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二载底，唐帝国接连获得了香积寺和新店两场决定性会战的胜利，“大燕国”南下的主力军队基本遭到全歼，唐军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这“两京”，看上去很快就可以横扫河北，彻底碾平叛军残余。为了庆祝这一重大胜利，第二年二月，完成了还都大业的唐肃宗下令改元乾元，同时取消了天宝前期开始使用的“载”这一称呼，而恢复了“年”的纪元。为了显示出咸与维新的气象，唐肃宗又下令乾元元年当年的租、庸全免。

唐帝国最初的主要税收是租庸调，后来逐渐又加上了户税和地税。“租”指的是基于人头的人头地租，地税是基于土地的财产地租，唐玄宗天宝年间，租一项每年能收1260万石粟米，加大约价值300多万匹绢帛的布，地税是1240万石，租的收入比地税大约高出30%[参见《通典》卷6：“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对于“租”这一项，《通典》卷6记载：“课丁八百二十余万，其庸调租等约出丝绵郡县计三百七十余万丁……约百九十馀万丁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馀万端。……租粟则七百四十余万石。每丁两石。……二百六十余万丁江北郡县，纳粟约五百二十余万石。”也就是共有740+520=1260万石粟米的“租”，江南折布570万端，但其中包含户税，租部分大约300多万。]。“庸”则指徭役，按规定当时每个丁口需要为国家提供20天的义务劳动。不过这个义务劳动也可以用交钱替代：一天交三尺绢，一年交六丈绢就可以免除当年的“庸”。“调”指按人头缴纳的绢、布、麻之类丝织品。户税更直接，以户为单位交的人头税。由于唐帝国中期的丝织品是通行货币，我们也可以用更货币化的方式来理解此时的“调”和户税：“调”意味着每个纳税人口每年上交两丈绢，户税当时并不是一个主要税种，其数目比起“庸”和“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唐帝国税收的粮食部分，“租”占的比例略多于一半。税收的货币部分，“庸”和“租”折算成布这两块大约占了四分之三的比例。可以说，“租”和“庸”堪称唐王朝政治和军事上维持运转的基石。

前文已经提过，清渠之战失败后，唐廷的财政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朝廷不惜胡乱封官许愿，让爵位大贬值，却无法拿出更多的钱来，对回纥援军的军费则干脆用“暂时先欠着，收复两京后自己抢”的奇葩方式支付。唐廷无法采用李泌的消耗战路线，不惜付出巨大伤亡收复两京，就是为了尽快重新打通黄河沿线的漕运，恢复朝廷的正常财政运转。现在光复大业还没完成，安庆绪、史思明等势力还盘踞在黄河沿线到河北腹地的广阔地区，唐肃宗想要乘胜进军河北，肯定需要大笔经费用于军事开支。可在这么一个关键时刻，唐肃宗突然表演起爱民如子的戏码，放弃了这么一大笔重要收入，这又是怎么回事？

很简单，天下大乱后唐廷掌握的课口急剧下降，现在唐廷掌握的纳税人口只有天宝后期的一个零头，纳税人基数锐减意味着能收到的租庸同样急转而下。既然不够用，那么不如用这笔钱来做个顺水人情。当然，唐廷既然要收复河北、彻底剿灭“大燕国”，就必须获得更多钱。租庸这类常规的收税方式在承平年代纳税人基数足够大时还能一用，在战乱年代，对于急需聚敛的唐帝国来说，毫无疑问太慢了。唐帝国已经决定使用其他来钱更快的方式来补充财政。

我们没有乾元元年的详细户籍数据，两年后的乾元三年唐廷掌握的户籍数虽然和此时有所出入，但相差不会太大[史思明后来一度重新控制洛阳，但唐军撤走了洛阳周边大部分物资、民众，并且扼守住了洛阳附近的河阳三城。乾元三年燕国对河南各地的经略程度远比不上安禄山时代，因此乾元三年和乾元元年唐延能控制的课口数目相差不会很大。]。根据乾元三年的相关数据，我们还是能看出，唐廷的税收从安禄山叛乱当年的天宝十四载到乾元三年这五年之内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前，唐王朝的账簿上有着820多万纳税人，总在册人口近5300万。到乾元三年时，唐廷控制下的理论纳税人只剩下237.8万，不到五年前极盛期的30%！

唐王朝有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基本上是一年一记账、三年一造籍。叛乱爆发后新建立的“大燕国”占据了最富裕的河北全境以及河南一部，这里的纳税人占了唐王朝纳税人总量的三分之一。燕军并未能控制河南全境，但是各种支持唐帝国的“义军”要养活自己，要和燕军作战，都需要付出巨大开支。他们在政治上选择挂唐帝国旗号，已经非常讲“义”了，至于他们控制区内的纳税人口，唐廷自然不会也无法统计。

