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二载四月，郭子仪率朔方军主力在三原歼灭了燕军李归仁部，渡过泾河后与王思礼部顺利在咸阳西渭桥会师。在稍作休整之后，唐军主力部队于五月初再次踏上征程，从凤翔、武功一带沿着渭河东进，目标直指长安。

唐军顺利会师后，兵力大大增加。朔方军年初有4.5万人左右，在永丰仓一战遭受重大损失，还得留兵守卫河东地区，此时大约还有3万人。来自西域的李嗣业部安西镇精锐5000人此时已经到达唐肃宗驻地凤翔，这支军队几年前曾多次翻越帕米尔高原，在今日的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等中亚地区活跃，战斗力相当强悍。安西镇另外7000精锐、马璘所部北庭镇精兵、跟随西域驻军到来的一部分中亚国家派出的雇佣军，甚至是名义上隶属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中亚势力也都陆续到达。此外，王思礼的河西、陇右残部，李光进的各路杂牌残部和一些新募的民团杂兵，也能有2万到3万人，唐军总兵力仍然高达7万到8万，其中大约有5万精锐部队。

相比之下，燕军主力部队从去年的陈涛斜之战开始，接连经过了武功之战、永丰仓之战、三原之战等大战，虽然胜多败少，但是损失也不小，尤其是三原之战丧失了5000名宝贵的精锐骑兵。现在的燕军即使算上一部分之前收编的唐军降卒，数量也大约只有唐军的一半。真正能打的精锐部队更少，即使算上李归仁带来的援军，也大约只有2万出头。

由于西域方向的精锐刚刚到达还需要整编，这次出征的主力是郭子仪部朔方军和王思礼率领的河西、陇右残部，总人数大约能到5万，而且基本都是久经战火的精锐边军。面对占据明显优势的唐军主力，燕军不敢在关中平原与其进行野战，而是选择了退守长安，依托长安城池固守，战场的选择权因此落在进攻的唐军手中。

唐朝建立时，从河东方向进入关中的李渊所部曾经攻打过一次长安，此后唐军再没有过攻打长安的经验。而且这次唐军自西向东而来，对于如何从这个方向攻打长安、怎么选择战场，大家都缺乏经验，可谓毫无头绪。于是，唐军主帅郭子仪选择了最直接的打法，沿着渭水走最近的大道直线东进，将长安城正西的几个城门作为主攻方向。四月三十，唐军兵临长安城。长安城四周都是平原，没有什么山川关隘，进军的阻碍主要是城墙和河流。长安城西主要有两条相对大一点的河流，分别是天然河流潏水和人工渠道清渠。燕军主将安守忠并没有坐守城内，而是将部队驻扎在清渠北边，与唐军夹潏水对峙。唐军和燕军隔着潏水相持了七天，在双方严密的防御下，几次小规模的渡河试探都失败了。

长安城周围的水系千百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后来水位下降，原潏水中间一段断流成了两条河，现在的潏河从长安城南自东向西流过，与长安城西毫无关系，安史之乱时的潏河其实是现在的皂河。皂河基本和现在西安的西三环平行，离唐长安城西墙十里左右。这条河流在当时水流量很大，水很深，没有船只是绝对过不了河的，所以燕军在河东列阵，阻挡唐军过河。而清渠则是从潏水西边另一条大河沣河上游引过来的人工渠，由西南向东北流，大约在汉长安城的西南角下汇入漕渠，胡三省对《通鉴》的注释中，对这些地理状况描述的比较详细：

唐帝国时期的长安城有八水五渠的说法，指的是长安附近最大的8条河流和5个人工渠。五渠一般宽度都在8到10米，相较地面深度在2米左右，水深显然比河流浅一些。漕渠就是五渠之一，而清渠只是漕渠的支渠，渠的规模多半更小。这种宽度和深度的河水，人和马都足以涉水通过，尤其是马匹浮水而过速度很快，这个细节对于之后双方的作战有着很深的影响。

