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之战的结果可谓非常荒诞：败退的唐军主力一口气逃跑到了洛阳附近，获胜的史思明部也同样向北奔逃了很远。安庆绪部残军则获得了极为短暂的喘息机会。趁着唐军主力和史思明部都远离邺城的时刻，安庆绪派人搜刮了唐军主力撤退后空空如也的三座城外城，在郭子仪等人的军营中获得了六七万石军粮。安庆绪部此时只剩6000多人，这些军粮足够他们支用一年了[根据《新唐书》卷192《张巡传》中描述睢阳之战时提到“初，睢阳谷六万斛，可支一岁”。这是以睢阳6800名守军为口径进行的极为宽裕的估算。《安禄山事迹》卷3记载此时“庆绪官健六千余人”，无论军粮还是守军数量都与睢阳之战相近。]。对安庆绪来说，可怕的唐军主力已经败退了，但同样让自己望而生畏的史思明部主力马上会回来。安庆绪并不准备履约，把“大燕国”皇位交给史思明，怎么对付这位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昔日臣子，成了安庆绪和崔乾佑、孙孝哲等心腹日夜密谋的头号大事。

安庆绪即位之后，他控制下的两京地区、河南部分地区和河北南部黄河边上狭长地带，与占据河北大部的史思明集团，实质上就逐渐裂变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军事集团。随后，安庆绪集团在与唐军的战役中节节败退，最近半年的邺城会战中更是丢完了所有的地盘，只剩下6000多残部在邺城这座孤城中苟延残喘。相比之下，虽然李归仁部又一次遭到重创，但史思明整体的势力并没有受到较大损伤。兵强马壮的史思明与几乎沦为孤家寡人的安庆绪之间的力量对比早已失衡。

事实上，早在决战之前、史思明部主力尚在魏州之时，史思明就已经自行称王了，而他的王号也非常有意思：燕王。称王时所立王号与名义上的皇帝所用国号一致，这样的事情之前历史上只有过一次；十六国屠各匈奴贵族刘曜称帝时国号为“赵”，而他名义上的臣子，实际控制了河北邯郸附近“赵”地的石勒，后来自行称王时，同样自称“赵王”。用同一个“赵”的国号，意味着石勒和刘曜已经不共戴天，华北大地出现了一个赵国皇帝、一个赵国国王并立的奇怪局面，直到石勒战胜刘曜为止。这两个赵国在历史上被称为“前赵”和“后赵”。如今史思明自称燕王，河北大地同样冒出了两个燕国，他和安庆绪的燕国也同样只能有一个是正统。

史思明的力量虽然占绝对优势，却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胜券在握。一方面，河北地区是安禄山经营了十几年的地方，史思明借着镇压义军控制这里后立足未稳。燕军很多将士因为安禄山的缘故，都暗中同情安庆绪，甚至有试图杀掉史思明而投奔安庆绪的，只是因为后来安庆绪服软了才不了了之。另一方面，“大燕国”许多手握重兵、专制一方的实力派更希望的是自行割据，而不是和唐王朝无休止战斗下去。安庆绪实力损失殆尽，作为一个虚君反而有利于他们各自为政。相比之下，比起其他军头来实力有着压倒性优势的史思明，对他们的实际威胁要大许多。史思明如果进一步获得“大燕国”法统和皇帝称号，在和燕军各军头的博弈中将占尽优势。因此，许多人内心更倾向于留下安庆绪作为弱势的盟主，以图遏制史思明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力格局及削弱各路军头的雄心。

于是，史思明从邺城之战后的大混乱里缓过来后，再度率部来到邺城南边，与城内得到粮食补给的安庆绪之间展开对峙和暗战。史思明此时面对坚守城内的安庆绪也非常为难；如果强行翻脸围攻邺城，万一麾下的军头中有人借着忠君爱国的旗号串联起来发动兵变，史思明随时可能死于非命。所以，史思明选择尽可能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让安庆绪主动对他服软。