就算是账面上仍然属于唐廷控制的两百多万纳税人，这税到底能不能收到也是个问号。我们还记得，唐玄宗刚逃到四川时曾经颁布《幸普安郡制》，给了各地军队长官自行筹备后勤物资、任命基层官员的权限，变相承认了他们的军阀化。由于唐廷的漕运在叛乱爆发初期就已经被切断，唐肃宗麾下以朔方军和西域援军为主的正面军队主力尚能依靠第五琦从江南收来的财赋维持，但大部分地方唐军无论是正规军还是民兵都得自给自足，想办法筹措钱粮养活自己。这些地方都自备钱粮抗燕了，唐廷还好意思再收税吗？

唐帝国此后逐渐开始在制度上实现了“以州供使”：把节度使辖区周边的州郡也划给地方上的军队将领，尤其是挂节度使头衔的重要军政人物，以此实现财政上的对口支援。节度使能掌控辖区周边的人事任命，周边地区的税收也专门供这些节度使支用。更直白的解释，就是朝廷把地盘划出去，地方上的财政权和人事权也一并授权给这些军队将领，他们负责招兵、养兵，为朝廷对抗“大燕国”。

因此，朝廷账面上剩下的这200多万纳税人中，很多纳税人及其税收实际上已经被这些地方上的亲唐武装就地截留了。税收真能进入长安朝廷中央财政的，只剩下关中、西南和东南地区。此时唐肃宗免去一年“租”和“庸”的命令，一方面算是个顺水人情，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缓冲：上一年的反攻中，黄淮之间新收复的土地太多了。中央对这些地方的掌控力到底如何，崛起于战乱、名义上依附于唐帝国的新军阀们，对中央的忠诚度到底有多高，都是个未知数。朝廷贸然去这些地方收税，万一遭到各地实力派的抗拒，面子上不好看不说，对于接下来的光复大业也是巨大打击。

而各地的军政领袖拥有了人事和财政的自主权后，在这两年的实际操作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税收系统和聚敛手段。河北义军的主要领袖之一颜真卿，起兵后就颇有声色地搞起了食盐专卖，筹措到了大批军费[《全唐文》卷514载《颜鲁公行状》：“以钱收景城郡盐，沿河置场，令诸郡略定一价，节级相输，军用遂赡。”]。河北被史思明横扫后，颜真卿南逃到山东，继续推行食盐专卖。

现在是朝不保夕的乱世，各地养兵的总数比起天宝末年肯定只多不少。所以唐王朝账面的纳税户口虽然少了，但是那些脱离朝廷控制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比起太平年代肯定是有增无减。毕竟，各地实力派一旦拥有征税的权力，都会想方设法开发出大量新税种。只不过这些新增的税收，从设立到收取都只和地方实力派有关，与中央已经没有了直接关系，自然也无法列入朝廷的收支预算中。

现在朝廷光复了两京和整个河南地区，理论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朝廷如果当真把手伸向这些已经实权在握的地方实力派，想从他们手里拿钱甚至收回人事权和财权，那么必然激化矛盾，不利于平叛大业。因此，朝廷选择在光复两京后的第一年，对收支和计算方式都很复杂的粮食税收（租）与人工徭役（庸）暂停征收，可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缓冲。

乾元二年（759）之后，唐帝国恢复了“租”和“庸”的征收，各地的叛乱就明显多了起来，从湖北的康楚元、江南的刘展，到长安附近的宗室岐王李珍，可谓遍地烽烟。朔方军和安西（后来改名镇西）、北庭行营部队，在收复两京的战役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是后来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去查账时，同样发生了兵变，朝廷派出的长官都死于非命。这么多叛乱和兵变，发起的理由自然是五花八门，但归根到底基本离不开一个原因：钱。军区筹措的财政收入在地方驻军和朝廷之间如何分配，才是军队自上而下普遍支持起来闹事的根本原因。如果唐肃宗没有在乾元元年用免征缓冲矛盾，而是直接对新光复区全额收税的话，乱子只有闹得更大。

我们理解了唐肃宗选择免租庸一年策略背后的算盘，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平叛的战事还没结束呢，在收复两京之战前朝廷财政本已徘徊在崩溃边缘，国库现在又失去了“租”和“庸”两大财政收入的补充，开支问题怎么解决？

