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军攻占长安后的巅峰时刻，曾经在灵宝战役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突厥人、同罗人，却在突厥贵族阿史那从礼的带领下脱离了安禄山，直奔黄河河曲地区。对于这个事件，《资治通鉴》是如此记载的：

这支力量的叛逃发生在至德元载七月，距离燕军进入长安还不到一个月。也许是因为史书相关记载较少，对“安史之乱”的研究往往忽略或轻视了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阿史那从礼的叛逃，是后突厥汗国以河套地区的“六胡州”为基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复国尝试。这支力量的迅速发展，最终引起了取代后突厥汗国统治蒙古高原的回纥人注意，并且促成了唐朝和回纥的同盟，深刻改变了唐、燕、回纥、突厥这四大势力的发展轨迹。

我们在本书开头曾讲到，安禄山起兵的外族军队有两大核心源流：一个是以契丹、奚为代表的东北边境部族，组成了精锐的“曳落河”部队。而另一个则是突厥系的部族。由于灵宝之战打出了名声的缘故，从当时的部分史官到后世的研究者，都时常用同罗这个部族的名字，来泛指燕军中的突厥系军队，并且认为他们都是精锐骑兵。但当我们审视后突厥汗国灭亡前后草原世界的历史，以及安史之乱中关于同罗人的描述时，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灵宝之战中为安禄山立下赫赫功勋的这支部队，是突厥、同罗、仆骨[《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对此事记载道：“贼将阿史那从礼以同罗、仆骨骑五千，诱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迫行在。”结合其他记载可知，除了突厥人、同罗人之外，没有跟随仆固怀恩加入唐军的部分仆骨部族人也参加了叛乱，并随后参加了阿史那从礼领衔的这次行动。]等部族的混合部队，统率他们的是突厥贵族阿史那从礼，而不是同罗人。十几年前，就在后突厥汗国灭亡前夕的内战中，同罗人作为铁勒部落之一，选择了支持其中的一位突厥可汗竞争者。也就是说，安禄山叛军中的所谓“同罗人”，大部分时候都是突厥贵族统率下突厥人和铁勒部族的混合部队，而同罗只不过是铁勒人的代表部落之一。这支突厥系的部队也并非全员骑兵，按照上文《通鉴》所述，叛离安禄山阵营出塞的5000名突厥人、同罗人只带了2000匹战马。[《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中记载为：“时同罗部落自西京叛贼，北寇朔方，子仪与怀恩击之……遂破同罗千余骑于河上，尽收其器械驼马。”可见这支同罗部队的骑兵比例并不大。]

燕军在关中的总兵力不多，其中的突厥系兵力就这5000人。相比之下，燕军在关东的河南地区拥有数万人之众的突厥系和“曳落河”精兵，这部分军队后来全部被李归仁带走了。前文曾推测过，能统率突厥人、铁勒人、“六州胡”、“曳落河”这么多不同民族和派系精兵的李归仁，大概率是后突厥汗国的大贵族。安禄山起兵后也早早封李归仁为“北平王”，可见其实力之雄厚。此外，燕军在河北也有一定的突厥系和“曳落河”精兵，史思明麾下的5000人是其中最活跃的一批。为什么三者之中拥有突厥系精兵最少的阿史那从礼，带着区区5000人和2000匹马，就敢在安禄山政权的鼎盛时期叛出燕国，单独创业？他又为何会选择前往朔方军所在的黄河河曲地区？

原因并不复杂。从初唐以来，这一地区就有大量突厥化的粟特人，与突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后突厥汗国灭亡后，蒙古高原又有大量人口逃亡至此。趁着唐帝国丢失长安，天下局势一片大混乱的时代，阿史那从礼起了复辟突厥汗国的心思。

粟特人聚居在中亚乌浒水（Oxus，即阿姆河）和药杀水（Yaxartes，即锡尔河）之间的忸密水（Namīk，即今泽拉夫珊河）流域和独莫水（疑是今天的Kashka河）流域。忸密水东西长约650公里，沿途流经若干绿洲，在这些或大或小的绿洲上分布着操粟特语[东支伊朗语之一。]民族建立的为数甚多的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各自保持着一定的自主性，通常推举其中的康国为诸城邦国家的首领。在中国多个朝代史书都曾称，粟特诸城邦的首领均以昭武为氏，并明确指出昭武为氏的这些国家“世谓九姓”，唐代“昭武九姓”之称即由此而来。[参见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汉文典籍关于昭武九姓诸国的名称除康、安、何、米、史、曹、石之外虽然不尽一致，但这种国名上的某些出入并不妨碍人们对昭武九姓共性的理解。]

