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敌冒进的李归仁部近乎被全歼，抵消了史思明在魏州的胜利成果。听闻败讯的史思明仔细审视局面，深感他即将面对的唐军主力绝不好对付。由于安庆绪部在之前的战役中被歼灭大半，正在围困邺城的唐军在野战兵力数量上获得了明显优势。除了兵力上居于劣势外，郭子仪在邺城附近修筑的重重工事也让史思明望而生畏。史思明深深记得，几年前河北的嘉山之战中，自己面对郭子仪的工事推进战术，在被动形势下卷入决战，以惨败告终。现在，如果史思明主动南下邺城附近，就必须以劣势兵力克服远胜于唐军在嘉山的工事。其中一个不小心，他就有可能重蹈嘉山大败的覆辙。

就在史思明犹豫不决时，唐军内部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战术路线分歧。

此次唐军没有设立最高指挥官进行统一指挥。在军事上，这些军队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唐肃宗李亨则派出了心腹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一节度这些军队的后勤并确保其政治可靠性。不同于后世评论家多半责怪唐肃宗不信任郭子仪，《旧唐书》认为唐肃宗这么安排的主要原因是郭子仪、李光弼两人互不服气：“帝以子仪、光弼俱是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立元帅。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资治通鉴》基本照搬了这一说法[《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九月”条：“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与上引《旧唐书》记载基本一致。]。那么，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从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作战风格就不难看出，两人的个性全然不同。安史之乱前，两人已同在安思顺帐下共事多年，但私人关系却极度恶劣。当难以避免同桌吃饭时，这两个人在席间从不交谈，可见他们确实相处不来。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接替安思顺成为李光弼上司，李光弼甚至一度担心郭子仪会借故找碴杀他。不过出乎李光弼意料的是，郭子仪颇有大将之风，不但没有趁机报复，还不计前嫌，推荐李光弼出任河东节度使，两人密切合作，在河北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但此时正在围攻邺城的郭子仪怎么可能看得上李光弼？性格持重、善用正兵的郭子仪，在香积寺、新店两次大决战中歼灭了安庆绪部主力，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这次出兵剿灭安庆绪余部，郭子仪又赢得了卫州大战的胜利，把安庆绪死死围困在邺城内。而李光弼之前以一万多人的部队，与王思礼在滏阳一起经历了被安庆绪千把号人击败的耻辱。正是这次出乎意料的以少胜多让安庆绪声势复振。在郭子仪看来，这证明李光弼缺乏独立打野战的能力。可这家伙打仗不行，却偏偏在自己打完一系列硬仗后试图摘桃子抢功，实在让人厌恶。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对李光弼颇有微词的绝不仅仅是郭子仪一人。至少整个朔方军上下，此时都对李光弼极为不满。

在李光弼看来，郭子仪的将才不如自己，能成为朔方节度使无非是运气好。李光弼对自己的军事能力颇为自许，从实际的战场表现看，他确实属于智计百出的将才。在安史之乱前，他们同在安思顺麾下为将，论资历，李光弼比郭子仪更老，可郭子仪却在安禄山叛乱后接替了安思顺。虽然郭子仪能不计前嫌推荐自己，并且在之前河北一系列战役中配合得当，可从灵武拥立唐肃宗后，两人分头作战，失去了自己帮助的郭子仪打得真不怎么样。郭子仪和朔方军手握唐军最优质的资源，却在永丰仓之战和清渠之战中大败亏输，不得不请来回纥人助战。皇帝却仍然把包括回纥援军在内最优质的资源都调拨给郭子仪，所以他才有了收复两京的功勋。而依靠质量较差的后备役部队打赢了太原守卫战的自己，却只能继续指挥手里这些二三流部队。这些部队遇到逃亡途中玩命的安庆绪，完全是一副走过场的心态，害得自己被绝对劣势的安庆绪大败，沦为笑柄。现在，如果他能在天子派来的鱼朝恩和其他同僚面前好好表现一番，得胜后天子或许就会把更优质的部队交给自己，随后他便能带上精兵收复河北，建功立业。