史思明对安庆绪派来谈判的大臣大哭一场，做出怀念先帝安禄山的样子，但安庆绪仍然不来。他又让已经暗中投靠他的安太清对安庆绪做思想工作。安庆绪实在受不了巨大压力，让安太清写信向史思明称臣，并宣称只要史思明进入邺城，就将皇帝的玉玺、印绶移交给他。史思明把安庆绪的信传阅全军，以此打消军中安庆绪同情者发难的念头，却并不冒险入城，而是回信说愿意与安庆绪约为兄弟之国。安庆绪的神经从被唐军围城起已经紧绷了半年，史思明到来后他最初选择在城里闭门不出，随后派人去试探，最终还是在左右撺掇之下表示要和史思明歃血为盟。

然而史思明一边派大军在城下施压，一边费尽苦心表演了这么多戏，就是为了把安庆绪骗出来。比起在河北血与火的博弈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史思明，安庆绪的政治天赋实在相差甚远。此外，安庆绪经历了这两年来从失败走向失败的崩盘局面，大约在连续的惨败后内心已经彻底崩溃，最后选择冒着巨大风险离开邺城去见史思明，恐怕也有点听天由命的意思了。如果安庆绪有着不服输的劲头和意志，继续在城内不理会史思明的威逼利诱，最终结局要么是安庆绪被手下的动摇分子杀掉作为投降史思明的投名状，要么是史思明被手下亲安禄山一系的军官兵变杀掉，那么这就会转化为一场意志力和运气的比拼，但安庆绪并没能坚持到这个环节。

史思明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必须下手把安庆绪火并掉。但名义上看，安庆绪是皇帝，史思明是臣子，如何避免弑君的恶名，自己又可以名正言顺接过皇位呢？史思明想到了安禄山的死。史书上明确记载安禄山是因为安庆绪勾结严庄一起密谋，被他身边的侍从李猪儿所杀，还详尽描述了相关细节：安庆绪因为安禄山想立另一个儿子安庆恩而怀恨又恐惧，重病的安禄山性格暴躁，动辄打骂严庄、李猪儿，他们想杀安禄山自保。于是安庆绪和严庄一起密谋，并说服李猪儿暗杀安禄山。实际行动时则是安庆绪与严庄在门外把守，禁止外人出入，由李猪儿负责下手。在史书中，不但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私下密谋的话语都有详细记录，甚至连安禄山的死状都被描绘得极为详细。然而我们发现了不少吊诡的地方：根据近年来发现的以严庄之父严复为代表的一批墓志，直到至德二载十月唐军收复两京前后，安庆绪都没有公布安禄山死讯，而是尊其为太上皇，且安庆绪始终未改元，直到第二年初在邺城才有了自己的年号“天成”。另外，唐王朝在至德二载全年关于讨伐叛军的诏书、檄文等官方文书上，竟然从来没有指控过安庆绪弑父一事，而这件事本来能极大消解安禄山阵营的合法性。关于安庆绪弑父最早出现的原始记录，竟然就是此时史思明对安庆绪的指控！

安禄山的死因到底为何，实在难以复原。除了安庆绪弑杀说外，还有两种很大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安禄山当时已经是糖尿病晚期，在古代本来就是不治之症。安禄山死前那天，原本计划上朝接受群臣朝见，但因为“创甚”无法见人而取消了。从这个角度看，安禄山当晚有一定概率是因为糖尿病晚期暴毙。另一种可能性是，安禄山病痛缠身，经常打骂左右服侍之人，心腹侍从李猪儿为了自保而杀了他。李猪儿随后不知所终，或许是被秘密处死了。安庆绪要对安禄山死讯尽可能保密，没有公开此案的细节，于是史思明在很久之后才有机会指控安庆绪和严庄是背后指使者。反正严庄已经投唐了，那么现在罪大恶极的主犯就只剩下安庆绪一人。于是，史思明暴起发难，指责安庆绪弑杀君父，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将安庆绪及其弟四人，以及高尚、孙孝哲、崔乾佑等九个心腹全部处死。随后，史思明让安太清甄别邺城城内幸存的安庆绪部众6000多人，将其中3300人认定为安庆绪的嫡系，全部处死，剩下的则予以收编。安禄山到此算是彻底断子绝孙，嫡系部属也被史思明杀尽。

