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元载秋天，伴随着连续一年的战斗，“大燕国”的扩张基本到了极限，面临兵力不足和战略纵深不够等困境，急需休整队伍、巩固后方，为后续的战斗储备足够的物资与人员。就在此时，唐肃宗的心腹智囊李泌，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持久战战略。

李泌是第一代顶级关陇贵族李弼的后人，其家族在北周、隋、唐三个王朝长期显赫。隋末天下大乱时，李弼后代之一的李密是逐鹿天下最主要的竞争者之一。李泌的先人并没有跟随同族的李密，而是投靠了李渊的唐王朝。年轻的李泌是唐肃宗当太子时身边的主要亲信，在唐玄宗极力压制太子的时代一度被赶出长安。唐肃宗继位时，李泌不过三十出头，既没有行政经验和履历，又没有军队和地盘，所以唐肃宗提拔他为右相的算盘落空，李泌最终只得到了银青光禄大夫的三品散官。但李泌是实实在在的皇帝心腹，在唐肃宗逐步站稳脚跟、控制住权柄后，李泌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对唐肃宗决策的影响力可谓举足轻重。

李泌认为，唐军此时还拥有数万精锐机动兵力，应该优先投入山西战场，以郭子仪部渡黄河攻占被崔乾佑占领的河东地区，李光弼部镇守太原。而对于政治意义巨大、经济富庶的两京和河南地区，唐军不用急于收复。唐肃宗应该以大军坐镇关中平原最西边的凤翔[李泌问对原文里称为“扶风”，位于今陕西凤翔县。唐初称岐州，天宝元年复为扶风郡，唐肃宗至德二载二月初，唐廷将临时驻地迁于此时，改扶风郡为凤翔府。按《旧唐书》卷38《地理一》：“宝鸡，隋陈仓县。至德二载二月十五日，改为凤翔县，其月十八日，改为宝鸡。”所以这一阶段史书中两种名称经常混用。]，随后以山西为根基，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进行机动战。唐军可以一会儿出兵长安、一会儿攻击洛阳，时而突袭邺城，时而袭扰常山，甚至可以找机会直捣范阳。总之，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反复骚扰，但原则上不进行主力决战。在唐军持续的骚扰、调动之后，燕军必然疲于奔命、人困马乏。这时，唐军再多路齐出，盟友回纥的部队则从塞北发动进攻，各路大军直扑范阳，一举彻底攻占“大燕国”老巢，从而一劳永逸剿灭叛乱。

唐肃宗听到毫无军政经验的李泌竟然能提出如此精密复杂的战略，不禁非常开心。然而，等过了两三个月，当李泌再次重复这个战略构思时，皇帝却突然一改前态。他以万分思念在四川的太上皇为由，毫不犹豫地否决了李泌机动疲敌后再多路大军直逼范阳的战略，转而坚持要求唐军向长安方向发动正面强攻。

李泌反对唐肃宗的正面强攻策略，指出如此一来即便收复了长安和洛阳，河北叛军也会卷土重来，再次南下动摇唐军对河南的控制。李泌的这番推论似乎说中了之后实际发生的一切，由此李泌两次提出、唐肃宗最终没有采纳的战略，一下子变得高深莫测起来，仿佛成了被错过的正确选择。后世很多史家都一致认为，唐肃宗对李泌的建议置之不理，实在是愚不可及，使得唐帝国没能迅速而有效地彻底平乱。如果李泌的建议能够被采纳，唐帝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河北问题，此后200年的藩镇割据和五代乱局也不会发生了。给《资治通鉴》做注的胡三省和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大约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观点也影响了一部分现代史学家。[参见《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二月”条胡三省注：“使肃宗用泌策，史思明岂能再为关、洛之患乎？”及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3：“故肃宗之失，在不听邺侯之策，并塞以攻幽、燕，使诸贼失可据之穴，魂销于奔窜，而后受其归命之忱，薄录其将，解散其兵，乃可以受降而永绥其乱。失此不图，遽欲挽狂澜以归壑，庸可得哉？”（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3，中华书局，1975年。）]

我们不免好奇，李泌的战略真的可行吗？后世史家安坐书斋、办公室，不用考虑政治方面的实际要素，不用面对每个战略背后的财政开支，只需要翻翻书、看看地图，自然会觉得李泌的战略才是决胜千里之外的上上策。别说后世史家了，就连唐肃宗本人在根基未稳，并不需要考虑那么多政治因素和财政开支的时候，听到李泌这个策略也是兴奋不已。随着唐军在陈涛斜惨败，太上皇的嫡系在朝廷里逐渐被架空，唐肃宗开始正儿八经当家算账了。此时，唐肃宗自然就会发现，李泌提出的这个战略，似乎有那么点儿不对劲。

