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二载十月，唐军经过十个月苦战终于收复了两京，大战的第一阶段基本落下了帷幕，此时距离安史之乱最初爆发已经过去近两年，唐燕两个政权都将进入一个阶段的休整期。对这两年的主要战役，我们在前文已经做了详细介绍。但是有一场非常特殊的战役，我们却没有提到过，这就是雍丘—睢阳保卫战。这场战役从安史之乱爆发后三个月就开始了，差不多和唐军收复洛阳同步结束。张巡守卫睢阳的事迹闻名遐迩，张巡对叛乱者恨得咬牙切齿，在文天祥的《正气歌》中，“为张睢阳齿”是和颜杲卿不屈骂贼的“为颜常山舌”齐名的典故。虽然唐廷对睢阳的抵抗基本不闻不问，但之后却对此事迹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并极尽夸大之能事。两三百年后史家相继编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张巡的事迹已经充满妖异的美感和邪恶感：一方面，张巡领导下的雍丘、睢阳两地英勇抵抗了近两年，据说歼灭了12万燕军，阻止了燕军南下江南。即便单纯以战报上的杀敌数字作对比，这个数字是收复长安的香积寺之战中唐军歼敌数量的整整两倍。香积寺之战是叛乱爆发后唐军最辉煌的胜利，唐军主力和回纥盟军全力以赴才艰难获胜。张巡用不到1万的民兵作战，得到这样的结果，简直堪称神话级的战绩。另一方面，睢阳守军吃尽全城数万百姓的鬼故事同样堂而皇之流传了下来，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巨大的冲击力。

安史之乱中精彩残酷的战役有很多，而张巡的睢阳保卫战毫无疑问是其中知名度最高之一。很多普通读者可能对安史之乱的大部分战斗并不了解，却都或多或少听说过睢阳之战的传奇故事。历史上对张巡的评价一直显得两极分化，争议不断：张巡和他手下的部队到底是救民于水火的英雄，还是吃人的恶魔？对于张巡事迹的争议绝不是后世才有的，他的事迹在当时就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反对表彰张巡的人认为，为了守城而吃人实在太过头了，甚至认为张巡死守睢阳有点迂腐愚蠢。他们认为守城的目的就是保全民众，守得住就死守，守不住撤退就是了[参见《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二月”条，李翰把反对表彰张巡意见的核心归纳为“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这种观点在张巡被神圣化后，自然足以引发口诛笔伐。后世讨论张巡到底是英雄还是罪人，大多会从道德、哲学这样的角度出发，最多评价张巡太狂热，草菅人命。但是在张巡没被作为典型宣传之前，认为张巡不懂机变，在唐王朝的上层士人中似乎是很主流的意见。我们在这里并不想进行太多道德上的讨论，而是更希望把张巡等人的英勇事迹和后来对他事迹的异化原原本本呈现出来，大家心里自然会有属于自己的判断和结论。

安史之乱爆发时，张巡是真源县的县令。此时他已经48岁，如果没有这场战乱，他大约会在这个职位上待到退休，也许最后还可以升半级获得一个养老的闲职。如果太平盛世继续维持，张巡这样的人肯定也不可能在史书上留下什么记载。但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无数人平静的生活被打破。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大批类似张巡这样起自基层的人物，得以登上历史大舞台。当时，叛军横扫了河南，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黄河沿岸从陈留到荥阳、洛阳、陕郡的广阔区域。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成了叛军占领区，除此之外河南广大区域的各级官员此时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站在叛军新组建的“大燕国”一边，还是继续效忠唐王朝、坚持敌后抗战？

在这个面临大抉择的关头，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雍丘县距离燕军在河南攻克的第一座大城市陈留只有几十里，是距离陈留最近的县城之一，自然是陈留燕军的头号攻击目标。原雍丘县令令狐潮选择了投降“大燕国”，而张巡与贾贲却选择了带兵千里赴援，主动去收复令狐潮投降后落入燕军手中的雍丘。张巡任县令的真源县在陈留南边几百里，而贾贲是山东单父的县尉，单父在陈留的东边也有几百里。张巡和贾贲带着当地的民兵到几百里之外共赴国难，当然体现了莫大的勇气，与不久前手握六万士兵、坐拥洛阳坚城和武牢天险，却浮浪野战后逃之夭夭的封常清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对令狐潮来说，他的选项要少得多。如果令狐潮也带着雍丘的民兵跑到张巡的真源或者贾贲的单父，他不但不可能接管当地的驻防，十有八九会被张巡或者贾贲当场扭送到唐王朝的军事法庭。张巡和贾贲主动奔赴几百里之外的前线，当然是勇敢的逆行者。但是令狐潮从前线跑到后方，那就只能叫逃亡！别说令狐潮一个小小的县令，就是张介然、封常清、高仙芝这样的高级将领，一旦被派到河南地区驻防，不管是杀身成仁还是临阵脱逃，最终都沦为牺牲品，只有死路一条。令狐潮自然也没太多选择的余地。面对强大的燕军，继续抵抗几乎必死，他最终选择了投降。不只是令狐潮，整个河南地区的地方军政长官，面对燕军的兵威，也是抵抗到底的少，投降的多。毕竟，像张巡、贾贲这样的逆行者只是少数。