当然，在史思明的定调中，他继承了安禄山的建国遗志，为英明的先君安禄山复仇，杀死了弑父篡位的凶手安庆绪，自然也是安禄山事业的继承者而不是篡夺者了。这样的宣传，意味着史思明承认了安禄山搭建的权力架构，承认了军头们在“大燕国”获得的地位。随后，史思明又进行了编撰安禄山父子墓志、改葬等动作，给安禄山“光烈皇帝”的谥号以示尊崇，弑父逆贼安庆绪则被剥夺帝号，降封为“晋剌王”。

唐军在邺城决战惨败，军事上的损失不可谓不大。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朔方军四分之一的伤亡比例已经算较大的，王思礼、李光弼两部号称“全军而还”，伤亡比例明显小于此。综合估计一下唐军十几万战兵，战死、脱队等总损失最多也就3万人左右，远远比不上之前在灵宝和陈涛斜惨败的巨大损失，而那两次战败唐军都挺过来了。现在史思明的地盘不过河北一地，理论上唐帝国控制的地盘和人口规模都是“大燕国”的许多倍，随时可以再组织起一支大军来，史思明以河北一隅与唐军打持久战，早晚都会支持不住。

但邺城惨败绝非仅仅是一次军事失败，这次失败在经济上对唐廷的打击更为巨大，堪称灭顶之灾。从唐军渡过黄河到邺城之战结束，整整历时四个半月，其间郭子仪在卫州、邺城等地的围城工事，尤其是邺城三重城外城的修筑、周边决堤挖渠等土木作业的开支，维持大军和民夫所需要的钱粮物资，都是可怕的天文数字。我们还记得，为了凑出唐军进军河北的费用，除了第五琦的盐税改革之外，郑叔清等人更是竭泽而渔地在江淮地区搞起了“率贷”、出售永久免税权等捞钱措施。现在邺城惨败，“率贷”的钱还不出，只能赖账，影响朝廷信用不说，这些捞钱手段也很难故技重施了。为了维持前线巨大的开支，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饥荒。

朝廷掏空了国库，前线后方军民都咬牙共克时艰，就指望着邺城前线能顺利击败燕军的主力，结果却是唐军遭到了失败。心态崩塌的唐军撤退途中大肆抢劫，基本把河南各地抢掠一空。鲁炅所部是抢掠最凶狠的军队之一，鲁炅本人又缺乏政治背景，无力约束军队又害怕朝廷问责的他选择服毒自尽。

郭子仪部在失败后一口气逃窜到了洛阳附近，并且切断了河阳桥。河阳桥周边的地形及其对洛阳城防的军事意义重大，我们会在后文的战役中详细介绍。郭子仪被迫断桥意味着什么？要知道，上一次唐军切断河阳桥，还是封常清守洛阳的时候！即便如此，拥有数万之众的唐军仍然觉得洛阳不安全，想向西退保蒲州与陕郡。朔方军军官张用济说服了郭子仪死守河阳桥，并成功将史思明心腹周挚的追兵击退。

待唐军各部败兵重新稳住阵脚，朝廷要开始对邺城之战的各方责任人进行处置了。战后，唐廷把对战败负主要责任的郭子仪召回京师。郭子仪误判仆固怀恩和回纥人可能已叛变，带头撤退可以理解，但他的撤退确实导致了原先颇有胜利可能的决战以失败告终，此战损耗的无数物资更不是短期内所能重新补充的。之前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争执中，代表唐肃宗的鱼朝恩支持了郭子仪，前线唐军的整体战略也是按照郭子仪的方案执行的，郭子仪却在邺城之战高潮时不战而逃，自然要对失败负责，这个处分算得上恰如其分。

