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琦为代表的朝廷决策层不可能不知道，发行面值远比实际价值高的大额铜币，必然会导致物价飞涨、民间假钱泛滥，也必然导致铜钱在货币流通领域的崩盘，引起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后果。问题在于，就算皇帝和刚成为宰相的第五琦比一般人对这些情况更了解，但这一切恶果都比不上一个好处：在极短时间内，发行大钱可以为朝廷带来巨额的财富。而现在朝廷最缺的，恰恰就是钱！

邺城惨败之后，“大燕国”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史思明南下洛阳的威胁近在咫尺。唐廷需要有足够的钱保持剩余军队的运作，在防御住史思明之后还要组建更多新军再次进军河北。之前唐廷为邺城之战筹集军费堪称竭泽而渔，现在他们已经无法正常征收到接下来需要的这些钱了。

唐廷当然知道发行大钱是一种货币注水行为，但是这样也意味着朝廷短时间内可以几乎零成本买来大量急需的军用物资，保证军队的正常维持和运作。从这三年来的战争经验来看，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行动，基本都是半年时间筹备、半年时间作战。唐廷决策层显然认为，从借货币改革捞一大笔钱到下一次战略决战，基本也就一年出头的时间。而超发货币导致经济大崩盘的后果，从之前《平准书》和《食货志》的经验来看，一般都要两三年才会集中爆发。毫无疑问，朝廷在山穷水尽下的应对思路便是：不管未来会有多大后果，先把钱捞到，在后果爆发之前全力把“大燕国”彻底打倒。只要除掉燕国这个大敌，就算货币超发导致经济崩溃，也可以慢慢善后。

从历史上看，强势的帝王往往难以抵挡这种快速提高财政收入的诱惑。汉武帝明知道发行注水大额货币的后果极其严重，而且越到后来边际效益越小、效果越差，但仍然一次又一次换着花样发行各种不同的货币。之后的王莽同样如此。别说这些汉朝的古人了，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也是这么换着花样发钱。归根结底，朝廷从来都是把发行注水的大额货币，当作常规财政收入不够用时，从大家口袋里斯文掏钱的不二法宝。关键是，这种方法确实一直很管用。

唐廷这两年一直在用尽各种手段弄钱，然而遗憾的是邺城战役的惨败让这些费尽心机搜刮来的钱财消耗殆尽。唐肃宗只好让第五琦挂帅，捡起老祖宗玩过的老把戏，通过发行大面值铜钱搜刮钱财了。然而出乎皇帝和第五琦意料的是，乾元二年九月初七正式开始的货币改革，竟然在当年十一月初五就全面破产，唐王朝的货币市场全面崩溃。历来这种发行大面值铜钱“改革”的文明抢劫方式，都是朝廷短期内大赚一笔，而民间商人和平民百姓吃哑巴亏。像唐肃宗和第五琦这样，殚精竭虑发大钱来敛财，结果刚两个月货币市场就崩溃，中央财政也因此走向破产，还真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头一回！

唐廷只是在绛州一地[参见《新唐书》卷54《食货四》：“第五琦为相，复命绛州诸炉铸重轮乾元钱”，明确说了仅仅是绛州的诸炉参与了铸新钱。]铸造大钱，绛州在天宝末年有30个铸钱炉，是朝廷铸钱中心之一[参见《新唐书》卷54《食货四》：“天宝时，天下铸钱之炉九十九，而绛州三十。”]。我们假设这30个炉子没有受到战火破坏，而且此时都在开足马力造大钱。第五琦在乾元二年四月开始筹备，九月发行新钱，十月就基本停发了，这30个铸钱炉最多就造了半年大钱。杨国忠铸造足额好钱时，每个铸钱炉每年产能是3500贯。老钱一贯6斤，一个炉子一年能产2.1万斤铜钱。现在50文的大钱面额是原来的50倍，实际耗铜是原来的3.2倍，生产相同重量的大钱，名义上增值了大约15倍。那么，每个铸钱炉一年理论上可以铸造的50文大钱产量总面值约5万贯。绛州30个铸钱炉开足马力半年，大约也就生产了价值70万到80万贯的大钱。