早在西北朝廷刚成立的时候，唐肃宗已经派出宰相裴冕，开展了一项古老的有效敛财项目——卖官鬻爵。当然，卖的不是一线岗位的行政实职，而是各种荣誉头衔。如有官名而无职事的“散官”，类似于现代社会公职人员职务和职级并行体系下，有行政级别但没有对应行政职务的职级官员。李泌在唐肃宗时就担任了高阶散官。还有类似于现代军衔制度的“勋官”，有军衔但并不担任实际军职，也不掌兵。此外还有单纯的爵位，类似于现代社会“享受某某级别待遇”但并不实际在行政系统内任职的人员。这些卖出的官帽虽然并没有实际行政权力，但仍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对大部分看好唐王朝的人来说，这更像是一种长线投资，花一笔大钱买了官位之后，每年就能享受到一定的待遇和减免赋税徭役的特权。对于有钱而缺乏政治权力的商人，更是一条提升社会地位的途径。通过这种方式，中央财政有了新来源。

此外，唐帝国还把手伸向了出家人。当时民间选择当和尚、尼姑、道士的人极多，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有了这些身份可以不用纳税。正因为这一免税特权，出家需要官方凭证，也就是所谓“度牒”。度牒在唐朝前中期一直是不用花钱的，但是在唐燕两军主力于潼关对峙期间，杨国忠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在河东展开了改革试点，对度牒明码标价，3000文一份不讲价。不交钱就不给度牒，意味着官方不承认，个人修行当然可以，免税就别想了。如果说卖官鬻爵主要是针对有钱人的高端产品，玄宗末期的“度牒”收费主要针对的则是希望通过出家逃过苛捐杂税的普通人。唐肃宗继位后在西北筹划反攻的日子里，“度牒”的价格似乎发生了飞涨，一度到达百缗，也就是10万文！[《旧唐书》卷10《肃宗本纪》记载：“癸未，彭原郡以军兴用度不足，权卖官爵及度僧尼。”又据志磐编著、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4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这一阶段的度牒费曾贵至百缗。]

唐肃宗在西北准备反攻期间的这些捞钱手段，可谓不择手段。遗憾的是，当时唐军屡战屡败，这就意味着第五琦拼了命从江南收来的赋税，连同卖官、卖度牒捞来的钱一起，已不足以应对战事开支。清渠之战惨败后，朝廷甚至被迫用爵位当空头支票，诱使溃兵归队，这就意味着爵位的进一步贬值。此时，卖官鬻爵这条财路基本是断了。

好在朝廷又找到了一条新的生财之道：在关中已经过度饱和的爵位，在江淮地区还有着广阔的待开发市场。这次主持卖官活动的郑书清，对业内前辈裴冕前一阶段的操作经验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研究，对“产品线”和价格进行了一系列优化。

郑叔清指出，之前卖的官位大半都是“空白告身”，就是给一本官方认证过的空白档案簿，让人自己去填，这能正规吗？万一下一任领导不认，这不坑人家吗？没有客户至上的意识，产品质量上不去，美誉度不够，怎么能卖得上价呢？这些卖出去的勋官、散官和空白爵位，吸引力还是不够，为了给帝国平叛大业筹措更多经费，我们必须改变思路，改卖更值钱的“明经出身”身份。“明经”科是当时科举考试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唐帝国选拔官员的主要参考之一。郑叔清卖的这个“明经出身”身份，意味着朝廷直接给买家一个考中了科举的名额。考中科举，意味着有了当官的资格。这和之前裴冕卖的那些荣誉头衔完全不一样，那些只是名义上享有级别待遇，而这个新产品意味着买家有了随时递补为官的资格。卖的产品不一样了，价格当然也就不一样了，起步价10万文起。

在此基础上，朝廷根据不同的客户群体，制定了最合理的价格体系。如果买家本来就识文断字，可以打8折；如果买家参加过科举考试不幸落第，那算文化人，只是以前运气不够好，直接给对折；如果买家是个文盲，就需要多交3万文；如果买家家里有3个以上免税丁口，朝廷也不追究他以前偷税漏税这档子事情，20万文一口价，免税额度和递补为官的资格都一并奉上！

除了卖官之外，郑叔清还提供了其他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线。原本已经有官位的想升官或者提高行政级别，也可以花钱搞定。当时唐帝国的臣民不但活着税很多，死后还有很大一笔遗产税。郑叔清代表朝廷表示，只要愿意用所有财产的三成资助朝廷平叛，以后不但享受终身免税待遇，死后还能免除遗产税。商人们钱更多，而且许多都是不义之财，要想获得终身免税待遇得加钱，需要上交四成财产。[参见《通典》卷11《鬻爵条格奏》，该奏为至德二载七月，时任宣谕使、侍御史的郑叔清向肃宗所上，其中阐述了他卖官和其他聚敛金钱的思路。《通典》作者杜佑在后面加注曰：“时属幽寇内侮，天下多虞，军用不充，权为此制，寻即停罢。”说明这是一种临时手段。]