另外，唐肃宗趁着更换郭子仪的机会，顺路免去了两京之战后已经不在前线实际督军的太子李豫“天下兵马元帅”一职，这倒更多是一种帝王心机和政治考量。李豫与郭子仪在之前互相配合，成功完成了收复两京的大业，李豫因此积累了相当的政治声望。肃宗必然深深忌惮，万一李豫想提前继位，郭子仪也认同他的远大志向，那自己就只有像唐玄宗那样退位当太上皇去了。再看肃宗邺城失利后的布局，自然不难理解。李光弼代替郭子仪担任朔方节度使和“天下兵马副元帅”一职，而唐肃宗的次子赵王李系，也在此时取代太子李豫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显然，这是让太子在身边协助治理国政、次子在前线负责督军，互相制衡。

对于唐肃宗来说，战时如何打造一个合适的军队权力格局，一直是一个让他备感矛盾的问题。一方面，他希望前线的军队能有一个强力的指挥中心，确保军队能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指挥中心太强、功劳太大，又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此，利用邺城之战失败的机会，唐肃宗瓦解了李豫与郭子仪的组合。而现在李光弼与李系的新组合，短期内无论是两人之间，还是和以朔方军为代表的各路骄兵悍将之间，都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皇帝自然不用担心他们的威胁了。

李光弼对自己麾下军队战力太差以致在滏阳战役中失败，内心多半一直愤愤不平。现在，出自朔方军系统的他终于成为新的朔方节度使，理论上他也可以拥有用起来顺手的优质军队了。但朔方军一点都不喜欢李光弼这位同样出自昔日朔方军系统的新上司，而是更喜欢郭子仪这位深得人心的老领导。早在唐廷派中使召回郭子仪之时，朔方军将士就拦住中使，哭着要他帮忙让郭子仪留下。郭子仪骗他们说自己是给中使送行，没打算走，才勉强脱身。

郭子仪正式去职后，朔方军高级将领张用济领衔，串联了一大批朔方军将领和士兵，坚决反对李光弼接管朔方军，并且打算带兵突袭洛阳的李光弼，将其武力驱逐后逼迫朝廷送回郭子仪。不久前，在唐军败退洛阳一片混乱之际，正是张用济果断提出要进保河阳，而郭子仪也立即采纳了他的意见，可见张用济不但拥有极强的军事能力和影响力，与郭子仪的关系也堪称密切。然而在关键时刻，仆固怀恩站出来坚决反对张用济武力驱逐李光弼。仆固怀恩是朔方军中公认的足以与郭子仪分庭抗礼的二号人物，也是军中蕃兵的头号代表，前不久他刚杀死了郭子仪派来的吴思礼，两人矛盾已经公开化。仆固怀恩反对驱逐李光弼，意味着张用济图谋的失败。站稳脚跟的李光弼随即在张用济拜见自己时，借口他迟到，将他处死。

李光弼能成功空降到朔方军中，并杀掉颇有威望和功绩的张用济立威，是因为作为郭子仪嫡系的张用济继承了郭子仪与仆固怀恩之间的矛盾，无法合作对抗李光弼。但是以恐怖手段在朔方军中初步站稳脚跟的李光弼，该如何面对比张用济实力更强，连郭子仪都敢公开对抗的仆固怀恩？怎样处理好自己与仆固怀恩之间的关系，将困扰他这一任期始终，并给他带来很大麻烦。

邺城之战中，面对唐军崩溃的千载良机，兵强马壮、士气旺盛的史思明部完全可以继续南下，再度占领洛阳周边的河南地区。然而，史思明没有乘胜追击，在周挚的试探性进攻被阻止于河阳之后，就对军事行动莫名其妙按下了暂停键，而且一停就是半年。在这半年的时间内，唐帝国完成了内部的重新整合，在洛阳地区重新构筑了稳固的防线。前文介绍了唐军收复两京后暂停一年，没有一鼓作气拿下河北的原因，现在史思明不借着邺城大胜、唐军一片混乱的机会南下，而是停了半年，给唐军重组防线的机会，到底又是为什么？很简单，史思明现在必须通过称帝并建章立制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权力体系构筑。