天宝末年每年用于流通的货币收入折算成铜钱超过1500万贯，即便只算首都，也至少有700万贯[按《通典》卷6：“其资课及句剥等当合得四百七十馀万。……其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馀万石，（三百万折充绢布，添入两京库。三百万回充米豆，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仓。四百万江淮回造米转入京，充官禄及诸司粮料。五百万留当州官禄及递粮。一千万诸道节度军粮及贮备当州仓。）布绢绵则二千七百馀万端屯疋，（千三百万入西京，一百万入东京，千三百万诸道兵赐及和籴，并远小州使充官料邮驿等费。）钱则二百馀万贯。（百四十万诸道州官课料及市驿马，六十馀万添充诸军州和籴军粮。）”天宝年间绢价大约460文，粟米价大约200文一石，流通货币绢帛2700万加200万铜钱加300万粟米折绢，总计值1500万贯，还有资课句剥470万没明确单位，但大多绢帛铜钱，所以实际可能高达1800万贯。首都包含1300万绢和300万粟米折绢共计658万贯，加上资课、句剥等杂税肯定超过700万贯。]，现在朝廷供养的军队数量大约只有天宝年间一半，但战事激烈伤亡巨大，算上奖赏和抚恤开销小不了太多，我们假设皇室和官员的开支大幅削减，只有以前的一半，那么唐王朝境内每年需要流通的货币价值仍高达700万到1000万贯铜钱，首都附近也应超过400万贯。奇怪的是，70万到80万贯的50文大钱，比起当时朝廷每年至少700万贯的开支，可谓微不足道，对原来的铜钱市场就算有所冲击，也不至于这么大。为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市场物价尤其是粮价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涨，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按照史书的记载，随着大钱流入市场，长安城内很快出现了大量的假钱，甚至到了“人人私铸”的夸张程度，曾主持卖官的郑叔清当时担任京兆尹，单是处死的假钱贩子就有几百人。

这个现象非常值得玩味。当时铸钱的主要材料是加入锡或者铅锌的合金铜，除了铜矿之外还需要所谓的锡母，就是打造好母钱的模子，才能实现批量铸造。锡矿主要产于南方，所以从唐高宗时期到唐玄宗初年的造假钱，原材料都主要是从江南大批流入北中国。唐高宗打击私铸铜钱的重点，就是对客商囤积铜、锡过百斤者进行没收。唐帝国每次要严打铸假钱，通常选择从供给侧入手，对江淮地区的造假钱行为和原材料供应进行打击。造假钱的关键原材料既然都在江淮，在首都长安附近造假钱哪有那么容易？朝廷中枢对发行新钱全程精心筹划，对于打击假钱必然有周密的准备和严格的监控。何况开炉造假钱不但需要繁琐的技术、巨大的场所，过程中会产生声响和烟雾，还需要雇佣大量的人工，随时都会面临官方的严厉打击，一旦抓到是要被杀头的。

所以，能在首都附近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造出足以严重冲击首都物价的假钱，那至少需要10万贯级别也就是上亿级别的假钱，还要让朝廷无法第一时间察觉到，这怎么看也不像是纯粹靠民间自发能做到的。最大的可能是，有人在大规模组织铸造假钱，刻意与唐廷作对，这又会是谁呢？

朝廷在去年渡河攻打安庆绪的时候，就曾发过一批以一当十的大钱。这批钱是发给前线军队的，当时为了让军队能在河北热心作战，唐廷把拖欠了很久的积饷和赏赐一并发了出来。1.6倍的含铜量，10倍的面值，意味着唐帝国名义上给足欠饷的同时，不声不响把这批钱自行贬值到原来的六分之一。史书没有记载前线带兵将领和士兵的态度，但是我们用常理判断就可以推测，将士们对于朝廷这轮通过发大钱变相赖掉大半欠账是多有不满的。