灵宝之战唐军惨败，唐廷不但没能收复河南地区，重新打通漕运的生命线，反而丢失了首都长安。随后唐廷能掌控的税收，主要是在西北收粮食，在东南收钱。我们现在不妨仔细算一算，现在局促于西北一隅的朝廷到底能收到多少钱。

唐廷税收收入，第一是看目前还有多少纳税人口，第二再看每个纳税人纳多少税。唐帝国鼎盛时，官方掌握的纳税人口超过了900万。现在整个中原和关中平原最富庶的长安附近都成了燕国的地盘，唐廷此时能控制的地区只剩下西北地区、四川和江南，纳税人基数降到了最低点。考虑到四川等地还在太上皇、永王等人掌控下，完全掌握在唐肃宗手中的来自江南的税收更少。我们可以根据《旧唐书》《通典》等书所记载的几年后唐肃宗乾元年间的户口和未来大历、元和年间的人口数据，对此时的唐肃宗掌握的人口数进行猜测性推算。唐朝纳税不按户，主要算课口，也就是纳税人口。唐肃宗掌握下的课口人数大约在100万到110万。按照乾元三年（760）的比例换算成户数，则大约在90万左右[《通典》卷7：“肃宗乾元三年……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旧唐书》卷12《德宗纪》：“是岁（建中元年），户部计账，户总三百八万五千七十有六。”《旧唐书》卷14《宪宗上》：“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按照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建立两种模型，分别推算出江东八道的在籍纳税人口。偏远而不发达的岭南、太上皇一系控制下的四川和荆襄，此处不纳入计算范围。建中元年（780）推行两税法时，对各地在籍数字进行了政府能力范围内相对比较详细的统计。元和年间江东八道的准确数字为144万户，中央对江东地区的户口掌握力度一直较强，且两税法后唐延很少大力清查户口，而是基本沿用建中元年的人口数据，因此建中元年江东户数可参照此数据。建中元年全国户数有多种说法，除了上面引文的《旧唐书》作308万，另有《通典》卷7作310万。（按王溥编著：《唐会要》卷8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作385万。）我们取《通典》《旧唐书》的相近口径，也就是310万左右进行计算。假设建中元年的户数统计中，江东八道占比和乾元三年差别不大，大约为46%，则乾元三年江东的课口大约110万，换算成在籍户数约90万。]。每个纳税人具体的税额折算成绢帛应该有多少？第二章介绍李林甫租税折纳改革时介绍过，理论上约为5匹左右的标准绢帛。考虑到绢价的变化，这个数字是略微高估的，此时实际人均能缴纳的税额大约相当于4匹到4.5匹绢帛[杜佑《通典》卷6计算江南租庸5.3端，其中租折布一块提到九等折2.4端，八等折3.1端，说明折布包含租和户税。户税九等222文，八等452文，根据差价不难得出杜佑估算的江南折布以280文一端价格算户税，租的2石粟米则作价1.6端。而按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20页），安史之乱时官方绢价已到大约550文（根据《唐六典》卷3，一匹绢和一端布价值大致相当）。因此此时折布大致为九等2端，八等2.5端，考虑绢布价格上涨，对应米价实际还会下跌，因此，第五琦南下收税时，人均税额达不到《通典》中的理论数值，实际可收大约每人值4匹到4.5匹左右的税收。]。也就是说，第五琦亲自到江南收税，理论值最多可到450万到500万匹。考虑到漫长的水路和翻山越岭导致的损耗和需要的运费，他能带回来的轻货很难超过400万匹。

史书上记载了几年后湖北康楚元造反的情况。当时康楚元眼红从湖北过境的当年江南税收，发起叛乱强抢了这笔收入。康楚元抢的税是200多万贯（缗）[参见《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十一月”条：“康楚元等众至万馀人，……得其所掠租庸二百万缗。”]，当时官价1匹值550钱，1贯是1000钱。换算下来，江南进行一轮税收后运出数量大约是400万匹，与我们上文推算的数据相符。当然，眼下的帝国更加混乱，账面户口更少，再加上湖北到关中还有一大笔路费，这一轮实际收到的税收只怕还没有400万匹。