从汉朝开始，粟特人就活跃在丝绸之路东段，并开始小规模移民到我国西北地区。随着突厥汗国的兴起，归入突厥统治之下的粟特人大批向东流动，进入突厥汗国各地。唐太宗灭亡东突厥汗国时，把汗国境内大批已经突厥化的粟特人迁徙到黄河河曲地区。贞观四年（630）随东突厥降服而南来的昭武九姓诸部人数必不在少，其中一位“安朏汗”所率部众即达5000余人，并被任命为维州刺史。另一位大首领安菩[1981年4月在洛阳南郊发现了唐代“六胡州”大首领安菩及夫人合葬墓。]被封为定远将军，“首领如故”。光昭武九姓之一的“安”就有这么多受封贵族和民众，可见其势力之大。昭武九姓按部来降，建制并没有被拆散，长官依然由昭武九姓首领担任，并可以世袭。朏汗子安附国接任维州刺史，附国次子慕为鲁州刺史，都是其部族建制完整、权力可以世袭的证据。

然而随着唐对吐蕃战事的多次失利，一部分突厥降部也开始骚动不安。为了加强对黄河河曲这些“昭武九姓”粟特部族的控制，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唐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这些州的“昭武九姓”粟特人从此被称为“六州胡”。然而随着后突厥汗国的兴起和武则天时代边疆政策的收缩，这些突厥化的粟特人多次想叛唐，其中最著名的是唐玄宗时代的“康待宾之乱”。后突厥汗国也曾直接出兵试图占领这里，但是无论外部入侵还是内部颠覆都以失败告终，唐帝国依旧控制着这里[关于唐朝和后突厥对“六胡州”的争夺及“康待宾之乱”，可参见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伴随着局势的动荡，这里的行政建制多次更迭，其治所也变成由朔方军下属的经略军侨治。[按《新唐书》卷38《地理一》，武周长安四年（704），“六胡州”并为匡、长二州。中宗神龙三年（707）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玄宗开元十年（722）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十年，平康待宾，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十八年（730）复置匡、长二州。二十六年（738）还所迁胡户宥州及延恩等县，其后侨治经略军。]

所以，黄河河曲的“六胡州”既有着大量的突厥化人口，又有着反唐的传统，也难怪突厥大贵族阿史那从礼敢用很少的兵力来到这里，试图复辟后突厥汗国。

至德元载七月阿史那从礼脱离燕国阵营来到河套草原地区，还一度接受了唐肃宗的招抚。到九月，阿史那从礼就聚集起惊人的力量。按照记载，其时阿史那从礼已经拥有50万部众、数万军队，并且在盛产战马的河套地区站稳了脚跟[参见《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九月”条、《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及《新唐书》卷156《韩游瓌传》。]。他手下的部队，既包括了上文说的“六州胡”，也就是突厥化的“昭武九姓”粟特人，也有不少突厥人和同罗、仆骨等铁勒部族。可以说，突厥汗国复辟之路迈出了第一步。

对于唐帝国来说，阿史那从礼的复辟本身并不算很重要的事态，但是他选择复辟的河套地区却太敏感。作为朔方军控制下的军事重地，河套地区距离唐肃宗的临时驻地灵武实在太近。虽然史书很明确地指控阿史那从礼所部“迫行在”，也就是逼近了唐肃宗的驻地，但刚脱离唐燕两国大混战、趁乱有了一定势力的突厥人，对攻击并没有多少财物可以掠夺的唐肃宗临时驻地有多少兴趣，实在是值得怀疑的。对阿史那从礼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站稳脚跟后重新争夺蒙古高原的霸权，向立国不过十年的回纥人复仇。曾经接受唐肃宗招抚的阿史那从礼和唐帝国最终反目的根本原因，还是此时他部众的活动范围就在唐肃宗驻地灵武的卧榻之侧，让唐廷感受到了巨大的压迫。