所以，当九大节度使在邺城会战中出人意料惨败崩溃后，大部分唐军都选择在河南大肆抢劫。讽刺的是，李光弼、王思礼二部保持了军纪，而其他军队完全是蝗虫过境一般洗劫了河南。李光弼和王思礼所部单纯论战斗力和纪律性肯定远不如朔方军或安西、北庭精锐，但却能保持军纪，说明这种劫掠完全是可以控制住的。这场正规军大规模抢劫百姓的闹剧和悲剧会发生，自有其深层原因。

从众多唐军将士的角度来看，大家从灵武拥立肃宗至今已经两年多了。在军队饷银被大规模拖欠的背景下，将士们仍然拼死奋战，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收复了两京。结果将士们拿到清偿欠饷的，却是一堆10文面值的大钱，实际购买力已经悄悄贬值到原来的零头。现在胜利越发遥遥无期，领过一次大钱的将士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朝廷在节节胜利的时候都拿大钱来忽悠我们，现在打了败仗，还能指望朝廷会给钱？既然如此，将士们都只好选择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然而，朝廷造10文大钱犹嫌不足，竟然开始大张旗鼓造50文的。历史上无数的案例充分表明，如果新的大钱发行顺利，唐廷肯定可以大赚一笔，大家兜里的钱会被狠狠抢劫一把。那么谁会受害最深呢？毫无疑问，就是各路军头和他们手下的将士们。朝廷发行了这么多大钱，都是往各军镇及与军队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各级承包商手里塞，用来支付前线作战的奖励和后勤的开支。久而久之，朝廷就能用一大堆超出实际价值许多倍的大钱，换到更多粮食物资和将士们的身家性命。

唐军的主要将领们绝不是有勇无谋的赳赳武夫。他们一边打仗，一边经商，在扬州等地因为军需交易竟然形成了异常发达的贸易市场。这里的很多大宗货物交易，都是几十万贯甚至上百万贯的规模！对于这些军头来说，当他们知道第五琦被任命为宰相时，毫无疑问就能意识到朝廷开始准备发钱来掏空自己的家底了。不甘人为刀俎，他们只有像战场上对抗燕军一样，正面和第五琦交手一波了。

关于这场长安朝廷与地方军头之间看不见的战争，史书并没有直接而连贯的讲述。我们只能从唐王朝官员收入结构、唐代京官与军队大员个人的大宗消费习惯和支出方式建模，推断第五琦这次铸造大钱向地方军头柔性抢劫的行动为什么彻底失败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节内容更多依据有限资料，进行合理推测，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很多种可能性，这里只是着重描绘了可能性比较大的一种场景。

第五琦铸造的第一批50文大钱用来干了什么？主要用来给京官发钱了。两年多来，朝廷入不敷出，只好亏欠下官员们，而这次铸造了新钱后，唐廷就把冬天一个季度的薪水一次性发放完毕了，其他部分多半也是用来发放积欠的官员薪水或者支付军队奖酬了。而京官们拿到这么一大笔钱后，最爱干的事情都是一样的——购置田园庄宅，也就是买房。我们来看几个典型例子。

郭子仪曾经在关中凤翔（扶风）、郿县一带的黄蜂岭等地拥有连绵数百里的私田，并且在这个区域养马，据说他一度养了两三千匹马。100年后的晚唐官员孙樵路过这个地区时，原来属于郭子仪的庞大地产已经被飞龙军控制，并且成为飞龙军的财政来源。

张嘉贞在唐玄宗统治初期当过宰相，且声誉颇佳，之后虽然因为弟弟贪腐一事受牵连降级，但生前一直保持着高官的地位。他喜欢书画，但是从来不喜欢购置房地产。他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同级别的官员中大概过于特立独行，因此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劝他购置地产。他的答复是，虽然朝臣们都喜欢广占良田，但到头来这些产业往往被不肖子孙吃喝玩乐挥霍个精光，也没什么意思。