400万匹够花多久呢？按照《通典》对天宝年间开支的记载，每年单西北三镇的军费就是630万匹，当时这三个军镇养的部队数量大约是20万。西北朝廷手上有4万到5万朔方军，安西、北庭两镇前来驰援的精锐2万多人，陈涛斜战败后收容了1万到2万残兵。此外还有河西、陇右两镇留下防备吐蕃没有参战的部队，这部分军队也有2万到3万人。不算地方民兵，需要朝廷在西北地区直接供养的军队就至少有10万人。如果照唐玄宗时期那种花销规模进行理论推算的话，帝国现在集结的部队的基本花销至少要300万匹一年。

唐廷实际花费的规模肯定远大于这个数字。我们暂时先忽略官员们的薪水，单单计算部队打仗的工资奖金就是巨大的额外开销。唐军士兵都是职业军人，战争时代，造反的燕军薪水和抢劫所得颇丰，唐廷必须给将士丰厚的奖金才能激励他们死战。与燕军的战事极其残酷，奖金和伤亡将士的抚恤开销至少不会比日常薪水低。而且现在唐廷在关中肥沃土地基本丢失，粮食很难供应上，缺口需要从山西当地收集，甚至是来自河南、河北的民间粮食，再通过黄河逆流而上运输，粮食采购的开支肯定比玄宗时期要大。唐肃宗继位后，官兵的薪水奖金大多被拖欠着。到至德二载初，钱终于从江南运来了，首先就得清了以前的拖欠。最近的陈涛斜大战损失了大约4万将士，抚恤又是不小的开支。如此算来，唐廷千辛万苦收到的这笔钱，最多勉强花六七个月。

除此之外，还有消耗更大的战马，《太白阴经》明确记载1匹战马的消耗约等于3个士兵[《太白阴经》卷5：“人日支米二升，一月六斗，一年七石二。”但是唐朝军粮以粟米为主，大米很少，需要折算。按照《通典》卷6“折粟一斛，输米六斗”折算，米六斗等于粟一石，所以每个士兵每年需要12石军粮，也就是每个月一石。同样根据《太白阴经》卷5记载：“一马日支粟一斗，一月三百，六个月一十八石。”唐朝价格一般以上等绢、粟米为标准单位，可得一匹战马消耗是一个士兵的三倍。]。据天宝年间全国49万士兵8万多匹马的比例，理论上西北朝廷所部唐军士兵和战马比例大约6：1，考虑到局势窘迫和之前的损耗，实际可能没有这么多马，但维护马匹的开支仍然至少相当于又要养近5万人。而且马匹不领绢帛当薪水，需要消耗的是实打实的粟米，也就是纯粮食支出。

朝廷当然可以在西北地区就地征收粮食来解决这个缺口，但是数量相当有限。几年后，被吐蕃入侵抢走了长安库存的唐廷在关中竭泽而渔式地征粮，致使民怨沸腾，民众大批饿死和逃亡，但也只征收到160万石。现在长安附近的关中平原主要产粮地都落入了燕军手里，唐廷每年能收到的粮食恐怕不会超过60万石。[《册府元龟》卷490，“（唐代宗永泰）二年十一月……其京兆府所奏今年秋税八十二万五千石，数内宜减赦一十七万五千石”，背景是永泰元年吐蕃入侵肆虐关中，首都粮食不够，第五琦在京兆府搞什一税大举征粮。唐帝国此时征粮有夏、秋两税，秋税82.5万，夏税数目假设相等，则长安周边曾收过一年165万石重税，但这一税率导致民怨沸腾，很快遭到废弃。唐时京兆府范围很大，天宝时有36.3万户，但此时京兆府无法承受收165万石。西北朝廷所在的灵州、泾州、陇州等在天宝年间总计也就5万到6万户，收30万到50万石粮食是合理范围，原文的60万是乐观的极限数字。]

而且燕军加强了对南阳的围困，只要破城后深入江汉平原，江南税收运输到朝廷的路线就会受阻，朝廷收入也会大打折扣。事实上正是如此，几个月后唐帝国的中央财政就变得异常紧张，不得不采取大量杀鸡取卵的临时办法来筹措资金。