清渠战役失败时，唐廷财政已经濒临枯竭，上一年第五琦收上来的江南赋税基本已经用完，唐肃宗任命郑叔清去江淮聚敛财富。毫无疑问，郑叔清在倒卖官爵方面，比裴冕有能力太多，成功为唐肃宗完成了捞钱的任务。但换一个角度看，朝廷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很难再经得起大的失败了。所幸郭子仪率领的唐军主力在回纥人协助下终于取得了对燕军的决定性胜利，收复了两京。

但是问题又来了。朝廷虽然收复了失地，短期内却没有大笔收入补充财政。接下来平定河北、剿灭安庆绪的作战中，军队又会产生大笔新的开支。唐肃宗连新收复地区的租庸都不得不免除，怎么才能应对这笔巨额开支？毕竟，在之前一年时间内，卖官、卖度牒的潜在市场已经基本开发完毕了。

唐军在至德二载十月收复洛阳后，近一年没有大的行动，直到乾元元年九月才开始动员兵力。十月份唐朝大军渡过黄河时，距离收复洛阳已经近一年了。我们时常惊讶于唐军为什么不在安庆绪惨败而逃后乘胜追击，甚至会感慨唐廷贻误战机。但从财政角度看却一目了然：大唐朝廷是真没钱了！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年间发生的事情，安庆绪丢失两京一路败逃后，“大燕国”的高层甚至包括河北头号实力派史思明，都一度向唐廷投降，随后又纷纷复叛。说到这段历史，我们往往会采信不同当事人的对外辞令：唐王朝高层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轻敌自满，轻信了燕军将领们的诈降；唐王朝高层觉得大局已定，急于清算投燕的伪官员尤其是文官，导致河北燕军实力派产生了被清算的恐惧；唐廷强硬派尤其是一部分前线将领对接受投降缺乏诚意，譬如李光弼和乌承恩试图火并史思明。这些事实当然存在，并且产生了一定作用，但并非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唐军在这一年无法乘胜进入河北，收编各路投降的燕军，剿灭继续抵抗的顽固分子，反而是逐渐陷入困境，根本原因不在于唐王朝高层的无能，而是因为唐帝国真的没钱了。

伴随着两年来的战事，河西陇右二镇的精兵几乎损失殆尽，朔方军也在一系列连续作战中大伤元气，安庆绪所部南下燕军同样遭到了歼灭性打击。当唐军和安庆绪在长安—洛阳一线激战到不可开交之时，史思明为首的河北燕军却迅速扩张。史思明本部的力量此时已经超越了安庆绪余部、朔方军本部或是其他任何一支单独的唐军或者燕军。何况“大燕国”在山西还有高秀岩和蔡希德两支军队，河南地区的田承嗣部同样未在两京之战中遭受损失，此外还有位于常山的张忠志部，安庆绪登基后，把资历足以抗衡史思明的他安插到这里颇有制衡之意。各路燕军加上安庆绪余部，仍然是不可小觑的强大力量。唐廷要想平定他们，至少需要10万以上的军队和更多的后勤人员，并进行长期的作战，需要消耗的钱粮都可谓天文数字。

唐廷此时穷到连4000名回纥骑兵的报酬都无法支付，可谓山穷水尽。要想真正意义上深入经略河北，无论是用剿还是用抚，这大笔开支必须预备好。这一年的租庸收入已经被迫放弃，卖官的市场也挖掘殆尽了，怎么办？朝廷很快又想到了一个新的点子：“率贷”。正是前线将士们的流血牺牲，江淮、巴蜀、长江中游汉江流域等地的商人才能在国难当头时继续赚钱。既然这样，让这些有钱的大商人共赴国难，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也不要多，所有的有钱人拿出自己财产的五分之一来支援军队建设就行了。当然，堂堂大唐朝廷不是贼寇，讲究有借有还。等收复河北，彻底剿灭叛军，自然会把这笔钱连本带利慢慢归还。万一输了怎么办？那就当是共赴国难了哇！没有前线将士流血流汗卖命，商贾们的全部身家迟早也都要被安史乱兵抄没。

这次的“率贷”还是由之前负责卖官的郑叔清全面主持，康云间、陶锐等人负责具体操作。这笔占长江流域所有富户财产五分之一的特别借贷是强买强卖的，而且存在血本无归的风险。无论如何，这一笔收入可比前面卖官、卖度牒的零星收入大多了，收复两京后无法征收到租、庸，又急需用钱的唐廷国库瞬间又充盈了起来。[参见《通典》卷11：“府库一空，又所在屯师，用度不足，于是遣御史康云间出江淮，陶锐往蜀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率贷，所收巨万计。”《新唐书》卷51《食货一》：“肃宗即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贷。”从这里可以看出，郑叔清是领衔主持“率贷”的，康云间、陶锐等人负责片区的具体执行。]

