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邺城之战唐军战败和战后唐肃宗对军队领导层的改组，邺城之战中的九节度使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赵王李系—李光弼组合取代了太子李豫—郭子仪组合成为最高指挥官之外，军方其他领导层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动：李嗣业战死，鲁炅自杀，崔光远和季广琛丧失了部众，不再活跃于一线。李光弼带着500名嫡系骑兵空降朔方军，斩杀张用济立威后，开始重新布置洛阳周边地区的防务。

朔方军邺城之战前大约还有3万精锐，邺城之战损失四分之一，现在还剩2万多人，战马和物资更是损耗严重，凭借这些部队想防住燕军主力、坚守洛阳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作为新任“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除了朔方军之外还得到了附近几支唐军的指挥权。比如安西、北庭入卫的精锐，这支军队在收复两京及河北作战初期都显示出极高的作战水平，其统帅李嗣业于邺城之战前期受伤并在不久后死于伤口迸裂。接替李嗣业的是荔非元礼，他麾下有白孝德、段秀实等名将。这支军队最初入卫时有2.4万人，经过一系列战役之后，此时大约还有1.5万精锐。另外，淮西节度使鲁炅死后，残部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王仲昇率领回到淮西地区驻防，另一部分大约3000精锐在李抱玉统率下划分到李光弼麾下，守卫洛阳。洛阳附近此时的唐军大约有4万人。

李光弼是从河东节度使的任上移镇朔方节度使的，河东这个大镇也需要威望足够的人来接任，朝廷选择了王思礼。王思礼所部汇集了高仙芝余部、灵宝之战残部、陈涛斜之战残部，以及丧失了主帅程千里的泽潞部队，堪称唐军败兵收容站。唐军在把他移镇河东时，也对这些部队重新做了安排，王思礼接手泽潞军之前的各残部也就是“关内行营”大约2万人，转交给来瑱率领，在陕郡驻防。原本就是从河东镇划分出来的泽潞镇部队万余人，则由王思礼带着赴任，与太原地区的河东镇主力会师之后，继续盯防跟随史思明重新反叛的高秀岩，并作为预备队随时支援河南、河北战场。

来瑱移镇陕郡后，他本来的南阳、襄阳防区就交给了崔光远。而唐军在最前线的陈留地区，则布置了三支部队：九节度使中的许叔冀部和董秦部，他们的兵力加起来不过万人，此外平卢军的第二支部队也已经到达河南，由田神功率领，大约有5000人，也在陈留一带镇守。

唐军这次对河南的防务布置本质上和四年前唐玄宗对河南防务的布置一模一样：在陈留、洛阳和陕郡设置三道防线，层层防守，同时在山西屯驻一支大规模机动部队，随时支援或反击。唐玄宗时代，三道防线分别由张介然、封常清、高仙芝负责，布置在山西的机动部队则是郭子仪、李光弼率领下的朔方军。而这次，唐军三道防线分别是：董秦所部平卢军与许叔冀部驻守陈留，李光弼带唐军主力驻守洛阳，来瑱带领原来的“关内行营”部队驻守陕郡。而王思礼则替代了原先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军地位，在山西地区统率唐军机动部队伺机反击。

乾元二年九月，在花费半年时间称帝并建章立制、整顿内部之后，史思明带兵大举南下。他的大致战略也和四年前的安禄山几乎完全一样：让各郡太守分别派兵与自己会合后，他分兵四路南下，第一个进军目标就是陈留（此时已更名为汴州）一带。唐燕两个政权从最高统治者到主要统帅已经基本换了一圈，但双方的攻防战略甚至是具体部署，却仍然与4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体现出这些战略部署的合理性。

