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当年那个自称“意气与日争光辉”的黑瘦少年，如今站在了天子身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顷刻之间，大宋王朝命运的走向，已悄然发生巨变。

王安石以富国、强兵、利民为变法目标，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富国之法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强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等。另外，在取士之道上，王安石倡导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诗赋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选拔经世致用之才，并在教学上实行太学三舍法。

王安石所提出的这些变法举措中，尤以青苗法、市易法最具有颠覆性。青苗法是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收取二分利息，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如此，既能帮助贫民度过田荒的时期，使其免受高利贷的盘剥，又能抑制土地兼并，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市易法，则是在重要城市设置市易务，当供过于求时，平价收购市场上的滞销货物，等供不应求、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如此，不仅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更有利于稳定物价及商品交流。

官府，相当于百姓的银行，贷款贷粮，便民利民，又调节市场，平抑物价，促进贸易，还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国家更为富裕。这样具有近代化思想的举措，竟出现在近一千年前的宋朝。

当近代东西方的改革家大刀阔斧地劈出一条条创新之路时，他们蓦然回首，才发现在遥远的中国，北宋时已有一个叫王安石的小老头，积极主动地带领举国上下，开启了走向近代化的初次尝试。

这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引起了满朝争议。而争议的核心点，在于如何处理财政危机。朝中臣子，大致分为新旧两党，即变法派和保守派。变法派中，王安石当仁不让地站在了“C位”，当朝天子为其撑腰，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人皆是主力队员。而曾与王安石交好的司马光，成为反对变法的核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保守派中，还有韩琦、欧阳修、苏轼等一众名臣，大咖云集。

保守派认为要省钱，“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蛋糕只有这么大，朝廷与官府分得多，百姓自然就分得少，所以，要以“节流”为目标，大家一起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

王安石则认为要搞钱，“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整顿国家的财政收支，并且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开源”为目标，源源不断地创造更多的财富，把整个蛋糕做大，方能富国富民。

对于王安石的理财之道，司马光很不赞成：“你那是利国利民吗？明明是与民夺利！再说国家怎可放下身段，发展商业，追求利润？士农工商，商为末流。如此作为，视传统礼教为何物？视祖宗之法为何物？简直有悖纲常，翻了天了！”

王安石丢给保守派十五个振聋发聩的大字：“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处于下风的保守派不甘示弱，司马光与老王经常在朝堂上吵得面红耳赤。小时候砸缸救人的司马光，如今把王安石的变法当成了缸，非要砸了不可。而他反对变革的出发点，亦是为了国家百姓。司马光认为变法操之过急，必定劳民伤财，且有庆历新政的失败案例在先，如今应等待时机，谨慎改革，徐徐而图之。

一心变法的王安石完全听不进去。还等？再等大宋都亡了！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冲就完事了。

让保守派无奈的是，此时的宋神宗，被老王新锐的变法思想拿捏得死死的。这个励精图治、积极进取的少年天子，好不容易在一众因循守旧的大臣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王安石。宋神宗坚定地和老王站在统一战线，朝中大臣曾公亮有云：“上与安石如一人。”——君臣俩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如影随形，志在变出个名堂来。

司马光叹了口气：“我的傻陛下哟，到底是太年轻。不知道咱们国家会给祸害成啥样，简直没眼看。老王，你继续折腾吧，我不奉陪了。”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由于和王安石水火不容，司马光主动请求下野。对于老王的为人，司马光仍然是欣赏的，只是两人在治国之道上彻底闹翻了。离开汴京前，司马光写了一封《与王介甫书》，直言：“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老王的人品无可指摘，只是错在太自信、太激进。司马光还说：“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这句话原本出自《左传》，意思是即使朝廷秉承着体恤百姓之心，订立极其宽松的法制，下属官员执行起来都会层层加码，弊害多多；倘若是本着贪心而制法，岂不是更加危害无穷？

砸缸小能手司马光砸不成王安石的缸，便跑去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

而他劝诫老王的话，很快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