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上元二年初，随着燕军在邙山之战中击败了主帅内讧的唐军，之前牢牢扼守住河南燕军咽喉的战略要地河阳终于落入了“大燕国”手中。燕国仿佛重新夺回了战略主动权，史思明似乎已经重现了安禄山南下初期的战略态势，燕军主力可以随时西进到陕郡、潼关一带。表面上看，随后的一次偶然事件改变了历史的轨迹：史思明派儿子史朝义乘胜追击，结果在陕郡多次败于唐军卫伯玉部，史思明因此对史朝义大发雷霆，威胁要把他军法从事，最终这个儿子为了自保铤而走险，发起政变杀掉了史思明。

然而我们仔细看这次政变的全过程，史思明最初不过随口骂了战败的史朝义几句，也许根本没往心里去。结果史思明手下带兵大将骆悦、蔡文景等人，都借这个机会积极鼓动史朝义火并史思明。史朝义始终犹犹豫豫，这些人却明确告诉史朝义，自己无论如何都会火并史思明，史朝义要是不愿出面领导政变，他们杀掉史思明之后就去投奔李唐！史朝义这才扭扭捏捏同意了。更有甚者，负责史思明个人安全的心腹、卫队长曹将军，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同样毫无保卫君王的打算，而是害怕自己被愤怒的燕军将士迁怒，半推半就加入这次密谋中。史思明虽然贵为皇帝，到了如此众叛亲离的地步，死于非命也就不奇怪了。史朝义同意密谋集团的拥立，更多只是为兵变的燕军将士提供了一条政治上的后路。

为什么带领燕军再次击败唐军、在河南获得主动权的史思明，转瞬之间就被燕军将士自上而下一致性地厌恶，在邙山大胜后不久反而很快死于兵变呢？从史思明死前“大燕国”的内外形势来看，史思明的悲剧性结局更像是一种必然。

史思明的实力虽然很强大，但在安禄山时代只是“大燕国”主要实力派之一，“大燕国”内部从资历、威望和实力上能和他分庭抗礼的人并不少。譬如距范阳近在咫尺的常山张忠志，他就始终无法完全控制住。因此史思明火并完安庆绪之后，选择另起炉灶，建立一套以自己核心班底为主的全新权力架构，并用铁血手段镇压内部的不服从者。史思明没有安禄山那样的资历和积累，只能通过扶植亲属和亲信的汉人官僚集团，以唐王朝为样板，努力建立一个文官系统占主导地位的政权。

史思明定都范阳，这里自此得到了“燕京”的称呼。“大燕国”前线军头与普通士兵和后方汉人士族之间的矛盾一直很激烈。史思明大力扶持汉人文职官员，压制一线军人，前线将士出生入死和唐军激战之时，后方燕京的汉人士族官僚们却忙着歌舞升平。这样的巨大反差，必然让军中遍布对史思明的不满情绪。要想平息这种不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为将士们提供足够多的物质奖励和阶级跃迁机会。但是此时“大燕国”的经济和唐廷一样，已经完全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安禄山南下，燕军席卷河南，含嘉仓为代表的洛阳周边主要物资仓库都落入了燕军掌控，而这些地方物资丰厚。除了河南地区的仓库外，唐帝国第二大物资仓库是黄河北岸的清河仓，这里的物资在叛乱爆发前专供河北诸镇。安禄山起兵一个月内，燕军就完整拿下了唐帝国最大的两个物资仓库，并控制了唐帝国在黄河沿线的其他主要仓库，这些地方加起来拥有唐帝国超过三分之二的仓储物资，这让燕军很快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半年后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时，也拒绝了杨国忠破坏长安物资库存的行为。

因此，安禄山、安庆绪时代的燕军获得了唐廷多年以来贮藏的大批物资储备，需要供养的兵力却比唐廷少许多。而且燕军大多驻扎在长安、洛阳这样富庶的地区，周边本身就能提供一部分物资，运输损耗也远比唐玄宗时代转运西北小，所以直到安庆绪丢失两京，“大燕国”的经济和财政一直都比较富裕。