不过无论是度牒、卖官鬻爵，还是率贷，怎么看都更像是杀鸡取卵的临时措施，后遗症太大。除了在生死存亡关头可以不计后果地一用之外，等大唐江山坐稳之后，朝廷依然迫切需要拓展新的、长期可持续的稳定收入来源。时势造英雄，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唐王朝经济战线上，一大批平时不起眼的小人物迅速崛起，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前文介绍过，早在唐肃宗继位初期，一个来自基层的官员第五琦就迅速崛起，他从江南征收的赋税是郭子仪反攻初期的主要经费来源。现在，让我们再把视线转移到第五琦身上。要想理清肃宗一系在这休战的大半年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做了哪些决策，第五琦是一位关键性人物。

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第五琦就曾在陕郡太守兼水路转运使韦坚手下任职，陕郡太守这个位置对漕运有多重要，我们在介绍裴耀卿漕运改革时已经有详细介绍。第五琦大约在此时开始实际参与一线的经济事务，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安史之乱爆发时，第五琦只是北海太守贺兰进明部下一个从八品的小官。长安沦陷、唐玄宗南逃成都时，第五琦被贺兰进明派到成都面圣，得到了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兼江淮租庸使官职。这说明第五琦经济方面的能力在唐玄宗这里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也就是稍微给他点事情做的程度。当年十月，贺兰进明发现自己站队严重失误，赶紧亲自奔赴肃宗所在的灵武。第五琦接到指令后也匆忙北上，先期拜见新即位的唐肃宗。

第五琦在唐肃宗这里得到了极大的信任。他不但一下子被提升为从六品的司虞员外郎，还被唐肃宗赐予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性头衔“山南等五道支度使”。这个使职所掌控的实际权力，我们在下文会仔细阐述。在这里简单归纳下，第五琦此时的作用、权力和对中央的重要性，已经远超一般军镇的节度使，跃升为唐廷中央财政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第五琦以此为起点，凭借其干练的作风和经济领域上表现的卓越才华，几年之内相继在司金郎中、御史中丞、度支郎中、户部侍郎、山南河南等五道转运使、盐铁使等职位上升迁。仅仅在三年之后的乾元二年，第五琦就一跃成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级别的高官。

第五琦的升迁之快，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杨国忠。很少公开指责唐肃宗的太上皇，这次也通过房琯指责唐肃宗道：当初杨国忠为太上皇聚敛财富，得罪了天下人。现在陛下您如此宠信第五琦，等于是太上皇的杨国忠死了，您的杨国忠又活过来了，怎么对天下交代？皇帝反问道：没了钱士兵不肯卖命就散伙了，你房琯讨厌第五琦我理解，但是我不用他，钱哪里来？房琯只好乖乖闭嘴。

我们去看中晚唐时期大人物们的履历，很容易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大官一定不会只有一个官职，往往会有很多个。排在前面的官名通常五花八门，排在后面的官职则都会清一色在末尾加一个“使”字，这是什么情况呢？

唐王朝初年的日常管理架构主要是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加御史台。三省中的中书省和门下省是决策层，主要管理关键性的人事，并对唐帝国的重大方针进行决策。尚书省和六部是政令层，根据中书门下的决策制定具体的政策方针，并指导和协调相对应的事务机构。再往下的九寺五监则是事务机构，负责具体行政事务执行的各个环节。整个决策、指导和具体行政事务执行的过程，又会受到御史台的监察。御史台类似于现在独立的纪检部门，以及常驻各部委的纪检小组。唐代前期的管理架构，很多方面其实和现代国家的管理架构以及管理思路相一致。

到了唐玄宗统治后期，正常管理架构之外的使职系统开始流行起来，并逐渐成为唐王朝政坛的主流。这个使职系统，就相当于在现有的国家机构之外专门设立的专项工作组或专案组。如果用现代公司治理做比喻，使职系统就像公司里面一个个项目组，而“××使”则类似于现代的项目经理，这是一个典型的垂直化管理架构。

使职系统伴随着王朝具体事务越来越多、朝廷中央越来越将触角伸到社会日常的各个角落而逐步产生，是王朝治理中必然发生的管理升级和管理变革。传统的决策层（中书门下）、政令层（台省六部）、事务层（九寺五监）和监察层分立的架构，更适合常态化的日常管理，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过于复杂的架构、过于繁冗的系统很容易导致人浮于事，极大影响行政效率。而使职系统专门从各级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可以做到专项专办，在小组内部很容易集政令、事务于一身。如果一个使职系统的负责人是宰相或者深受皇帝宠信的嫡系，那就意味着大部分决策可以自己作主。