投降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实际上也要冒巨大风险。令狐潮选择投降没几天，他的老母、妻儿等家人很快就被当着令狐潮的面依次虐杀了。也就是说，令狐潮是在至亲在城头被人当作人质，以此要挟他反正的情况下，选择即便全家被杀也要投燕的[参见《册府元龟》卷763及《资治通鉴考异》卷14“至德元载二月”条。]。大部分黄河沿线的唐朝官员们，与令狐潮一样在压力下选择投降，并不单纯是因为贪生怕死，很大程度上，恰好处在正面战场的河南地方守备官员们，如果继续忠于唐王朝多半只能以身殉国，但即便如此，也很难给自己留下好名声，家人也并不能获得优待。因为归根到底，他们未能完成守土一方的职责。“好死不如赖活”这句话，士大夫阶层们未必会认可，但如果选择效忠到底也很难“好死”时，大部分地方官自然更容易选择“赖活”。个人在时代的大潮面前，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选择的余地。正因为如此，张巡、贾贲这样逆行者的身影才显得更加伟岸。

不久之后，令狐潮带兵试图重占雍丘，战争开始了。

随着令狐潮卷土重来，贾贲在不久后的野战中战死，张巡成为雍丘防务的实际负责人。由于张巡后世的巨大名声，雍丘这个小小的县城一下子就成了史书上的热点，事后获得了非常多的关注。我们在史书上能找到雍丘保卫战的各种细节记载。以《资治通鉴》为例，书中关于雍丘之战的记载，竟然比同时期的灵宝之战、陈涛斜之战、南阳之战等大决战加起来的篇幅还要多！《新唐书·张巡传》同样对此战花费了大量篇幅，其中的细节描绘非常详尽。如果只看史书的总结，那么张巡这两年在雍丘和睢阳两地的战功堪称唐军之最，甚至高过了郭子仪。雍丘之战从天宝十五载三月开始，在一系列围攻战和对峙中，张巡带着大约2000名地方民兵，坚守一个小小的县城近一年，牵制打败了4万到5万燕军主力，并歼敌万人以上，甚至在潼关被破、长安沦陷后仍然坚守了半年多。直到第二年初，张巡才全身而退，从容带兵退守睢阳。随后便是惨烈的睢阳围攻战，在坚持大半年之后，睢阳城破，张巡、许远、南霁云等人以身殉国。

《新唐书》《资治通鉴》这样的经典史书，编撰者往往会留下多方面的记载。有些说法看似互相矛盾，却反而容易帮助我们复原原始场景。我们如果不只盯着张巡的故事看，同样在《资治通鉴》中，对雍丘—睢阳地区早期战事的实际战况写得很清楚：“禄山以张通儒之弟通晤为睢阳太守，与陈留长史杨朝宗将胡骑千余东略地，……单父尉贾贲帅吏民南击睢阳，斩张通晤。李庭望引兵欲东徇地，闻之，不敢进而还。”[参见《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杨朝宗是叛军在陈留附近的主要战将，他手里不过有千余骑兵，配的步兵也必然很少，因为他和叛军任命的睢阳太守张通晤试图攻占睢阳，结果被远道而来的贾责带领2000名民兵打得一败涂地，连张通晤都被斩杀了。李庭望是安禄山任命的河南节度使，是令狐潮上司的上司。但是当他听说贾贲带领2000名民兵打败了杨朝宗，居然吓得躲在陈留城内不敢出城。这是在封常清丢失洛阳后、安禄山称帝前发生的事情。这说明叛军当时能经略地方的机动兵力相当有限，对于敌后战场，一次出动包括上千精锐在内的约2000人，大约就是极限了。

随后安禄山相继派了2.5万精锐去河北，又派了2万人去攻打南阳，兵力只有越来越捉襟见肘。令狐潮在天宝十五载三月、五月两次围攻雍丘时，燕军正处在攻破潼关前四面受制的尴尬状态。按照史书记载的情况，张巡、贾贲这样县长级别的官员，在本地动员后能进行机动作战的民兵也就一两千人，令狐潮同样是县令，还是刚投降过来的，新成立的“大燕国”怎么可能会大手笔给他4万到5万大军？要知道，同一时期河北局势对燕军极为不利，安禄山也就分批派了2.5万援助。在需要直接面对潼关方面十几万主力唐军的陕郡地区，崔乾佑的燕军也就不到3万人。要是令狐潮真能在天宝十五载春天安禄山兵力捉襟见肘的时刻，以一个降将的身份坐拥近5万大军，那就意味着他投降之后瞬间从一个县令跃升为比史思明、崔乾佑地位更高的主力大将，与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唐朝节度使实力旗鼓相当了。有这等奇事，那唐王朝的官员们估计会纷纷倒戈，纷纷踊跃加盟“大燕国”阵营。

结合《资治通鉴》关于李庭望、杨朝宗等人军事活动的记载，以及令狐潮攻打雍丘前后燕军兵力捉襟见肘到极限的状况，我们凭借常识就不难判断，令狐潮所部燕军的兵力绝不会太多。实际上的雍丘之战，大约就是张巡带了2000到3000民兵守在雍丘[《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二月”条：“贾贲前至雍丘，有众二千……巡选精兵千人西至雍丘，与贾贲合。”则两人带来的民兵加上雍丘本地民兵是3000人。《新唐书》卷192《张巡传》载：“贲引军进至雍丘，巡与之合，有众二千”，则两人合兵后兵力为2000人，比《资治通鉴》的数字更少。]，令狐潮也带2000左右的民兵来攻打，那自然是三番五次久攻不下。后来燕军在灵宝之战中歼灭唐军主力，随后一路攻进了长安城，还逐步收编了一部分唐军降卒。部队多了，安禄山自然有能力腾出手来，对河南的唐军敌后战场游击区进行重点打击。雍丘和陈留距离很近，于是安禄山派自己的河南节度使李庭望和将领杨朝宗等人带了数千部队前来支援。这些力量虽然不大，但张巡已经和令狐潮对峙了大半年，此时无力对抗，于是他放弃了雍丘，先撤退到了宁陵，最后进入睢阳城防守。有趣的是，这一阶段的头号反派令狐潮从此不知所终，在史书上彻底消失了。归根到底，脱离了张巡事迹的主线后，一个屡败屡战的叛降县令后续的故事，实在没有被记载的价值。

