礼义》。他还曾写下“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这般婉致清绝的妙句。王雱无疑是王安石心头的骄傲，是辅佐其父变法的强力支持。

如今，斯人已逝，他还那么年轻，前途无量。王安石悲恸欲绝，难以再重新振作。心若死灰，大抵如此。

落花流水仍依旧。这情怀，对东风，尽成消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