既然郭子仪和李光弼积怨已久，朝廷如果强行任命其中一个以节制另一个，实际作战中未必指挥得动，无非是激化内部矛盾甚至引起火并罢了。几年后，朝廷可能是吸取了这次在邺城不设统帅的“教训”，授权李光弼节制不服他的仆固怀恩。结果双方在大敌当前时竟然还互相拆台，史思明趁机进攻，导致唐军遭受了一次大败。此时倘若任命郭子仪或者李光弼节制所有军队的话，这一幕很可能会提前上演。

郭子仪、李光弼互不服气，谁都统率不动对方，这个问题并非不可克服。之前收复两京时，是广平王负责政治工作，在他政治权威的加成之下，郭子仪就能有效统御王思礼、李嗣业等人，赢得一系列漂亮的胜仗。但正如前文已经分析过的，皇帝为了政治利益考量，不愿意派太子出来，情愿让各位将领各自为战，只派出了心腹宦官鱼朝恩统一掌管后勤。鱼朝恩的权威哪里比得上太子？于是郭子仪、李光弼之间的矛盾便愈演愈烈了。

随着史思明攻克光复不久的魏州并屠城示威，围城中的唐军统帅们也感受到了压力，便开会商量对策。以李光弼为代表的几个唐将提出，可以留一部分军队继续在邺城附近围困安庆绪，他们则带一部分野战部队到魏州附近，盯住史思明亲率的5万精锐，需要的话就和史思明进行决战。据《新唐书》记载，李光弼所说的是个绝妙的策略，只可惜被专门弄权拖后腿的鱼朝恩阻止了。《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一口径。[《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正月”条照搬了《新唐书》卷136《李光弼传》的说法，认为鱼朝恩否决了李光弼的请求。]

但是成书更早的《安禄山事迹》对此事的记载却完全不同：“汾阳以诸将欲袭思明谋议不同，汾阳与季广琛同谋，引安阳河水浸城，遂筑堰开渠，而浸城焉。”文中汾阳即郭子仪。在几乎是同时代人的姚汝能笔下，与李光弼等几个将领存在战术分歧，且否决李光弼建议的，根本不是鱼朝恩，正是郭子仪。

在郭子仪看来，自己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修建了围城工事，而李光弼滏阳之战输得如此不光彩，哪里有资格整天嚷嚷着放弃这些工事去找史思明野战。季广琛等将领也都支持郭子仪，但是王思礼、鲁炅、许叔冀都表示支持李光弼，这就有些麻烦。唐军除了实力最强的郭子仪部外，政治地位和军界地位排第二的就是李光弼，此外也就王思礼、李嗣业两部战力较强。李嗣业前不久已经身亡，其部众与新统帅荔非元礼之间尚在磨合。继续围城和出击魏州两个战术的支持方，此时堪称势均力敌。

无奈之下，郭子仪只好选择让代表皇帝的鱼朝恩仲裁。从鱼朝恩的角度来看，郭子仪是唐军对燕军战绩最好的主帅，已经在嘉山、收复两京等多次决战中证明了卓越的能力，这次进攻安庆绪也连战连捷。而王思礼、李光弼独当一面与燕军正面对决时的战绩却逊色许多，还有过滏阳之战这样的败笔。因此，鱼朝恩选择了站在郭子仪这边。

鱼朝恩仲裁完毕后，唐军统一了意见，继续围困邺城，并且加速引水灌城。由于此战唐军最终未能达成预定目标，李光弼的建议仿佛成了被错过的正确选择。但从后来的实际结果来看，主场作战的唐军都不能歼灭史思明部，如果去了客场，胜算只有更小。郭子仪的持重态度相比李光弼的建议，更符合当时唐军的实际状况。许多年后，鱼朝恩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而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人都作为正面人物被载入史册。于是这个当时负责仲裁的太监便在史书中取代郭子仪成了这次战术分歧中李光弼的反对者。

