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元年九月二十一，在近一年的休整期后，唐廷正式下令九大节度使出兵，共同讨伐“大燕国”安庆绪所部。郭子仪部朔方军率先渡过黄河，历时半年之久的邺城会战拉开了帷幕。

此时“大燕国”所占据的河北区域，大体以漳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大的军事集团，分别是北边的史思明部和南边的安庆绪本部。这两个集团虽然都挂着“大燕国”的旗号，但是彼此矛盾早已激化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甚至已经经历过实质性火并，完全可以看成是两个不同的政权。因此，这次在邺城周边的会战，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唐军与安庆绪所部的战斗，第二阶段则是唐军与史思明部的战斗。

安庆绪目前可掌握的部队大约有9万人：以丢失两京后保留下来的数千老兵为骨干，与征募来的新兵混编，由薛嵩负责组建和训练的安庆绪本部，总共有3.6万人。攻打上党失败后与安庆绪会合的蔡希德部，大约有2万人，在安庆绪杀死蔡希德吞并其部时有数千人逃亡。另外就是联手攻占了南阳的田承嗣、武令珣两部，总共有4万人。虽然账面上有近10万兵力，但是安庆绪掌握的最优质兵力已经被史思明吞并，主要骑兵将领安守忠、李归仁、阿史那承庆也都被史思明杀死或者收编。安庆绪这些军队中真正堪称百战老兵的不过2万到3万人，无论总兵力还是精兵都远弱于唐军。

相比之下，史思明掌握的精锐兵力要多得多。在投降唐朝时，史思明及其盟友实际清点出的兵力有8万，其中堪称精锐的大约有一半。史思明本部精锐和收编的平卢军大约有7000人到8000人，投靠他的李归仁部“曳落河”“六州胡”等精兵也有1万人以上，都是数一数二的王牌部队。剩下的兵力也都经历了河北的战事，比起安庆绪新兵混杂的军队强许多。后来史思明正式南下时，算上新动员的部队，名义上的兵力高达13万。也就是说，史思明所部无论是总兵力还是精锐部队都仅仅略逊于唐军，如果加上安庆绪所部，总兵力并不比唐军低。即使安庆绪与史思明早已经翻脸，一旦安庆绪面临彻底败亡的威胁，史思明迫于唇亡齿寒之忧必然会选择阻止唐军。所以，唐军实际面临的是车轮战的局面。如何以最小代价消灭安庆绪部主力，随后迎战更强大的史思明，是唐军主帅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两京兵败后，安庆绪的残余势力龟缩在黄河以北，河北南边的狭长地区，其统治核心则是卫州、相州（邺城）和魏州一带，也就是古代大名鼎鼎的河内地区。这是黄河以北、太行山东南的一块肥沃大平原，历来都是北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堪称帝王之基。这里的农业虽然发达，战略位置却极差，且缺乏战略纵深。而安庆绪的整个控制区更是过于狭长，即使安庆绪地盘北边敌对的史思明此时也是唐朝的敌人，不用分兵防守，但南边长达千里的黄河是郭子仪的唐军主力发起进攻的地方，西边山西地区还有居高临下发起进攻的李光弼、王思礼部，安庆绪劣势兵力如何布防实在是一个大难题。而对于唐军来说，由于李光弼、王思礼所部相对较弱，必然是由郭子仪部主力先在南边渡河进攻。如何以最合理、最安全的方式渡过黄河，是郭子仪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

根据李碧妍《危机与重构》（第279页）绘制。他的地盘狭小且长条状，从军事角度来看，不但缺乏战略纵深，还难以防守。

杜甫此时正在潼关所在的华州地区当官，他给郭子仪写了封信，阐述了自己对渡河作战的战略思路，颇为有趣。杜甫建议让董秦和许叔冀等部先从山东一带渡过黄河，引诱在相州、卫州一带的燕军主力东进，随后郭子仪、李嗣业所部绝对主力渡河攻取邺城和卫州等地。如果燕军主力回师对抗郭子仪、李嗣业部，则让季广琛、鲁炅等部从其他方向进击。总之，就是利用燕军防线过长、兵力居于劣势的状况，从不同方向逐次派兵渡河，使得燕军首尾不得兼顾、疲于奔命，而唐军能以最小代价渡河。[《全唐文》卷360《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记载了杜甫对郭子仪的军事建议。]