7天之后，安守忠再次派兵渡河，郭子仪所部陌刀兵将其拦截并击溃。于是燕军退却，放弃了沿河的阵地，唐军随即渡河，将部队开到了长安城下。终于见到了长安城墙的郭子仪喜不自胜，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切只是安守忠为了打破僵局而精心布置的战术。当追击的郭子仪部来到长安城西时，赫然发现燕军最精锐的9000骑兵已经摆开了一个一字长蛇阵：安守忠亲自带领4000精骑在延平门一线列阵，派安太清以4000精骑在金光门列阵，另外1000人在这两支军队中间，正面阻挡追击而来的郭子仪部前锋。

那么，安守忠为何选择在这里摆出这么一个阵型呢？要想理解安守忠的布置，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些古代战争的战场列阵问题。一般部队的列阵有纵向和横向两个概念。步兵阵列一般纵深较长，以确保自己的阵型不会被轻易突破。而骑兵列阵则更倾向于牺牲纵深而扩大横向，因为骑兵的优势在于机动性，纵深太大，后排的骑兵往往难以加速，无法像前面几排骑兵那样进行有效冲击。而扩大横向阵列能增加骑兵包抄敌军侧后的灵活度，发挥出骑兵的速度优势。因此，冷兵器时代一般的列阵思路是：步兵位于中间，增加纵深，确保阵型中轴的稳固，而骑兵位于两翼，增加宽度与机动。

此次燕军在清渠之战排出的一字长蛇阵，就是一种极端的阵型：纵深降到最低，只有一到两排，如此一来横向长度就拉到最大。这样一字长蛇阵几乎没有纵深，完全不适合需要纵深的步兵，可谓全骑兵专用的阵型，特点也极其鲜明：有进无退，只可攻，不可守。安守忠之所以敢于布置如此极端的进攻阵型，也是因为长安城西这块战场的特殊性。长安城西有潏水这条大河，而长安城墙脚下是漕渠这条人工渠，还有以清渠为代表的小渠纵横其间。这些河流渠道，是燕军此次选择如此列阵的关键原因。

潏水是一条大河，无论人和马都只有依靠船只才能通过，但是漕渠及其支流如清渠，其宽度和深度都只相当于小河，人马都可以涉水而过。这就让燕军的骑兵发挥出了极大的优势：骑兵移动主要依靠马匹，用于攻击的战士位于高处，浅水完全不影响马上的战士进行攻击和泅渡，也不影响作战单位的整体移动；而步兵却不然，这些渠道足以对步兵的列阵和协同作战造成极大影响。

在唐军统帅郭子仪看来，这个战场是被大河、城墙、漕渠、清渠等天然屏障所隔离的一个长宽都不过数里的矩形区域。对以步兵为主的唐军来说，在这样的战场，只要能列开军阵，唐军的正面、纵深、侧背都可以得到保护。然而安守忠却预判了唐军统帅的预判，使用了全骑兵作战的策略。对燕军来说，漕渠及清渠等支渠并不是屏障，而是可以越过的地形，燕军视角中的战场变成了一个宽度比唐军预期大许多的大平原。在燕军的视角中，唐军变成了背水而战，被压缩在大河与城墙之间十来里的狭窄区域，侧翼完全暴露。

郭子仪显然对燕军会摆出如此一个全骑兵阵型毫无准备。唐军过河的部队在3万以上，3万步兵展开后正面宽度大约在6到7里，再加上数千骑兵，在南北宽度上已经基本上把郭子仪自认为的战场布满了，部队正面的阵型必然偏挤偏窄。但是燕军却巧妙利用了战场地形，9000骑兵大横向展开，宽度至少有15里，大幅超过了唐军。所以，兵力劣势的燕军反而可以从两翼包抄唐军，此次战斗胜负的关键就在于，唐军骑兵能否有效阻截从更宽方向展开突击的燕军骑兵，为步兵的阵型调整争取足够时间。如果唐军步兵能有充裕的时间调整好阵型，用紧凑而强大的正面兵力阻挡燕军，那么数量占优、步骑协作的唐军仍然足以击退燕军的骑兵。