从上述两个例子来看，唐朝中期的官员富豪广置田宅不动产，用来经营和收取地租，是当时普遍存在的风气。现在，被欠薪的大批官员们，好不容易集体拿到一笔巨款，第一时间会考虑的多半便是购置田宅地产。

当时土地、庄园、豪宅的转手买卖市场已经很成熟，流通也很快速。京官们拿到一笔大钱后，首都周边的不动产市场需求必然迅速升温。虽然京官们被拖了很久的薪水，但地方军头们在辖区有着人事权和财权，一直不缺钱，此时军头很可能手握长安周边的大量优质不动产。有不动产这样高流动性、交易成熟的大宗商品，这次集体补发薪水又意味着市场需求的集中爆发，持有庞大不动产的军头们狙击第五琦的机会出现了。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证据，我们只能根据前文提到的实际情况，对军头们采用的手段进行一些可能的逻辑和路径推演。

第五琦铸造大钱的半年时间内，部分消息灵通的军头对朝廷造钱的细节早已了如指掌，毕竟连第五琦铸造大钱炉子所在的绛州，此时都是朔方军的控制区。得知消息的地方军阀有着自己的地盘和合作商人，他们可以同样提前准备好铸造钱币需要的铜、锡等物资，甚至是自己私铸好的大面值假钱，并且提前运输到长安郊外的关中某些地区。随着朝廷铸造的官方大钱集中发放，土地、庄园、豪宅这些不动产的需求在短期内集中爆发了。由于地方军头们握有大量的优质不动产，此时便可以投放假钱，哄抬不动产售价和其他物价，增加不动产市场的恐慌。通过优质不动产这样的大宗货物价格的飞涨，大钱很快会加速贬值。

这时候，地方军头们再顺势用假钱收购绢帛，绢帛价格的飞涨将使官民对大钱贬值的恐慌进一步蔓延到整个市场交易中。到最后，人们都像疯了一般，把自己压箱底的铜钱和铜制品都拿出来置换绢帛。首都长安的市面上出现海量的假钱，绢帛价格则一路攀升，从500多一匹飞涨，最高甚至到了1万多一匹。

也就是说，地方军头完全可以通过不动产需求集中爆发的时刻，让房产先行大幅涨价。随后，他们可以暗中帮助铸造甚至直接投放假的大钱，进一步引起绢帛价格的飞涨，带动整个市场陷入恐慌。货物涨价传导起来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比如说地价涨了，随后房价也跟着涨，房价涨了房租涨，房租涨了人工涨，成本涨，最后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会传导到社会其他产品。但恐慌不一样，恐慌的传导可以驱使市场几倍、几十倍地放大波动。军头们从不动产市场入手，随后通过哄抬绢帛价格的方式，成功狙击了朝廷以货币改革的名义对他们进行的抢劫。而且这种狙击的成本并不高，等绢帛价格飞涨时，军头们又可以用绢帛换回市场上泛滥的真假大钱，等于是对大钱做了一波完美的高抛低吸。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留下来的记载很少，我们对这场货币市场的阻击战只能做大致推演，具体细节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毫无疑问的是，第五琦这次借着货币改革敛财的计划完全失败，这个失败对于朝廷的打击和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邺城之战的惨败。

唐军虽然在邺城战败，军队的实际损失也就3万人左右。以唐王朝强大的人力物资储备，只要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朝廷很快又可以组织起十几万甚至更大规模的部队，怎么都能压倒只占据了河北一隅的史思明。后来北宋初年灭亡北汉、后期压制西夏的战事都是如此，哪怕在战场上经历了多次惨败，但是宋朝凭借雄厚的资源一次又一次发起攻势，最终占据了绝对的战略主动权，将对手死死压制。