唐帝国当时任命的睢阳太守是许远。睢阳城此时成为周边郡县的一个抵抗中心，城内不但拥有睢阳本地的民兵，还有张巡、贾贲从真源、单父两地带出来的民兵，以及从雍丘撤退时从沿途地区收编的民兵，共计6800人。李庭望和杨朝宗兵力有限，面对这么多的守城部队，这仗自然没法打。双方对峙了大约一两个月，相安无事。然而短暂的休战平静期很快就被来自河北的尹子奇打破了。

位于洛阳的“大燕国”决策层，在攻占长安、重新控制河北之后，开始考虑直接出兵打击唐帝国富庶的东南地区。即使无法在这里长久经营，燕军也可以抢劫大量物资，扩大兵源和物资补给。最初，燕军尹子奇部5000人借着追击战败的颜真卿部义军的机会，从山东地区渡黄河南下，试图从这个方向开辟新战场，经略江淮。但是燕军刚渡过黄河，就接到了噩耗：蒙古高原的新霸主回纥和唐帝国正式结盟，从北方威胁燕国河北地区，2000回纥游骑甚至一度兵临范阳郊外。而当时河北燕军主力正在进攻太原、试图控制河东镇。因此，尹子奇所部只能退回河北，防备回纥游骑偷袭老巢。[《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取《新唐书》卷192《张巡传》的记述：“尹子奇将五千骑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会回纥可汗遣其臣葛逻支将兵入援，先以二千骑奄至范阳城下，子奇闻之，遽引兵归。”按照《旧唐书》卷200《史思明传》，则是“尹子奇以五万众渡河至青州，欲便向江、淮”，但当时河北燕军主要的精力都在太原方向。以尹子奇在燕军中的地位而言，5000核心兵力加上部分地方民兵更符合事实，5万人恐为其公告上自吹的数字，不足取信。]

几个月过去，到至德二载元月，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大燕国”皇帝安禄山暴死，安庆绪即位，燕国权力中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在太原城下作战的史思明已有割据之想，选择从太原退兵巩固自己的河北基地。尹子奇部则再次南下，这次他们选择的南下方向是从睢阳朝合肥一线推进。张巡、许远率领的睢阳守军即将遇到真正的考验。

张巡在睢阳的事迹，史书记载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官方战报里张巡的战绩，如《资治通鉴》曰：“巡初守睢阳时，卒仅万人，城中居人亦且数万，巡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前后大小战凡四百馀，杀贼卒十二万人。”[此处《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月”条对张巡战绩的总结，综合了唐代李翰《张中丞传》、韩愈《张中丞传后序》等文章的素材。]这不仅让人感慨，睢阳战场和郭子仪等人的正面战场完全是两个平行世界。郭子仪带领包括回纥人在内主力歼灭关中燕军主力的香积寺决战，在唐军的战报中也不过斩首6万。按照一比一的伤亡比，燕军在张巡这里至少付出了20万人伤亡的代价，15万南下的燕军全部被消灭一轮都不够。就算燕军后来能拉起大批壮丁，张巡仍然以不到1万人的民兵，消灭了燕国大部分的兵力。当然，有了令狐潮的例子，我们也知道官方的战报只能当故事看。燕军围攻睢阳到底有多少部队？这个数字根据史书中几组相应的数其实并不难推断。

尹子奇本部从山东第一次南下时有5000人，时隔两个月后再次南下，其部队数量也不会相差太大，因为河北燕军主力当时都在太原附近，这两个月尹子奇手中很难有额外的部队补充进来。同时，手握重兵的史思明在河北专制一方，安禄山死后已经开始谋划割据，洛阳的“大燕国”朝廷已经无力约束他。因此，在尹子奇南下后，河北方面没有再为他提供过支援。南下睢阳作战的尹子奇部燕军，除了从河北南下的尹子奇本部5000名正规军，还有攻克雍丘的数千民兵，总人数在1万人左右。

正常而言，洛阳方向的安庆绪应该会向尹子奇部提供支援，其人数同样可以估算出来。围攻南阳的燕军，最初安禄山给了2万人。其统帅利用私人关系从燕国朝廷或者兄弟部队借兵，又在占领区募兵扩员，把规模扩充到了4万人。蔡希德部从史思明处获得的初始兵力大约1万，之后和南阳方面类似，通过向非前线兄弟部队借兵、在占领区募兵等方式，扩充到了2万。也就是说，燕军的区域主帅如果能有效利用各种手段，能扩充一倍左右的战斗兵力。这么算下来，睢阳之战爆发时尹子奇有1万余人，经过半年的努力，等他最后一次围城时，大约可以把本部兵力扩充到2万上下，其中至少有5000名河北正规军，可能还有一部分洛阳安庆绪派来的精锐。