史思明发难杀死安庆绪并将其余党清洗或吞并，扫除了称帝的障碍之后，并没有冒险继续南下，而是选择让史朝义在邺城周边留守，自己则北上返回范阳老巢筹备称帝大业。对史思明来说，安禄山留下的“大燕国”权力架构极为不稳定，如何对之重组，构建出围绕自己的权力体系，是比争夺河南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大燕国”核心的政治根基都在河北北部，大约今天京津唐一带地区，其范围北到张家口，东北到辽宁朝阳附近、大凌河以西这一区域。这片地区比起庞大的唐帝国来体量并不大，却是众多塞外强力游牧民族部落内附的主要安置地之一。北边蒙古高原的后突厥残部与各铁勒系部落，东北广阔辽河流域的奚人和契丹人，以及灭国后被内迁的高句丽人，甚至还有突厥化的粟特人，这些强大的部族对“大燕国”的军事力量形成了巨大的补充。这些部族主要的聚居方式和内部组织形式，都与中原地区的军镇迥然不同。各蕃族的主要组织模式是基于部落的游牧大贵族所有制，在他们内附之后，唐帝国采用羁縻州的形式予以安置。如开元二十年奚酋李诗、琐高率奚众及契丹怒皆部五千帐降唐玄宗，唐帝国为了安置他们设立了归义州。而天宝元年设置凛州，则是为了安置由突厥处归顺唐朝的粟特人康阿义及其部落。

这些塞外内附部族在唐帝国设立的羁縻州郡之中，“长官世系、刑赏自专、赋税自私”，呈现典型的贵族政治，唐廷委任的地方军政长官很难插手。张守珪担任范阳节度使时，对这些内附部族的大贵族礼遇有加，对他们内部的事务无力介入。但他在自己的军镇体系内，可以大力扶持提拔这些部族中地位较低，但能力出众的人才。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正是在这一时期，以較低的部族内部身份，通过军功得到了提拔，才在军镇体系内逐渐崛起。这些基层军官崛起后，内附部族中类似情况的人都会被他们吸引，进入军镇体系之中。唐玄宗之所以选择放手任用安禄山，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是自己亲手扶植起来的政治暴发户，一旦没有了朝廷的政治背书，在军镇体系内部以及与内附的部落贵族打交道时，步调和目标都很难一致，比较容易进行分化处理。

正因为如此，安禄山起兵叛乱后离不开这些内附部族大贵族的支持，所以在政治上进行了极大程度的让利。安禄山的“大燕国”体系下，除了自己家族之外，其余地位较高的都是类似于李归仁、阿史那从礼、阿史那承庆这样来自蒙古高原的突厥系大贵族，他们不但拥有强大部众，还在整个草原世界都有巨大号召力。稍往下的则是王武俊、张孝忠、康阿义等自带部落的酋长级大贵族。再往下则是崔乾佑、田承嗣、蔡希德、张通儒这一类唐王朝正规精锐边军的高级军官，继续往下才是以张献诚为代表的附近地方州郡势力，排在最后的则是从唐王朝投降而来的各路势力。

“大燕国”这样复杂的一个权力体系，在范阳、平卢等地经营了十几年的安禄山勉强能应付过来，到安庆绪手里已经有些捉襟见肘了。何况史思明在安禄山起兵前不过是一个平卢军中层军官，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维持这样的权力格局。因此，史思明返回老巢范阳后，对“大燕国”的权力架构进行了一次改组，希望获得一个可以稳定运行的中央政权。通过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史思明的改组主要有两个重点：