然而，持续半年的邺城会战，河内地区是主战场，燕国这一最大的粮食基地在战役之后彻底残破了。长期的战事也把燕国起兵以来的积累基本消耗殆尽。等史思明火并完安庆绪，除了郭子仪撤退时留在军营被安庆绪缴获的那六七万石粮食，史思明就没能从安庆绪这里压榨出什么物资来。等史思明再次南下进攻洛阳周边时，河南地区在经历了唐军邺城溃兵的蝗虫式抢劫后，又被李光弼坚壁清野了一波。再次南下的史思明，不但不能像安禄山时代那样靠着唐廷丰富的物资储备以战养战，连邺城周边河内地区的农业基地，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供养河南的燕军了。

既然洛阳周边的河南地区与被打烂的邺城周边河内地区无法供养大军，史思明这次带领数万大军南下，只能靠着河内地区以北的河北其他地方来负担燕军千里远征的经费。河北虽然还算富庶，但也负担不起这样庞大的开支。史思明于是也模仿第五琦开始发行大额钱币，而且动作比第五琦更大：他直接发行了以一当百的超级大钱。史思明发行的这些大钱恐怕和唐廷发行的大钱一样，大都用来发部队将士的薪水了。当唐军在第五琦货币政策破产后规模缩水、被迫退守时，燕军却能发起持续一年多的远征，并且再度攻克洛阳，随后又击败了李光弼等唐军主力。看来，史思明这次超发大钱并没有像第五琦那样遭到诡异狙击，而是达到了预期效果，在短时间内聚敛到了大量财富。

然而一两年后，超发大钱的恶果出现了。一线将士们辛苦奋战一年多，终于击败了李光弼率领的唐军主力，回过头来却发现自己不但没赚到钱，手里的铜钱还都变成了不值钱的铜疙瘩，甚至濒临破产。从军头到基层士兵还有几个能发自内心拥护和支持史思明，也就可想而知了。史朝义受责骂事件成为直接导火索，史思明身边大部分军头最后几乎是架着史朝义完成了这次政变。

史思明不愧是一代枭雄，在被政变者抓获时仍然试图翻盘。史思明鼓动军队说，我平时得罪人太多，有今天的下场也正常，但你们现在杀我太早了，应该等我带你们攻占了长安再说。现在你们急着杀死我，打到长安的大业也要完不成了。史朝义等人这次政变本来就发动得极为仓促和被动，如果燕军将士普遍对史思明这句话动心，恐怕史朝义、骆悦等人就只能连夜亡命投唐了。然而燕军将士普遍用沉默答复了史思明宣称带他们攻占长安的豪言壮语。这倒不是燕军将士不相信史思明有能力带领队伍深入关中，而是因为在场的燕军将士中有不少人五年前就在安禄山的“大燕国”旗帜下攻克过长安，在长安待过。可是到头来大家又得到了什么呢？一次又一次看不到希望的苦战，身边的战友们十有七八都已经战死。而他们这些百战余生的精锐与河北的新兵们苦战得胜，再次席卷河南之时，却发现自己一生征战积蓄下来的财产在前不久打了水漂。对他们而言，再度攻克洛阳带来的只是经济破产，攻克长安又能有什么吸引力呢？

于是，史思明这个崛起于乱世，无论政治还是军事上都颇有才能的枭雄，就这样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但“大燕国”内部的动乱，才刚刚开始。

史思明死前已经众叛亲离，但直接导致他死于政变的，却是继承人的问题。从我们手头掌握的各种资料看，史思明已经立来自河北大族的辛氏为皇后。至于他生前有没有明确立辛氏所生的儿子史朝清为太子，《安禄山事迹》称他这次南下洛阳之前已经完成了立储，而《资治通鉴》则认为史思明还在计划立储的阶段。但各种说法中一致之处是，史思明心中的继承人毫无疑问就是史朝清。