所以，睢阳之战大部分时候的状况和雍丘之战类似。至德二载正月二十五，尹子奇率包括5000正规军在内的1万余燕军开始攻击睢阳，当时张巡还在宁陵，两地距离很近，步兵不过半日内便可到达，于是张巡带领所部3000人前往救援，唐军守军达到6800人。尹子奇部兵力优势不明显，在攻城战中也无法发挥单兵优势，双方连续拼杀十六昼夜，尹子奇攻城不下，趁夜退军，丢下一部分车马牛羊被唐军缴获[参见《新唐书》卷192《张巡传》。]。三月尹子奇再度派兵包围睢阳，仍然被张巡击退，双方继续在这附近僵持。

睢阳城内本有6万石存粮，足够守城唐军吃上一年[参见《新唐书》卷192《张巡传》。“初，睢阳谷六万斛，可支一岁”，如果按照全城军民算显然不够。结合后文分析，这个大概率是按照初始口径的6800守军为基数、极为宽裕的算法，或者算上最后一批援军总数近1万人的理论消耗。]。但因为虢王李巨分给了濮阳、济阴二郡半数存粮，此时城内的粮食只剩3万石。唐代的粮食一石为75至80市斤[按照第八章第三节根据《唐六典》卷3和林甘泉《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上）》进行的计算，唐代一石粮食约为今天的75市斤或82.5市斤。]，如果唐军将士不把粮食分给城内百姓，以一天一斤的消耗量计算，只要不缺水，6800名唐军依靠这些存粮仍然可以勉强支撑一年。但由于一月和三月的两次围城都在不久后被击退，唐军并没有太大危机感，在初期应该分给百姓不少粮食。七月初尹子奇部扩军到2万人左右之后，燕军卷土重来再次围城时，很快就完成了对睢阳的彻底合围。到八月，睢阳守军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缺粮现象。

南霁云于八月和闰八月两次外出求援的记录，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线索。闰八月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时，曾说睢阳“不粒食已弥月”，可见八月开始，城内在叛军长期围困下已经逐步断粮。闰八月十五，南霁云第二次求援归来时，在真源令李贲处得马百匹，又在宁陵借得3000士兵。这支援军只有1000人冲入重围。援军遭到惨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归来时和叛军硬碰硬恶战，抢夺了大批珍贵的牛，为城内提供了宝贵的肉食。按照记载，这支军队“驱贼牛数百入”。虽然援军损失惨重，但他们的牺牲并非毫无价值。缴获的数百头牛，加上带回来的战马，都是宝贵的肉食。这时的守军本部和援军加起来不过2000人[《新唐书》卷192《张巡传》：“才千余人，皆癯劣不能彀。”这是南霁云第二次冲出求援时，城内残余兵力的数据，等他带领1000余冲破包围圈的援军抢了几百头牛入城，城内存活的守军可能不到1000人了，加上援军也就2000人左右。]。睢阳城破在十月初九，距离此时的闰八月十五不足两月。以数百头牛为肉食，每天能分得十头左右，一头牛能出肉数百斤[一般土种成年公黄牛体重在600斤到800斤，成年母牛体重在300斤到600斤。以平均500斤计，黄牛平均出肉率大约45%，则一头牛可得200多斤肉。现代农业发达后，当代的良种公黄牛成年后可达1000斤以上，良种肉牛更是超过2000斤（1吨），但此处计算以普通的土种黄牛，且公牛、母牛混合计算。牛如果无法获得足够草料，杀掉之后腌制，保存一两个月问题也不大。]。也就是说在极度保守的估计下，唐军战士一天至少能分到一斤牛肉，加上剩余的战马，足够每天饱餐了。考虑从此时到破城守军在持续减员，需要消耗的牛更少。所以，这最后的两个月，牛肉都吃不完的唐军战士，真的有必要大规模有组织地吃人吗？按照《新唐书》的口径，2000唐军在最后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吃掉了3万幸存的百姓[《新唐书》卷192《张巡传》：“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到闰八月南霁云第二次突围求援仍然有状态上好的30匹战马，并突围至距离颇远的临淮贺兰进明处，回来时唐军还额外得到了100匹战马。按照《新唐书》口径，唐军吃完战马吃人，南霁云这次突围前，唐军战马有充足饲料能维持较佳状态，那么吃人很明显是在南霁云第二次归来之后了。而且《新唐书》作者似乎忘了自己在同传里所写的“驱贼牛数百入”一条。]！以60天计算，每天吃掉500人，也就是说，平均下来四个唐军每天就要吃掉一个活人！且唐军还在不停减员，理论上人均吃人的数字还得更大。这个恐怖故事，从常理推断，怎么都不可能是真的。对于这阶段睢阳城内的真实情况，《旧唐书》中所录南霁云在外求助时所说的话，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

唐军口粮危机最严重的反而是南霁云两次外出求援期间，这段时间内，唐军存粮面临枯竭。按照记载，当时唐军“士日赋米一勺，龁木皮、煮纸而食”，“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可谓悲惨至极。但是这阶段唐军还没完全断粮，每天有少量米的配额，勉强果腹维持生存。这一阶段，大规模吃人的现象在睢阳城内普遍存在，但主要是城内民众之间的“人相食”，南霁云明确说了闰八月时“城中数万口，今妇人老幼，相食殆尽”，此时只剩数千人幸存。这当然是修罗场一般的地狱景象，但是唐军士卒中或许存在个别吃人现象，却绝非普遍情况。