第一是仿照唐王朝的中央制度，建立基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并加大文职官僚的职权，“置侍中、尚书令等官，立台省”。但是“大燕国”严重缺乏行政方面的人才，军方势力又过大，严重阻碍了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行。于是，“大燕国”的三省六部大部分很快沦为纯粹的空置检讨场所，发展到“识者笑之”的程度。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得到史思明希望对军事系统逐渐加强控制的意图。

第二在于太子的人选。史思明本人是突厥化的粟特人，他的第一任妻子和长子史朝义很可能同样都是突厥化的粟特人。现在史思明选择废长立幼，封汉人大户女子辛氏为皇后，立其所生的次子史朝清为太子。史思明称帝后，开始设立儒生班子，讲解汉家礼仪制度，自己和辛皇后也按儒家礼乐制度带头主持了一系列政治活动。

史思明的这一系列做法虽然多流于形式，但其政治指向性却很明确。史思明并不认同安禄山时代基于游牧贵族联盟的旧权力体系，这一体系过于不稳定，不利于其掌握政权。因此他选择改弦更张，尤其是立汉家富户女子所生次子为太子，其政治含义更是非常明确。这意味着“大燕国”未来将不再是由军事贵族掌握大权的贵族联盟，而是逐渐向唐王朝那样的官僚系统转变。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将对燕国后来的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史思明忙着称帝和建章立制之时，稳住了阵脚的唐廷同样也没停下来。这次河北战役的巨大开支，是靠着率贷、出卖免税权等方式筹集而来。问题是，唐王朝的平叛大业遥遥无期，开支如流水一般，但唐朝地盘上的大户一轮又一轮被盘剥后眼见实在入不敷出，怎么办？唐肃宗把目光再度转到了第五琦身上。

第五琦在经济战线已经屡立奇功，朝廷同样没亏待第五琦。至德元载八月离开地方进京面圣时还是从八品小官的他，在两年半之后的乾元二年三月二十九已经升任宰相。唐军在三月初六与燕军决战崩溃，一周之内战败的消息便可以传到首都长安。唐肃宗在获悉邺城惨败后大约半个月，突然决定提拔第五琦为相，就是希望他能想办法解决朝廷眼下面对的经济困境。

雄心勃勃的第五琦，早就在筹划一个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计划，并且已经试点运行了一段时间。帝国现在提拔他为宰相，就是授权他亲自挂帅，加快全面推广这个计划。第五琦正在筹备运行的这个计划，便是希望通过大规模发行铜钱货币，以逐步取代主流的实物货币，从而建立新的货币体系。

中国金银产量不高，早期主要的金属货币是铜钱，大约在战国后期到西汉时候，铜钱的应用达到一个高峰，基本作为社会主要货币在使用。但从东汉开始，铜钱大幅度退出货币舞台，甚至在北中国一度几乎不用铜钱。东汉中后期开始，绢帛等丝织品和盐逐渐成为主流货币，后来随着丝织品越来越精美、质量越来越高，绢帛就逐渐将盐逐出货币市场，毕竟绢帛比盐稳定且轻便得多。唐王朝又处于一个转折的关键时期，朝廷开始不断寻求以铜钱取代和驱逐绢帛货币。

主流货币的变化背后，是主流经济模式与政治形态的体现，反映了中央信用与地方私人信用的反复争夺。从东汉时期开始，豪门世族的庄园经济在社会中逐渐占据主流。豪门世族的庄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绝大部分产品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在这种局面下，豪门世族对中央发行的货币天然有着强烈的抵触。中央发行货币最大的特点是朝廷层面的信用背书。如果王朝中央发行的货币获得普遍认可，那么地方割据势力掌握的物资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基于中央信用的货币，才可以变现，换取大规模军事对抗需要的物资。这个过程中存在极度严重的损耗和贬值，中央可以通过对货币的发行和相关政策调节提升自己的财富，损害地方利益，地方割据势力在经济上就很难对抗中央。而天下如果更认可绢帛和盐这样的实物货币，那么地方割据势力就可以快速有效变现手里的物资，并换取军事行动所需的军需品，对抗中央也就容易许多。安史之乱到五代的这200多年，整体来看就是私人信用崩溃，中央朝廷和地方上新型的割据军政府争夺信用的时期。第五琦主持的货币改革，恰恰就在这轮信用争夺趋向激烈的时刻。