于是，唐肃宗让刚从河北撤回的郭子仪带兵讨伐阿史那从礼，而前线的唐军指挥官则是仆固怀恩。《资治通鉴》对战事的记述异常简单，却难免让人疑窦丛生。

兵败被俘后设法逃回，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而且仆固玢假投降后很快设法归队，说明他心向大唐，就算不表彰他，也不至于把他当场处死吧？读史者看到这一段也会感慨，仆固怀恩这么做未免太不近人情了。但是我们暂时脱离中央王朝的叙事角度，从最近十几年后突厥汗国崩溃背后铁勒部族内部的关系变动分析，就可以看出仆固怀恩被迫杀子所隐含的无奈了。

从开元后期到天宝初期，后突厥汗国内战各方缠斗正酣，两个敌对的可汗除了突厥部众外，还分别拉拢了强大的铁勒部落参战。当时，回纥、葛逻禄这两个铁勒部族支持的突厥可汗，战胜了同罗、仆骨支持的竞争者。随后新的突厥可汗和回纥、葛逻禄又历经多轮火并，回纥人最终成为胜利者和蒙古高原新的统治者。而失败者同罗、仆骨两个铁勒部族则投降了唐朝，其中同罗人几经周折被安禄山所掌控，仆固怀恩就是带领仆骨部投唐酋长的亲儿子、仆骨部现任新酋长。他此时正带着以仆骨部为核心的朔方军蕃兵讨伐阿史那从礼。

也就是说，突厥内战失败后流亡唐朝的仆骨部，大部分部众正在仆固怀恩麾下作为朔方军的一部分参与平叛。也有一部分仆骨部众很早就跟随同罗人一起行动，参加了叛乱，跟随阿史那从礼来到了河套平原地区。这两部分仆骨部众宿命般地在战场上相遇了。而且，对仆固怀恩麾下的部众来说，不仅对面的仆骨部众是失散的亲人，同罗人也是老乡。他们从100多年前一起作为铁勒部族受突厥人欺压，到10多年前支持同一位突厥可汗打内战失败，随后一起投唐，可谓休戚与共。而此时领兵的阿史那从礼，作为突厥王族，大概率出自仆骨部和同罗部曾经支持过的那位突厥可汗一系，因此关中的同罗、仆骨族燕军都愿意听他指挥，那么他对于唐军中的仆骨部士兵同样不是外人。

既然如此，朔方军中的很多蕃兵，包括仆固怀恩的儿子仆固玢，对阿史那从礼及其麾下的突厥、同罗、仆骨族士兵，不但难以下狠手，大约还是暗中同情的。在朔方军中以仆固玢为代表的突厥系蕃兵看来，对面的亲人老乡完成了自己想做却做不了的“复国大业”第一步，吸引力比起虚无缥缈的“效忠唐王朝”来恐怕强太多。恐怕正因为如此，仆固玢草草一战就投降了，阿史那从礼一方轻易就放他回来了。至于他有没有向仆固怀恩传达阿史那从礼寻求合作的意向，甚至自己有没有被动摇立场，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仆固怀恩做出了决断，下狠手处斩了亲儿子仆固玢，用这个极端的做法断绝了手下人打假仗的念想，随后击败了阿史那从礼的部众。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仆固怀恩是个爱憎分明、敢于作为的名将，并非愚忠之人。他此刻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强迫手下部众和对面的老乡、朋友决裂，是因为他已经为自己和仆骨部确定了路线，与其跟着战败后为“复国”艰难打拼的突厥人筚路蓝缕再创业，不如直接与草原争霸战的胜利者回纥结盟。说一千道一万，回纥和仆骨虽然曾经在突厥内战中打过一架，但在此之前100多年间，同为铁勒九姓、同受突厥压迫的这两个部族之间的关系一直不错。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和回纥的关系急需调整，而同时有着唐朝将领和铁勒九姓之一酋长身份的仆固怀恩就是双方关系最好的中间人。