大致布防位置与4年前防御安禄山南下时极为相近。

以河北每郡出兵3000名加上史思明本部来计算，燕军此次理论上动员的兵力有近10万，跟随史思明实际南下的机动精锐兵力也有5万以上。相比之下，唐军在陈留附近的第一道防线却弱小许多。唐军不但兵力居于绝对劣势，内部构成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唐军主帅是许叔冀，他此时的官职是汴滑节度使，李光弼也明确把汴州防务交托给他负责。许叔冀所部大约有1.5万人，其中一半是本部的人马，另一半是配属下的濮州刺史董秦率领的平卢军，包括田神功、梁浦、刘从谏等平卢军悍将。这就让许叔冀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不安，毕竟史思明本人就是平卢军系统出来的，在压倒性兵力的燕军面前，董秦率领的平卢军会不会与昔日同僚拼死奋战，还是会像四年前汴州守军出卖张介然那样背叛自己，实在不好说。因此，许叔冀在同燕军初战不胜后，干脆利落地带本部及麾下看上去很可疑的平卢军投降了燕军。[参见《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九月”条。除了众寡不敌之外，许叔冀部下能打的精锐都与史思明同出自平卢军系统，大约是他很快投降的一大原因。]

讽刺的是，史思明对这批降将的用法却正好相反。史思明把许叔冀任命为中书令，让他留守汴州，这可是宰相级别的高官。史思明出手这么大方，是因为许叔冀作为安史之乱期间唐军首位投降的节度使，地位虽然比不上之前堪称前敌总指挥的哥舒翰，却也具有极强的统战价值。相比之下，他对同样出自平卢军的董秦反而非常警惕。表面上，史思明显得非常看重董秦，拍着他的背亲口称赞说，自己眼中的董秦堪当左右手。然而事实上，史思明深知董秦麾下的平卢军不好驾驭，于是一方面把董秦带在身边，并将他的妻子扣押当作人质，另一方面则把他部下田神功、梁浦、刘从谏等战将和大部分平卢军都派去南边的江淮战场。不久之后，深受史思明猜忌的董秦找到机会，带着自己的500名嫡系趁夜破营而出，投奔李光弼军营，并且得到了唐廷嘉奖。[参见《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董秦后来被唐廷赐名为李忠臣）。《全唐文》卷338有颜真卿为董秦所作《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提道：“许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惧忠臣图已，令公佐南德信随刘从谏收江淮”，明确指出了许叔冀从此深陷燕国阵营，而史思明对董秦是极为防范的。]

回到当前战场，唐军三道防线中的第一条被轻松攻破，比起安禄山当年南下时击败一群乌合之众，史思明这次成功收编了1万以上的唐军，其中大半是平卢军精锐。除了一部分平卢军被调往江淮方向外，史思明所部主力已经开始向洛阳逼近。4年前封常清惨败的悲剧还历历在目，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摆在坐镇洛阳的李光弼面前：要不要守洛阳，怎么守？

唐王朝此时在洛阳周边的全部守军只有3.5万到4万人[参见《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九月”条：“光弼夜至河阳，有兵二万，粮才支十日。”这里恐怕与太原之战中记载李光弼“不满万人”一样采用了一定的拼接手法。李光弼直属的朔方军兵力大约有两万人，荔非元礼的镇西、北庭军和李抱玉所部加起来还有一万多到两万人，此时并没有被算入唐军总数。]，而史思明最初南下至少带了5万人，加上新收编的许叔冀本部和平卢军大约有7万人。当然，朝廷在陕郡和关中还能凑出约5万新军，但是这些军队战斗力肯定不如李光弼麾下的朔方军和西域部队，而且史思明此次动员了近10万人，如果需要的话同样可以从河北再抽调约5万人。所以，李光弼无论是像当初守卫太原那样在洛阳外围分兵积极防御，还是全军坚守洛阳城，在优势兵力的燕军面前都很容易吃亏。有人提出像当年封常清一样撤往陕郡一带，但是李光弼否决了这个建议。一方面，从洛阳沿新安、渑池一线到达陕郡的大路以丘陵地形为主，陕郡在面对洛阳方向的入侵时并没有什么地利优势。另一方面，封常清的前车之鉴也给李光弼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李光弼明确找到了更好的方案——放弃洛阳，驻守河阳。