我们算完账再看李泌的战略，自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唐肃宗突然改变了态度。唐肃宗派人千辛万苦在江南征收来的税收，最多只能支撑朝廷财政六七个月。唐帝国必须在这段时间内至少拿下长安，依靠长安周边地区的土地和税收，才能够填补巨大的收支缺口，让朝廷正常运转。而李泌的方案，却不是让剩余的机动部队去收最富庶的两京和河南地区，而是以凤翔、太原和河东这三个相对贫瘠的地区作为根据地，不断骚扰敌人，令燕军疲于奔命，再开始总攻。这就意味着让唐廷以遥远的东南为后勤基地，与占据了诸多中原富庶之地的燕军长时间拼消耗。财政上如此困窘的唐廷，真的那么容易拼赢吗？

唐廷本来就入不敷出，如果真把剩余的机动部队派遣到远离朝廷的太原和河东地区打持久战，粮食的运输费用必然急剧升高，钱就更不够花了。到时候只能把地方的行政和税收权利让渡给守在河东地区和太原的郭子仪与李光弼，让他们自己去解决粮食问题。这样一来，郭子仪和李光弼就会获得哥舒翰都没能获得的行政和财政支配权，朝廷就会迅速丧失对这两支军队的控制权。

我们再来看下西北军队的后勤模式。唐朝早期，西北边境以粮食和衣物为主的军需物资，都靠中央直接转运输送，朝廷通过对军队后勤的控制来确保指挥权，但是成本很高。收集粮食，再运到仓库保管，然后层层转运到部队驻扎地，每一步都需要用到大量人力。除人力成本之外，朝廷还需要派官员管理运输人员，这些官员的薪水又是一大笔开支。而且这些文官并没有军队后勤管理的经验，对于怎么收粮和运粮损耗较少之类的专业问题，既不精通也不关注，反而在其中看到了贪污腐败的机会，常常吃空饷、挪用公款、夸大损耗。所以帝国向西北驻军转运粮食的过程中，粮食损耗和人工成本往往极其高昂。

唐玄宗时代对吐蕃的战事连续升级，西北边境一共驻扎了超过20万职业部队。继续沿用之前那套低效的转运输送模式，已经无法保障如此庞大的军队的后勤供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朝廷将军需工程大规模转包。朝廷只负责出钱向民间采购粮食，民间或部队自己想办法把粮食运输到前线。民间运输机构的目的是赚钱，自然会通过专业方式尽可能节省成本。所以，虽然表面上多了一个环节，此后实际的运粮成本反而要远低于官方组织运输，经济账绝对划算。

问题是朝廷还得算政治账。朝廷把这些军需工程都转包出去，就意味着民间和地方军队有了直接的合作关系，建立了产粮、运粮的完整体系和渠道。这也意味着，只要某些实权派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利用这个现成的体系为西北边军提供后勤，这严重不利于朝廷对军队的有效控制。为此，朝廷设计了一个非常繁琐、层层嵌套的运输体系，把转运的几个重要环节交给不同官员负责。粮食的征收、折价与交换，都由户部直接指导运行。这套体系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已初步成形，西北各城转运[当时河西陇右等镇辖区已大量失陷。]的始发地是河东镇的太原，河东节度使负责把换来的粮食从太原运出，水陆并进运到河套的振武军并转道黄河，此时已经进入朔方军的地盘。接下来由朔方节度使兼任六城水运使，运粮船继续溯黄河西进，沿水路可以一直走到今日的兰州甚至西宁一带，向沿岸各处的西北边军发放粮食。朝廷通过户部统筹粮食运转，其中的开支在运输完成后由负责监察的御史台对账。通过完善而繁复的出纳和审计系统，唐帝国实现了对物资收支的全程管控。

在这个转输体系中，民产、商运、官收，河东运、朔方转、朔方支、河西陇右诸军收，中央政府全程监控。这么一个完整的外包体系，不说效率有多高，但至少河东、朔方等西北方向的重要军镇，其中的任何一个倘若脱离朝廷，后勤系统就会完全瘫痪。但在李泌的战略提出时，这个相互制衡的系统已经支离破碎。河东已经完全成了朔方系的天下，河西、陇右在几次大战后损失惨重，无法同朔方、河东抗衡，而唐肃宗的朝廷班子刚刚组建，监察系统还没恢复。何况朝廷手里没有充足的武装和钱粮，即使派人去审计监管，也难以产生实际效果。此时军队后勤供应，变成了朔方收、朔方运、朔方转、朔方支，无人监管。朝廷现在只能拿江南财税收入来供养这支军队，对这支军队能击破燕军寄予厚望，既无力又不敢监管其中的开支。何况朔方军还有大量的盐税收入。河东地区的盐池规模巨大，在唐末军阀混战中是各方主要势力争夺的重要目标[唐末朝廷曾经试图直接控制河中地区的盐池，原来控制这些盐池的王重荣为了确保这一重大财源，不惜联合李克用对唐廷开战，并重创唐中央军。这是唐王朝中央权威进一步衰弱的重要事件。]，而在李泌的计划中这里将变成郭子仪的主要基地。甘肃地区还有五个盐池，在唐朝被称为“关内盐池”，这些盐池的负责人按照惯例也由朔方节度使兼任。也就是说，朔方系不仅完全控制了帝国粮食补给的运输，还掌握了大笔的钱。按照李泌的战术拖延、消耗下去，唐帝国的财政缺口扩大，很可能反过来需要仰仗朔方的盐池收入来填补差额。到时候，不仅仅是朔方和河东两个军镇，整个西北朝廷都将会变成郭子仪、李光弼的天下。