然而现在的战场水道纵横，唐军布阵过于紧凑和狭窄。由于唐军背后是必须依靠船只才能渡过的潏水，唐军等于背水列阵，步兵调整阵型时很容易受到河流阻挡。此外，唐军侧翼还受到水渠的阻碍，部队的转向和重组深受影响，而燕军全骑兵的组合让他们可以无视这些渠道，用稀疏但宽广的阵列实现大迂回，对唐军侧后方进行猛攻。面对燕军以全骑兵发起的猛烈进攻，唐军几乎毫无准备。唐军骑兵和步兵混杂在一起，很可能尚未发挥便很快被打散，随后被赶出战场，失去骑兵掩护的唐军步兵根本无法在混乱中克服不利地形完成阵型重组。安守忠亲率4000名精骑从南侧猛击唐军阵型侧背，唐军最终全军崩溃，大败亏输。包括监军太监孙知古在内的许多唐军官兵被俘，辎重基本丢了个干净。就这样，燕军指挥官安守忠充分利用战场特征，精心选择了全骑兵一字长蛇阵包抄的战术，这个战术既出人意料又最合适于战场地形和双方的兵种。安守忠凭借这个战术又一次获得了辉煌的胜利，真正地体现了一代顶级指挥官的风采。

在灵宝之战、陈涛斜之战后，已经摸到了长安城墙下的唐军主力，在清渠之战中又遭受一次大溃败。从颜真卿为他参与此战的弟弟颜允臧写的神道碑中的一段记载，我们可以窥见此次唐军溃败之惨重：

此战随军的颜允臧一路跑到了武功，离战场已有差不多150里了。当地的官吏都胆战心惊，害怕燕军追来。颜允臧大概跑累了，在路边停下来做了点饭，并找到几把椅子，迎接在军中的广平王。广平王逃到这里，看到他竟然“大惊喜”，认为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勇者，因为其他人都觉得跑了这么远还不够，而颜允臧竟然敢停下来不跑，还收容了一些败兵来迎接同样落荒而逃的自己。

毫无疑问，这次唐军的伤亡相当惨重，估计损失上万。不过无论是郭子仪部朔方军，还是王思礼的河西陇右残部，主力在败退后终究保存了下来，稍后经过休整仍然可以继续战斗。灵宝之战和陈涛斜之战，唐军几乎被全歼，败兵也很难得到收容，相比之下，唐军如今的境况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在遭遇如此溃败的局面下，唐军能保存大部分军队，主要还是作为优秀的指挥官的郭子仪准备足够充分，河边应当布置了足够的预备队和大量的船只，保障作战不利的部队可以最快速度撤退。此次参战的唐军都是朔方和河西、陇右的精锐，战术素养、军队纪律和组织能力足够强大，失败后仍然能够妥善断后，把绝大部分败军撤了回去。

在清渠大战惨败的消息传到凤翔的同时，唐廷还收到了另一个坏消息：从灵宝之战前就陷入重围，已经坚守了整整一年的南阳，也在此时失守了。驻守南阳的鲁炅、李抱玉等唐将率残部数千人成功突围，随后退往襄阳，与在此驻防的来瑱部合兵，共同守卫襄阳。南阳方向的燕军田承嗣部和代替阿史那承庆驻守颍川的燕军武令珣部合兵，共同进攻襄阳。随着襄阳附近成为唐燕双方军事对抗的新战场，燕军已经可以沿着汉水骚扰唐军运输船只，唐帝国自江南向西北运送物资的江汉生命线岌岌可危。