唐军咬着邺城不放而不向魏州主动出击，负责开辟侧面战场的李归仁一败涂地，安庆绪快撑不下去了，这一切都给史思明带来了巨大压力。最终，史思明只好硬着头皮率领麾下的5万精锐往邺城开拔。史思明牢记着嘉山之战惨败的教训，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去邺城城下硬攻围城工事。史思明把军队开到邺城郊外50里后扎营，作为经验丰富的宿将，他很快发现了唐军的弱点所在。

唐军此时在邺城附近的战兵就有10多万，加上围城时动员了大量土木作业的民夫，粮食和物资消耗巨大，都需要从全国各地远道供给，有由江淮流域经大运河运输的，也有经山西转运而来的。鱼朝恩管理五花八门的运输队伍已是难事，唐军现在各个节度使之间互不统属，彼此之间很难辨认，又加剧了唐军后勤的混乱。史思明利用唐军各部互不统属的混乱现状，以500骑为一个单位，派出许多支骑兵小分队。这些骑兵队冒充唐军负责管理后勤的人员，大肆焚烧掠夺各地的转运团队，并动辄责怪押运人员来迟，以此为借口假装进行处罚，杀了不少押运人员，以至于恐慌情绪在运粮的民夫之间迅速蔓延。唐军也曾派出军队对史思明的骚扰进行“逻捕”，但是收效甚微。唐军派的逻捕队规模大了，史思明部直接跑路，“官军出，即散归其营”。由于邺城附近的混乱局面，唐军很难抓到这些人。如果逻捕队规模太小，在小规模的对决中很容易反过来被燕军吃掉。毕竟燕军是以配合有素500骑兵为单位展开骚扰。

史思明的这种骚扰严重威胁和破坏了唐军的补给线，唐军却没有办法阻止他。久而久之，唐军的后勤能力遭到了破坏，物资损耗日益加剧。更严重的是运粮人员动辄被杀，导致人心浮动。这种恐慌很快传导到了围城的唐军之中，唐军士气严重受损。郭子仪深知，再这样消耗下去，附和李光弼意见，想去魏州客场决战的官兵会越来越多。但是郭子仪终究是一代名将，他完全不为所动。郭子仪看得相当清楚，现在是双方比拼内力的关键时刻，唐军的后勤虽然略有压力，但完全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相比之下，在邺城内重围中的安庆绪部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一斗米卖到7万多钱，一只老鼠都可以卖数千钱。只要打破邺城、全歼安庆绪部，史思明这些挠痒痒的把戏就完全丧失了意义。看到郭子仪不动如山，史思明也知道再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等安庆绪败亡，他这次出兵就完全丧失了意义，只能被动退守河北，任由唐军从河南和山西两个方向夹击。史思明也决定豪赌一把，他直接带领手中的5万精锐，全军向邺城开拔。这一轮顶级对决中，郭子仪凭借超强的定力，以及更充沛的物资调运储备能力，顶住了李光弼为代表的出战派压力，迫使史思明主动上门挑战。许多说法常把史思明的骚扰视为此次战役的决定性因素，这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

史思明向邺城进军路上遇到了季广琛部。当时唐军引安阳河水淹邺城，季广琛所部正在安阳河边守卫堤堰。季广琛所部战力本来就有限，被史思明一番突袭之下遭到惨败。史思明部大肆杀戮防堰的唐军，随后决了堤堰。乘胜而进的史思明又攻破卫尉县，烧毁50乘唐军粮车，缴获了1万多头牛。季广琛所部大约只有一半人得以逃生。不过这些小规模战斗对大局影响甚微，最终的结果还得看邺城外的主力决战。

三月初，双方决战正式开始，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官军与之刻日决战。三月壬申，官军步骑六十万陈于安阳河北，思明自将精兵五万敌之，诸军望之，以为游军，未介意。”这段文字中混入了太多宣传性质的原始史料，误导性不小。

或许是司马光为了植入自己“亲贤臣、远小人”的说教，突出唐肃宗信任鱼朝恩的昏庸，这里把双方兵力写成唐军60万对史思明军5万，是典型的剪辑拼接手法。在早期各个版本的史书中，对唐军总兵力的描述基本一致：通常认为此次出征的唐军总数有近20万，对外号称60万，这就是唐军“六十万”的来源。更离谱的是，《资治通鉴》写到上一年的战事时，同样明确写了唐军人数为“二十万”。