河阳是洛阳北边的重要门户：洛阳城北30里略偏东的孟津是洛阳周边的主要黄河渡口，西晋时在这里架设了一座浮桥，后来几经兴废，到北魏孝文帝重建河桥并迁都洛阳后，在河桥以北2里的位置修筑了一座防卫极为坚固的城池，当时被称为北中城或河阳城[参见魏收《魏书》卷7《高祖纪上》，中华书局，1997年。“（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六月丙戌，帝将南伐，诏造河桥。”及《太平寰宇记》卷52：“北中府城即郡城。《洛阳记》云太和二十年造北中府。”]。后来东西魏分裂，洛阳成为双方前线战区，东魏实际控制者高欢于公元538年在附近又修筑了两座新城：中潭城和南城。人们之所以选择在孟津造黄河浮桥，是因为这一段的黄河中有大约长达1里的沉积而成的沙洲，沙洲两岸的水流速度因此变得平缓，适合渡河。这一沙洲最早被称为“中渚”，后来改成“中潬”。这个沙洲在洛阳争夺战中显示出重要的地位，因此高欢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拥有内外两层城墙的坚城，便是中潭城。南城则在浮桥南边，规模比北城和中潭城都大，南北朝后期有时候也被称为“河阴大城”。

河阳三城位置优越，控制这里的军队可以随时威胁洛阳，还能进军河北。占领洛阳的军队如果不能控制河阳三城，那么洛阳就更多会成为负担而不是战利品。后来北周攻伐北齐时，用尽各种方法进攻河阳三城，但这里却近乎牢不可破。北周大军多次在这里铩羽而归，周武帝曾经倾国而来，亲征攻破了河阴大城，却仍然打不下中潭城。最后，北周从山西进军，征服了北齐，而河阳三城防线直到北齐灭亡仍然没能被攻破。封常清守卫洛阳时，除了将河阳桥烧断外，没能利用好这三座坚城。现在李光弼决定，在洛阳坚壁清野，疏散朝臣、市民到他处避难，将军用物资运输到河阳城，在此据守。

史思明得到了已经成为空城的洛阳，但大军因为河阳三城的存在而被牢牢钉死在原地。此外，河阳北城西边对着河东方向的轵关道，河阳的唐军可以从山西获得物资与人员的补充。河阳北城东边是燕军占领下的怀州，唐军随时可以在这个方向发起反攻，威胁在洛阳的史思明部后路。而史思明从洛阳向河阳地区的唐军进攻时，要面对规模最大、背水筑城的河阳南城，从南边而来的大部队只能从一个方向攻打南城，史思明的兵力优势在这里难以发挥。如果要从水面攻击中潭城或者用船只渡过黄河进攻北城，燕军不但会丧失人数优势，还很容易被内线作战的唐军主力重创。但攻占了洛阳的燕军没有选择，史思明亲自带燕军主力北进，在河阳南城外面也建了一座半月形的外城墙与唐军对峙，双方开始了一系列激烈攻防。

十月，史思明带领燕军主力进攻河阳。在初期一系列斗智斗勇的花絮之后，史思明决定首先尝试烧毁浮桥，断绝三座城池中唐军的联系。燕军点燃了装满燃料的船只，让火船从上游顺流而下，直奔浮桥。但唐军对此早有预判，准备了数百根后方有巨木支撑的百尺长杆，杆头则安装了毡布包住的铁叉，利用这些工具远远就将火船挡住，并在桥上用轻型投石车轰击燕军火船。燕军这些火船要么被击沉，要么被阻止在原地后自焚殆尽，烧毁浮桥的尝试失败了。

占有人数优势的燕军随后选择分兵，从不同方向同时向守军进攻：史思明派自己的丞相周挚围攻南城，同时派出一支军队从黄河上游渡河，迂回到河阳北城西边的河清。到河阳的主要运输线有两条，东边有一条从山西泽潞地区经天井关、怀州通向河阳的运输线，但已经在邺城之战前因史思明占领怀州而沦陷。河阳唐军现在只剩下一条后勤线，就是从山西绛州过轵关陉到河阳。如果燕军能在河清站稳脚跟，就可以堵住轵关东出口，切断河阳唐军的补给线。