自年初以来，唐军相继在武功之战、永丰仓之战和清渠之战中战败，被寄予厚望的反攻主力朔方军损失了近半兵力。尤其是在清渠之战中，数量占明显优势的唐军主力竟然在长安城下被燕军打得惨败，这对唐军士气的打击可想而知。许多溃兵在战败后四处逃亡，不愿回归队伍。此时的唐廷不敢也无力追捕逃兵，又因囊中羞涩无法开出高价诱使溃兵归队，只得开出一堆空头支票，疯狂封官许愿。只要原唐军士兵愿意归队并立下战功，就能够做大官，开府、列卿、官拜大将军之类都不在话下，最高可以获封异姓王！

安史之乱前，唐王朝的异姓王是非常稀有的。李渊开国时对依附自己的半独立军阀如幽州罗艺曾封郡王，但在建国后近百年没有封新的异姓王，即使是长孙无忌、裴炎这样权倾朝野的大臣也未能封王。到武则天统治末期，推翻武周王朝并拥立唐中宗复辟的五位朝臣被封为“五王”，但这恰恰是他们权力太大、功高震主的表现。不久之后，唐中宗就联合太平公主等宗室和武三思等武周皇族残余力量打倒了“五王”。在此之后，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唐廷再没有封过新的异姓王。最稀有的异姓王都重新开放供应了，下面的官衔更是大贬值，出现了“官爵轻而货重”的奇怪场景。此时愿意加入唐军的人，动辄就能获封“大将军”之类的头衔，而实际上他们可能只是军队中的仆役。再加上南阳沦陷、襄阳成为战区导致江汉运输线遭截断，此时真可谓唐廷的至暗时刻。

节节胜利的燕军士气高涨，气势如虹地展开了下一步军事行动。山西西南的河东地区居高临下，控扼两京，燕军对年初稀里糊涂地丢失了这个区域一直如骨鲠在喉。趁唐军主力在清渠战败，凤翔朝廷内部乱成一团，关中燕军再度出兵河东地区，试图重新控制这里。六月，燕军田乾真部从潼关风陵渡一线渡过黄河，翻越中条山，围攻安邑，也就是现在的运城盐湖一带。河东地区唐军丧失了关中主力的呼应，孤立无援，在燕军威胁下危在旦夕。

然而，就在燕军逐步掌握了战略主动的关键时刻，燕国的陕郡守将杨务钦却突然决定反正。杨务钦原来是唐朝将领，在唐军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被迫投降。在唐军屡战屡败，河东地区面临得而复失的关键时刻，杨务钦联系了安邑的马承光部，在马承光所派军队的配合下，杀了城中不同意归顺唐廷的将领，随即带领陕郡反正。燕军翻越陡峭的中条山进攻安邑，物资后勤全部仰赖河南的陕郡补给。现在陕郡失守，燕军后勤瞬间崩溃，无法维持作战，只能立即放弃对安邑的进攻，转而撤退。一个月之后，燕军安武臣部重新占领了陕郡，杀死杨务钦并进行了血腥的屠城。

燕军重占陕郡后进行血腥杀戮，除了对占领区的亲唐豪强、民众进行警告之外，也有泄愤的意味。燕军虽然得以重占陕郡，但附近两个物资堆积如山的关键仓库——河南岸的太原仓和北岸的三门仓，都为唐军所获。这两个仓库是洛阳和潼关之间的主要转运仓库，燕国丢失此地不但意味着陕郡附近的仓储全部损失，短期内洛阳到关中的后勤运输也随之被彻底破坏。洛阳方向的燕军不但无法继续进攻河东，连向关中方面输送援军和补给都变得难以实现。关中燕军一下就失去了洛阳方向的支援和补充，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在清渠之战胜利后获得的战略主动权也因此彻底丧失。