郭子仪实际操作的整体思路与杜甫的建议相近，但在具体细节上却大为不同。他选择自己带领朔方军主力从郑州附近的杏园渡过黄河，进围邺城的南大门卫州（今河南卫辉）。郭子仪毕竟是久经战事的老将，相比杜甫更有军事经验。他深知许多节度使与自己并没有协同经验，如果让杂牌弱旅先行渡河遭到失败，反而会打击己方士气。所以郭子仪干脆以最精锐的朔方军直逼燕军必须援救的卫州，等燕军主力向这个方向集结后，其他各路唐军便能从容渡河。

卫州丢失后邺城很快会被围困。安庆绪如果不援救卫州，就算能重创一两支唐军杂牌也难以扭转大局。如果选择坐困邺城，同样很容易被唐军各路主力合围。在安庆绪看来，与其坐困孤城被动挨打，还不如正面一战。他毫不犹豫立刻派安太清部主动出击，试图趁郭子仪部立足未稳将其重创。然而安太清部出师不利，在获嘉被朔方军大败。唐军战报号称斩首4000人，俘获500人。随着安太清部战败，唐军其余各部得以从容渡河，并且在卫州城下集结，将这里重重围困。

安史之乱爆发前，唐王朝各地边军面临的对手作战风格迥异，因此他们也各有所长。朔方军的主要对手是突厥系和铁勒系的游牧部族，他们最主要的战术是以高机动性的骑兵骚扰劫掠。因此，朔方军最擅长的就是利用黄河沿岸的城池和工事构建防御体系，使得对手的骑兵优势无从施展。在嘉山之战和太原之战中，郭子仪和李光弼都通过这种防守反击战术让进攻方的燕军一筹莫展。卫州、相州境内水道纵横，城池林立，郭子仪可以发挥特长，利用地形构筑工事，把进攻战变成防守反击。由于卫州城的重要性，安庆绪不得不救，那么郭子仪就能在这里以逸待劳，实现对安庆绪部主力的围点打援。

唐军的战术很简单，沿着被围攻的卫州城建立起一道壁垒，相当于建造一座外城，将卫州包围其中，而自己驻军于外城之中。通过这种方式，围城者不但能抵消守城方城墙的优势，而且还能有效围困守军，防止其突围，也让守军无法与外围援军有效协同。援军到达后要想破围入城，必须先克服地形劣势，打赢对外城的攻城战。

当然，这种战术不是谁都能用的。首先这意味着要建造一道比被围困城池更长的城墙，即使工程标准没有被围城市的城墙那么高，也需要消耗天文数字的土石方和人力。而且筑墙是个专业程度很高的工作，尤其是在前线筑城包围城市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城内守军的出击干扰。如何分配工事作业人员与战斗人员，怎样保证作业不受干扰，如何把工事建好，都要求大量的专业细节。朔方军在这方面相对较有经验，而脱胎于范阳、平卢边镇军队的燕军虽然也进行过许多次围城战，却从没有用过这样的围攻方式，可见这种战术并非每支军队都能执行，而是需要足够的专业积累。[[通过建造城外城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世界军事史上有过若干案例，最有名的一次莫过于罗马共和国末期，恺撒征服高卢（今法国）战争最高潮的阿莱西亚之战。我们可以参考恺撒本人对此战的记载，来管窥这种建造城外城围点打援的许多战术细节，推测还原郭子仪的战术。]]

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看卫州之战。安太清在卫州外围被击败后，不想困守邺城的安庆绪集结起几乎所有机动兵力约7万人，御驾亲征南下救援卫州，田承嗣、崔乾佑等人也一并随行。考虑到当时安庆绪总兵力仅有约9万，这次他可谓倾巢而出来决战了。郭子仪则以步骑兵略微野战后伪装撤退吸引燕军，等燕军追击到唐军所建外城，唐军预先埋伏在城墙内侧的精锐弓弩兵3000人齐射，燕军溃不成军。之前伪退的唐军和其他预备队一起猛烈追击，大败安庆绪部。安庆绪之弟安庆和曾在滏阳之战中表现出色，也在此战中被俘后遭处死。唐军随后乘胜一举攻占了援军断绝的卫州城。[参见《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十月”条。《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号称卫州之战：“斩首四万级，获铠胄数十万”，数据过于浮夸，《资治通鉴》没有采用。但燕军伤亡惨重当为不争事实。]