采购自河南河北各地的粮食从河东镇北边的马邑一带出发，沿着黄河向西运输给西北边军各部。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山西产出的粮食并不能满足西北边军和朝廷的巨大需求。安史之乱后在太原的大规模粮食转运工作，购买的粮食主要来自河南、河北，尤其是河北。桑干河、滹沱河两条大河从代北流向河北范阳、博陵一带，便于运输，河北粮食产量又高，所以太原转运的粮食供应有一大半是来自河北。问题是，现在河南、河北都在“大燕国”手中，河北粮食的主要起运地范阳、博陵更是“大燕国”最核心的地盘。

李泌的战略一旦实行，意味着朝廷手中的粮食耗尽后，就只能到太原花钱买粮。这样，粮食就是从河北，也即“大燕国”来。唐廷千辛万苦从江南运来的钱，用来从“大燕国”换粮，供给朔方军消耗，这相当于变相承担安禄山在河北一部分军人的薪水。这个战略与其说是李泌的主意，不如说是郭子仪、李光弼等朔方系将领最大的期望。这个战略意味着郭子仪、李光弼为代表的将领不用领兵与敌人正面作战，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损失。唐廷库存的钱粮快速消耗殆尽后，就不得不把更多的行政、经济大权拱手相让。

皇帝自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战略，他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计划，那就是在武功、长安、潼关、陕郡和洛阳之间，把燕军在沿途的重要据点依次拔除，以最快速度收复两京，恢复唐帝国财政的造血能力。这意味着朔方的数万将士将和强大的燕军主力一次次正面对决，必然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伤亡。对朔方军来说，这自然是苦涩而难以接受的。皇帝和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代表的朔方系的矛盾随即尖锐起来。

后世史书中，郭子仪、李光弼最终都以忠臣的形象修成了正果。郭子仪更是和皇家实现了子女联姻，并成为中国历史上功高而不震主的名将典范。既然如此，对于这两位名将和唐肃宗之间的嫌隙，很少会有具体的记载流传下来。不过李泌后人所撰的《邺侯家传》却意外让我们了解到许多这一时期朝廷和朔方军重大战略争端和分歧的细节。由于这两个战略几乎针锋相对，最终的抉择更是牵涉到数万人的生与死，皇帝与朔方军领袖们之间堪称剑拔弩张。

当时，唐肃宗召郭子仪、李光弼讨论尽快收复两京的事宜，但郭子仪、李光弼却借故拖延。皇帝气得当场拍桌子怒骂两人，他们虽然磕头谢罪，却一声不吭、绝不松口。唐肃宗事后和李泌密谈，说：“郭子仪、李光弼这两人不久之前还只是偏裨将领，现在趁着国难几年之内直接爬上了三公之位，结果竟然骄傲起来，对我收复两京的任务借故拖延推搪，我该拿他们怎么办？先生要帮我整治敲打一下他们。”李泌于是建议，把广平王李俶召来。作为嫡长皇子的广平王虽然还没正式成为太子，但已经是天下兵马元帅，按照惯例肯定会成为太子。广平王名义上是郭、李两人的上司，两人必须到广平王府拜见。等他们到了，广平王故意先不露面，让李泌出来接待，与他们两个人喝酒。当时的酒局中通常有行酒令，一人为令官，其余人需要听令行事。