清渠之战后，关中方向的燕军和唐军继续对峙，并时不时发生一些小规模局部冲突。史书记载了李光进所部击退燕军对好畤的进攻。燕军再次到达武功一线，其前锋再度突袭到凤翔地区，但这支部队被唐军崔光远部击退。崔光远随即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反突袭，派遣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椿率兵绕道武功南边的骆谷谷口，一路潜入了长安北边的中渭桥，歼灭了驻守在这里的燕军大约1000人，并顺势进抵长安苑门。驻扎在武功的燕军闻讯后立即回师，在苑北追上了这支部队并将其歼灭，击杀王伯伦、俘获李椿。即便如此，唐军这次成功的奇袭还是极大打击了燕军的气焰。

从武功到长安，沿着渭水这100多里都是一马平川的平原。燕军在这里一直缺乏统治根基，这次虽然消灭了唐军的突袭分队，但自身也损失颇大，且大部队在凤翔、武功和长安之间来回调动，被消耗得疲惫不堪。此战之后，燕军不敢再把大部队放到关中平原西部游弋，而是被迫撤离武功，退回长安附近固守。这样一来，失去了洛阳方向物资和人力补充的关中燕军，此时又失去了战略纵深，唐军进一步掌握了主动。

我们常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虽然唐军一再战败，但关中、陕郡等地的军民尤其是地方实力派，都愿意继续支持唐廷，提供物资和人力补充，因此唐军总能重整旗鼓。而燕军虽然屡战屡胜，但民众尤其是地方实力派就是不买账，一有机会就反正，“大燕国”几次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却在扩大胜局的关键时刻因为后方反正导致局势逆转，总体战略格局反而越来越被动。如果说安禄山叛乱初期叛军受益于唐廷内部的激烈矛盾，那么此时的燕军战场上连续胜利的成果开始被基层组织的无力所抵消和侵蚀。郭子仪刚出兵，燕国的河东地区就稀里糊涂丢失了，崔乾佑部也几乎全军覆没。清渠之战后燕军形势大好，结果陕郡突然反正，不但抵消了燕军的胜利，还让洛阳安庆绪方面进一步丧失了支援长安燕军的能力。这些政治上的失败对燕军带来的打击，更甚于军事上的失利对于唐军的打击。军事上的胜利不但没能为燕军打开局面，反而让燕军一步步陷入被动状态。

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唐王朝已经统治天下130多年，正处于鼎盛的时期，我们后世常说的盛唐，就是指的安史之乱前玄宗皇帝坐天下的这40来年，杜甫的千古名作《忆昔》可谓是这段盛唐岁月的最好的注解：

透过诗篇，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到，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在一个强大政权的统治下平静的生活。有些人平时也许积累过很多怨气，有些失意者甚至会暗中动过要反抗朝廷的念头。但是当战乱真的来临，大部分人平静富足的生活被打破，那些来自基层，尤其是来自被占领区基层的官吏、百姓和地方实权人物，亲历了切身利益遭受巨大的损失，不可避免地对叛军充满了厌恶，对唐廷的认同感会越来越强。安禄山和“大燕国”的上层自然知道，要想有政治号召力，就必须把经济搞好，让控制区的百姓安居乐业。但燕国脱胎于河北边疆的藩镇，权力架构完全来自边疆的军政府，还有大量塞北游牧、渔猎民族以抢劫为目的加盟其中，此时又需要与唐帝国进行全面战争，必然以军事为先。燕国高层即使有心建设经济，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所以，安禄山军事集团虽然通过叛乱建立起了“大燕国”这么个政权，其政权架构却更类似于南北朝时期六镇兵变、侯景之乱那样的军政府。历史上这两次声势浩大的动乱分别摧毁了北魏和南梁两个王朝的权力基础，侯景更是攻破了梁朝首都。但是由于在政治上积累过浅，最终都后劲不足，没能取得长远的发展就被淘汰。对于这些以军事集团叛乱起家的政权来说，战时军队的权力和地方上的行政、经济如何平衡，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作为一个以边镇军官和塞北贵族为核心的班子，“大燕国”从不缺军事人才，但无论是高层还是基层都缺乏足够的行政人才。所以，燕国地方的行政和经济只能依赖各地原来的行政体系。