史思明一方面明确把史朝清当作继承人培养，让他在首都留守，另一方面又扶植庶长子史朝义在军队里担任高级将领。从两晋南北朝起，皇帝让继承人与一位强势亲王之间竞争，自己居中平衡，也算是一个长期惯例了。在豪门世族遍地、皇权不稳定的情况下，皇帝既要让继承人有能力接班，又要防止继承人能力太强提前接班，通常就会使用这样的帝王平衡术。这样的安排，虽然经常会导致继承人与强势亲王火并，甚至是父子相残的惨剧，譬如唐初的玄武门之变，但已经算是当时帝王们最不差的选择。哪怕是现在的唐朝，唐肃宗也在自己的太子李豫和名义前线唐军总指挥越王李系之间玩弄着这套平衡术。

史思明在邙山之战中大破唐军，重新获得了河南战场的主动权，消息传到燕京范阳，留守在此的太子史朝清兴奋不已，整天饮酒作乐。但他不知道的是，当时洛阳方向已经发生了剧变，弑父自立的史朝义派使节秘密通知在范阳的张通儒、阿史那承庆、高鞫仁、高如震等人合谋诛杀史朝清。

理论上，史朝清代表着他母亲辛氏在内的河北北部汉族豪门利益，而史朝义则代表着河南前线燕军军头的利益，史朝清有着史思明认定的正统，完全有能力以河北为基地与弑父的史朝义一决高下。但史朝清显然缺乏政治天赋与个人魅力，而且还是个嗜杀凶顽的二世祖，与同为河北汉人豪族、理论上本应坚决拥护他的高氏兄弟关系就十分恶劣。大部分汉人豪族和汉军并不愿意支持史朝清，高氏兄弟还参与了对史朝清及其党羽的诛杀。当史朝清试图软化来杀他的人时，高氏家族的成员更是明确表示，史朝清为人过于残暴，所有人都怨恨他，甚至在史朝清求饶时还对他出言嘲弄了一番。

在杀掉凶暴顽劣的史朝清这个问题上，高氏兄弟为代表的汉人豪族和阿史那承庆为代表的内附胡人达成了充分共识，可谓齐心协力。但当张通儒又要求高鞫仁、高如震兄弟斩草除根，杀死史朝清母亲辛氏一族的军政大佬辛万年之时，他们却选择了翻脸，反过来先下手为强杀掉了张通儒，由此拉开范阳大混战的序幕。表面上看，高氏兄弟突然选择翻脸，是因为和辛万年关系友善。但本质上看，这更像是史思明甚至安禄山时代就存在的河北蕃汉矛盾、军地矛盾的集中爆发。

我们在讲到史思明登基时曾介绍过，安禄山时代的“大燕国”内部，除了安禄山的皇族外，地位最高的是阿史那承庆这类突厥大贵族，往下是张孝忠、王武俊这样携带自己部落内附的塞外部落贵族，再其次则是张通儒、张忠志这类唐朝边军出身的高级将领，以张献诚为代表的地方州郡势力政治地位在这些人之后。而史思明接手“大燕国”后，则选择与辛氏为代表的河北汉人大族联盟，试图强化皇权，削弱这些内附部族的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长期处于特权阶层的内附部落贵族或边军将领，与史思明扶植的新兴汉人豪族之间矛盾异常突出。

在同为河北汉人豪族的高氏兄弟看来，顺水推舟处死史朝清，不过是给自立的史朝义一个人情。但是张通儒试图进一步株连到河北大族辛氏头上，这一事件的性质就成了内附的塞外部落贵族对河北汉人豪族的反扑，深感唇亡齿寒的高氏兄弟毫不犹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杀掉张通儒之后，范阳城立即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派系：内附游牧部族与原来边镇系统的内附蕃兵为一派，汉人豪族和地方汉军为一派，双方迅速站队，在城内展开了激烈厮杀。