按照后来朝廷争议张巡事迹时的口径，论者提及守城唐军存在个别吃人现象时，明确说了“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也就是说，在闰八月唐军粮食最少的时刻，存在着一定的吃人现象，但并不普遍，有数百人成为受害者，无从考证他们是无法作战的军人同袍还是普通民众。等南霁云的援军到达，并不惜损耗三分之二兵力抢到燕军几百头牛后，唐军的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在最后的两个月内，守城唐军每天至少能分到一斤以上的牛肉，还有一定马肉，完全不需要再吃人肉。睢阳城最初5万百姓，有近半数在前几次围城间隙中逃亡了，但是留在城内的3万百姓毫无疑问落入了围城战时惯常的悲惨境地，被迫人相食，到最后幸存者寥寥。这是战争常常带来的可怕灾难，但并不是张巡的暴行。

那么，饿得半死的睢阳守军既然咬牙挺住了最艰难的岁月，为何粮荒得解之后，睢阳守军反而在最后时刻没能守住，睢阳城很遗憾以三天的时间差沦陷了呢？传说中“张巡杀妾飨将士”，这个以现代人伦理来看极端可怕的故事，又能为我们提供什么线索？

尹子奇七月初六再次围城后，睢阳城陷入危局。按照《新唐书·张巡传》的记载，被围困的睢阳城内“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除了许多人被饿死之外，活着的人都“痍伤气乏”，也就是因为传染病而变得缺乏战力。考虑到当时攻守双方死伤枕藉，又时值盛夏，有大规模瘟疫传播非常正常。合围之后，唐军在饥饿和瘟疫双重打击下很快只剩下1600士兵。等南霁云第二次突围时，唐军只剩下600能战之人，包括无力作战的伤兵在内也只剩下1000余人[《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八月”条对睢阳兵力的数据：“八月，睢阳士卒死伤之余，才六百人。”这600人是扣掉伤兵和病卒的，而按照南霁云闰八月突围求援时所言，城内“才千余人，皆癯劣不能彀”，算入伤病人员还有千余人。]。后来南霁云带了1000生力军及大量缴获的牛入城，大大加强了守军力量。但这些援军不久之后很可能也感染了瘟疫。同本传记中如此记载了睢阳的最终沦陷：“十月癸丑，贼攻城，士病不能战。”按照《新唐书·张巡传》的原始记载，最终让守军士兵们完全丧失战斗力的，更多是“病”，而不是“饥不能战”。

也就是说，南霁云奋勇突围并带来了援军，援军牺牲大半换来了充足的口粮，为睢阳防务带来了转机。但是八月和闰八月围城最艰难的时间里，守城军民大规模死亡，城内已经开始流行瘟疫，并且让援军同样广泛感染，最终败给了强弩之末的燕军。

张巡杀妾、许远杀书童，并且分肉给士兵，这一切发生在“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的时期，也就是尹子奇七月最后一次围城完成合围之后。当时，双方战事频繁，加上城内大量百姓饿死，即使要吃人，也有新战死、饿死的两军士兵和平民尸体，何须生杀侍妾、书童？他们杀人的目的，更可能是为了治愈士兵间广泛流行的疾病，也就是“痍伤气乏”，并非把人杀了充当军粮。这种行为以现代医学眼光来看可谓极度愚昧，但在当时，活人的肉可以治疗不治之症，是普遍存在的观念。

《旧唐书·隐逸传》中曾记载，武则天时代，一位隐士王友贞的母亲生病，他就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母亲吃。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母亲的病好了！王友贞因此得到了武则天表彰[《旧唐书》卷192《王友贞传》：“友贞弱冠时，母病笃，医言唯啖人肉乃差。友贞独念无可求治，乃割股肉以饴亲，母病寻差。”]。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王母大概率是自愈了。但是这样的故事被堂而皇之记入史书，作为感天动地的正面典型来宣扬，足以说明在绝大部分缺乏现代医学常识的唐代人看来，人肉可以治病。《新唐书·孝友列传》中提到当时有一本叫《本草拾遗》的书，明确记载人肉能够治疗不治之症，于是当时许多孝子都在父母重病时割下自己的大腿肉，希望能治愈父母。[《新唐书》卷195《孝友传序》：“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赢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

直至明代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其中也批判性地收录了一些以人体入药的记载。“至于骨肉胆血，咸称为药，甚哉不仁也。”“始作方者，不仁甚矣，其无后乎？亦有以酒饮人血者，此乃天戮之民，必有其报。”“父母虽病笃，岂肯欲子孙伤残其肢体，而自食其骨肉乎？此愚民之见也。”“方伎之流，心乎利欲，乃收人骨为药饵，仁术固如此乎？且犬不食犬骨，而人食人骨可乎？孰谓枯骨无知乎，仁者当悟矣。”李时珍对用人体入药批评严厉，但由于时代和医学技术的局限，他也只是认为这些药方过于反人伦，却未能从科学角度否定其效果。我们当然不能苛责古人，不过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这些摘编也证明即使到明朝时，“活人肉可以治病”这种愚昧又恐怖的说法仍流传甚广，甚至鲁迅先生笔下清末民初的“人血馒头”也可视为其流毒。

所以张巡、许远杀侍妾、书童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他们试图用人肉治疗在守军中流行的疑难传染病。用现代人的观念看，这当然很愚昧，杀侍妾、书童也是极不人道的行为，但在古代，奴婢基本就是主人的私人财产。张巡、许远漠视奴婢的生命权，固然会招致后世非议，如清初文学家王士祯的《池北偶谈》就编了一个张巡侍妾转世报仇的故事。但是一定要像王夫之那样，谴责张巡为了守城吃掉3万百姓，恐怕与历史并不相符。后世的人，总是从道学、伦理、哲学等方面为张巡辩护，但真实历史上的张巡和守军多半没有大规模有组织吃人。这个恐怖故事的真正成因，多半是唐朝后来决定表彰张巡时过犹不及，反而把英雄事迹编造成了鬼故事，拿今天的话来说，是标准的“低级红高级黑”。

