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十月，天章阁召对后的次月，朝廷就按范仲淹的建议，向各路派出了第一批转运按察使，以期监察地方官吏，庆历新政由此开始。而从以下首批任命的转运按察使也可知，人物都为一时之选，当日选人，也是两府大臣商议数日方定，可见范仲淹们的良苦用心。

在改革的总设想中，范仲淹期望通过选派各地的转运按察使去监察地方官员行政作为，限制泛滥的门荫以铺就入士的公平之路，充实举荐制以让群臣承担善政的集体责任，调整僵化的磨勘制度以求改变因循不作为的官僚作风，广兴公学，改革科举考法以培育，发现真才。

虽然这些改变不会一蹴而就地改变现状，但是如同宋初开始的优待士人的政策一般，经一代人后，这些措施便可造就更多富有理想抱负的实干人才，而这样的人才于合理的官僚体系内更容易发挥其才干，由此，整饬吏治一旦成效，那么平天下的美好愿景便是顺理成章了。

但范仲淹们这样怀抱理想激情的士人在当时的官僚体系中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官员就如同吕夷简一般，善于察言观色，左右逢源，投机取巧，而在行政上，安静无为即可。也就因此，他能在仁宗朝任宰辅大臣二十余年。或如晏殊，章得象一般，表面上偶会对朝政提出不痛不痒的批评和建言，但这只是在粉饰他们胆小避责，无所建树的庸人行径。

而当怀抱“天下之忧”的改革派欲起身拯救昏睡的朝政时，对于性格柔弱的仁宗而言，一旦出现类似朋党或是各地官员对转运使监察之举的抱怨时，他便更期望安静无为，特别是在外患危机解除后，他或许会认为终日那些改革派谏官的絮絮叨叨，是对于自己皇权的侵犯，就如同一个青春期的少年，自有不成熟的主张，而且总是厌烦长辈的劝导。所以，仁宗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许他会认为和章得象这样沉默不语的保守派在一起才更舒服，安全一些。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庆历前后，我们可以看到《续资治通鉴》都是每月每月的记录，内容充斥着大量对于朝廷弊端的批判，而庆历新政失败后，又是是半年才一卷，内容空洞乏力，那些激烈倡言，朝政讽议不复再见。此时的月历，苍白无力得如同王安石嘲笑《左传春秋》的话： “断烂朝报”。

1044 年夏天，东京出现旱灾，飞蝗蔽天。宋仁宗面对灾情感叹地说： “百姓何罪而罹此灾难！我愿默默祷告上苍，把所有罪过都归于我自己”，而身边的章得象赶紧奉承说：“臣等不能辅理宣化，导致灾荒，以至于让陛下担忧了。今天陛下圣言如此，相信必能让上苍感动”。章氏的奴颜媚骨跃然纸上。而在次年，曾在西北担任范韩僚属的田况在讲述民间疾苦时指责仁宗，“未闻仁宗和两府执政大臣有商议救世方法，反倒就想用一炉香、数片祝板来搪塞谴咎公论”。

所以在上述言辞中，我们才可见为何范仲淹当时宁愿免去一名不称职官吏使其“一家哭”而不愿意造成“一路哭”的壮士断腕般的毫不妥协。因为，妥协便是姑息，如宋仁宗，章得象表面作为。

此时是转运按察使们刚赴任半年后，在这样灾变的情况下，古人总会认为这是上天在警示政府，因此范仲淹在此时上书，再次提到了委天下按察使省视官吏，以期把老耄者罢之，贪污者弹劾之，昏懦者逐之的重要性，以此来去谬吏而纠正怠政。他并且提到，当下生民困苦，善人嗟痛，而这是天下发生叛乱的根源所在，所以他再次强调了各路按察官纠察举荐的重要性，更是计划将举荐官员的方式延展到县一级。