史思明想得很美，然而李光弼在中潭城坐镇指挥，内线作战的唐军机动兵力到达各战场的速度远超需要迂回的燕军。围攻南城的周挚没能迅速战胜李抱玉部唐军，在李光弼带援军到达后很快被击退。等燕军迂回河清的部队到达黄河北岸时，击退了南城燕军的李光弼早已亲自带兵到达附近的野水渡严阵以待。燕军渡河需要从上游走水路迂回，部队渡过黄河的一系列侦察、调度和迂回渡河动作至少要大半天，而唐军却可以通过浮桥和沙洲快速在黄河两岸调度部队，形成局部数量优势。看到唐军大部队早已经严阵以待，李日越、高庭晖等燕军精锐先遣小分队很快投降了。

史思明于是亲自带兵盯住南城唐军，派周挚带领燕军一部分主力继续进攻中潭城和北城。燕军这次登陆中潭城所在沙洲时没有遇到阻碍，但是当他们开始拆除李光弼在中潭城外布设的工事时，在这里等待时机的荔非元礼带领镇西、北庭两镇精兵杀出。狭窄的地形让燕军人数优势无从施展，很快就被赶回船上。周挚于是放弃了攻打中潭城，在北岸登陆并与怀州的安太清部会师，准备再次进攻北城。但是内线作战的唐军优势实在明显，李光弼让李抱玉带部分唐军在南城继续坚守，自己则带领主力迅速北上，与周挚、安太清的联军展开了决战。李光弼先让论惟贞、郝廷玉等将领带少量精锐消耗燕军锐气，等时机成熟时派出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军在内的唐军主力出击，最终成功大破燕军。燕军被斩杀1000多人，溺死1000多人，被擒数百人，大将徐璜玉、李秦授被唐军俘获，安太清也被迫退回怀州固守。周挚所部燕军惨败，史思明不得不放弃了对河阳长达一个月的围攻。

战役最高潮，史思明带兵在南边围困河阳南城，周挚带领燕军机动主力在围攻中潭城失败后，猛攻北城。

河阳之战中，燕军面对依靠坚城内线作战的唐军可谓处处被动。燕军战斗损失可能不过数千人，但基本都是精锐部队。除了被俘的徐璜玉、李秦授和主动投降的李日越、高庭晖等大将外，董秦和田神功等平卢军将领也找机会重新带领部众回归唐军。董秦部被派到陕郡一带加强关中门户的防务，而田神功部则被派往河南东部地区，威胁燕国汴州—郑州一线。史思明此后又派李归仁带兵突袭陕州，但在严阵以待的卫伯玉、董秦（此时已经被赐名李忠臣）等部唐军防守面前屡战屡败，只得放弃西进。

于是，重新占领了洛阳的史思明部燕军主力虽然有着兵力优势，却发现自己被河阳城的唐军牢牢钉死在洛阳，寸步难行。唐军随后派出一部分机动兵力东进围攻怀州，史思明派出一支燕军北上渡河救援，结果在沁水又被李光弼部朔方军击败。史思明终于不敢再分兵机动作战，只能选择全军坐困于洛阳城周边，对被唐军围攻的怀州也鞭长莫及。当时，安太清在怀州城内拼死抵抗，唐军初期的攻城颇为艰难，但最终挖通了一条地道。仆固怀恩曾经救下一名河北的燕军民夫，此人从地道进入城内并且熟悉了燕军的口令，成功与仆固怀恩里应外合拿下了怀州城，俘获了安太清等燕军将领。