阿史那承庆首先诱杀了高如震，与康孝忠等内附部落贵族一起召集城内的蕃兵。高鞫仁随即召集地方汉军反击，双方在范阳城内一番大战。由于蕃兵的精锐大部分已经跟随史思明南下，范阳的留守部队中被称为“城旁少年”的汉军反而占了上风，并成功让阿史那承庆部3万人中的1万汉军倒戈，随即将阿史那承庆率领的蕃兵打得一败涂地。阿史那承庆和康孝忠被迫退出范阳城，收拾残部向常山郡一带的张忠志求援，但得到援军的阿史那承庆依旧战败。高鞫仁随即对尚留在范阳城的内附游牧部族士兵及家属展开屠杀。至此，从安禄山叛乱以来多年未遭大乱的范阳城，已经陷入了完全失控的状态。

对史朝义而言，现在他刚刚弑父自立，河南燕军大批精锐前些天已经被史思明抽调到南边淮河战场声援刘展，身边部队和可用将领并不多。以史朝义的资历和弑父上位的方式，对于不在身边的各部燕军自然指挥不动。无奈之下，史朝义只得勉强从身边抽调了5000较弱的骑兵，让一名叫作李怀仙的将领迅速带兵回到范阳，试图稳定局势。李怀仙上一次出现，是在五年前作为杨朝宗的部下参与过对张巡的围攻，以我们之前对张巡事迹的复盘看，李怀仙不过是统兵一两千的普通军官。从此之后史书上再没有记载过他的事迹，大约就是逐步积累军功、缓慢升迁，在5年后成长为能统兵5000的中级将领。李怀仙的资历和实力都不行，所以刚进范阳城时小心翼翼，就天天和高鞫仁喝酒，双方都在寻找着对方的破绽。

李怀仙与高鞫仁面临的局面，有点像当初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带着5000精兵来到范阳与史思明对峙的情况。史思明当时选择挂起唐王朝旗帜，从而名正言顺将这两人火并。但高鞫仁此时的局面与史思明、安庆绪对峙期间又不太相同。史思明要对付安庆绪时，唐军已经把安庆绪所部压制在黄河以北的一小片区域内，史思明部又兵强马壮，实力反超了安庆绪。史思明只要举起唐王朝的旗帜，军事上和政治上就都有足以压倒安庆绪的底气。但此时燕军刚在洛阳郊外的邙山大破唐军，自顾不暇的唐军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反攻河南，给高鞫仁任何实质性援助。所以，高鞫仁手下的汉军头领们对于彻底同“大燕国”翻脸、对抗可能的河南燕军主力反扑，恐怕并不乐观。

正因为如此，史书上记载高鞫仁一度打算先下手为强，抢先对李怀仙动手，但是当晚下了大雨，他犹豫半天没有行动。真正让高鞫仁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恐怕并不是当晚的大雨，而是内部决策时反映出的人心所向。最终，高鞫仁麾下各部汉军意见无法统一，高鞫仁只好轻装去李怀仙府上，希望可以与他达成妥协。但是李怀仙显然对高鞫仁部现状已经有所了解，果断出手杀死了高鞫仁。高鞫仁及其心腹被李怀仙处死后，他所部汉军并没发生大规模的异动，基本被李怀仙收编。而李怀仙凭借此次平乱的卓越表现，从一个只能掌握数千弱兵的普通将领，一举跃升为坐镇范阳的地方大员。

这次“大燕国”的大规模内讧，主要的得利者除了李怀仙之外，便是一直盘踞在常山地区的张忠志。安庆绪上台后把张忠志放到常山，颇有遏制史思明的意图，至少史思明是这么认为的。在史思明挂起唐王朝旗帜后，一度借机将张忠志解职。在史思明选择复叛之后，常山地区是遏制河东唐军东出的要地，史思明不得不把在此地经营已久的张忠志重新派回担任地方长官。不过这次史思明在这里安插了一个钉子，让心腹辛万宝带兵驻守土门要塞。现在，张忠志利用执行史朝义要求消灭史朝清母家辛氏势力的命令，名正言顺火并了史思明派来监视自己的辛万宝，得以完全掌握自己的辖区。此外，在范阳的内讧中失败逃出的内附游牧部族幸存者，也基本投靠了张忠志。通过这次变乱，张忠志的实力、影响力和威望都大为提升，为他后来能修成正果，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经历了范阳大火并后的“大燕国”，政治上已经四分五裂。史朝义所在的河南地区，出了洛阳，还有多少人真会听他号令，已经很难说了。至于燕国遥远的大后方河北，现在已经大致分成了北边范阳地区的李怀仙势力、南边河内地区的薛嵩势力、西边常山到博陵一线的张忠志势力。这些势力虽然名义上挂着“大燕国”旗帜，但资历都比史朝义老多了，甚至有张忠志这样安禄山时代就已经专制一方、与史思明分庭抗礼的大佬，史思明上台后想号令他们都很费力，现在只掌握了洛阳周边河南一小部分的史朝义，根本别幻想能指挥得动他们。