可是就在此时，陆续有官员上书朝廷抱怨转运按察使们行事太过于苛刻。其中，监察御史刘湜说，“转运使们掌控州县的大权，又过于苛刻地约束官吏，使得众人无法发挥其才能。应该要求他们稍加宽限，如果还恬不为意，无意改正，那么朝廷就应绳治其过”。

同时上书提及类似问题的还有在后世以包青天之名著称的包拯。

包拯时年 45 岁，任监察御史，这是和欧阳修等人级别相近的言官。但他在当时的政局中并非为中心人物。历史上的包拯清正廉明，刚正不可，加之小说家言使其名声显赫。包青天的故事自宋代得以流传至今，是一种悲剧而不是值得夸耀的现象。在帝制时代，士人和平民均不明白契约的精神，士人们至多是怀抱着“亲亲而仁民”的居高临下的慈悲。宋太宗曾引用过 “十国”里的后蜀蜀主孟昶的话来劝诫官员：“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是，他也只是在警示官员应该对得起自己所受的俸禄。他们不会懂得，对于政绩斐然，或许平民可以称颂其功绩，但无需感恩戴德。因为这份工做得好，本是这位官员于这个职位上的基本要求。一旦有感恩的心理，那么就证明契约精神的崩塌。

我们再回到 1044 年 8 月包拯的上书，他的意见也类似于刘湜所说的，即“诸道自设置转运按察使监察地方官员后，他们对下属官吏所定的纪律约束太过繁杂琐碎了。。。这会造成天下官吏各怀危惧”，他又说：“朝廷设立按察、提刑之职，本来是希望能免去贪残官吏，改变因循的风气。但是当下却是苛细不堪，人不聊生”。

在听闻上述的怨责后，宋仁宗下诏， “各路的转运，按察，提点刑狱司，挑剔所部官吏的小过，过于苛刻，应该下令约束”。

今日的我们并不怀疑包拯的刚正不阿，但是，为什么包拯会提出这番意见？或许原因在于各地官员的抱怨无限放大了转运使们大刀阔斧的纠偏所带来的冲击，也或许是因为反对派中另一要员王拱辰的挑拨，时任御史中丞的王拱辰是刘湜，包拯二人的上司。而我们在稍后会提到王拱辰对于庆历新政失败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分派转运按察使本是庆历新政中整顿吏治的重大举措，可此时朝廷却降敕要求约束各路转运按察使的作为，这样一来，他们如何还能整顿地方？这无异于改革的停滞。

因此，此时已离开朝廷改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欧阳修上奏要求朝廷审慎对待此事，他指出台谏官们所指责的多为不实，而朝廷却不深思，便轻信其说。他强调道，“当初大选诸路按察使时，两府大臣，讨论数日，尽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认为这些人材都是一时之选。如果真是如谏官们所说的，那么当日两府执政大臣耗费商量数日所选的，竟然都是不公之人？”

欧阳修清醒地看到，转运按察使们在地方上是“身挡怨怒，乖迕权势之人”，他指出，“当下转运按察使们所上奏的建言，朝廷却从未能实行，反而是沮毀按察使的话，朝廷便加轻信。可惜的是，自从差遣诸路按察后，虽然还未有明显效果，可是那些老病昏昧之人，已是望风知惧，所以才可见近日辞职者渐多，州县治理也刚刚有澄清的希望，可此时朝廷要自废前功”。因此他劝谏朝廷，“千万不要让各地发现朝廷限制按察之权力，而使得贪赃老谬之吏所快”。

可就如同皇帝忌惮士人结党对于皇权的威胁一般，欧阳修此时逻辑清晰的批驳也难以消弭皇帝对于基层官吏人心浮动的担忧。皇帝和保守派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官僚体系，安心分享皇权交付的权利。他们并不想有暴风骤雨般的改变，不希望有如范仲淹一般带有儒家理想的大臣固执行事，因为当整个体系是因循度日时，改变是痛苦的，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如王安石评论庆历新政的失败，就在于“一旦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反对新政，便停止变法而不敢为”。