使职系统以专项事务为主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以绕开繁冗的多层架构，一些重大事务使职由宰相部门高官甚至宰相兼任，填充大量政令部门官员，等于把决策、政令和事务部门合而为一，自然会显得非常高效。唐玄宗统治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帝国重要项目的管理逐渐由使职机构来代替。唐王朝官员实际的职务更多以使职为准，一位官员负责哪个使职系统，意味着他实权的大小。然而运行了100多年的三省六部制及其背后的庞大官僚系统也不可能就此作废，两者怎么平衡呢？

很简单，用原来的官职系统来定级别和待遇。唐帝国官员的级别从正一品到从九品，一共九品二十八级，每个品级都有相对应的待遇。唐玄宗后期开始，官员前面挂的官职通常不再代表他有对应的职权，而是意味着他现在的级别和待遇。譬如宰相之前一直是在朝廷中枢拥有巨大话语权和决策权的高官，但是后来有许多节度使都挂有宰相的头衔，如灵武时代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但他们实际很少参与朝廷中枢的决策。御史中丞原先在监察系统中是仅次于御史大夫的高官，安史之乱时的很多实权派，实际工作和监察系统根本不沾边，但都会有一个御史中丞的头衔。

安史之乱后，对于一位官员来说，他在官职系统中的头衔越来越不如所负责的使职系统重要。《太平广记》摘录了中晚唐时代李肇在《国史补》中对使职系统的描绘，提到“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正是对这种现象的最好概述。知道了这些，我们再看唐肃宗对第五琦“司虞员外郎，山南等五道支度使”的任命，就很容易理解了。司虞员外郎给了第五琦从六品上的级别和待遇，比起两个月前唐玄宗所给监察御史正八品上的待遇，一下子提高了二品六级。而“山南等五道支度使”的任命，则至关重要，这意味着第五琦要负责今日湖北到上海之间，也就是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所有财税事务！所谓“度支”，“度”指制定预算，“支”则指户部向各个部门支出财务，最早只是户部下面负责预算出纳的部门。随着唐玄宗时代经济机构的一系列改革，度支部门逐渐取代户部大部分职责，成为整个财政体系中最重要的部门。

当时，长江中游荆襄地区的名义长官是永王李璘，长江下游扬州附近的名义长官则是盛王李琦。《幸普安郡制》颁布后，各地军政长官已经有了地方上的财权和人事权。唐肃宗选择任用第五琦，专门成立了山南、河南等五道度支机构，将玄宗皇帝划给永王、盛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变成了一个新的国家级经济专区，由第五琦控制的专门机构负责这个经济专区的收支，实际上就是与太上皇支持下的永王、盛王争夺这片地方的经济资源。

考虑到当时河北全境与河南一部都在“大燕国”手中，四川暂时属于太上皇的自留地，那么唐肃宗把湖北往东整个江南五道的财政大权全部放给第五琦统一管理，可谓超级大手笔了。可以说，这个“山南等五道支度使”掌控着还在唐廷控制下五个富庶道的财政，其经济体量远远超出了唐廷控制下其余地区的经济体量总和。唐肃宗可以说是把整个国家的财政、经济的命门都交给了第五琦打理。

当然了，第五琦得到如此夸张的重用，是因为唐肃宗需要他尽快为朝廷筹钱，应付朝廷各项开支，尤其是战事的巨大支出。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丢失了大片富庶土地，损失了大批精锐部队。朝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组织了庞大的军队，在一系列艰难战斗之后也只是勉强收复了两京，距离扫平河北的叛军老巢还遥不可及。为了维持战场上大军的开支，唐帝国从卖官鬻爵、度牒收费，再到“率贷”和向商人出卖免税权，都是有失体面甚至杀鸡取卵的应急之法。毕竟，买来的官爵背后，需要唐帝国以薪水为名每年进行返还，免税意味着未来常规税收的流失，“明经出身”更意味着唐帝国必须拿出一部分实际职务来回馈购买者。至于率贷等手段，说白了就是对富人收取高额战争专项税，如果常态化地使用这一手段，恐怕原本愿意支持长安朝廷的东南地区也会纷纷不堪其扰，要么破产，要么被逼和“大燕国”暗通款曲了。

唐廷的中央决策层自然知道，以上种种压榨方式不可持续，朝廷必须建立起新的可持续固定收入模式，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第五琦头上。

最初，太上皇在四川消耗着天府之国的存量物资，还可以勉强度日。没过几个月，困扰着唐肃宗的问题在太上皇那边同样出现了：没钱了。而且伴随着永王东巡的失败，太上皇也无法再动江淮地区财税的脑筋。因此，太上皇的朝廷因地制宜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收取过路费和矿税。当时的四川产麻，相对缺盐，四川的麻沿着长江运到江南，换盐之后再返程的这类贸易一直很发达，“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就是这种贸易的真实写照。控制了四川并借着永王东巡接管了湖北的太上皇一系，就在以三峡一线为主的各个主要路口设立关卡，收过路费贴补支用。