燕军前期在战场势如破竹，黄河沿岸到关中、河东，当地官吏大多望风而降，问题还不明显。但随着战事的长期化，问题很快就来了。地方的行政经济事务一旦与当地的燕军驻军首领出现冲突，“大燕国”高层该如何处理？行政官员希望地方财政支出优先保障民生，而军方却认为地方行政官员应该让民众开源节流，要优先保障燕军作战的支出，搞先军政治。拥有仲裁权的“大燕国”高层，此时应该站在哪一边呢？理论上，谁都知道要坚持秉公执法，要军队保障与内政发展都兼顾。只有保证百姓安居乐业，才能获得当地的支持和拥护，更好地支持军事行动。但是现实中围绕内政和军事优先级的冲突往往是存量博弈，尤其此时还是战时，可供军方和行政系统分配的资源总量必然比唐玄宗末期要少许多，矛盾就更突出了。

如果燕国高层倾向于维护占领区秩序，让百姓安居乐业，严厉制止军队对地方的破坏和干扰，维护地方行政官员在专业事务上的权威，那么在最早参与叛乱的“大燕国”军方元老们看来，这不就是“冒死跟随起兵叛乱的元老，不如见风使舵投降的投机分子，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不如不用打仗的文官”吗？“大燕国”元老冒着灭门危险，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江山，结果却要受那些没上过战场，甚至仅仅是变节而来的文人官吏们节制，这不是欺负当兵的头脑简单、忠厚老实吗？

而且，不同于我们的传统印象，内政和军事本身都只是国家的职能之一，并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那些负责内政管理、稳定一方政治秩序的地方官们，相较看似凶神恶煞的军头们，绝不是简单的爱民如子与凶残暴虐的对比。恰恰相反，战斗力强大的军队往往讲究令行禁止，尤其是在非战区，即使要对财富再分配也有统一指挥。而贪污腐败、欺上瞒下、吃拿卡要、欺男霸女、巧取豪夺这类恶事，往往反而是负责内政的文职官员更为擅长。

安禄山和他的“大燕国”，一开始就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班子，面对的是一个发展了100多年，正处于内政极盛期的庞大帝国，民众对于唐王朝治下的和平与秩序有着很强的认同与期许。这样的大环境，注定了安禄山和他的“大燕国”在政治上困难重重。燕国高层还需要依赖军队继续进攻，如果此时就开始重视内政，打压军队势力的扩张，最大的可能就是，政治不见得变清明，军方元老却会开始离心离德，进而失去战斗欲望。所以，“大燕国”统治者无奈之下选择了继续推行军事优先的政策。

“大燕国”军事鼎盛之时，有大量唐王朝顶级高官投降，如唐军主力的统帅哥舒翰、唐军首席监军太监边令诚、前宰相陈希烈、朝廷高官张垍、张均兄弟。地方上投降的官员就更多了，如首都长安的最高行政长官、京兆尹崔光远，前文提到的陕郡杨务钦，以及在河东把崔乾佑部全歼的赵复、韩旻、徐炅等大批地方实力派。这些人在“大燕国”的位置都非常尴尬，虽然燕国往往保持他们原来的官位，甚至给他们升官，但在以军事为先的政治大环境下，他们的话语权大大减少，行政权力处处被占领区的军队大员掣肘，甚至原先的各种福利待遇和私下的灰色收入也大受影响。这些人对于“大燕国”很快就陷入失望，尤其是崔光远、杨务钦这样的基层行政骨干，很快就先后反正。正是这一大群基层行政骨干对“大燕国”的抵制与不合作，抵消了燕军在战场上的成果。随着燕军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的兵力却越来越少，战场上的胜利只是让“大燕国”陷入更深的泥潭。比起有着相当群众基础的燕国大本营河北，这种现象在“大燕国”的河南、关中等占领区尤为明显。