这个战术看似简单，执行过程却没那么容易。当时唐军的步骑兵都在诈败撤退的过程中，丝毫没有阵列可言。郭子仪预先埋伏的精锐弓弩手本身缺乏近战能力，又没有近战部队保护，追击的燕军必然会试图攻击这些远程部队。如果唐军短期内快速建造的工事不够坚固或设计结构不够合理，燕军就可以轻易冲破或者爬上这些工事，远程部队一旦被燕军贴身，就很容易被歼灭。安庆绪部燕军主力到达卫州附近，距离唐军集结后渡过黄河还不到半个月，但唐军的外城城墙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完备度。燕军进攻唐军的壁垒，犹如进行一次艰难的攻城战，最终在唐军密集的火力之下未能成功突破，遭到唐军反击并最终惨败。

卫州之战，朔方军充分利用了己方部队的工事构筑能力，将围城战打成了守城战，一举重挫安庆绪部主力。攻克卫州后，稍事休整的唐军展开深入追击，很快北上进抵邺城附近。唐军在卫州围城时候的骇人阵势让安庆绪心有余悸，邺城一旦被同样合围，那真是半点胜算都没有了。面对紧追不舍的唐军，安庆绪决定豪赌一把，主动出击与追击的唐军再次决战，争取获得喘息的机会。这次燕军选择的决战地点在愁思冈。

愁思冈在邺城西南20里左右的位置，大约是今安阳马投涧镇一带，紧邻太行山东麓，是南太行余脉的一片丘陵山冈。邺城南边有一条大河洪水河，也叫洪河，而愁思冈恰恰就是洪河的上游山地。燕军选择愁思冈作为主战场，就是想利用地形优势：唐军要进攻邺城必须渡过洪河，愁思冈一带平缓的丘陵地形，有利于燕军步骑兵居高临下阻击唐军渡河。

然而，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再精心的战场选择都失去了意义。十一月初五，唐军与燕军在愁思冈再次决战，燕军惨败。两次野战损失的兵力已经超出一半[《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十月”条记载燕军损失的数据为，卫州与愁思冈两战唐军“前后斩首三万级，捕虏千人”，加上部分燕军失败后选择逃散，那么七万燕军伤亡过半是肯定的。]，安庆绪只能逃入邺城固守。唐军在此战中也颇有伤亡，香积寺之战和新店之战中表现出色的李嗣业在战役中受伤，不久后就伤重身亡。唐军乘胜开始围城，同时向东进军，在三天后攻克了邺城东边的重镇魏州。此时，除了唐军重围中的邺城，安庆绪的其他主要地盘已经全部丢失。安庆绪穷途末路，只能选择饮鸩止渴，再三写信给史思明，表示只要他能救援自己，就把“大燕国”皇帝的大位拱手相让。

回过头来再看史思明，自从他在太原城下撤军之后，就基本没有再打过大仗了。这两年的时间里，史思明部在自己控制的河北大部稳固统治、扩充军队，对唐军和安庆绪的战事则选择坐山观虎斗，既没有向败退中的安庆绪支援过一兵一卒，也没提供过半点物资。相反，他还从安庆绪的败退中受益不小，不但收编了李归仁部等从两京地区败退过来的精兵，还吞并了安守忠、阿史那承庆所部精兵。

现在，面临自安庆绪的求助，史思明必须做出抉择。如果唐军攻克邺城，完全控制这一地区，就意味着在河北获得了稳固的落脚点。由于安庆绪的失败过于迅速，唐军的损耗并不大，完全可以乘胜继续前进，同时让山西方向的部队再次东出井陉，将战火烧到河北腹地，届时史思明就需要以河北一隅对抗全国精锐。因此，当唐军将邺城彻底围困之后，史思明权衡再三，选择南下出兵干预。他以李归仁部约1万步兵、3000名骑兵为先锋先期南下，自己则率领5万主力随后出发，救援邺城。安史之乱中规模最大的邺城会战即将迎来高潮。

乾元元年十一月十七，史思明正式带兵南下。此时距离安禄山起兵叛乱南下差不多正好三年，距史思明在嘉山惨败于郭子仪也已经两年半，离史思明在太原与李光弼对决也差不多快两年了。如果说围攻卫州时的城外城只是郭子仪牛刀小试，那么这次在邺城，郭子仪建立起了“古所未有”的围城工事。

