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名门的苏舜钦（1008 -1048 年），其祖父苏易简曾为太宗朝的状元，参知政事。其父苏耆亦曾任陕西转运使。苏耆是真宗朝宰相王旦的女婿，所以舜钦便是同王质和王素为姻亲。王氏二人为范仲淹肝胆相照之友，所以可见，范仲淹之于苏舜钦，应属父执辈了。

虽然早先舜钦只是以父荫得官为一县尉，但是他不安于此，昼耕夜诵，终于在 27 岁时进士及第，并历任地方县令之职。他少有大志，21 岁时，当宋真宗用于祭祀所谓天书的玉清宫遭焚毁后，他上书指责真宗大兴土木之功，是征劳于下，内耗下劳。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年），30 岁的他上书指责仁宗燕乐无节制，赏赐过度。他说现在“府库匮竭，科敛百端，民力耗尽，可是朝廷经费却有二十倍多于过往。而且当下庸人当道，比如当时的参知政事石中立，以诙谐自任，毫无宰相作风”，舜钦直言无隐道，“陛下左右尚且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

与欧阳修，蔡襄等人大致同岁的苏舜钦亦曾在庆历新政时，就朝廷弊端致信范仲淹，劝他务必坚持改革，立排众议，舜钦对这位曾提携他的长辈说，“如果畏缩循默，顾望不为，不止国家会衰败，而且还会祸及己身”。而对于他的岳父杜衍，他也是就事论事，从不徇私。在杜衍担任宰相后，他在致杜衍的信中说，“当下是贤者未进，不肖者未退。兵帅屡败，您虽然有抱着雄才大略，虚高位，但是反而受人牵制”。

苏舜钦少有文名，与欧阳修提倡的诗文革新的古文运动相呼应，反对当时的浮艳文风而倡导现实主义精神。一个时代的文字，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范仲淹在 1025 年于兴化县知县任内时说，“文弊而不救，而华而将落。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政府应采取手段，“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

从汉代开始就盛行辞赋，其特色就是爱用生涩的典故，表现描写极具铺张，句句强调排偶，讲究声律，滥用华丽辞藻。而这样的空洞文字从唐代一直流行到五代。

于是这样的行文方式使文人们陷入了雕琢句式，不思内容，堆砌词语，滥用晦涩典故和譬喻，这就是所谓的沈思翰藻之文。隋代李谔就曾指斥这种轻浮而艳丽的极端文体是：“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行，积暗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意思就是说这类行文讲来讲去，除了不停的堆积辞藻来形容奇特的风景外，毫无实际内容。

因此韩愈曾用“夸多而斗靡”来指责这样的风格。玩弄辞藻，除了自我满足般的表现自己的博学外，没有任何实际内容。我们来读下唐太宗下李世民写的关于陆机的传记来体会一下这种云里雾里的三万英尺高空的感觉：

“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圭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看得累吗？坦而言之，读这样的文字，还不如去碑林博物馆默视昭陵六骏来得舒适些。

闻一多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文学风格是，“他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的浮肿。这种问题是封闭的，是作者自己的狂想，而与实际无关”。

虽然于唐初，写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举风气之先，认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圭臬的南朝齐梁诗风只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即辞藻华丽可是已无托物言情之内涵），并提出应以“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传统作为创作的先驱榜样。陈子昂尝试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但对于文辞的改变，还是要等到宪宗时的韩愈和柳宗元来完成。

当时最显赫的散文形式依然还是上述那些受到赋体影响的骈文，可这样的雕琢文字形式不仅让作者无法畅所欲言而沉溺于文字游戏中，而且内容往往空无一物。就如同清末桐城派的姚鼐在努力地讲究文辞声调时，大洋那端的爱默生早已经在思索人生了。

后汉班彪曾称赞《史记》作者司马迁委曲自然，行云流水般行文时说：“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而这也是古文学家们所追求的风格。于是韩愈和柳宗元一边排斥佛老，呵斥释迦，重尊儒学大义，以期匡风救俗，另一方面，挟古体之说，尝试重建文学的形式，使文学言之有物。但这样的努力还不够彻底，宋初的文风依旧如此，当时流行的是杨亿，钱惟演等人的西昆诗体。