然而，第五琦这次失败的货币改革造成的损失远比一次大战失败更大，因为朝廷的中央财政在此后濒临破产了。战场上的一次惨败，往往休养生息一段时日就可以恢复过来，但财政破产的后果却要严重得多。第五琦货币改革前，一匹上等绢大约能换550文钱，到了第五琦造大钱的货币改革崩溃，这个兑换率曾经一度被砸到了超过1万，随后几年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逐步废弃大钱，一匹上等绢的实际价格仍然超过4000钱，此后绢价缓缓走低，到七八年后的唐代宗时期，仍然高达2000钱一匹，要等到约50年后的德宗贞元末期，绢价才逐步恢复到800钱每匹的正常水准。

更可怕的是，由于绢帛与铜钱的兑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暴涨暴跌，且不同地区差异很大，兑换汇率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过去相对稳定的官方定价很难跟得上市场变化。当官价与市场实际价格差别过大，很容易让官僚地主等强势人群从中牟利，从而引发绢价的“双轨制”，类似于后世汇率中常见的官方指定价与实际市场价。两者的价格逐渐相差数倍，朝廷各级部门常常出现类似按黑市价800钱一匹收，按官价3000多钱一匹放的操作以牟取暴利，以至于逐渐出现了实估、虚估、省估等异常复杂的绢价换算体系，让唐王朝的财政乱象频出。

绢价飞涨意味着国库里的铜钱瞬间贬值到原先的零头，能换的物资大大减少，更意味着朝廷很长一段时间内丧失了继续发行货币的能力。绢帛作为实际货币的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唐廷控制的纳税人口已经大幅减少，关中及其周边地区不产优质绢帛。因此，朝廷以后给前线的大宗采购、大宗支出必须先去市面上兑换绢帛，而绢帛的定价权很容易受到富豪商人和地方军头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朝廷很容易遭到损失。而随着中央财政濒临破产，朝廷已经完全无法承担地方部队的后勤与薪酬开支了，于是只能在《幸普安郡制》基础上彻底放开各地军政长官对辖区的各项权力，任由他们依靠实力划地盘，在自己的辖区内收取税收养活军队。

正是因为中央已经濒临破产，所以朝廷几年内无法重新组织起邺城之战这种大规模攻势，接下来面对“大燕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反而只能一直处于被动的守势之中；也正因为朝廷财政濒临破产，所以后来“大燕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内讧，几乎面临土崩瓦解之时，唐军也只能袖手旁观，无计可施，却无力及时乘虚而入干预局势。

可以说，随着财政遭遇这一轮毁灭性重击，唐廷已没有钱支撑一场对燕国的清剿式战争，接下来藩镇割据的轮廓已经初步显现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仅仅把目光聚焦于朝廷和地方实力派之间少数人的博弈，看到的只会是藩镇割据形成的表象。历史从来不是几个人的博弈，而是那个时代无数人之间的博弈，藩镇割据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其根本成因绝非唐玄宗、安禄山、史思明、郭子仪、第五琦等少数人的争斗引发的。我们需要关注更广泛的群体，从时代中具体个体的微观角度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透视这场巨大博弈背后的逻辑，以便更透彻地理解为什么藩镇割据的时代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必然。

中晚唐的藩镇割据总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要说此时还算是“大一统”王朝，但有哪个“大一统”王朝的朝廷上百年里与一些地方长官和军头钩心斗角，甚至动辄兵戎相见？更离谱的是，中央军还经常在这种斗争和战事中吃亏。即便放眼春秋战国、两晋南北朝这样的大分裂时代，或者是“大一统”王朝中央权威彻底衰落后群雄逐鹿的年代，同样也和藩镇割据有着很大区别。春秋时代的周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实力衰微，到战国时天下诸侯更是纷纷称王，周王室连名义上的共主地位都丢了。而中晚唐藩镇割据的时代，在黄巢打烂朝廷的东南后方之前，大唐皇帝不但是货真价实的天下共主，还财力最丰、军队最强，长安的朝廷仍然享有足够的权威。在两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主要军政主体都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哪怕只有一省之地的小国之主通常也会选择称帝，而藩镇的领袖就算和唐廷兵戎相向，绝大部分时候却仍然承认唐王朝的最高权威。