经过和安庆绪的一系列野战及围城战，唐军战殁、伤病等损耗不小。史思明南下后，又相继击破了崔光远、季广琛两镇节度使所部。此时能和史思明野战的唐军，大概不过10万出头。应该说，唐军在人数上还是拥有二比一优势，但《资治通鉴》此处直接把唐军对外宣称的人数和史思明实际的野战兵力作比较，让人感觉唐军是十二比一的压倒性优势，就未免离奇了。

唐军虽然在人数上有优势，但其中弱旅不少，之前一触即溃的崔光远、季广琛两部就是典型。李光弼、王思礼部虽然人数不少，但他们前不久刚在滏阳之战中被以少打多，战力也存疑。李嗣业的安西、北庭军，董秦的平卢军，倒都是真正能打硬仗的精锐，但前者处于指挥官阵亡后的磨合期，后者此时参战的不过区区3000人。此战中真正需要扛大梁的，依然是郭子仪的朔方军，以及配属其部的精锐回纥骑兵。此外，唐军已经持续作战和围城半年之久，这一点上远比不上休整了很久的史思明部。所以，在整体实力上，唐军并不具备压倒性优势，只能说是略占上风。

除了人数上采用唐军宣传虚称的“六十万”大军外，《资治通鉴》还描述了唐军看到史思明部主力，却以为是小股游军而不以为意的场景。这些描绘可谓充满了戏剧性色彩，显然也是为了突出唐军轻敌的情绪，但同样完全经不起推敲。唐军对邺城的重重围城工事都位于安阳河以南，现在唐军在安阳河北列阵，说明他们是主动渡过安阳河摆开战场与燕军决战的。何况之前季广琛部守卫安阳河边的堤堰，已经被史思明主力歼灭一半，唐军此时怎么可能不知道史思明的主力来袭？

得知燕军主力来袭的唐军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继续围困邺城，与史思明主力隔着安阳河对峙，史思明要决战就让他渡河到南边来。但是如果双方隔河对峙，史思明在更近距离继续之前那套游骑骚扰策略的话，其强度可能会大大升级，对唐军的后勤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大。另一个选择就是主动渡过安阳河，在邺城东北部的开阔地带展开决战。这里的地形非常适合大军团展开布阵并进行大规模会战。在200多年前，高欢就是在这个区域的韩陵山击败了尔朱家族的联军，奠定了东魏—北齐政权的基业。郭子仪也许认为，逼迫史思明放弃骚扰战术主动求战，已经算得上以逸待劳主场作战，也有可能是随着后勤压力的增大，支持李光弼决战策略的节度使越来越多，加上唐军毕竟有着数量优势，最终各节度使达成了共识，渡过安阳河，到河北与燕军展开决战。

郭子仪的围困工事都在安阳河以南，决战地则在邺城东北、安阳河以北。

唐肃宗乾元二年三月初六，唐军和史思明终于在邺城郊外安阳河北展开了决战。按照《安禄山事迹》的记载，战前郭子仪和李光弼“所谋不协”，在战场的具体布阵上又产生了矛盾，这次没有鱼朝恩仲裁的记录，双方干脆带着各自的支持者各行其是，毫无疑问对战前的布置和战役中的协作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根据记载，郭子仪在万金驿附近列阵，李光弼则在韩陵山古战场附近列阵，两地相隔不过数里，由于“韩陵之战”一般指上文所述高欢立国之战，因此此次邺城之战也被称为“万金驿战役”。从之前讨论围城还是去魏州主动迎击史思明开始，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个人及两条军事路线的矛盾贯穿始终，背后分别都有许多支持者，现在唐军这种分成两部布阵的做法，大约和各节度使根据立场选边有关。与李光弼一起布阵的主要有王思礼、鲁炅、许叔冀三位节度使，郭子仪则统率剩余几个节度使的部队。

