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三年（1036），朝廷出了件大事。

权知开封府范仲淹献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吕宰相反唇相讥，向宋仁宗告状说老范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连上四章，痛陈时政弊端，因言辞过于激烈，惹毛了宋仁宗，遂被降职为饶州知州。朝中的正义之士，如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人，纷纷进言相救，然而身为谏官的高若讷，不仅对此事一言不发，还为了迎合位高权重的吕宰相，落井下石地附和道：“范仲淹是咎由自取，活该被贬。”

这可把欧阳修气坏了，倒不是因为他是老范的小迷弟，而是纯粹看不惯高若讷一介谏官，却未秉公言事，反而冷眼旁观，可谓大大地失职。欧阳修怒写一封《与高司谏书》，直言道：“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您身为谏官，却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三缄其口，还每日昂首挺胸出入于朝堂之中，毫无愧色，您要脸吗？此事被写入史册，日后令朝廷蒙羞的，就是阁下了。

欧阳修还在文中说：“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要不然您带着这封信去找皇上，把我也降罪杀了吧。若能借此让天下人知晓范仲淹被贬的原因，也算是您身为谏官的一点功劳。

阴阳怪气之味十足，变着花样而又不失礼貌地骂人。

此时的欧阳修不过是个校勘书册的小小编辑，却敢在路遇不平时，狂㨃他的职场前辈高司谏，简直不是来上班的，而是来整顿职场的。欧阳修贯彻落实了其偶像韩愈的做人原则——遇不平则鸣，碰见不公义之事，冒着被降级处罚的危险，也要站出来仗义执言，无所畏惧助范公。如此大义凛然，年纪轻轻已有范公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劲了。

高若讷被气得血压飙升，自然去找宋仁宗怒告御状。㨃人一时爽，代价却是惨重的。为谗言所蒙蔽的宋仁宗认定欧阳修也是老范的朋党，把他踢出了中央编制，贬到了夷陵当县令。

夷陵，位于湖北宜昌长江西陵峡畔，与京城隔着千山万水，且深居内陆，相对闭塞。被贬至此的欧阳修，心中不是没有过苦闷。本应在政治舞台施展大好才华，试问天子我的文章好不好；如今却在这个远离朝堂的小县城，果林的老汉问我橘子甜不甜。唉，郁闷哪！

这时他收到了好友梅尧臣寄来的慰问书信，信末附上了一首铿锵有力的《古意》：

知我者，圣俞也！欧阳修默默地将此诗诵读了一遍又一遍，心中感慨不已：“仁人志士，总有一份坚守，纵有千山万岳压顶来，我自不屈不折不言弃。”

欧阳修很快调整好了心情，积极投身于当地的建设之中。他大力倡导文明开化，教民礼让，摈除简风陋习；又推行拆茅屋、建瓦房，实现人畜分居；还着力整顿吏治，重审冤案。夷陵渐渐被他治理得井然有序，焕然一新。

闲暇之余，他寄情山水，吟诗作赋。夷陵是个风光极佳的好地方，只是在全国不太出名。欧阳修便化身夷陵的旅游形象大使，写下《夷陵九咏》，花式夸赞这里的好山好水，并邀请梅尧臣等好友一同畅游峡州。他还发现夷陵有很多土特产，便写信向朋友安利道：“又闻好水土，出粳米、大鱼、梨、栗、柑橘、茶、笋。”

看着一天天变好的夷陵，欧阳修欣慰地笑了。他尝了一口当地百姓送他的橘子——真甜呀，甜到了心里。

夷陵之行，欧阳修得以“周达民事，兼知宦情”，他对治理百姓和为官之道都有了新的认识和体验，并立誓“自尔遇事，不敢忽也”，他变得更加谨慎负责，不再是之前那个咋咋呼呼的职场小白了。

又是一年春深似海，欧阳修不禁想起牡丹盛开的洛阳城。当年在洛阳的他们，是多么意气风发。那段知己在侧的青春岁月，是欧阳修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回忆。

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什么时候能再回去，遍赏满城春色呢？

即便回不去洛阳，也想再和昔年的故交重逢于江湖。只是梅尧臣仕途也不甚得意，这些年来因公务辗转流离于多地。欧阳修给老友寄去一首诗：“行当买田清颍上，与子相伴把锄犁。”——圣俞兄，咱俩退休后就一起买块地，相伴养老吧。在青山与稻田间，陪彼此走过最后的人生旅途。

这个愿望很美好，却也很遥远。

当下的欧阳修，仍然是孤零零一个人。他乘着一叶孤舟，任其西东。看着两岸的千峰万树、流云苍烟，他轻轻地感叹道：“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