拨开唐廷事后这些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宣传，我们对睢阳之战的经过可以梳理清楚了。张巡以近7000人的民兵，最初挡住了尹子奇1万出头兵力的围攻。到后来，燕军扩充到2万人左右，围城日久，城中断粮加上疾病流行，严重削弱了守军战斗力。从“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看，唐军在最艰难的闰八月初有过小范围的人相食，受害者不知是军是民，但守军并没有系统性大规模杀害平民以充军粮的行为。相反，在南霁云的3000援军付出巨大牺牲抢到几百头牛之后，守军在最后两个月的肉食是相当充足的。但是由于疾病大大削弱了守军的战斗力，张巡和他的部将们最终无法抵挡住敌军的进攻，壮烈牺牲。这样的睢阳之战，才是符合客观战争规律，也是能为人类所理解的英勇战斗。张巡守城期间唯一以现代伦理来看存有争议的行为，是他杀掉了自己的侍妾，试图用来治疗手下士兵的传染病。留在城内的3万平民虽然没有被张巡充作军粮，在饥荒和疾病的双重打击下却被迫人相食，只有400幸存下来，其中的恐怖可想而知，但这本来就是战争巨大破坏的一部分。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尹子奇部燕军数量不过2万人左右，为何附近唐军见死不救？

在张巡的事迹中，周边的唐军总是一副见死不救的丑恶嘴脸，贺兰进明就是典型，他在张巡的故事中是标准的反面人物。南霁云求援不成时曾发誓，如果能活过这次围城，一定要杀掉这个袖手旁观的恶人。但是在其他记载中，贺兰进明在这一阶段是完全的正面人物。早在颜真卿起兵之初，他就积极配合，从屡败屡战成长为一方大将。就在尹子奇最后一次围城的至德二载七月，贺兰进明率领唐军主动反击，攻克燕军在山东占领的高密、琅琊两地，战报号称杀敌两万。当唐廷决定表彰张巡时，难免会遇到一个大难题：睢阳周边还有这么多同样战功赫赫、坚定拥唐反燕的忠贞之士，为何唐廷没有及时命令他们去救援张巡、许远，这些人本身也都选择不作为呢？大约正因如此，唐朝负责宣传张巡事迹的人士，只能通过无穷夸大敌人的兵力来解释这种说不通的怪象。

我们之前说过，南阳—襄阳这条路线，是燕军攻占洛阳后唐廷与江南地区联系的重点方向，燕军将这里彻底切断就能对唐廷造成致命打击。当初南阳被围困正是促成唐玄宗让哥舒翰东进的直接动因之一。唐王朝在这个方向先后丢掉了叶县、颍川和南阳，但是即使南阳丢失后，唐军在襄阳很快组织起新的防御线。尽管唐军在这个方向岌岌可危，但是燕军也绝不是短时间就能完全得逞的。

南阳防线牵制住四万燕军精锐的唐军，基本是由二三流民兵拼凑成的，尚且有实力凭借城池节节抵御燕军一年多，尹子奇手里这两万良莠不齐的燕军，就算付出很大伤亡攻占了睢阳，又能如何？从睢阳南下，这里分布着贺兰进明、许叔冀、尚衡[早在张巡从雍丘转战到睢阳的这段时间内，尚衡就派出一支精锐的小部队帮助张巡对抗李庭望，睢阳守军中头号猛将南霁云就是这支军队的领袖。《新唐书》卷192《南霁云传》记载：“南霁云者，魏州顿丘人。少微贱，为人操舟。禄山反，钜野尉张沼起兵讨贼，拔以为将。尚衡击汴州贼李廷（庭）望，以为先锋。遣至睢阳，与张巡计事。退谓人曰：张公开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劝归，不去。衡赍金帛迎，霁云谢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礼。”南霁云作为尚衡方面主力战将，不顾尚衡挽留，选择跟随志趣相投的张巡，张巡和尚衡很可能因此交恶。南霁云第一次突围向较近的许叔冀求援未果，第二次突围选择去更远的贺兰进明处，而不去找更近、更有渊源的尚衡，大约也与南霁云脱离尚衡、加入张巡麾下，导致与尚衡交恶密切相关。]等众多军政势力，其中贺兰进明刚在不久前主动攻击燕军山东占领区。这些唐军将领组成了淮河流域的重重防线，加上江淮间密布的水网阻隔，尹子奇本来就不过两万偏师，难道真能南下江淮威胁到唐王朝富庶的江南地区吗？

睢阳城破后只过去了三天，从南方赶来的救援部队就轻易击溃了刚攻下睢阳的燕军，收复了睢阳。这些救援部队主要来自浙江、安徽和山东等地，基本都是唐王朝传统的后勤基地，几乎没有正规军驻守。也就是说，靠一支由各地二三流民兵组建的援军，就足以让睢阳附近的燕军输得一败涂地，也足以说明尹子奇的实力相当有限。尹子奇在不久后被陈留附近的民兵所杀。