当天，李泌当了令官，他规定酒不喝完大家都必须坐着，不能起身。等酒喝到一半，广平王突然现身酒席，郭、李两人见状，正要起身拜见。李泌此时却一本正经说道，我和两位将军在行酒令，我作为令官规定了大家不能起身，那就是皇帝本人来了也不能起身，你们违背了规矩。广平王跟着就表示，李泌大人立下的酒令绝不能违背。于是广平王也跟着入席坐下，一起喝酒，酒不喝完所有人都不许起身。郭、李两人大惊失色，不敢不听命。[参见《资治通鉴考异》卷15“至德元载九月”条。]

这个故事来自李泌后人的记载，内容虽然详尽，但是可信度很低。不过这个故事开头的背景却很有价值，为我们还原这一阶段唐廷和朔方军的博弈提供了不少线索。皇帝和郭子仪、李光弼之间在战略方向上分歧巨大，相持不下，然而这与史官刻意营造的郭、李两人的忠臣形象大相径庭，没被收录到正史中。由于唐肃宗和郭、李二将的正面谈判陷入僵局，就只好借助酒桌的方式，让皇子和心腹继续谈判。当然，酒局代表的只是一种沟通方式，至于郭、李是否愿意遵从皇帝，取决于各方之间的博弈结果，而绝非这场酒局。

最终，郭子仪、李光弼选择向唐肃宗妥协。皇帝的战略对他们而言固然不是好的选择，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力与皇帝决裂。诚然，朔方军现在的实力足以威胁皇帝，再次“清君侧”，甚至另立中央。唐肃宗身边其他军队如王思礼、李嗣业所部，现在确实不是朔方军对手。朔方军在西北朝廷各支军队中虽然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但是唐肃宗的朝廷仍然坐拥东南方向的支持，掌控着来自东南的税收。即便谋逆成功，另立新君，朔方军也会成为乱臣贼子，极有可能丧失来自东南地区的财赋支持，仅凭朔方军的五万部队，在西北另立中央，恐怕更多是一个和唐肃宗两败俱伤的结局，只能便宜了“大燕国”。

于是，经过激烈的博弈，双方达成了妥协。朔方军同意以长安为第一目标作战，唐肃宗则同意了朔方军方案中唐军各部的作战任务。唐廷用河西、陇右残部，各杂牌残部、安西、北庭援军驻守凤翔，李光弼以太原为中心经营河东镇，郭子仪则率朔方军主力以收复崔乾佑的河东地区为第一目标。

在这次斗争中，皇帝把李泌当成了最信任的亲信，但他的表现却颇为耐人寻味。在后世子孙的鼓吹下，李泌更多是以“仙人”的形象见于史册，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看到他在政坛上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李泌一会儿是朔方军将领的代言人，替军头们提出对他们有利的战略，一会儿又是皇帝的传声筒，代皇帝想办法压服骄兵悍将，真可谓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无论是皇帝、朔方军头还是后来的皇子们，都需要李泌代为传话、沟通各方，甚至皇后张氏、大太监李辅国等人也曾借助过他的力量。但李泌的行事准则异常清晰：他可以代任何人传话，但只是传话而已，传的话绝不代表自己意见。李泌谁都不得罪，也谁都不屈从。他只是根据眼下的局面，灵活选择最合适的态度，做最合适的表态和决策。因此，无论是哪一方政治势力都需要他的存在，却不会把他真正当作亲信。

从太子时代起，李泌就是唐肃宗共患难的绝对亲信。虽然此时才三十出头，论资历却已是唐肃宗身边的老臣，唐肃宗非常希望他能对自己忠心耿耿、典身卖命，就像杨国忠于唐玄宗那样，而不是如此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但也许正是看到了杨国忠的下场，李泌最终选择明哲保身。不久，随着唐军逐渐取得了平叛的优势，李泌再度急流勇退，归隐山林。

李泌本质上类似于郭子仪，他们都曾经大权在握，也曾经失去一切。最终，他们都能挥洒自如，成功规避乱世的种种阴谋和杀戮，以崇高的地位和威望含笑善终，可谓笑傲江湖。当然，从追求更高权力的角度来看，李泌也许是个失败者。但是那些一时的胜利者下场又如何呢？他们往往从权力的巅峰坠落，一个个身死名裂、含恨而终。

就在唐肃宗厉兵秣马准备收复两京前，有两位宗室亲王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不慎跌落，粉身碎骨。一位是唐肃宗的儿子建宁王李倓，另一位则是唐肃宗的异母弟永王李璘。这两位究竟做了什么，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彼时李璘幕府中还有一位名扬天下的幕僚，他就是“诗仙”李白。李白又是如何卷入动乱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