仆固怀恩斩杀仆固玢并击败阿史那从礼后，突厥残余势力在河套地区依然强大。到此时，回纥人也终于决定出兵，同唐朝一起剿灭这股意图复辟的力量了。

作为草原世界争霸的最终胜利者，回纥人虽然击败了后突厥汗国和竞争的铁勒部落，其势力却并不稳固。最初，回纥同葛逻禄和拔悉蜜结盟，但是这种同盟关系并不牢靠。随着同罗、仆骨等部及其支持的突厥可汗失败，这三个部族很快展开火并，回纥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回纥人仅仅依靠武力暂时战胜了对手，如何建立巩固的部落联盟并形成稳定的权力传承体系，仍然是新一代回纥可汗需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叛出燕国的同罗、仆骨人，还是河套地区对突厥认可度远高于对唐的“六州胡”，都并不认同回纥汗国的法统权威，而是宁愿支持几乎已经成为流亡贵族的阿史那从礼。此时回纥汗国的第二代可汗已经上台十年之久，连同为九姓铁勒的同罗等部族都没有认同回纥可汗的权威，形成以回纥部为中心有别于突厥人的族群凝聚。如何让草原世界普遍认可回纥汗国的权威，堪称回纥时任可汗葛勒可汗的首要任务。

随着燕军攻破长安，就在阿史那从礼忙于发展势力的至德元载八月，回纥、吐蕃纷纷主动提出可以出兵讨伐安禄山的叛军：“回纥可汗、吐蕃赞普相继遣使请助国讨贼，宴赐而遣之。”吐蕃在开元后期和天宝前期被唐玄宗强力压制，这次却如此热心，当然另有所图。对吐蕃来说，此时出兵一方面可以迫使唐廷割地，轻松获得许多双方你死我活争夺了几十年的地区，另一方面也能乘机到中原大捞一笔。

但是对唐廷而言，吐蕃是许多年的宿敌，而且他们的主力在遥远的青藏高原，距前线战区过于遥远，后勤代价沉重。相比之下，占据了蒙古高原的回纥人距离灵武朝廷很近，又能够从背后威胁燕国的河北老巢。另外，回纥和唐朝没有宿怨，而且他们的可汗也需要唐朝皇帝的背书，以加强自己在草原世界的权威，消解突厥汗国的残余影响力。

八月，回纥、吐蕃主动提出合作条件，唐廷犹豫了很久都没能做出决策，大约是因为这两家要价太高了。但随着阿史那从礼日渐做大，对唐廷和回纥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且对回纥可汗来说这种威胁还更大一些。正因为如此，回纥决定尽快消灭这支力量，很可能降低了要价，很快实现了同唐帝国的结盟，开始共同对付阿史那从礼所部。

对于十多年来都没能建立起新的认同，此时又面临突厥人复辟威胁的回纥来说，与唐帝国的结盟有着重要的意义。著名蒙古史学者拉里·W.摩西（Larry W. Moses）认为，后突厥汗国灭亡时，站在安史一方的旧突厥王族阿史那从礼纠集了亡命唐朝境内的部分突厥人，回纥同唐朝结盟的行动是对此采取的反制措施。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同样指出：“从回纥方面来看，并不单是为了响应唐朝方面的救援请求，他们自己也有考虑，即不能坐视已经倒台的后突厥汗国将安史王朝改头换面作为中华帝国而复活的企图。”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哈萨克斯坦籍著名回纥历史研究者阿不来提·卡玛洛夫（Ablet Kamalov）则提出了更为详细的意见，安史叛军的燕政权方面，阿史那从礼、阿史那承庆这样的突厥王族加入叛乱后，多次试图复兴突厥汗国。此外，在回纥所属的部族联合体即九姓铁勒中，也有背离回纥参与敌方的同罗人这样的部族存在。因此，在中央欧亚的东部世界，回纥的统治尚未完全巩固，由于存在突厥人复辟的可能性，回纥和唐朝在这方面的利害关系是完全一致的。此时在整个东亚和北亚大舞台上的对抗，可以理解为“安史叛军燕政权+旧突厥王族复辟势力+九姓铁勒的一部分”对抗“唐廷+回纥+九姓铁勒的大部分”。