翻遍中国史书，藩镇割据时代这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奇怪关系，还真是绝无仅有。对于这种现象的成因，清代学者赵翼的一条评论颇值得玩味：“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

确实，从秦帝国以来，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朝和唐朝初期，每次各路帝王将相在神州大地上为了权力拼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每个国家和势力内部的宫斗和政变也是层出不穷，但归根到底，主要就是一群豪门大贵族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当然，刘邦、刘备、石勒、刘裕这样的寒族出身，或是陈胜、吴广、黄巾之乱、六镇兵变、隋末窦建德等起自基层、自下而上的民变，看上去似乎都是例外。但这些发迹于基层、崛起于乱世的群雄，最终要么自己成为新的皇族或豪门贵族，融入主流秩序，要么很快失败。从秦帝国到中唐这上千年的王朝政治时代，血统、出身远比能力重要。

但到中晚唐的藩镇割据时代，尤其是唐帝国直接控制区之外，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半独立的藩镇中，政坛上的面貌却显得完全不同了。军人阶层已经作为一个全新的整体登上了历史舞台。军阀能控制一个藩镇，是因为他得到了辖区内军队的普遍支持。中晚唐这么多藩镇，尤其是独立性很大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藩镇，大部分节度使都千方百计想效仿王朝正统，把节度使的位置沿着直系子孙长久传承下去，却没有一个家族能坚持到最后。即使是其中最稳定的成德镇，到唐朝灭亡为止，也已更换过三个家族，其他藩镇更是走马灯般地更换节度使。更多的时候，一位中层军官在基层将士们拥戴下，就能推翻侵害他们利益的节度使，取而代之。略带夸张地说，中晚唐的节度使，与其说是雄踞一方的实力派，更多时候更像是将士们用刀投票、推举出来为他们的利益代言的人物。而被推翻的节度使，运气好的可以投奔长安朝廷或者逃亡别镇，运气差的经常身死族灭。到唐朝灭亡后的五代，更有军头安重荣公开喊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这样赤裸裸的口号，可见中晚唐之后，军人作为一个阶层，整体参与历史博弈时能量之大。

历史从来都是万千人共同博弈的舞台。在前台活跃的英雄人物之所以能建立功业、留名后世，往往是因为有着无数人基于共同的利益、立场给予支持。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政治生态和面貌迥异，这背后是数不清的人在参与博弈和争斗。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不是某个英雄人物，而是无数人从不同的方向努力，最终形成的合力。中晚唐时代，军人越来越多团结成一股力量并直接参与政治博弈，藩镇割据格局逐渐定型。这一过程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土地所有制度的变迁。对此，张国刚先生在他的著作《唐代藩镇研究》中做过非常精辟的分析，我们接下来也将在张国刚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探索。

自从人类有了农业生产活动，土地就一直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不动产，是财富积累的最佳途径。土地可以种植作物，可以每年相对稳定地获得固定产出。通过对土地的拥有获取地租收入，更是一劳永逸的资产增值模式，而土地本身在太平年代也会持续升值。土地的这种经济属性，使得它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最值钱的资产，成为各路权贵争夺的核心目标。正因为如此，对土地所有制度的观察也可以作为藩镇割据现象的一个风向标。

土地的价值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在秦汉以前漫长的岁月里，土地虽然也有很高价值，但此时的土地仍然需要轮种，两年甚至三年才能种一次。当时的农民，对于如何更好地深耕、蓄肥、浇灌，都缺乏足够的知识。土地上的产出除劳作者自己的消耗外，剩余收入也就是利润很低，土地的潜在价值就很低。到战国时代，随着铁和犁的出现，农民的耕种能力大幅提升。土地产量高了，每年的固定收益随之大幅提高了，土地价值也就增长了，于是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土地兼并现象。