唐军穿过相州邺城（今天的河南安阳市）南北的洪河与洹水（今天的安阳河），建立了完整的工事，接连建了三座城外城，且每座外城都挖了壕沟，相当于新建了三座拥有护城河的外城！除此之外，唐军还通过决堤、挖渠等方式，把城外安阳河的水引到城内，直接淹没了整座邺城。城内的士兵和平民都需要在齐腰深的水中生活，甚至想出城投降都被大水所阻拦，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饥荒、疫病很快在城内传播开来，一只老鼠都能卖到4000钱。史书讲述燕军围城的战役如睢阳之战时，还会记载城内被迫人相食的百姓，而对于大唐兵威之下不幸陷入围城的邺城百姓的命运，却没有花费任何笔墨。但我们从围城的惨烈以及守军的可怕损耗，不难推断出邺城百姓的命运，恐怕只会比睢阳百姓更为惨烈。

郭子仪选择如此极端的战术，主要是因为他深知在邺城要打的是一场车轮战，在击败并围困安庆绪之后，还需要对抗史思明休整已久的主力。通过建造重重工事，一方面加速消耗困守孤城的安庆绪，另一方面把与史思明的战役变成一场守城战，这就是郭子仪的战略构想。单纯从军事上来说，郭子仪的战术可谓高明之极，然而在这背后，同样包含着周边百姓数不尽的辛酸与血泪。

中唐时期的邺城规模相当大，城墙周长大约有三四十里。唐军筑城穿壕各三重，相当于在短短二三个月的时间内，接连建了三座比邺城更大，包括护城河在内军事功能齐全的简易城墙。用一个现代人更容易理解的换算办法，假如把邺城看作北京的二环，唐军短期内就在北京的三环、四环、五环位置各建立起了一座拥有护城河的环形简易城墙。北京的二环线周长是32.7公里，大约为邺城的一倍，根据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唐军三道城外城的惊人工程量。唐军十几万将士面临连续的高强度作战，郭子仪自然不会让他们去筑城消耗体力，何况十几万人短期内也不可能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量。那么，这数以百里计的巨大土石工程，必然依靠被强行征召过来的民夫完成建设。

正因为如此，虽然各种官方史料很明确说明了此时各部参战唐军总兵力是15万到20万[《旧唐书》卷200《安庆绪传》：“九月，肃宗遣郭子仪等九节度率步骑二十万攻之。”《新唐书》卷225《安庆绪传》：“乾元元年秋九月，帝诏郭子仪率九节度兵凡二十万讨庆绪。”《册府元龟》卷443：“乾元初，子仪统朔方之师与河东节度李光弼等九将兵十五万进讨史思明之遗寇。”]，但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唐军“六十万”的记载。也就是说，40万到50万的民夫要么参与了筑城、挖沟、决堤等土木工作，要么担负着为唐军战斗兵力和施工民夫运输粮食的职责。在随时面临袭击的前线战区，民夫们赶工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工程建设，几乎必然面临高死亡率。但从指挥作战的郭子仪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写史者，往往只会把视角放在战役的胜负上，对于非战斗人员的大量死亡，我们在史书中并不能读到太多细节。

幸而还有大诗人杜甫留下“三吏”“三别”这样的不朽诗篇，生动描绘了邺城决战半年后东都洛阳附近紧急动员时的民间百态，今日我们仍然可以从他充满悲凉的作品中感受到这次动员之惨烈。邺城之战的围城方式在《旧唐书》中被感慨为“古所未有”，其动员的民力比起杜甫笔下洛阳地区的动员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读着下面几段杜甫的诗句，不难想象邺城周边河内地区乃至整个黄河南北的民夫生存状况之恶劣。

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自古皆然。

再把视线放回到战场，随着乾元元年十一月中旬唐军兵围邺城，一直在河北隔岸观火的史思明终于决定不再蛰伏，接受了安庆绪的求援引军南下。史思明选择分兵三路：西路由李归仁率领，大约有1万步兵、3000骑兵，基本都是李归仁从河南带回来的精锐部队，沿着安禄山叛乱初期走过的邢台、邯郸一线南下滏阳。滏阳正是之前安庆绪击败李光弼、王思礼的战场，已经到了邺城所在的相州最北境，大约在今天的磁县，距离邺城只有80里。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则率领5000名精兵，走陆路直扑刚被唐军收复的魏州城。史思明本人则带领大约4万到5万主力部队，沿着安阳河（洹水）方向前进，同样以魏州为第一目标。史思明部主力选择绕道水路，更多是考虑后勤因素，而史朝义部是骑兵为主的数千精锐快速机动部队，完全可以通过陆路急行军先期奔赴魏州城下。