在仆固怀恩斩杀仆固玢后，朔方军中的蕃兵都不敢再顾及同族之谊，开始拼死力战，回纥的葛勒可汗甚至亲征。十一月初八，回纥援军与唐军在中受降城西北的带汗谷（今内蒙古包头境内的呼延谷）会师。十一月十一日，唐、回纥联军与叛军在胜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部十二连城）的黄河北岸展开决战。凭借压倒性的实力优势，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河套全境平定。这次战役中，回纥人下了死手，战报宣称斩杀3万人，俘获1万人，后突厥汗国的残余势力从此彻底消失在史书之中。阿史那从礼在战败后逃出生天，重新归附了安庆绪，并在乾元元年（758）三月或稍后，以顺化王的身份降唐，受封为怀德郡王。

借着这次战争，回纥不但同唐帝国实现了同盟，还与唐皇室进行了联姻。除此之外，葛勒可汗还为自己的儿子移地健迎娶了仆固怀恩之女作为正妻。通过联姻及对突厥残余势力的清剿，回纥人真正确立了对蒙古高原的稳定统治和对铁勒九姓的族群凝聚，回纥汗国进入一段黄金发展期。

阿史那从礼复辟失败，除了在河套地区立足未稳，又遭到了唐帝国和回纥军队夹击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核心兵力太少了。除了5000人加上2000匹战马的初始力量，剩余的突厥人、铁勒人和“六州胡”等力量从被召集到决战不到两个月，其战斗力尚无法成型。同罗、“六州胡”等突厥系精兵此时主要都在河南的李归仁麾下。等李归仁也终于找到机会带领数万精兵脱离燕政权独立行动时，由于河曲地方支持突厥系复辟的势力已经在战争中被涤荡殆尽，回纥人在蒙古高原的统治也已经巩固，彷徨无计的李归仁最终选择和阿史那从礼一样，重新投奔“大燕国”当回一名普通将领。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阿史那从礼活跃在河套平原时，唐、燕双方各个主要战场的情况。在关中地区，虽然陈涛斜之战唐军惨败，但是关中燕军本来人数就少，随着阿史那从礼带走5000精锐，他们在遍地反燕豪强武装的关中可谓寸步难行，基本龟缩在长安附近，无法对灵武的唐廷构成进一步威胁。总的来说，燕军在关中采取绝对守势，就等着唐军主力的反攻。

河南地区的安禄山主力在收编了部分唐朝降军之后人数大增，攻占了河南的几座大城。在阿史那从礼失败后的第二个月，安禄山派阿史那承庆带兵支援久围不下的颍川，半个月后成功破城。河南地区安禄山本部直接控制的燕军总数此时已经超过10万人，是燕国最主要的重兵集团。但燕国从头到尾都无法完全控制河南，燕军表面局势占优，本质上还是僵局。安禄山又派兵加强对已经坚守了半年多的南阳城的围困，看来这里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了，但是燕军深入江汉平原的目标仍然遥不可及。

河北以史思明、蔡希德为代表的燕军诸将，在朔方军撤出后花了半年时间清剿河北义军，最终基本平定了义军的抵抗。其中的尹子奇部5000人借着追击颜真卿的机会从山东南部的北海地区一度进一步南下江淮，但是随着回纥和唐帝国结盟而被迫暂时撤回范阳留守。河北的燕军实力仅次于河南的安禄山本部，虽然在半年前的嘉山之战中损失了2万多人，但此时已经恢复了元气，加上收编的各地民兵，再度拥有了5万人左右的兵力。而且河北作为燕国的稳定基地，在消灭、驱逐了倾向唐帝国的义军后，可以逐渐招募、训练新兵，比起河南拥有更好的造血循环能力。总的来说，“大燕国”在河北取得了绝对上风，但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巩固成果。

除了河北老巢之外，燕军在任何一个战场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无法完全控制山西地区，这就导致“大燕国”的各个板块显得支离破碎，许多时候只能各自为战。包含整个山西地区的河东镇，内部主要分为四个板块：核心的太原地区、最北边的大同地区、东南的上党地区、西南边的河东地区。最初，郭子仪大破高秀岩，燕国建国时只掌握大同的一小部分，整个河东镇基本在唐廷控制之下。但随着灵宝之战的失败，崔乾佑渡黄河攻占了河东地区，朔方、河东两镇野战主力去了灵武，高秀岩也得以死灰复燃。现在，“大燕国”控制着大同和河东地区，唐朝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带领本部镇守太原，同时由河东节度副使程千里守卫上党，双方在河东镇实际处于均势。