常有人责难某个改革太过激烈，骤然，以至于失败。一百多年后，南宋的陆九渊认为，社会要得到良好的治理，达到北宋知识分子常以心向往之的尧舜禹“三代之治”的理想，必须进行改革。但是，做法应该是“当为之渐，而不可骤耳”。

可熙宁三年（1070 年）10 月，王安石谈到变法方式时，他对神宗说：“当下内外同为苟且，怠慢法条，治理这样的现象不可不急。治理天下如同开药方，如同身体寒时即使只服乌头，附子，硫磺等烈药，不至于过热，而体热时虽服大黄，朴硝则不会过寒。所以做事应当知道问题所在，衡量轻重缓急应该以治病下药的方法从事”。

是渐是骤，不可能有定论，但是，如果执大权者毫无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任何方式最终都会流于荒芜。就如同仁宗当日读到欧阳修回应对于转运使的上奏后不为所动时。当爱已成往事时，再别个十次康桥，她依然只会深情凝视他人眼神。

虽然正式罢免各路转运使是在次年的庆历五年九月，但是，在庆历四年就下诏约束转运使就意味着所有严格监察地方官员的尝试被扼杀于襁褓之中了。

庆历五年九月，江南东路转运使杨纮被贬为衡州（今衡阳）知府，诏书中，仁宗指责“诸路转运使带按察之名，为事甚为烦苛，官吏无法安心为职”。庆历七年四月，事情已过去了两年，仁宗还特意下诏责难惩处已被贬谪的转运使，诏书指责他们说，“前任京东转运使薛绅，任部吏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等为耳目，专门侦查州县官员的小过错，以便滋生刑狱，陷害人命，人称四瞪。前任江东转运使杨纮、判官王绰、提点刑狱王鼎，皆为苛刻，人号三虎。他们这样的行为，岂能体现朕忠厚爱人之意呢？”

诏书中所斥的杨纮是以西昆体名扬天下的杨亿之子，虽然他是出身名门，以门荫得官，但其毫无纨绔习气，于鄞县（今宁波）知府，越州（今绍兴）通判任内，治绩卓著，方能得富弼所荐而任江东转运使。他于此职上曾说，“如果不宽贷不法之人而将其除去，这只是不利于该不法之人一家而已，所以我怎可毫无作为而让郡邑千万家都受害呢？”也就是这样的“苛刻”，使得许多官员不敢到河东就职。

而与杨纮共事的王鼎，在被贬为深州（今衡水）知府后两年，改任主管东南物资发送上京的发运使。按常例，官员们会在采购上供产品同时，向地方索取特产，以便贿赂京城的权贵，但王鼎却拒绝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如此“当官明敏，强直不可挠”的人才，却被仁宗按地方俗吏的抱怨而训斥为“三虎”。仁宗甚至在此后，召见新任的江东转运使傅惟几时，告诫他不要像杨纮苛刻从事。如此这般，傅惟几大概只能在今日为浙北，苏常的富庶之地江东不求建树，悠游岁月了。

二十年后的熙宁变法间，由于基层执行者轻佻狂躁，造成新法执行过程中地方上的阳奉阴违，以至于民怨四起，导致新法失败。但是在短暂的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等人选派的转运按察使却都是两府大臣讨论数日方拟定的一时之选，宋仁宗在厌弃新政后反手斥责这些俊彦之士，难免大失光明磊落之态，这也是仁宗朝后期万马齐喑的原因。而也正是如此，才在20 年后，同样的弊端再次催生了熙宁变法。只是王安石也曾夙抱救世之心，可惜当日韩琦，富弼已老，暮气沉沉，不复当日激情。而安石或许也深知过去仲淹之难，而改以整顿财政为首要事务，最终却是十年之功，落得杂芜错败。

八十余年后，当金国铁骑践踏东京，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宗庙社稷倾倒于黄昏的火光中时。或许，这一切的悲剧都根源于这个太平盛世里的宋仁宗和他的大臣们，写下的那一份份斥责改革派的诏书的文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