第五琦的货币改革想法，大约在他创立新的食盐专卖政策时就产生了。第五琦在江南征税供应西北朝廷的时候，是“以江淮租庸市轻货”，到后来主持食盐专卖时，又是“以盐价市轻货”。轻货即丝织品，也就是以绢帛为代表的实物货币。在这个货币体系里，以上等的绢作为等价交换物，其他质量不等的绢、麻、布等织品，按照特定的比例换算成上等的绢来计价。如果说江淮租庸都是大件货物，中央缺乏足够多的铜钱，只好用绢帛交换还勉强说得通，食盐专卖都是官销，中间没有经销商，食盐的销售都是一次几十文的小额零售，使用绢很不方便，理论上收上来的都是铜钱才对。可现在连盐利最终都要置换成绢帛为代表的实物货币，相当于唐王朝官方也缺乏强制推行铜钱的能力。

朝廷绞尽脑汁通过各种渠道收上来的税收，居然都要先到市面上换成实物货币，才能进入国库使用。这意味着市场的波动完全由中央承担，朝廷和地方军头博弈时很可能受制于人。更可怕的是，在安史之乱前后，洛阳被认为是天下绢帛最好的产地，“大燕国”控制下的河北原来一直是唐王朝绢帛市场的主要产地。“大燕国”每年的绢帛产能，可以畅通无阻在各地购买物资，以满足军需，这对唐王朝非常不利。

而且绢帛的价值体系比铜钱复杂太多，优质绢帛和劣质绢帛质量相差巨大，李林甫改革时代把绢帛质量分成九等。在现实操作中，直接征收或者在市面上换购而来的高质量绢帛，在发放给军队和基层官吏的过程中，往往会在中间环节被置换成低质量的绢帛。这自然会引起基层军人和官吏的怨气。为了平息这种怨气，朝廷干脆用数量上多发来抵消质量的低下，于是唐王朝的军事开支越来越成了一笔糊涂账。天宝后期朝廷的支出飞涨，也与这种现象有着很大关系。

我们在前文介绍过，天宝末年杨国忠担任宰相时，任命韦伦控制成本、铸造优质铜币。杨国忠有效应对了这次货币危机后，朝廷有了难以仿造的优质金属货币，至少首都长安周边假钱泛滥的局面得到遏制。在唐王朝西北军需的大规模外包转运工程配合下，中央生产的优质货币逐渐流通开来。然而，新货币发行的第三年，安史之乱爆发了，杨国忠为稳定货币进行的努力前功尽弃。

朝廷生产的优质铜钱，实际上是一个中心化的中央信用货币，而绢帛等实物则是去中心化的地方自信用货币。绢帛在唐王朝流通市场地位逐渐提高，根本原因在于自高宗武后时期开始，朝廷货币政策混乱，发钱注水以致假钱横行，逐渐降低乃至丢掉了信用。唐王朝的货币改革，归根到底是提升唐廷的信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上尤其是西北依靠唐王朝大规模外包转运维持的那些军镇利益会受损，这也是这么多军头都如此痛恨杨国忠的一个重要原因。叛乱的安禄山和平叛的西北边镇军队一致喊着要清君侧，甚至在潼关对峙时，西北边镇的军头们仍然整天念叨着回师捉拿杨国忠。