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看关中的正面战场。无论崔光远对长安城中渭桥的突袭作战，还是李光进在好畤击退燕军进攻这样的战斗，从规模上看只属于千人级别的小打小闹。燕军的百战主力仍然完好无缺，尤其是其精锐的骑兵，在安守忠、安太清、李归仁率领下，依旧所向披靡。唐军虽然因为政治上的优势逐步占据了主动，但我们之前讨论李泌的计划时就算过账，完全只能依靠江南财政的唐廷目前开支远大于收入，而且随着襄阳被燕军围困，连这部分本就不够用的收入都将难以维系。一旦战事再多迁延上一年半载，等唐廷手上的钱花光了，唐军同样难逃不战自溃的危险局面。因此，唐帝国必须化优势为胜势，用最快的速度攻克长安。清渠之战的结局表明，此时郭子仪所部唐军主力与燕军最大的差距就是骑兵。要攻克长安，必须找到战胜燕军骑兵的方法。

方法是现成的：燕军中最精锐的骑兵基本来自蒙古高原，来自后突厥汗国灭亡后流亡的突厥贵族，以及以同罗为代表、依附这些突厥贵族加入燕军的部分铁勒部族。这些部众选择加入“大燕国”阵营，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在蒙古高原的逐鹿中战败了。而蒙古高原争霸战中的胜利者回纥，此时已经是和唐帝国合作过的盟友。回纥汗国协助唐廷平定了河套草原后，大半年内都并没有对燕国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大约是唐帝国当时还有充分自信依靠自身力量战胜燕国，对回纥人出兵的高额要价并不愿意接受[《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尹子奇将五千骑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会回纥可汗遣其臣葛逻支将兵人援，先以二千骑奄至范阳城下，子奇闻之，遽引兵归。”回纥虽然曾在河北燕军围攻太原前夕派2000游骑到范阳附近活动，但并没有交战记录。至德二载上半年关中的唐燕两军交战激烈，但是这阶段也没有找到回纥人同燕军作战的记载，可见平定了河套的阿史那从礼后，回纥基本对唐燕之战保持中立。]。但是，随着清渠之战唐军的惨败，唐帝国高层对优质骑兵的需求急剧上升，最终决定向回纥借兵。毕竟，回纥人是后突厥汗国灭亡前后一系列混乱内战的最终胜利者，再凶悍的突厥、同罗骑兵，本质上都不过是回纥的手下败将。回纥精锐骑兵一旦出现在战场上，单纯在心理上对燕军的塞北骑兵就能产生足够的压迫性。

对回纥来说，平定河套的阿史那从礼是击败死灰复燃的突厥人、巩固自身在蒙古高原地位所必需的战事，所以他们显示出极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甚至连回纥可汗都亲自参战了。但是在突厥人复辟的威胁被解除后，回纥人对干涉中原王朝的内战并没有多大兴趣。要想让回纥人派兵，唐廷必须开出足够有吸引力的价码来。但是唐廷现在穷得叮当响，之前收容清渠之战的败兵时都拿不出多少钱，只能靠滥发官爵来应付。回纥人不会为这些有名无实的官爵来卖命，想让他们派出最精锐的骑兵，现在唐廷手里的钱恐怕不够。

怎么办？唐廷高层灵机一动，想出一条绝妙好计！唐廷现在虽然输得快成乞丐了，但是燕国控制区有的是钱，可以带回纥人去抢啊。要是回纥大汗觉得抢钱还不过瘾，燕国控制区有的是草民，与其让这些贱民为可恶的叛贼们纳税交粮，还不如让他们去服侍回纥友邦的老爷们！于是，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被完整记录到了史书里：