睢阳附近有这么多忠于唐朝、颇有战绩的唐军将领，他们之所以不着急救援睢阳，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睢阳不够重要。睢阳当然是南北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但是唐帝国现在到处冒火，唐军机动兵力需要击败威胁灵武的阿史那从礼、收复两京、守卫太原和襄阳，对唐帝国更重要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睢阳的得失相比这些战线，其优先级就只有往后排一排了。如果江南真的遇到危机，唐廷有充足的能力做出反应。譬如前文所说的永王之乱，唐肃宗在半个月之内就能一口气任命三个节度使，并选择暂时丢下遍地烽烟的河南战场，甚至连刚丢掉颍川的来瑱部都被要求强行军南下平乱，并且很快平定了乱局。如果睢阳真的有后来宣传张巡事迹时那么重要，唐廷早就直接下令调集各路部队予以全面救援了，就像之前对南阳的多次支援，或者是永王之乱时对丹阳的急行军那样。[几年后史思明曾派田承嗣再度攻占睢阳，当时（上元二年十一月）江淮正处于刘展之乱刚爆发的混乱状态，唐廷在这里的力量陷入内战，但田承嗣并没能利用乱局继续深入江淮。可见睢阳作为唐王朝江淮防线中的第一环，在燕军无法出动主力大规模南下时，一时的得失并没有那么重要。]

然而让人遗憾和痛心的地方在于，虽然睢阳没有那么重要，但张巡得不到援救，除了睢阳优先级不够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张巡在政治上是一个单纯的人，对于当时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李亨在河南地区的激烈争斗完全置身事外，只是埋头抗敌，却没有对任何一方表忠心。恰恰是这种政治上的单纯，让张巡付出了代价。

雍丘失守前夕，令狐潮曾写信劝降张巡，张巡大义凛然地回信拒绝，信里是这么说的：伟大的太上皇虽然被哥舒翰灵宝之战惨败所拖累，但现在已经成功转进到了四川，继续指挥抗燕大业；同样伟大的新皇帝在西北聚拢了强大的西北边军和朔方军，随时会发起战略反攻；而伟大的永王、申王率领的部队，马上也要北上进攻燕军。总之，你们这些叛贼的末日就要到了！张巡在这封信里，说的都是事实，把太上皇、新皇帝，甚至马上就要东巡的永王都拿出来助长声势，可谓气势磅礴。而且义正词严，正气凛然，从信本身的行文、文采等方面看，也自然都没有问题。

然而这种“没问题”，或许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张巡把太上皇、新皇帝和永王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完全没有区分。换句话说，无论太上皇、新皇帝还是永王，张巡都做出恭敬和谦卑的态度，但同时也都表现出一种敬而远之的架势，谁也不得罪。张巡的想法很单纯，他一点都不想参与两代皇帝之间的政治斗争，只管坚守雍丘和睢阳。张巡从雍丘败退到宁陵、睢阳一线的时候，史书花了很大篇幅，不厌其烦记载了他和许远向虢王李巨求救，而虢王李巨如何一再令人失望。

我们回顾过往不难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唐肃宗不顾唐玄宗已经任命了虢王李巨为河南节度使，悍然封贺兰进明为新的河南节度使，因此从至德元载十二月到第二年三月之间，河南同时存在两个唐朝任命的河南节度使。而张巡此时已经被唐肃宗破格提拔为河南节度副使，河南节度使现在变成了两正一副的奇怪局面[对此间两位皇帝任命的各任河南节度使沿革，以及穿插其中的两位皇帝之间的暗战有详细考证和论述，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8—35页。]。某种程度上，张巡只想安静地守土一方，但他现在的身份，是注定不可能在成为太上皇的唐玄宗和继位不久的唐肃宗之间保持中立的。虢王李巨对张巡的置之不理，更多是因为他由唐肃宗破格提拔，没有向自己这边靠拢的表示。贺兰进明后期对张巡的冷淡，也与张巡在被唐肃宗提拔后，没有反过来向唐肃宗表忠心有不小关系。

其他人在面对类似局面时，也同样需要在唐玄宗和唐肃宗之间做出抉择。譬如颜真卿，这位留名后世的名臣在四川朝廷与西北朝廷并立的关键时刻，用向唐肃宗蜡丸传书奏事的方式坚决表示支持。唐肃宗也投桃报李，颜真卿不但被授予河北招讨使的要职，还在中央政府里得到了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的职位。譬如贺兰进明，一开始站队错误，把亲信派到四川，眼看唐肃宗要把他发配到岭南去了，又立即变脸，在唐肃宗面前弹劾房琯，很快被唐肃宗任命为河南节度使。譬如曾经在潼关唐军中活跃的诗人高适，本来是永王的幕僚。在永王尚犹豫不决时，他就果断离开永王，跑到唐肃宗那里打永王小报告，很快被唐肃宗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并以此身份参与了唐军收复睢阳之战。譬如季广琛，作为永王麾下的核心将领，最早跟随永王在江南起事，发现情况不妙，立即投向唐肃宗，不久之后也被拜为节度使。

张巡大半辈子都在担任县城基层官员，对于这个级别的官员来说，不卷入那些捕风捉影的上层斗争，踏踏实实干实事，不失为保护自己的一个好办法。但现在的张巡已经是唐廷任命的唯一一个河南节度副使了，两位河南节度使又存在如此激烈的斗争，张巡没有逃避的空间，他必须站队。我们经常说站队、站队，并不是指当事人一定要当个预言家，每次都能站对位置。季广琛一开始还是永王的头号大将，关键时刻站对了位置，之前的旧账直接就被一笔勾销。又比如许叔冀，上任伊始就以唐玄宗的心腹房琯为后台，毫不顾忌地和唐肃宗任命的贺兰进明对着干。贺兰进明不敢援救张巡的一大原因，就是怕许叔冀趁他离开火并自己！但后来许叔冀选择重新站队到唐肃宗这边，也照样混得风生水起。