至此，燕军的功勋宿将要么在内讧中凋零，要么满足于割据一方，再没有像安禄山、史思明那样有着足够的资历和能力把“大燕国”整合起来的强人了。这就意味着“大燕国”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崩盘，走向了事实上的土崩瓦解。

上元二年三月，在邙山之战惨败并丧失了河阳、怀州等战略要地的唐廷，突然听到了战场之外传来的大好消息。燕国皇帝史思明死于儿子史朝义发起的政变，随后范阳出现大规模混战，包括燕国大批豪门贵族在内的上万人被杀，叛军建立的“大燕国”在政治上逐渐走向破产。可让人困惑不解的是，在燕国政治上走向崩溃后的近两年时间内，唐军面对天赐良机依旧选择按兵不动。

不过我们还记得，唐朝的中央财政此时仍然一片混乱。燕国内战打得昏天黑地之时，唐廷的日子同样不好过。要想对燕国有所动作，唐廷首先需要解决钱袋子的问题，至少要稍微重整一下濒临崩溃的财政，凑出能让一支主力军队开赴前线并维持作战的钱来。

朝廷已经把大部分地区的财政和人事权下放给地方军阀，真正能直接收税的主要是关中和东南。在介绍唐军收复两京时我们曾计算过，长安朝廷从东南地区收来的税收，大约能支持十万人左右规模的军队作战半年，而且还是内线作战。关中的税收规模小于东南，且受战火破坏严重。就算在两地可承受范围内增加税收力度，总税收额大约能比至德年间反攻长安前增加一倍，那么这些钱也就够十万大军内线作战一年的开支。而现在唐廷如果要收复洛阳并远征河北，十万人怎么看都不够，而且唐军需要外线作战，运输消耗和对后勤人员的需求会大幅增加，光靠给关中和东南稍微加点税，根本不够用。只要看看此前邺城之战的惊人消耗和失败后朝廷的伤筋动骨，就知道要支撑这么一次远征有多难了。

当然，现在朝廷有盐税等新收入做补充，再竭泽而渔式极力搜刮下，支撑起一支远征河北的大军还是有可能的。但是邺城之战的教训同样摆在面前，朝廷辛辛苦苦供养起来的部队，不仅内讧不已导致战败，退回河南时还一路抢劫，把富裕的河南地区劫掠得一片萧条。既然如此，唐肃宗手里哪怕还有几个钱，也不愿意用来投资这些军阀化的地方军头们了。皇帝现在有了全新的思路：既然自己无力改变天下群雄并立的事实，不如想办法与他们共存，做他们中最有实力的一位。既然如此，现在皇帝需要重新筹建一支中央能直接牢牢掌控的新军。上一章介绍李光弼与史思明的战事时，我们曾经提到朝廷正在关中地区训练这么一支新军，而关中的税收自然优先供养这支军队了。

关中税收没有余钱来提供对燕作战经费，那么东南呢？史思明还没死，东南就发生了淮西节度副使刘展的叛乱。为了平叛，唐廷被迫把渡海而来的平卢军派往东南。但这是标准的饮鸩止渴，平卢军虽然平定了刘展的叛乱，这些和匪徒毫无区别的骄兵悍将随即在江淮流域的扬州等地大肆杀掠。唐王朝的整个东南赋税基地躲过了燕军的袭击，现在挂着唐王朝旗号的平卢军却在此疯狂烧杀掠夺，使这一地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江淮流域的头号贸易和漕运重镇扬州，平卢军更是对商人尤其是外族商人大肆屠杀，随后为了寻找隐藏财富，疯狂到了掘地三尺的程度。