到西汉时期，土地的流通和兼并速度都开始有了飞跃。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当时的大部分土地都不再需要轮种，而是可以常年耕种、反复利用，可播种的粮食和果蔬种类也越来越多，使得土地的价值再次大幅提升。最初，能成为大地主的主要是两类人：权贵和商人。随着汉武帝时代推广盐铁专卖，集中在矿业和盐业领域的大商人纷纷破产。汉武帝之后，土地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但由于大商人阶层整体性的破产，土地的商业化流通能力反而急剧下降。到这时候，土地所有权的主要转移方式就变成了权力寻租：皇族、官员、军头利用手里的权力对土地强取豪夺，再利用土地收取地租，获得更多土地和财富，并反过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到这时，豪门世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开始了。

东汉时期的崔寔著有一本叙述大地主田庄每个月例行农事活动的专业性著作《四民月令》。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豪门世族庄园中的生活。每个田庄就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小型社会，生产规范极其细致。这本书除了介绍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外，还提到了庄园主如何利用价格波动，进行粮食、丝绵和丝织品等品类的买卖活动。通过《四民月令》细致而生动的描述，我们可以认识到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已经完备到何等程度。正因为如此，拥有这些庄园的豪门世族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单元，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自然受到限制，主要流通货币也从代表中央帝国信用的钱币变成更去中心化的实物绢帛。这一时期土地的流通虽然频繁，却主要是在士族内部。

到了唐代，这一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均田制原则上规定土地是国有的，不许买卖，但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商品流通大大加速。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颠沛流离，却也得以近距离观察了解各地的风土民情，并给我们留下了“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等诗句，生动描述了当时唐帝国相距数千里的不同区域间商贸之繁盛，说明唐王朝中期的商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商人已经是社会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商业的发展和商人规模的壮大正是唐代土地投资成风的一大原因。作为最有投资价值的资产之一，土地受到了高官富贾的普遍青睐。随着土地流通速度的加快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庄园经济很快走向崩溃。尤其是起于关陇集团的隋唐王朝为了打击、分化和限制关东的豪强，有意识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打破了关东豪门大族对土地的垄断。有能力购买土地的人越来越多，土地资源就越来越分散，地价也随之大涨。唐代的地方豪门大族或军政两界要员，时常在州县大批购置土地和庄园，他们拥有的土地总量也相当惊人。但是这些庄园通常不再像东汉以来的豪门贵族那样连成一片，其管理模式也更多是委托经理人代为管理，近乎独立王国的庄园经济管理模式也因此丧失了存在基础。

东汉以来，土地名义上是私有的。其间几百年土地兼并状况呈波浪式发展，也经历过类似曹魏屯田和北魏均田制等国家打击豪强、公有土地并重新分配土地的事件。但是不管土地是被快速兼并还是被打散重组，以大片土地、堡坞和部曲农奴构成的庄园综合体始终是主流，众多土地大部分在豪门贵族内部定向流通。到了隋唐尤其是唐代中叶以后，土地名义上是国有的，但社会上的土地事实上却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流通状态，从而冲破了流行数百年的庄园综合体模式。很多大官僚都曾经感慨“比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没后，皆为无赖子弟酒色之资”，“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便是对土地真正开始快速流通的一个写照。因此这一轮的土地兼并，虽然使土地看上去越来越集中，但土地的经营模式却在发生变化，如藩镇割据时期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兼并的土地非常多，但都以小庄园形式遍布洛阳周边各地。此时大地主的经营模式已逐渐转变为类似于现代经理人打理的新模式。

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便会有一些新的思路。在门阀贵族政治时代，豪门世族之所以能有翻云覆雨的能力，核心在于两点：第一，他们大多凭借皇族、高官或者军头等身份得到第一桶金，之后不断通过公权力寻租兼并更多的土地。第二，这些土地以自给自足，并具备很强防御设施的庄园综合体模式经营，庄园里的大量劳作者则成为被他们荫庇的部曲与田客。这些附属人口平时从事耕种，当豪门世族需要作战时便作为他们的私兵出战，如果作战勇猛还能得到减免家族地租的待遇，或者在家族内部得到升迁机会。在战乱频仍、商品经济凋敝的时代，普通人如果不依附于这样的大族，不要说积累财富、获得自己的土地，就连生存都很难维持。因此，对那个时代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依附于势力足够大的豪门，不但能保证乱世中的生存与温饱，还能通过战斗立下军功，以此获得非常稀少的上升渠道。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府兵制，本质上是这种人口依附形式的巅峰，无非土地的主人从豪门世族变成了官府。