唐军于上元元年（760）十一月攻克怀州，整个河阳之战以唐军的辉煌胜利落下了帷幕。河阳之战的战斗双方都展示出了高超的战争指挥技巧。尤其是李光弼所部河阳守军，在陕郡与河东友军的支援和配合下，充分利用河阳的地利和战略优势，完美展示了防御作战与运动战的精妙结合。唐军通过机动防御阻挡迟滞疲敝燕军，通过运动战不断分割燕军，将其各个击破，最终兵力占优的燕军只能困守于洛阳一地，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可以说，这是李光弼戎马生涯中打得最为精彩漂亮的一次胜仗。

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攻陷洛阳之后，唐军一方面在陕郡与河阳将史思明的主力牢牢遏制住，另一方面分兵进攻怀州。在进行了一年多的攻防之后，上元元年（乾元三年闰四月改元上元）十一月，唐军攻占了黄河北岸的怀州，史思明面临后路被切断的风险，唐军看上去已经重新赢得了主动权。但在这个激动人心的关键时刻，“愚蠢的皇帝听信奸佞之言逼迫前线军队主动出击”的戏份突然又上演了，在陕郡前线的监军太监鱼朝恩听信流言，认为燕军士气低落、不堪一击，向皇帝建议出兵收复洛阳。仆固怀恩支持鱼朝恩的建议，于是唐肃宗从关中派出大批援军，与陕郡唐军一起和李光弼部会合，李光弼在催促之下开始反攻洛阳。

在传统的叙事中，这已经是安史之乱中唐军第三次为昏君佞臣所逼，被迫出击了。此前哥舒翰想坚守潼关，但年老昏聩的唐玄宗听信杨国忠谗言，逼迫哥舒翰出潼关导致惨败。房琯在陈涛斜前线也准备打防守战，但是唐肃宗派来监军的太监邢延恩一定要他出战，结果唐军又惨败。在这种叙事模式下，皇帝信任的宠臣或者太监通常扮演奸佞角色，以进献谗言破坏前线作战为生。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当年在潼关和陈涛斜唐军主动出击，更多是因为后勤和中央财政上的困窘。那么现在呢？史思明陷入窘境，不代表朝廷就好过。一年多以来，史思明在洛阳一带一筹莫展，可这意味着朝廷的漕运线又一次被完全切断，唐军前线与江淮流域的物资流通再度中断。除了李光弼带着几万部队在河阳驻守，朝廷还要供养陕郡唐军和关中训练中的新军。久而久之，朝廷的钱粮又要不够了。

皇权政治时代的御用文人自然不可能这么记录和分析。前线手握重兵的将领能忠于朝廷，基层官吏民众能坚持抗燕，竟然是因为朝廷能维持对他们的物资供应，如果按照这个口径记载的话，又如何维护皇权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呢？所以，我们看到的官方历史记载，往往充斥着这样的故事：只要是最终修成正果，在史书中被定性为忠臣的官员和将领，总是一心想着忠君爱国。但是皇帝身边却充斥着奸臣佞臣，从唐玄宗时代的杨国忠、边令诚到唐肃宗时代的张皇后、李辅国、鱼朝恩，他们整天想着破坏前线的对敌作战，成了朝廷一次次错误决策的罪魁祸首。

再回过头来看此时的前线局势。唐军虽然在洛阳一线的战役中占据了主动权，但是随着战事迁延日久，朝廷不仅再度面临财政上的巨大困难，唐帝国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开始集中爆发。三年前唐廷收复两京、光复中原的时候，特地免了光复区一年的租庸，就是为了缓冲与在战事中崛起的地方军头实力派的关系。但是一年结束，这钱还是要收的。随着朝廷开始恢复这一全额税收，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开始白热化，短短两年内，从京畿到湖北、江南都发生了谋逆与叛乱。参与者除了康楚元、刘展这样的地方军头，竟然还有皇帝眼皮底下的宗室李珍。