既然在关中和江南走正规税收渠道实在弄不到钱，唐廷想要继续搞钱维持军事行动，就只有病急乱投医了。朝廷的思路是，从军队着手，同时做好开源和节流工作。所谓开源就是在江南地区继续想办法多压榨一些钱财，而所谓节流就是看看朔方、河东、镇西北庭等各部军队的开支能否缩减一些。在确认了“大燕国”因为史思明之死和内部大混战基本崩盘后，唐肃宗立刻出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人事更迭。

唐廷任命崔圆担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观察使。崔圆曾经是唐玄宗塞给唐肃宗的宰相之一，后来几经沉浮，现在又被任命为一方大员。同时，唐肃宗以邙山之战战败的理由，将李光弼从朔方节度使调动到河南节度使位置上，此时的河南有大半地区是史朝义的地盘。接替李光弼掌管朔方军的是宗室李国贞。当时恰逢河东节度使王思礼病死，临时接替王思礼的河东节度副使管崇嗣同样来自西北边镇，是王思礼长期的助手。唐廷现在把管崇嗣直接调走，任命邓景山为新的河东节度使。崔圆、李国贞和邓景山都是标准的文职官员，军事履历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朝廷派一堆文职官员到这些地方，摆明了就是去捞钱的。只有实现开源节流，朝廷才有物质基础来收复河南、进军河北。然而很快，东南方向率先出事了。

东南地区前一年刚经历了刘展之乱和平卢军的破坏。然而朝廷随后在这一地区的税收很可能是不降反增的，因为江淮这个一向富庶，堪称唐王朝大后方的地区，竟然开始出现“人相食”的大饥荒！唐廷估计也很困惑，虽然的确多收了一些税，但怎么都不至于饿死人吧？于是开始清查库存，结果发现几乎所有州县的库存都所剩无几，与账目完全对不上。这也不难理解，去年刘展之乱时，叛乱和镇压的双方都有大批江南地方军队加入，这些军队一旦被动员起来，地方仓库里存放的国家税收必然会成为他们侵吞的对象。

朝廷派出文官崔圆担任东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很大程度想借用他的专业能力来查账，而且是一查到底，好为未来收复河南、进军河北挤出一点钱来。问题在于，地方军队的军官私自侵吞挪用国家财产之后，必然会给上级军头孝敬一番，而现在崔圆却简单粗暴一刀切，要求地方军队的将士们补全亏空。这么一来的结果就是，这些以为趁乱发了一笔小财的将士，不但要交还自己的不当得利，还要把打点孝敬上级军头的损耗掏钱补上。把手里有刀的骄兵悍将逼到这个份上，必然有铤而走险的人出现。楚州刺史李藏用很快被部下所杀。

李藏用并不是一个小人物。在刘展之乱中，出身宗室的他是仅次于平卢军的第二号平乱功臣。理论上，崔圆这个位置都应该由他来坐。但朝廷有意扶植文职官员，因此李藏用仅仅成了崔圆下属刺史。等崔圆在朝廷要求下开始系统性查账时，李藏用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不积极配合查账，以他的敏感身份，很有可能被作为反面典型揪出来打倒，毕竟在平定刘展时，他的部下抢夺侵吞的钱不会少。李藏用为了政治前途，干脆选择投靠朝廷到底，积极响应崔圆的查账政策，于是李藏用的部下毫不含糊地把他杀了。