战役开始后，李光弼等四镇军队与史思明部率先展开激战。李光弼等人拼死奋战，与史思明的主力不分胜负，从史书“杀略大当”“杀伤相半”等描述来看，双方战斗陷入僵局，鲁炅在混战中负伤。李光弼、王思礼一个带来了河东镇精锐，一个把关内行营主力带了过来，这两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弱。从这个战况来看，郭子仪以逸待劳的策略也颇有效果，仅仅依靠李光弼、王思礼等二流部队就能和远道而来的史思明部主力打成一时均势。郭子仪所部朔方军主力此时还在列阵，但久于战阵的他敏锐觉察到，给燕军以决定性打击的机会出现了！

深感机不可失的郭子仪立刻派仆固怀恩带领3000名回纥精锐骑兵向史思明军发起冲锋。之前，回纥精锐骑兵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证明他们的可靠性。回纥骑兵作为预备队在香积寺的决定性冲锋，一举打崩了燕军的精锐骑兵预备队，使得唐军获得酣畅淋漓的大胜，顺利收复了长安。在随后的新店战役中，燕军的骑兵更是在占据了地利的情况下被回纥人打得一败涂地。因此，郭子仪一直把回纥骑兵当作最重要的胜负手之一，在关键时刻作为破局的预备队投入战斗。久而久之，燕军对回纥人普遍产生了畏惧心理。郭子仪于本部尚在列阵时让回纥骑兵出击，说明他判断战场的局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而他希望这支精兵能再度打开局面。

然而让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支曾经总在最关键的位置打最艰难的仗、帮助唐军收复了长安和洛阳的回纥精锐骑兵，在史思明调集精锐展开反冲击时，竟然没有战斗很久就被击溃，成为此战中唐军第一支溃散的部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回纥人在收复两京的战役中得到了大量的掳掠品和赏赐，难免会腐化斗志，对战斗力的发挥有所影响，但是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让回纥人的战斗力发生断崖式下降的，是他们内部的政治斗争。我们还记得，之前收复两京时统帅援唐回纥军的是回纥可汗的长子，史书上称为“叶护太子”。叶护太子为唐朝立下赫赫战功，并且和太子李豫是结义兄弟。虽然叶护太子只带来了4000人，但这些人是回纥汗国精锐中的精锐，全草原最凶猛善战的战士。可就是这么一位身份尊贵的叶护太子，在唐朝收复两京后的双方休整期，竟然因为回纥内部政治斗争而被杀害，次子移地健成为新的储君。按照草原的习俗，叶护太子被杀，他的嫡系必然会遭到清洗打击。这支援助唐朝的回纥军队和叶护太子渊源尤深，肯定是回纥汗庭的重点整肃对象，此时无论是否已经遭到清洗，军中人心不稳、战斗力大幅下降都是必然，因此迅速被史思明击溃。

回纥人的崩溃虽然对唐军不利，但是唐军整体人数占优势，郭子仪所部主力尚未参战，唐军并不至于因此整体性崩溃。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胜利的天平彻底倒向了史思明一方。

由于史思明的降而复叛，当时唐军许多汉族将领对同阵营的异族将领极为猜忌。郭子仪的牙前兵马使吴思礼在之前某次军事会议上曾经公开扬言：“蕃将怎么可能为国家尽节？”说完就盯着在会场的蕃将仆固怀恩，双方算是结下了梁子。对蕃将的猜忌在史思明复叛后颇为普遍，连郭子仪都不例外。这次，吴思礼受郭子仪之命在仆固怀恩军中监督，仆固怀恩趁回纥人向后败退，前线陷入一片混乱时，将吴思礼射杀，然后大叫“吴思礼阵亡了”。郭子仪当然不会采信仆固怀恩的说辞，他对吴思礼之死的前因后果显然心知肚明。由于担心仆固怀恩已经叛变，郭子仪做出了一个相当令人咋舌的决定：带着还没列阵完毕的朔方军主力，丢下尚在苦战的友军，立刻撤出了战场。一代名将郭子仪为何如此失态？得从仆固怀恩那敏感的多重身份说起。