只要帮助唐军击败燕军，就能合法抢掠富庶的中原！这么诱人的条件，回纥人最终动了心。回纥可汗派出了长子叶护太子，率领4000回纥精骑赶赴前线。虽然看上去只有4000人，但这是回纥可汗挑选出来的精锐中的精锐。作为从蒙古高原争霸战胜利一方中选拔出来的骑兵队，这支队伍的战斗力毫无疑问冠绝所有塞外骑兵。这支王牌回纥骑兵队的加盟，极大填补了唐军目前在骑兵上的短板，为唐军的整体战斗力带来飞跃性提升。而且回纥直接参战，也意味着“大燕国”包括范阳在内的后方将持续面临威胁，对燕军而言可谓压力巨大。

虽然手段很不光彩，但现在唐廷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前线提供足够的兵力。除了回纥骑兵外，来自西域的各路兵力已经全部到达：安西镇分两次派出的1.2万精锐边军，由李嗣业率领。北庭镇也派出了1.2万精锐[《全唐文》卷419有代宗朝宰相常衮为马璘作《马公神道碑铭》：“骁骑三千，披荆竭主。”“初公自二庭统甲士三千，赴凤翔行在，遂陈灭胡之策。”《旧唐书》卷152《马璘传》也作“至德初，王室多难，璘统甲士三千，自二庭赴于凤翔。”似乎都坐实北庭赴援人数为3000人，很可能是《旧唐书》引用了神道碑文的数字。但是1995年出土的同为常衮所作《马璘墓志》（参见王育龙：《唐马璘墓志铭述考》，载《文博》1997年第6期）记载：“公受命戎帅，誓勤王家……手捧兵符，献于行宫，凡（众？）数万以二，先皇穆然垂意，特以良将器之。”墓外神道碑上数据与墓内部的墓志上不一致，可能是因为现实的军事原因：代宗朝吐蕃正在蚕食已经被和唐廷切断直接联系的北庭都护府辖区，让吐蕃和回纥人知道北庭地区防务空虚并不是件好事。所以在外人能看到的地方写少了抽调兵力。此外，安西编制2.4万，入援之前5年先后经历怛罗斯之战的失败和封常清的连续作战，损耗不小且未必能得到完全补充，安史之乱前的兵力与北庭编制的2万当大致接近，此时出了1.2万人。河西、陇右二镇先抽一半兵力（灵宝之战前），后来继续抽调，总抽调比例至少六七成。北庭的抽兵比例应当与安西相近，抽兵1.2万的话比例与安西、河西、陇右相近，也更符合常理，如果抽调3000人比例显然过小了。]，由马璘率领。另外，还有于阗王尉迟胜亲自率领的5000于阗兵。除了这三支规模较大的成建制部队外，还有以拔汗那为代表的中亚各国雇佣军，其中的一些雇佣军还打出了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旗号。甚至现在作为吐蕃附庸国的南诏，也象征性派出一小支部队来支持唐朝平乱。当然，除了安西、北庭的部队和于阗兵外，其他军队后面战争实际作用微乎其微，规模估计也不大，更多是一种政治宣示。单安西、北庭二镇的精锐和于阗兵加起来就接近3万人，因此西域方向实际到达的兵力可能在3.5万到4万之间。时间不等人，在回纥骑兵到达后，唐廷决定立即在长安发起又一次大决战。对唐肃宗来说，唐廷已经把家底彻底掏空了，连回纥骑兵的报酬都是靠预先出卖首都的财富和士民赊账而来，唐军真的再也经不起失败了，可以说这是最后一次的豪赌。唐军名义上的统帅仍然是广平王李俶，但真正击败燕军的重任，则又一次落到了郭子仪的头上。郭子仪此时也明白此时肩头的重任，在他出征时，面对前来送行的唐肃宗，他很明确地留下了一句话：

不成功，便成仁！[《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七月”条：“戊辰，上劳飨诸将，遣攻长安，谓郭子仪曰：‘事之济否，在此行也！’对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