除了地方军头开始纷纷起兵外，唐帝国的西北边境也出现了新危机。党项部落原先长期活跃在青海与甘肃南部中原王朝和吐谷浑的边境地区，随着吐蕃崛起并吞并吐谷浑，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有一部分党项部落投奔唐朝。唐帝国把他们迁徙到陕北一带，并建立了羁縻州来安置他们，另一部分部众则留在原地，也就是陇右地区，近一百年来他们总体上都很安分。但随着陇右、朔方的部队几乎都被抽调去平乱，留在陇右地区的党项人在吐蕃军事压力下开始东迁，陕北这些党项部落也跟着蠢蠢欲动。唐王朝不得不在关中设立了两个防范党项的藩镇，还把邺城之战后没了实际军权的郭子仪请出来挂名节度使，以统筹抵御党项侵扰。

在郭子仪出马之后，党项人很快作鸟兽散了。于是有人顺势上书，认为郭子仪这样的顶尖人才实在难得，让他闲置在首都养老过于浪费了。现在史思明部主力被李光弼在洛阳周边河阳等地牢牢拖住，朝廷可以把预备队都交给郭子仪，让他走北线直捣燕京老巢。皇帝下了诏书，让郭子仪带领禁军和关中各地地方军队七万人，沿着五年前的路线从朔方出发收复大同军，然后东出井陉和飞狐口直扑范阳。然而，就当万事俱备，郭子仪即将带领这七万大军出征之时，据说鱼朝恩再次提出反对，皇帝亲自下的诏书最终竟然也成了一张废纸。

但这不过是皇权政治下史官的文字游戏。所谓鱼朝恩反对，更多是唐肃宗借他出来唱个双簧，把事情搅黄罢了。这份诏书里的战略，本质上就是四年前李泌战略的翻版。当时朝廷财政无法支持李泌的战略，现在财政问题并没有解决，新战略可行性依然不高。而唐肃宗此时的头号愿望同样与四年前相同：最快速度收复洛阳、汴州一带，将史思明赶回河北，恢复漕运对朝廷财政的输血功能。这种情况下，唐肃宗怎么可能在缺乏物资钱粮的情况下，让郭子仪带领所有预备队去远征，开辟一条消耗巨大的新战线？

双方就这样死死对峙着，期盼对方先崩盘。就在唐军攻占怀州，取得对燕军主动的上元元年十一月，战局上占了上风的唐军后方出大事了。淮西节度副使刘展在江淮流域发起叛乱，使得唐王朝赖以生存的东南税收重地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唐廷不得不从河南战场抽调精锐的平卢军田神功部南下，这让坐困洛阳一年多的史思明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决定好好把握住刘展叛乱的天赐良机，于是派出多路燕军南下江淮，声援叛乱的刘展，牵制南下的唐军。

主史思明分兵多路进军江淮，声援刘展。

到这时，唐廷可谓山穷水尽，再无可能让李光弼继续在洛阳外围进行机动防御作战，而是不得不主动进攻洛阳，寻求决战了。前不久唐肃宗诏书中提到的关中唐军编制虽然多达7万人，但大部分军队要么必须守卫本土防备党项等新兴对手，要么是缺乏训练的新兵、难以进行远征作战。朝廷最终只精选出2万关中唐军，由鱼朝恩带领与陕郡的卫伯玉部1万唐军会合后，一起东出支援李光弼。同样深感必须与燕军决战的李光弼留下李抱玉镇守河阳，自己带着仆固怀恩部朔方军和荔非元礼的镇西、北庭军一部约2万人与鱼朝恩、卫伯玉两部完成了集结。唐军集合了5万机动主力，正式南下洛阳与燕军展开决战。

上元二年（761）二月，唐军主力约5万人进军洛阳，寻求与燕军史思明部的决战。史思明此次南下动员了近10万大军，一年半之前实际南下的机动主力也有5万人以上，还在汴州收编了1万多唐军，进军洛阳时有约7万人。但最近一年半的战事中，以平卢军为主的各部降军基本复归唐朝，燕军在河阳等地的失败也颇有损失，加上前不久史思明派出1.5万人东进江淮流域声援刘展，现在洛阳附近的燕军只剩下大约4万人，反而居于劣势。当得知唐军主力集结的消息后，燕军就放弃了河阳城外的营地，通过河阳南边的邙山地区撤退到洛阳北郊的平原地带，选择在这里与唐军决战。而唐军各部会师之后同样选择南下越过邙山，双方的决战就这样在洛阳城北、邙山南部的边缘地带爆发了。