仆固怀恩作为安史之乱中效忠唐朝的代表性蕃将，另一大身份便是“铁勒九姓”之一的仆骨部首领。唐朝和回纥联盟时，回纥的王族主动要求同仆固怀恩通婚。仆固怀恩的一个女儿嫁给了移地健，后来成为回纥可敦。这几年援助唐朝的回纥军队，全部由仆固怀恩负责联系协调，并配属在朔方军麾下。

前文说到，随着史思明降唐后复叛，唐军将官对蕃将普遍不信任，正因为如此，郭子仪才派吴思礼到仆固怀恩军中担任监军。现在，曾经战无不胜的回纥精锐骑兵出人意料地一败涂地，郭子仪可不像仆固怀恩那样对回纥内部的斗争了如指掌，他更多会对回纥人的一触即溃感到困惑。吴思礼的死本来只是仆固怀恩挟私报复，但郭子仪有充分理由担心，回纥骑兵的战败有可能是故意为之。把所有线索串起来，郭子仪很可能认为，蕃将仆固怀恩和自己的回纥女婿故意勾结同为胡人的史思明放水，又杀害了吴思礼，不排除他和回纥人沆瀣一气，准备临阵倒戈。所以，郭子仪在无法确定事态严重性的情况下，选择直接带领所部逃离战场。

这下可把战场上其他唐军害惨了。看到回纥军大败、郭子仪不战而逃，还在苦战的其他唐军也开始逐次崩溃。反而是李光弼和王思礼两支最先和史思明交战的唐军，在友军逃窜过程中保持了建制，有条不紊地后退，史思明也一时奈何不了他们。但是在韩陵山列阵的李光弼等四节度使军队的侧翼已经洞开，很容易遭到史思明部骑兵的迂回侧击，到时候他们能否全身而退就难说了。

就在这时，一场沙尘暴突然出现，导致唐军的崩溃变得更为严重。唐军士卒在逃跑途中自相践踏，死伤枕藉，但是燕军同样被沙尘暴冲得七零八落。一片混乱中，史思明既无力指挥骑兵迂回，对郭子仪撤退后侧翼已经洞开的李光弼等四节度使所部进行包抄合围，又没能指挥燕军对唐军溃兵展开有效追击。不久之后，燕军也被越来越严重的沙尘暴所惊吓，开始朝反方向奔逃。比起大自然的愤怒，人类终究太渺小了。这场安史之乱中最大的恶战于是以这种奇怪的方式结束了。

此次战役，唐军士兵伤亡并不大，但是在无序逃跑过程中，海量的军粮、兵器、战马基本损失殆尽，征发到邺城附近进行土木作业和后勤工作的民夫损失也极为惊人。可以说，唐廷在此败之后，短期内丧失了再组织如此庞大攻势的能力。以郭子仪的朔方军为例，士兵不过损失了四分之一，但是战前的1万匹战马只剩下3000匹，10万副甲仗被遗弃殆尽。李光弼、王思礼两部最先接战，最晚撤退，因为维持了秩序，并且撤退途中得到沙尘暴的掩护，损失反而是最小的。

邺城之战中，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人和两条军事路线的矛盾贯穿始终，使得唐军缺乏一个公认的最高指挥官，甚至开战时两人带着支持自己的节度使分头布阵。其次，一向可靠的回纥精锐这次几乎是一触即溃，反而带动了其余唐军的败退。最后，郭子仪和仆固怀恩的矛盾逐渐积聚，使得仆固怀恩临阵射杀郭子仪派来监军的吴思礼。由于仆固怀恩极为敏感的身份，郭子仪怀疑他勾结回纥人叛变，甚至可能倒戈投向史思明，因此被迫临阵脱逃，导致作为预备队足以对抗史思明的朔方军主力未经大战就一并溃退。而最后的沙尘暴，既加剧了败退唐军的损失和混乱程度，也让史思明无力深入追击，算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战役画上了句号。这才是邺城之战的完全过程。

对安庆绪和守城士兵来说，可怕的围城终于终结。然而，他们的噩梦却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