乱兵们杀李藏用其实颇有讲究：一方面，李藏用是地方军头的代表人物，虽然有意投靠唐廷，但终究不像崔圆那样代表着天子权威。另一方面，乱兵也给了朝廷一个台阶，他们宣称自己才是唐帝国的忠臣良将，李藏用正在谋反，因此被他们当场正法。难题又回到了崔圆这边，他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严厉追责杀害李藏用的乱兵并继续查账，要么妥协，承认乱兵给李藏用安上的谋反罪名。崔圆不过一个空降来的文官，毫无压服乱兵的资历和信心，非要强硬执行的话，结局大概率是和李藏用那般被杀，随后东南重来一次刘展之乱。于是崔圆向乱兵让步，宣布李藏用密谋造反，罪大恶极。忠于唐帝国的英勇将士们及时发现了李藏用的阴谋，并将他就地正法，有功无过！讽刺的是，降将孙待封曾经跟随刘展起兵，后又归降李藏用，他厌倦了一任又一任上司都是反贼的怪圈，坚决为李藏用辩护并怒斥众人，最终被崔圆所杀。

无论如何，崔圆向乱兵妥协，也算是把一场大乱消弭于无形。但是到这个地步，账是没法查了，朝廷想从江南地区开源，压榨出更多税收来支持前线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了空。“开源”失败了，那么“节流”方面，朝廷又做得怎样呢？

在邙山战役失败，河阳、怀州等地丢失后，唐帝国的主要军队都屯驻在山西各地。当时，山西北边的大同军挂着“大燕国”的旗号，太原地区属于被削弱后的新河东镇，与同样原属于河东镇的泽潞地区一样在王思礼继任者的控制下。西南运城盆地一带的河东地区，从郭子仪4年前的反攻起就属于朔方军在前线的临时地盘。此外，李嗣业死后，北庭、镇西两支西域入卫军队由荔非元礼统率，此时同样屯驻在山西境内。唐军的前线机动部队基本在山西，朝廷需要花费很大代价供养这里的军队。如果说开源的主要对象是东南地区，那么这一轮节流，针对的就是山西境内的这几支精锐。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朝廷节流的尝试，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看，都远比在东南的开源惨烈！首先出事的是缩小后的新河东镇，这里的太原是整个北中国军粮的中转站。我们在前文介绍过，河南、河北很多地区的粮食，在天宝后期会集中运到这里，然后走水路转运到西北前线，满足对吐蕃战事的需要。所以，这里一直是不缺粮食的，在王思礼担任河东节度使之后，太原周边地区更是囤积了海量的军粮与军械。王思礼上任后曾向朝廷上奏，说我们这里粮食太多了吃不掉，所以申请给国家上缴50万石，以满足其他军队的需求。[参见《旧唐书》卷110《王思礼传》：“及光弼镇河阳，制以思礼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御史大夫，贮军粮百万，器械精锐。”《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建卯月”条：“初，王思礼为河东节度使，资储丰衍，赡军之外，积米百万斛，奏请输五十万斛于京师”，都充分描述了河东镇军资丰饶的状况。]

王思礼死后，临时接替他的管崇嗣同样出于河西、陇右边军系统，他发现自己没法像王思礼那样八面玲珑地应付各方。王思礼给朝廷上缴粮食，一方面是因为他从泽潞这样的小军镇兼任河东这样的大镇，自然要想办法反馈朝廷的厚爱；另一方面，他作为唐军中代表河西、陇右西北边军的宿将，长期手握重兵，有能力和资格做出这样的动作。管崇嗣没有这个资历和威望，接位之后深知其中的利害，于是干脆向朝廷哭起穷来：王思礼死后我压不住场子，只好多给将士们发点钱粮安抚，现在我这里只剩下万石陈米了，皇帝您要是不信就换人吧。皇帝当然不会相信，太原物资一向丰饶，前不久王思礼还给朝廷送了个大礼包，现在管崇嗣肯定是上下勾结，在大肆侵吞军粮。于是，唐肃宗用文职出身的邓景山代替了管崇嗣。

邓景山一到太原，就和崔圆在东南一样，开始大举查账，一查到底。凡是账目对不上的，他也要求直接负责的军官自己想办法掏钱补上，大批军官同样被逼变卖家产来抵账。于是，河东的军官也发生了集体哗变，比起杀死李藏用敲山震虎的江南变兵，河东哗变官兵的反抗方式更加直接，他们杀死了邓景山。