西昆体的集子叫《西昆酬唱集》，而酬唱二字明确代表其含义了，只是应酬游戏而已，不见得有真情。他们想要学李商隐的词章艳丽，语义晦涩，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大肆引用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所谓典故的词语，以张扬显示自己的博学。这就宛若贾宝玉和林黛玉初见的时候，还非得杜撰出一本《古今人物通考》的书来解释为什么他想送黛玉“颦颦”二字。是的，李商隐是写过”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这样晦涩的诗句，可是同样是李义山，他于苦痛之后犹能写下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情愫来。所以，辞采华茂并非是错，错在于空无一物。

我们来看下典型的西昆体的样式，比如杨亿的《馆中新蝉》：

“碧城青阁好追凉，高柳新声逐吹长。贵伴金貂尊汉相，清含珠露怨齐王。

兰台密侍初成赋，河朔欢游正举觞。云莫翠缕徒自许，先秋楚客已回肠。”

从头到尾，有哪些是兴发的感动呢？所以装模做样，西施效颦的智慧成本是最低的，因为只要作者可以毫无羞耻心地自我陶醉即可。就如同所谓的高僧大德语重心长，故弄玄虚地在解释拜佛要用几支香的做法时，禅宗早已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思想革新，或如有临济宗的义玄的“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的佛学革命。

在这样文字仍处芜鄙之风的情况下，韩愈身后两百余年的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们乘韩柳之气，尝试一洗五代以来文人猥琐之气，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虽然这样的改变是艰难的，直至 1057 年，欧阳修在主持国家科举考试时，对于应试中的骈体文痛加裁抑，还会引得士子哗然围攻。但也就是欧阳修这样的择善固执，才使得如苏轼这样的文坛超新星的崛起成为可能。而当读书人把文字集中于实际事务的分析，逻辑的清晰表达，而非耗费于无聊的文字堆砌之时，事功，方能显现。

于文学上，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亦如尼采说的，“一切文学，吾钟爱以血为书者”。悲剧，往往是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所以王静安也曾无奈地感叹，“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如一改五代以来的萎靡文风的气势一般，庆历年间 35 岁的苏舜钦，意气风发，看似前途无量，他是位列馆阁的青年俊彦，且为宰相杜衍之东床快婿。才高行洁的他，期待不远的某日可同诸执政大臣一般，指点江山间，激昂文字。

庆历四年八月，天章阁召对后第十二个月，在范仲淹与富弼带执政大臣的官衔分别出任西北和北部要职后，朝廷进行了一次人事的调整——参知政事贾昌朝兼枢密使，陈执中升任参知政事。此时改革派的杜衍仍担任平章事兼枢密使，与章得象并相。

时年 54 岁的陈执中因镇压淮南的王伦兵变有功而受提拔，但谏官蔡襄、孙甫等人争言陈执中刚愎无学，这样的指责可能是因为陈执中并非进士及第，而是靠着其曾担任参知政事的父亲的门荫特权而入士。谏官们警告仁宗，若任命陈执中，将致天下不幸。但仁宗不听。他还特意派宦官把任命书送到青州给执中，得意地告诉他，“朕用卿， 举朝皆以为不可，但我不惑人言， 坚持用卿”。此时仁宗明显有意要和谏官们抵触。

早前，陈执中于宋夏战事时曾任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枢密副使。仁宗问他对于战事的意见，他竟然不知如何回答。陈执中本是一庸才循吏，只因曾为仁宗少年时的老师而跻身高层，且为巩固相位而对仁宗唯唯诺诺，也就因此深得仁宗宠信，直到十余年后的至和年间，仍可高居相位。陈氏直至多年后因发生其纵容家人虐杀仆人事件，宋仁宗才心有不甘地将其去职。

由此可再见宋仁宗的用人风格了。

此时，朝中执政大臣中，改革派只剩杜衍一人，而杜衍，是苏舜钦的岳父。

苏舜钦任职进奏院兼集贤校理，集贤即是“集中贤人，校理典章”的意思。这个职务属馆职，平日只是搜集地方上的奏章而已。但这样的清要之地，往往荟萃天下英俊，朝廷长养群才，以待将来重用。

庆历年底的某个酬神日的祭祀后，苏舜钦照例与同僚聚集，再循往例把卖旧纸所得的钱再加上他和同事刘巽一起出的一万钱用为经费，开席招同僚会饮。

宋代文人风流，难免召歌妓助兴。同席还有时年 29 岁，原宰相王曙之子王益柔。益柔年少气盛，伉直尚气，平时就爱激论天下事。可当夜王益柔难持酒兴，随性而歌，其中便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句子。这傲视皇帝的诗句却风传入一个投机分子耳中，酿成大祸，成为庆历新政的终结曲。