两京光复后，太上皇最终选择回到长安，朝廷对这一阶段太上皇收钱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细致的调研，结论是：不但过路费可以继续收，在各大市场里面规模较大的交易也应该收取交易费用。毕竟，没有唐帝国辛辛苦苦的讨伐叛军，商人们又哪来今天可以四处贩卖货物的幸福生活呢？为了保卫既有的胜利果实，商人为唐帝国交税，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在具体的收费方式上，朝廷做了巨大的改进。之前太上皇在四川等地采取设卡收费的模式，但是这一模式需要的人力成本和监控成本都很高。尤其是现在要把商税推广到全国，在地方实力派控制的河南、江淮、河东等地区，当地的军头未必愿意配合。朝廷最后选择直接向各地的长官要钱，每年向地方征收一个定额的总商税，至于地方上怎么收取商税，则是各地军头们自己的事情了。问题是，《幸普安郡制》颁布后，地方军头早就有了实际征税的权力，皇帝的这种做法就是赤裸裸地从地方实力派手里抢钱。朝廷在这方面的态度也很坚决，要是地方军政长官为了这几个钱不惜翻脸，反正有的是人想要这个位置，大家刀剑见真章。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发现这一阶段唐帝国境内远离与“大燕国”对抗前线的地区突然冒出了一堆叛乱者，归根到底还是这几个钱怎么分的问题导致的。

商业税长久以来在中国税收史上一直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尤其是庄园经济大发展的东汉之后更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一方面，当时生产力发展程度和商品流通都不够。另一方面，商业往来本身具有高频且过于分散的特点，收取成本较高，税收有效覆盖率低，税收成本和效果对比下来显得不划算。在唐帝国各地军政长官逐渐藩镇化、军阀化的大趋势下，选择把直接税收的收取工作交给地方，中央则以定额的方式收取间接税收，对朝廷而言好处极多。地方军头对辖区的控制能力要比中央高出很多，控制成本则相对较低。朝廷利用自己的威慑力，只需要和地方长官打交道，比起亲自下场费力收税要容易得多。朝廷对于商税征收方式的逐渐转变，是经济政策适应了形势演变的自我调整、自我进化。但现在朝廷和各地对于定额税收的博弈刚开始，彼此之间往往要经过激烈的冲突甚至是兵戎相见，才会逐渐博弈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新规则和新边界，为往后的博弈划定一个基本的圈子。

除了这一项探索中的定额税收外，唐帝国开创的另一条收税致富道路显然更为重要，甚至堪称唐帝国随后100多年得以继续维系的重要根基，这就是由第五琦创制并推行的食盐专卖改革。

唐帝国的食盐专卖制度始于颜真卿河北东部为维持军用而开展的尝试，随后迅速在山东黄河一线传开，第五琦当时供职的北海也深受影响。作为一个有着基层经济工作经验的官员，第五琦把这一经验介绍给了唐肃宗[《全唐文》卷514所载《颜鲁公行状》：“时北海郡录事参军第五琦随刺史贺兰进明招讨于河北，睹其事，遂窃其法，乃奏肃宗于凤翔。”这明确说明了第五琦盐业改革的思路来自颜真卿，还用了很不客气的“窃”字。]。第五琦草创的榷盐法和颜真卿的做法一脉相承，归纳下来就是民产、官收、官运、官销。政府在海边、盐池和盐井等产盐场所附近，收编原有以盐为业的民户并就近划分新民户，免除租庸调等常规税收，专门从事产盐工作，这批人叫作亭户。同时，朝廷专门设立了直属中央的盐监，我们可以把盐监理解为独立于地方的大型国企。盐户产的盐必须以指定价格送到指定地点，由盐监收购后官方统一运输销售到全国各地。而其中的收购价和卖出价由官方指定，全国统一。第五琦制定的这套食盐专卖制度虽然直接借鉴于颜真卿的试点，但本质上更接近于几百年前汉武帝时期的食盐专卖：朝廷直接控制下的盐业专卖系统强制垄断了全国所有盐的生产与销售。盐是民众绝不可少的必需品，食盐专卖制度的创立为帝国带来了大笔税收。正是有了盐税的保障，唐帝国才能做出暂时免除一年租庸的重大决策。