河东镇的兵变刚结束，这几年平叛战争中最核心的战力朔方军也出了大事。河东镇拥有太原这个军粮中转地，朝廷在这里节流，最多只是让河东镇的军头们难以侵吞经手的粮食物资。朔方军主力现在屯驻的河中地区[在肃宗年间，原先占据整个山西的河东镇分为三大军区：河东节度使驻太原，昭义节度使驻潞州，河中节度使驻蒲州。河中节度使的辖区就是前文经常提及的，以运城盆地为核心的狭义“河东地区”，这一地区从此往后会一直被称为“河中地区”，并以产出丰盛的盐池闻名中晚唐。]虽然有着盐池资源，但产不了多少粮食，粮食物资这块需要朝廷定期拨付。现在朝廷节流，就意味着朔方军到手的钱粮物资会大为减少。物资遭到克扣的朔方军将士瞬间炸了锅，天天找接替李光弼执掌朔方军的李国贞抱怨。李国贞也是有口难言，皇帝派他执掌朔方军，就是为了给朝廷省钱的，可他又不能明说。于是他选择每天给皇帝写信反映情况，朝廷当然是置若罔闻。李国贞就对手下说，你们看，我可是一直在向上面反映情况，可是皇帝置之不理，我也爱莫能助。

这种表演一开始大概还能糊弄下朔方军将士，等次数多了，将士们也都明白了，这个新节度使就是皇帝派来克扣我们粮食物资的，所谓给皇帝写信不过是在唱双簧。朔方军在燕军主力面前都没怕过，此时自然也不会怕，既然李国贞从皇帝那边要不到物资，那么朔方军决定先把他砍了，看看皇帝到底还给不给。

伴随着河东唐军与朔方军的相继兵变，驻扎在附近的镇西、北庭行营也乱了。权知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荔非元礼此时负责统筹管理这两支精锐，他并非崔圆、邓景山、李国贞这样的文官，而是一路拼杀出来的军人，在河阳之战中为李光弼的胜利立下了辉煌功勋。他必然也领会到了朝廷关于节约开支的授意，大约也认真贯彻执行了。士兵们可不管对方是战功赫赫的名将还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敢对将士们的钱粮下手，就是敌人！于是，荔非元礼也被杀，军中自行推举出一名叫白孝德的军官为新任节度使。

就这样，驻扎山西的几支精锐唐军，邺城之战九节度使中排名前几的各部，此时全体发生了兵变，而且纷纷杀死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唐王朝的军队到了完全崩溃的边缘。朝廷唯一能做的，就是请出已经被雪藏数年的郭子仪，任命他为这些兵变军镇的节度使，同时凑了一大笔绢布和米，让郭子仪去安抚变兵。

郭子仪带着钱粮来到朔方军中，一下子就稳住了局面。但随后他又突然出手，毫不含糊地大开杀戒，把当初带头闹事的王元振等40人全部正法。郭子仪作为资历最高的唐军元老正式出手，奉命去河东收拾乱局的辛云京也有了底气，同样处决了带头兵变杀害邓景山的数十人。就这样，郭子仪成功重整了朔方军和镇西、北庭行营，辛云京也把河东、泽潞两军的变乱控制住了，这次大兵变总算在表面上有了对各方过得去的交代。

郭子仪、辛云京之所以能收服变兵、诛其首恶，也是有前提的。郭子仪出发时，朝廷拨出一大批物资给他，与其说是去平乱，不如说是去花钱安抚乱兵。既然如此，开源节流计划自然不可能执行下去，朝廷甚至要从不宽裕的中央财政中额外支出一笔钱，才能完成这次大兵变的善后。在折腾了半天之后，朝廷却发现亏空更甚。史朝义的燕国早已半死不活，政治上趋于瓦解，只差唐军临门一脚，就能将他彻底收拾。平叛大业到此时可谓万事俱备、只欠军费。然而，朝廷真的凑不出这些钱了。

唐肃宗认为，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平定叛军。没有钱？那就只能去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