这个投机分子就是时任御史中丞的王拱辰。

王拱辰（1012-1085 年）虽然年齿和苏舜钦，欧阳修等人相仿，但他曾高中状元，所以早在 30 余岁便位列监察官之首的御史中丞，距执政大臣官阶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以他的年龄，经历，或与欧阳修的连襟关系，他应该会是改革派的一员。可在庆历新政期间，除了对范仲淹的至交滕宗谅的公使钱事件穷追猛打外，我们却看不到他太多的作为，反而是因为他对庆历新政的最后一击而名扬天下，为公论所轻薄，士大夫所鄙夷。

之前范仲淹在举荐王益柔，苏舜钦等人为馆职的奏疏中，他提到杜衍已举荐了王益柔，而苏舜钦也已经有人举荐了，举荐人竟是此后对王苏等人落井下石的状元王拱辰！或许，当日举荐苏氏只是王拱辰为了攀附杜衍所为，而当王拱辰在这庆历四年的年底发现新政已是日薄西山时，颇失仁宗之心了，所以他应该要变换轨道，投靠他人了。而王益柔在酣醉之后的傲歌，变成了最好的把柄。

而且，王拱辰眼中这些狂妄的馆职少年们还不止有这些过愆，比如还有王洙同歌妓杂坐，比如江休复、刁约、周延雋、周延让等人还在服丧期间等等。

当王拱辰获知这些事情后，大为兴奋，便立即支使其下属御史鱼周询、刘元瑜弹劾当日列席之人，他开心地说道：“我今日一网打尽了！”其三头两面的本心昭然若揭。因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撼动苏舜钦背后的宰相杜衍。

以仁宗朝相对宽松的管制环境而言，这样的一个酒会，这样的一些小过并不值得深究。可是性情宽厚的宋仁宗此次却是一反常态，以雷动风行，凛若冰霜之势处理此事。

他急切地将此案交付开封府处理。苏舜欽等人被以贪污罪论处，以降死罪一等定刑，并除名为民。此时，时任枢密副使，已从西北返回朝廷的韩琦上书提醒仁宗说：“昨日听说抓捕甚急。舜钦等人只是醉饱之过而已，陛下您圣德仁厚，怎能如此呢？益柔少年狂語，何必深究？天下大事不少，近臣们却置于这些大事静默不言，反而专攻一王益柔，看来必有其他用意，而并非为傲歌而已”。听到这样的劝诫，仁宗才有点悔意。但是，时势如此，一切已无可挽回。

庆历四年 12 月，苏舜钦等人终被除名为民，王益柔等人则被贬谪至地方任职。

苏舜钦在罢官返回苏州后致信好友欧阳修说，“二相胆薄畏事，必不敢开口以辩”。二相或许是指杜衍和范仲淹。相较于早前范仲淹极力为滕宗谅辩解的做为，此时在西北的他，对于苏舜钦，已不可能再仗义执言，出面相救了。而且等他在西北知道时，也是大局已定了。加上此时朝中的阴郁气氛，即使他和杜衍出面，也是无济于事了。

杜衍在不久后的南郊祭天大赦时，特意增加了赦免苏舜钦的内容。但是，还是有御史强烈反对，说这是有意去包庇苏舜钦，以至于苏舜钦不久后抑郁而死，他在一首诗中感叹说自己“不及鸡杆下坐人”。

可惜于困境中的苏舜钦未若三十多年后的苏轼那么旷达。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惨遭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最终还是侥幸存生。在和苏舜钦一样当群口见妒，身则投荒，濒死之际，苏轼依然洒然而适应之。

苏子美最后安居于苏州，两年后，在韩琦的推荐下，他本有机会担任去不远处的湖州任知州。可在庆历八年 12 月，坎壈失志，徒生悲戚的苏舜钦溘然长逝，年仅 41 岁。

当我们今日在感叹宋时风情时，不要忘记苏子美在吴越旱灾后留下的这些诗句：

“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 “高位厌梁肉，坐论挽云霓”

“复闻籍兵民，驱以叫战力…鞭笞血涂地…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事”

欧阳修在祭文中说，子美的遭遇是“小人之幸，君子之嗟”。舜钦也曾慨叹自己“一生斗胆星如斗，嗟尔顽铜岂见明”。 而他旅居苏州时花四万钱的低价买下的那片园子，今天依然在，那就是苏州沧浪亭。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那夜于苏州运河畔，观前街口的子美，听雨，待潮，竟夕寻酒，暗夜独伫。

谁会凭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