归根结底，皇朝政治下的仕途，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关键时刻一时站错队不要紧，更要命的是不站队、不敢站队。张巡此前大半生只是个基层官员，在官场上可谓相当单纯。现在他突然进入了国家级的角斗场，场内其他参与者都是节度使级别的高官，这一切对他来说过于复杂了。没有把握也看不清方向的张巡，选择单纯到底，什么事都不想，只管老老实实守好驻地，抵抗燕军到最后一刻。比起周边大敌当前仍然内斗不已的军头，张巡自然是一个高尚的人，也更值得后人欣赏。但唐肃宗不会这么想。从被破格提拔为河南节度副使那一天起，张巡已经深陷太上皇与新皇帝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了。唐肃宗破格提拔张巡，就是希望张巡能在某些事情上有所作为，积极表态拥护贺兰进明的工作。单纯的张巡选择谁也不搭理，一心守城，太上皇不会记他的好，唐肃宗甚至还会对他深深失望。

这也是为什么，张巡在睢阳被围困的时候，明明周边的唐军有着救援能力，他却始终等不来救命的援军。如果张巡明确站队唐肃宗，那么以他河南节度副使的级别，贺兰进明等人怎么也得来救他于危难之中。如果他旗帜鲜明表示只跟太上皇走，那么站在太上皇这边的许叔冀等人同样会冒着危险来给他助威。然而张巡偏偏选择谁也不靠，埋头苦干。那么对于附近遍地忠于唐室的人来说，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除非朝廷明确下令，不然谁有工夫去搭理睢阳的危局？就像贺兰进明说的，万一他去救援时，许叔冀趁机找他麻烦，他向谁哭去？

后来，朝廷经过了大辩论，最终还是认为，张巡、许远都是值得纪念的典型。毕竟，当时的河南乃至整个唐王朝，像这样千里志愿赴援而又能忠于职守，最后殉职的忠义之士，实在是太少了。更进一步说，唐王朝黄河沿岸的各级官员们，面对安禄山的叛乱，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维护一己之私。张巡这样有勇有谋、立场坚定的忠臣和能臣不大加宣传、不树典型的话，又能到哪儿去找更好的典型呢？但是两代皇帝忙于内斗，各地军头们选边站队，坐视张巡牺牲，其中原委又难以直说，只好通过夸大燕军的数量、拔高睢阳城的重要性等方式，把一次真实的英勇抵抗描绘成了神话故事：张巡为了保卫唐王朝的大东南，义无反顾带领几千士兵，以钢铁般的意志与几十万敌人奋勇抗争，屡屡大败敌方。张巡的表现不是凡人所能及，他就是神！朝廷既然以无比敬仰的语气称颂这样的神人，自然也就不会苛责贺兰进明、许叔冀这样同样忠于唐廷的普通人了。

睢阳之战就这样悲壮落下了最后一幕。但是睢阳之战的最后一个殉葬者，不是张巡和他的手下，而是一个叫作闾丘晓的地方官。这个人本身名气不大，却干过一件臭名昭著的事：不知道是出于嫉妒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竟然把寓居在自己辖区的大诗人王昌龄杀害了。

长安光复后，唐肃宗派出宰相张镐作为关东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兼任河南节度使、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授权其调动各路大军，完成对河南地区燕军的扫尾工作。尽管张镐把救援睢阳当成头号大事，心急火燎拼命催促，但各方军头却对他爱搭不理。等到张镐耗费大量时间亲自组织援军，亲率主力赶到睢阳城下时，这里刚沦陷三天，张镐的怒火可想而知。当时附近借故迁延不进的大员不止一个，近在咫尺的贺兰进明、许叔冀、尚衡等人都坐视不理。但张镐对这些军头毫无办法，于是就把气全撒到了濠州刺史闾丘晓头上，当场把他杖杀。

为什么这么多军头面对唐肃宗派出的军事长官，不约而同选择迁延不进呢？前文曾经说到，张镐由杨国忠一手提拔。在太上皇给唐肃宗派去一堆宰相的日子里，张镐是最后一个被送到唐肃宗身边的宰相。我们了解了这层背景，再来看张镐现在的头衔，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微妙了。表面上，张镐现在被皇帝派去兼任河南节度使、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掌握了很大的军权。但张镐从宰相的位置上被外放出来兼任这些职位，自然丧失了在朝廷的话语权。唐肃宗逐渐站稳脚跟后，陆续着手将太上皇送来的宰相清理出局。张镐现在表面上看是来关东主持军事大局，但实际上只是皇帝不愿与太上皇彻底撕破脸，所以采取这么一个过渡方式，从而清理掉又一个亲太上皇的宰相罢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镐现在头衔虽然大得吓人，实际上却已失势，不过是一棵将倒的大树。不久后，张镐就被唐肃宗借故贬谪，从此远离了权力中心。

大家都知道张镐倒台在即，自然也就没人愿意卖面子，没人愿意把他的命令当回事了。闾丘晓不拿张镐当回事，也不过是随大流而已。然而张镐再怎么即将倒台，现在也是宰相级别高官，作为河南节度使、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理论上对辖区内的地方官有着生杀大权。诚然贺兰进明、许叔冀这样的拥兵大佬，张镐没能耐整治他们，可是你闾丘晓一个地方官，不像贺兰进明、许叔冀那样重兵在握，却硬要和这些军头一样把张镐得罪得死死的，但他真有这个实力吗？闾丘晓无法把这些逻辑想明白，最后稀里糊涂被杀，又能怪得了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