第五琦的食盐专卖为唐帝国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史书对于这个收入有两种记载，一种认为每年能获利6亿钱（60万贯）[参见《旧唐书》卷123《刘晏传》：“又至德初，为国用不足，令第五琦于诸道榷盐以助军用……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另一种则认为每年能获利4亿钱（40万贯）[参见《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七月”条：“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这里的“其始”说的就是第五琦刚开始食盐专卖时候的利润。]。不过这两个数据很可能是同一个：6亿是毛利，没有算入管理和销售食盐的人工费用。根据后来的数据，江淮地区食盐专卖领域的人工和管理支出长期稳定在两亿钱[关于这阶段盐业官员的人工和管理费用，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850—853页。]，扣掉这项费用，唐帝国获得的净利润正是4个亿。而且这笔收入仅仅是第五琦负责的江南五道盐业收入的一部分。除了江淮之外，河东地区也就是运城盆地的盐池以及西南的井盐都是巨额财政收入，也在唐帝国的有效控制之下。这些盐池加起来，此时理论上至少有12亿钱的毛利，七八亿钱的净利，按照当时的物价换算，基本和这一年免掉的租庸金额相等。在一代人之后的唐德宗年间，伴随着食盐专卖制度管理效率的提升和流程的优化，这个数字更将增长到惊人的60亿。

更重要的是，在各地军队长官逐渐军阀化并且实际掌控了纳税丁口之后，食盐专卖制度作为一种变相的财产税，能够有效绕开这些军阀对户口的荫庇，从而在关东各地逐渐藩镇化之后仍然能保障唐帝国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朝廷之所以能有效收取盐税来重建财政，很大程度是因为对供给的垄断。唐朝境内产盐主要是海盐、池盐和井盐三种，海盐、池盐的主要生产地点都相对单一，朝廷只需要凭借政治优势和军事威慑，有效控制住产盐场所和产盐的亭户，就足以控制大部分盐的生产。井盐产地相对分散很多，唐朝境内大约一共有600多口盐井，但是盐井主要分布区域在西南的四川、贵州，这里是远离前线的大后方，朝廷对这一区域的掌控也相对比较牢固。通过垄断绝大部分食盐产地，再加上对私盐贩子的严厉打击，朝廷很快控制住了境内大半的食盐供应。由于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掌握了供应端的朝廷，在食盐流通领域的监管比起商税等税种的征收来可谓简单太多，也不用担心一线征税人员和地方军头串通导致税收的流失。

就这样，唐帝国在第五琦的主持下，巧妙利用食盐这个百姓的“刚需”，绕开了正在军阀化的各地藩镇对人口的大面积隐匿。通过这种方式，即使朝廷已经难以掌握被各地藩镇和豪强隐匿的户籍，却依旧可以达到全面收税的目标，拿一个更现代化的经济名词来说，这就是最经典的供给侧改革啊！[参见［英］杜希德：《唐代财政》，丁俊译，第107页。“榷盐不需要对各道进行严密而有效的控制就可以顺利实施，这在所有的财赋手段当中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产盐区凑巧很有限，而且都位于中央的控制力还比较强的地域，因此这项计划十分可行。”]

第五琦主持下的唐帝国经济战线，一方面通过定额方式确定了从各地军头处间接收取的商税，另一方面则通过食盐专卖的方式变相向各地民众收取了一大笔直接税。这两种新税种都是可持续的，比起前面那些吃相难看的临时手段来进步了太多。第五琦领导的经济团队经过了精心的分析和仔细深入的研究，在事关唐帝国生死的重大任务面前经受住了考验。第五琦在其中体现出来的实干能力，更使他三年之内就从一个从八品的芝麻官变成了全面主持唐帝国财政和经济建设的宰相级高官。

某种程度上，乾元元年朝廷在财政和经济上的一系列关键性举措，比起立即用兵河北重要太多，甚至可以说是事关唐王朝的生死存亡。第五琦领导下在经济财政领域的一系列巨大变革，最直接的成果莫过于，在各地军政要员逐渐走向军阀化的过程中，皇帝和唐廷暂时躲过了财政完全崩溃这一关，并且通过一系列新的财政税收制度，牢牢掌握住了最重要的钱袋子，为未来能够直接掌握天下最强的一支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本章开篇的计算，乾元年间唐廷的名义纳税丁口已经降到安禄山起兵前的三成以下。如果没有这一年一系列迅捷高效的改革，长安朝廷在旧的租庸调税收体系下必然失去对大部分地区的收税能力。纳税人口的急剧萎缩同样意味着财政规模的缩小和供养兵力能力的锐减，这就意味着皇帝在丢失了钱袋子之后会进一步丢失枪杆子，唐帝国的崩溃时间恐怕将比历史上实际的时间大为提前。[参见［英］杜希德：《唐代财政》，丁俊译，第35页。“当榷盐带来的财政收入在不断地增长时，直接税收也就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更不奇怪的是，自766年之后，政府几乎就没有再积极地尝试过重新推行租庸调制。”]

毕竟，一旦失去了钱袋子，各地军政大佬哪怕人人都是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朝廷财政养不活他们麾下的军队，同样难以避免大乱。而只要握紧了钱袋子，哪怕天下人人都是安禄山、史思明，朝廷依然能供养起源源不断的军队，与他们缠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