现在，第五琦接手了杨国忠未能完成的事业，他虽然认同杨国忠增强中央信用的思路，但现在是战争期间，漕运还没恢复，人工和运输成本飞涨，许多铸钱场地在战争状态下也无法维持正常运转，铸钱成本没法控制。而且朝廷国库空虚，需要的是迅速大笔的入账，已经没办法像杨国忠处理货币危机时那样通过市场化竞争，依靠成本控制和提高工艺的手段铸造足够多的良币，以此把劣币、假钱逐出市场了。

所以第五琦决定剑走偏锋，通过发行大额面值铜钱的方法，以缓解朝廷的财政困局。早在邺城会战开始前的乾元元年七月，唐廷就开始了试点，发行了10文面值的乾元重宝，随后这批钱被用来偿还百官和士兵被拖欠的军饷。这笔钱对于刚刚渡河，开始对安庆绪作战的前线将士们来说，也是巨大的激励，唐军因此在初期连战连胜。因此，现在唐廷在艰难时刻直接让第五琦成为宰相，希望将这种货币改革进一步推广。

杨国忠处理货币危机时正常铸钱，1贯铜钱（1000文）需要6斤铜，而大钱1贯是1万文，却只要10斤铜，成本一下子缩减到原来的六分之一！杨国忠处理货币危机时，在制造和运输的各个环节精益求精，最终把1000文铜钱的成本控制在了750文，刨去运费，利润大约10%上下。现在10文面值的乾元重宝，就算战乱时期铜的成本从150文涨到250文，造1贯大钱的10斤铜也不过2500文成本，利润是惊人的300%！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造钱时把钱铸大一些，把面值标大许多，就能把拖欠的军费、薪酬、奖金都发掉，再多造一点钱，帝国还会经费不足吗？于是，成为宰相的第五琦立刻带领自己的班子，代表唐王朝中央开始着手新一轮的货币改革。经过半年的筹备，在乾元二年九月初七，唐廷的大钱“乾元重宝”系列出现了一种全新的50文面值大钱，这在货币史上被称为“重轮乾元钱”。

然而这次货币改革的结局却让唐王朝中央包括第五琦本人始料未及。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市场发生了极为剧烈的反应，物价猛涨，米价一度涨到7万钱一石，也就是涨幅超过了100倍，这涨幅甚至大幅超过了货币注水的速度。考虑到铸钱成本的提升，朝廷的大面值新钱即使按照其面值来购买军粮，其相对铸造成本的购买力也缩水了七八成以上。在这种物价全面飞涨、新钱完全崩溃的状况下，刚任宰相八个月的第五琦被贬职，此后再也没担此重任。

我们这些学过现代经济学基础知识的后世读史者自然知道，生产力没有明显提高的前提下，增发货币当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第五琦的所谓货币“改革”，出现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局面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哪怕在现代社会，纸币可谓一本万利，但负责任的国家发行纸币，通常是要以央行对应的黄金或者美元储备来作为“锚”的。所以，我们读到这段历史时很容易简单认为，这次货币改革的惨败，主要是因为皇帝和大臣缺乏现代经济学常识造成的。然而，这无疑是我们低估了千年前唐王朝上层的认知水平。

皇帝和第五琦真的不知道超发货币会导致物价飞涨、假钱横行，最后经济崩溃吗？对于当时的皇帝和文官而言，熟读史书都是必备基本功。像第五琦这样的经济战线官员，更是必然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平准书》《食货志》等篇章了然于胸。甚至他对食盐专卖的理解，除了借鉴颜真卿的实际经验外，也离不开对《盐铁论》的反复研习[《盐铁论》是西汉桓宽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整理撰写的重要史书，对食盐专卖制度的利弊有详细讨论。]。从汉武帝开始，到后来的王莽、东汉，直到唐初的铜钱发行，发行大额货币每次都是类似的通货膨胀结局。这个后果，唐王朝经济战线的官员真的会不知道吗？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因为朝廷深知超发货币的市场反应和结果，才会有这次的发行大钱。

那么，以第五琦为首的经济团队最初到底为何选择发行大钱，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唐廷达成目标，让在经济战线屡次立下奇功的第五琦也彻底翻了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