到了唐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流通的加速和豪门世族的瓦解，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单位土地可以养活的人口更多了，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其他行业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不但田连阡陌的豪门世族越来越少，地主和佃户之间也逐渐向更单纯的雇佣关系转变，几百年来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无法维持，连结构相近的府兵制都走向了崩溃。所以现在唐廷想组织士兵，就必须实打实开出薪水来，职业士兵也因此作为一个阶层逐渐形成。职业士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对金钱的需求远胜之前依附在地产和地主身上的部曲佃农。在一个生产力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只要有足够的钱，士兵们不但可以自己衣食无忧，甚至能让一家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

所以，藩镇的军头与职业士兵打交道时的博弈规则，与豪门世族和他们的部曲佃农打交道时的博弈规则完全不同。在门阀士族当道的时代，部曲人口很难脱离依附对象，更多只是贵族们的财产和博弈筹码，博弈主要是士族之间的制衡和争夺。谁能更好代表众多士族的利益，谁能够团结起最多的大小豪门，孤立一小部分豪门，谁就是最大的赢家。但到藩镇割据时代，职业士兵并不需要依附军头，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与财富。当他们的上司侵犯他们的利益时，他们经常会毫不留情地驱逐甚至杀死自己的上司。因此，藩镇割据时代的博弈参与者从豪门世族扩展到了基层军人。藩镇内部、不同藩镇之间、藩镇与中央之间开展的一系列博弈中，这些基层军人最关心的问题是，谁更能代表广大士兵的利益，谁更能够满足广大士兵的诉求。

我们印象中的藩镇割据时代往往战乱不断，但这些战事大约有八成都是藩镇内部的动乱。有着压倒性优势力量的朝廷不怕打不赢藩镇，最头疼的问题恰恰是在用军事或者政治手段收回一个藩镇之后，到底如何善后。朝廷任命新的节度使到地方，时常没过几天就被士兵串联后推翻，而朝廷对此一筹莫展。此外，正因为广大士兵也成为博弈的主体，而不是单纯的棋子，他们希望的是稳定的生活环境和更高的收入，并不愿意天天打仗送死，当他们面对侵犯自己利益的朝廷或军头时，往往表现出悍不畏死的凶狠和决断力。但是藩镇的军头想要对外扩张时，他们又会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反对与抵触。

朝廷后来也明白了这些军人的诉求，因此改换了策略，把藩镇规模一再缩小，最终唐王朝境内出现四五十个小藩镇，这些迷你藩镇想和朝廷叫板自然是不可能了。比起汉朝的推恩令建立在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武力胜利基础上，唐帝国对藩镇的拆分可谓顺风顺水。对于士兵们来说，如果藩镇的分割能让他们得到更多的薪水，他们根本不关心藩镇是大还是小。也正是因为基层士兵们的独立和强悍，唐帝国和强藩们一系列斗争甚至大战的核心矛盾，往往在于经济上的诉求，而中央与藩镇之间的胜败也往往取决于谁给的钱更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土地流通的加速导致职业士兵阶层的兴起，为藩镇割据这一现象带来了生存空间。藩镇割据时代长安朝廷与关东尤其是河北地方上建立的新平衡，从中央帝国宏大叙事的角度来看时常显得窝囊，事实上却让唐帝国又成功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统治。正如后人总结的那样：“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唐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不过现在濒临破产的唐廷可看不到这么远，他们的当务之急是防住从河北再次南下的史思明部对河南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