在愁思冈之战燕军大败后，魏州很快就投降了唐军。魏州土地肥沃，农业极度发达，是邺城的主要粮食基地，也是河北燕军南下难得的根据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唐军立即派崔光远率部守卫魏州城。崔光远部以贺兰进明留下的部队为主，大约有万余战斗力中等的部队。虽然战力一般，但魏州城防坚固，需要面对的燕军先锋史朝义部则是骑兵为主的5000名快速机动部队。这部分燕军虽然精锐，但缺乏攻城器械，崔光远部在此守上一段时间，等待主力大军救援完全来得及。然而，史思明大军到达之前，唐军竟然短短几天时间内就在史朝义部面前一败涂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唐军在魏州的主要军事指挥官是李处崟，他选择与史朝义的军队野战，多番作战失利之后被迫撤回城中，追击而来的燕军随即在城下高呼：说好当内应的李处崟怎么还不出来开门？崔光远一怒之下选择将李处崟这位败将腰斩。头号大将被杀，军中顿时士气低落，人人自危，崔光远只能放弃魏州城，带少量精锐突围而出。随后到达的史思明主力很快攻克了魏州，并且在这里屠城示威，杀害了3万军民。表面上看，崔光远似乎是中了燕军的离间之计，临阵自杀大将，导致魏州城沦陷。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事后唐肃宗不但没有处罚崔光远，还拜他为太子少保，不久又再度起用他。

史书记载李处崟败于燕军先锋部队时，特意提到了一件往事。郭子仪渡过黄河前后，与燕军在汲郡作战时，崔光远部支援不力，只带了千余号人来，因此郭子仪这次也没有第一时间援助崔光远部。

崔光远虽然是河南节度使，却是皇帝委任后空降到这一地区的，接管贺兰进明所部时间不到半年，根基有限。他麾下的部队显然有着保存实力的想法，因此郭子仪胜势不明显时，他们对协同作战的任务选择敷衍了事。这样一支军队，崔光远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这次又消极怠工，象征性打几下就撤回来了，于是将李处崟斩杀立威。结果，大敌当前之时崔光远立威不成，反而丢光了军心，被迫仓皇弃城出逃，这部分唐军也很快全军覆没。虽然遭到了一次大败，但朝廷在这一幕空降兵大战地头蛇的好戏中显然更支持自己的人，因此对丧师失地的崔光远并没有严厉惩罚。

东路和中路的史思明军大约5万人成功在魏州会师，我们再看下西边的李归仁部。从邺城沿着太行山麓向北走80里，就是南下的李归仁部屯驻的滏阳，而史思明父子屯驻的魏州城在邺城东边大约160里。这就意味着滏阳方面的燕军距离近得多，威胁也更直接。山西泽潞方向的唐军和物资沿着滏水河南下，通过滏口就到了滏阳。史思明让李归仁部攻占滏阳，就是希望堵住唐军从山西方向对邺城输送人力和物资。郭子仪决定对李归仁部进行一次大胆的突袭，这也是唐军主力与史思明集团主力的第一次正面大战。

李归仁手下的1万多部下基本是从两京带回来的精锐，算得上身经百战的老兵，战斗力相当可观，坚守滏阳城绰绰有余。然而李归仁似乎并没有吸取三原之战惨败的教训，这次他同样不想在滏阳以逸待劳坚守，而是选择沿着太行山边缘前进，试图寻找与唐军进行机动作战的机会。他的老对手仆固怀恩听闻消息，立刻率领朔方军精锐北上与他决战。仆固怀恩在永丰仓之战中惨败于李归仁，三原之战中则将李归仁部近乎全歼，两人也算是老冤家了。双方在太行山脉东部边缘地带再次展开对决，经过一整天的三轮激战，李归仁部遭到重创，多名高级将领被俘，被迫退守滏阳。随后，李光弼、辛云京等部也向滏阳逼近，面临唐军合围的李归仁不得不带残兵退出滏阳北逃。

李归仁再度证明了，虽然他是一名优秀的骑兵将领，但每次独当一面时都毫无全盘战略意识，一味浪战，因此绝非统帅之才。而深知李归仁弱点的郭子仪成功重创了对手，使得史思明在滏阳方向的攻势失败。史思明不但损兵折将，也无法阻拦山西方向对邺城的支援，从而在战略上陷入进一步的被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