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元元年，西北党项首领嵬名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双方外交关系彻底破裂，西夏发兵南下攻宋。异族的铮铮铁骑踏碎了边境的和平安宁，也惊醒了宋廷的盛世清梦。武备废弛的宋军无力抵抗，节节败退。两年后，因西夏战事吃紧，范仲淹被召回京师。

康定元年初，五十二岁的老范东山再起，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他想起了当初为自己出头而被贬官的欧阳老弟，于是辟他为掌书记，辅佐自己实现平定西夏大计。老范有信心，带上好兄弟一起干，来日一定可以混出个名堂来。

欧阳修闻命，却笑着推辞道：“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当年帮范兄，我又不图啥。不能今日老哥你一人得道，我就也跟着鸡犬升天。裙带关系这一套，咱别搞。

很快，欧阳修由于在地方政绩不错，被召回汴京，复任馆阁校勘，继续编修《崇文总目》。而此时，他的范大哥，正在西北边境一边操练军马，一边筹谋着一件大事。

庆历三年，范仲淹戍边有功，被调回京师，同年拜为参知政事，高居副宰相之位。如今，天时地利人和，是时候开启团战了。这一年，老范作为带头大哥，以富弼、韩琦作为左膀右臂，再加上欧阳修、蔡襄等志同道合之辈，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多少年后，当欧阳修变成一个苍颜白发的老头子时，他还是会常常想起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同官尽才俊，正当盛年的他们，把所有热血、所有才华、所有精力，都付与了这场风起云涌的政治革新。

他们日日聚在一起讨论时事，钻研对策。面对北宋的沉疴顽疾，范仲淹新政天团提出了十条应对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中心思想就是要严格规定官员的考核任用制度，破除官场的陈规旧习，打造一个高效廉洁的官僚体系。

欧阳修作为革新的辅助之一，充分发挥了他文笔好、口才佳的优势，火力全开，连上多道奏疏，提出肃清吏治、改革军事、改革贡举法等主张。宋仁宗听得连连点头，采纳了大部分意见，下令从试点地区开始实施新政。殿堂上的欧阳修与范仲淹相视一笑——取得了阶段性的小胜利，是多么振奋人心。

他们仿佛为政局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重新振作了萎靡的朝纲。

然而，形势很快急转直下。新政触碰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强烈阻挠。特别是其中的“明黜陟”和“抑侥幸”，又是要整顿官场，开除长期摸鱼、尸位素餐的官员，又是要限制恩荫制度，不许在位官员随意把亲朋好友塞进朝中任职，并规定恩荫出身的子弟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能获得职位。

这场新政，将会砸掉多少人的饭碗？谁也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反对派纷纷捏造新政天团结党营私的言论，天天向宋仁宗打小报告：陛下，这帮人合起伙来，是要算计您啊！他们整天聚在一起开小团体会，绝对有猫腻，八成是在互相勾结谋取私利。朋党之患，不可不防啊！

宋仁宗感觉自己的心里很纠结。一方面，老范乃朝廷的股肱之臣，一直以来忠心耿耿，怎么也不像是结党营私之人；另一方面，自古帝王最忌讳臣子结党，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历代朋党之祸数不胜数，轻则党同伐异，互相攻击，使政局混乱，重则沆瀣一气，谋朝篡位，令江山倾覆。

老范一伙人，到底是不是朋党？宋仁宗急需一个答案。

正在新政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宋仁宗召集了新政天团的所有成员开大会。在会上，大领导看似漫不经心地问道：“自古小人多为朋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

正常人面对这个问题，肯定是赶紧附和皇上：“陛下您说得对！只有小人才结党，结党的都是小人！我们可是君子，绝不结为朋党！”

然而，心中坦荡的老范竟直言不讳：“微臣在边防之时，见到英勇善战的人自为一党，怯懦退缩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堂上，正邪两党同理。陛下只要用心体察，一定可以分辨忠奸。假如是结党做有益社稷之事，那又有啥不好的呢？”

欧阳修对于老范的发言认同不已：“我大哥说得真好！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宋仁宗却是一肚子的火：“好啊，这帮人果然在结党，自己都承认了，看来确凿无疑。结为朋党，能干什么好事？”

君臣不欢而散。

正当朝中朋党之论甚嚣尘上时，欧阳修奋起反击，发表了他的千古大作《朋党论》，为朋党正名，再次论证了这个在当时“离经叛道”的观点——君子有党。

首先，欧阳修推翻了“小人多为朋党，而君子无党”的说法：“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我认为小人并无朋党，君子才结党。小人之间因利而聚，暂时假装成为朋党，但那都是假的，利尽就散了，甚至还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哪能叫朋党呢？

接下来，他力陈“君子有党”的观点：“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君子就不一样了，那是基于道义名节，才结为“君子之朋”。同舟共济，始终如一。

最后，他向宋仁宗提出建议：“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所以陛下，您应当斥退他们那些假的小人朋党，任用我们这样真的君子朋党。如此，天下就能治理好了。

之后欧阳修还引用了大量名人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通篇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唯一的问题是，文中的每句话，都在宋仁宗的雷区疯狂蹦跶。

结党，不仅仅是宋仁宗的雷区，更是封建时代大多数帝王的雷区。清朝雍正帝读了欧阳修的《朋党论》之后，火冒三丈，特意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来反驳欧阳修的观点，中有一句：“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简直是妖言惑众，欧阳修要是我朝的臣子，朕必定杀之而后快。

宋仁宗看后，自然也是勃然大怒：“我哪知道你们到底是君子之朋还是小人之党？说来说去，你们还是在结党，还结得如此理直气壮！结为朋党，就是大错特错，错无可赦。贬贬贬，全给我贬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