在战前排兵布阵时，李光弼与仆固怀恩之间产生了根本性分歧。李光弼将唐军主力布置在北边的山地上，准备居高临下打他最擅长的防守反击战。但仆固怀恩却有不同的想法，在他看来，这次唐军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占了优势，自己手头的骑兵在山地难以发挥，不如在平原上展开阵势，与燕军堂堂正正打野战一决高下。然而李光弼认为，在山地战败万一不利还能撤退，一旦在平原战败就容易被歼灭，于是双方争执不休。

李光弼和仆固怀恩谁对谁错？1000多年后的我们实在难以下结论。唐军所部虽然以精锐为主，但其组成成分一如既往地驳杂，李光弼利用朔方军防守反击战丰富的经验，依托山地列阵，当然是万全之策。但问题是，唐军这次本来就是主动进攻以图收复洛阳的，现在如果依托山地和以洛阳城为基地的燕军持久对峙，后勤和财政上能维持多久，实在不好说。而且现在唐军难得拥有了明确的兵力优势，以仆固怀恩对骑兵的自信来看，唐军此战的骑兵至少也能不落下风。对仆固怀恩来说，从永丰仓到三原再到滏阳，每次他打的就是燕军精锐。现在唐军明明占着优势，李光弼却不去平原地带正常布阵决战，反而选择全力求稳，这也未免太窝囊了。

表面上看，这是专业军事问题上的争执。然而我们回忆下朔方军之前的几件事，却会发现这是朔方军内部矛盾的延续。郭子仪与仆固怀恩之间的矛盾在邺城之战前就到了极为激烈的程度，并在战役中总爆发，成为唐军战败的一大原因。邺城之战后，郭子仪嫡系张用济试图驱逐李光弼，但因为得不到仆固怀恩支持，最终放弃了计划，反而被李光弼借机斩杀立威。

仆固怀恩不支持张用济等郭子仪嫡系驱逐李光弼，是因为他已经公开和郭子仪翻脸，郭子仪在朔方军中又威望极高，他乐得见到郭子仪去职，继任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像郭子仪那样完全压制自己。然而李光弼的作为却让仆固怀恩大失所望。相比于郭子仪的长袖善舞，李光弼治军一向以凶狠好杀的恐怖手段服众。初任河东节度使时，李光弼仅仅以对方无礼为理由，直接斩杀了皇帝任命为御史中丞来进行政治监督的崔众，还对皇帝派来的太监放狠话说，就算崔众被封宰相也会处死他。

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军头到了朔方军中，遇上了敢临阵射杀吴思礼的仆固怀恩，难免会上演一出火星撞地球的好戏。当时，李光弼除了火并张用济立威，还在朔方军中开展了一系列整肃军纪的运动，但仆固怀恩可不买账，他听说李光弼火并了张用济之后，带着麾下500精锐骑兵直冲李光弼营地里拜见，把李光弼这位杀人如麻的悍将都吓得变了脸色。仆固怀恩随后又装模作样责怪手下人，你们怎么能自作主张跟来，李光弼也只好逢场作戏安抚他们。仆固怀恩是唐军蕃将中的代表人物，不但是朔方军中蕃兵的实际统帅，还和回纥关系密切，即便是手段狠辣的李光弼，也终究不敢和他正面冲突。

但李光弼这个空降过来的统帅与仆固怀恩这位头号地头蛇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到此时的大战中终于彻底爆发了。两人之所以争执在哪里列阵这个问题，李光弼是需要展示他主帅的权威，而仆固怀恩也是为了宣示自己在朔方军中的话语权。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李光弼先让唐军在山上列阵，随后仆固怀恩带自己所部跑到平原列阵，接着李光弼又下令唐军回到山上，仆固怀恩又阻止了李光弼的命令。唐军两位最高将领，在敌人近在咫尺的情况下，居然如此儿戏，完全不把数万士兵的生命当回事。毫无疑问，在这么反复上山下山的折腾后，唐军无论是纪律还是士气都一落千丈，体力也遭到了极大消耗。而关于随后的战事，史书中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按照《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的说法，史思明率兵占据了唐军阵列附近的一处高地，趁着唐军还没完成列阵，以700名长枪兵为前锋，后面用步兵持刀跟随，向混乱中的唐军逼近。唐军很可能因为燕军骑兵尚未出动而对此不以为意，结果燕军步兵直接向唐军冲锋。面对燕军的突击。始终没能完成列阵的唐军在一片混乱之中遭到惨败。[《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二月”条：“史思明乘其陈未定，进兵薄之，官军大败，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尽弃之。”《册府元龟》卷443：“军次北邙山，光弼、怀恩列阵以待之，思明至，贼夺高原，以长枪七百人，令壮士执刀随其后以驱之，令冲，我军交锋而溃，士卒咸弃甲奔败。”]

而《旧唐书·史思明传》和《新唐书·李光弼传》给出了另一种说法。在这些版本的叙事里，燕军先锋的枪兵和刀兵更像是一支诱敌的部队。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军与燕军先头部队接触后，燕军丢弃一部分装备和物资逃跑，把附近一座囤积物资的小城也放弃了。早因为布阵问题精疲力竭的唐军此时完全丧失了纪律，开始大肆抢劫这些物资。燕军预先布置在北邙山下的伏兵趁势突击，将唐军打得大败。[《旧唐书》卷200《史思明传》：“贼委物伪遁，将士等不复设备，皆入城虏掠。贼伏兵在北邙山下，因大下，士卒咸弃甲奔散。”《新唐书》卷136《李光弼传》：“贼据高原，以长戟七百，壮士执刀随之，委物伪遁。怀恩军争剽获，伏兵发，官军大溃。”]

无论哪个说法是当时现场的真实情况，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李光弼与仆固怀恩在大敌当前之际，为了争夺朔方军的控制权公开内讧，当着燕军的面至少连续三次更换了布阵的地方，结果唐军在这一系列内讧中陷入混乱，最终被燕军所败。按《资治通鉴》的说法，唐军死亡数千人，一般战报说己方损失时声称“数千”，多半就是超过5000的意思。而在《资治通鉴考异》引用的《蓟门纪乱》中，燕军声称斩杀了1万出头的唐军[《资治通鉴考异》卷16“上元二年二月”条引《蓟门纪乱》：“上元二年三月甲寅，使使告捷，云王师败绩于洛北，斩首万馀级。”]。这两个数字的差异倒是很容易理解，唐军很可能损失了大几千的精锐士兵，加上一部分随军民夫被杀，总共被斩杀人数过万。从记载来看，唐军主要参战和遭受损失的就是朔方军，也就是说2万左右的朔方军被斩杀了大几千，加上受伤等其他损失，丢失了近半兵力。至于卫伯玉部、鱼朝恩部，史书并没有记载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大约没有大规模卷入战斗，多半在朔方军战败后便撤退了，损失也相对较小。

此战唐军的战死人员以朔方军精锐为主，这对唐军来说是极大的打击。之前唐军在河阳北城击败周挚部燕军，周挚不过损失了2500左右精锐，照样让燕军感到伤筋动骨，史思明因此被迫放弃攻势而退兵。这次唐军损失了大批精锐部队，也让他们短期内再次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李光弼、仆固怀恩一路退到了位于河东地区的闻喜，鱼朝恩、卫伯玉则带兵撤回到陕郡，留守河阳的李抱玉被迫放弃这个让史思明折戟的战略要地，唐军还舍弃了去年辛苦围攻得来的怀州，这就意味着唐军已经退出了在洛阳周边的争夺。唐军在邙山之战中再次丧师失地，朝廷再度面临重大危机。看上去，史思明即将重新西进，威胁长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