高秀岩、崔乾佑此时各有1万人左右，自保有余，进取不足。安禄山想在这个战场有所进展，就必须派出援军。安禄山本人的河南集团一方面要派援军围攻南阳，一方面要应对关中方向唐军可能的反攻，崔乾佑部同样得防备关中方向，因此安禄山决定把支援山西战场的任务交给史思明统率下的河北各部燕军。太原之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太原之战中，史思明一共集结了四路部队。除了山西本地的大同军高秀岩部1万余人之外，他还带来了范阳牛廷玠部、常山张忠志部和副将蔡希德所部。史思明半年前能动员起近5万人，但是嘉山会战损失过半，只剩下2万多人。在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军撤出后，燕军横扫河北，收编了部分平卢军和河北民兵。包括张献诚的民兵部队和乌承恩投降带来的3000朔方正规军在内，此时史思明总兵力恢复到5万人左右。但是此次围攻太原是客场作战，燕军必须在各地留下戍守兵力，尤其是面临回纥人轻骑骚扰的老巢范阳，与唐帝国江淮地区接壤的山东南部黄河沿线一带，如尹子奇所部5000精锐就作为机动兵力留守，没能参战。因此，能参加太原之战的河北燕军上限不会超过4万人，加上高秀岩部最多有5万人。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唐军兵力。按照记载，李光弼的河东镇精兵之前都被带到了灵武，现在手里只有不到1万的地方民兵。太原城中只有这么点兵力自然不假，但问题在于，河东镇的唐军并非聚集在太原一地，此次四部燕军也并非直接兵围太原。史思明派蔡希德所部进攻上党地区的程千里，李光弼在北边雁门关和河北井陉口等方向的险要关隘也都派出了军队重重据守。从战局的发展看，这些派出去的军队都堪称精兵。在扣掉上党地区的程千里部和外围险要关隘的精锐部队后，李光弼手下还有近1万民兵修缮城防，这才是所谓太原城一度“团练乌合之众，不满万人”的实际情况。

叛乱爆发前河东镇有5.5万人的编制，扣掉大同军2万人还有3.5万人，加上李光弼带来的5000名河北士兵，河东镇唐军大约有4万人。灵武的朝廷要走了一部分精兵，之前的作战也会产生一些战损，此时整个河东镇的唐军总数当在2.5万到3万。史书中一再有意突出太原城中兵力弱，只是战报中惯用的自夸方式：通过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对比来凸显我军的英勇，战果的神奇，以及立下的丰功伟绩。

不过，比起多路进击的燕军，唐军兵力的确处于明显劣势，李光弼要防住史思明统率下的燕军各部，绝非一件轻松的事情。

至德元载十二月，太原之战正式打响，史思明的主力军队通过井陉后，接连攻破固关、苇泽关（今娘子关）。李光弼部将张奉璋和慕容溢兵败撤退，但损失并不大，不仅保存了完整建制，还有能力持续活跃于太原外围进行机动作战，并未退守太原城。燕军大部队随后直逼太原城下。面对来势汹汹的燕军主力，大部分将领建议按照常规的守城方式，抓紧加固城墙，据城固守，但李光弼却提出了独特见解。

唐代的太原城周长大约有40里，可谓一座大城。加固如此规模的城墙，仓促之间人力、物力都不足。如果勉强为之，不但消耗守备方人员体力，工程质量也难以保证。一旦出了工程质量问题，非但起不到阻挡燕军的效果，还会影响守军士气。李光弼最终决定，让部队和民夫出城挖壕沟，挖出来的土石则作为备用材料。守城时，哪里出现了危险和损坏，就用这些土石随时填充。

史思明进攻太原，采用的是燕军惯用的进击战术。少量精锐骑兵和轻装部队在前快速逼近城池，切断敌军向外联络，同时诱敌军主力出击决战。步兵主力和辎重部队则随后跟上，逐层加码。当初安禄山南下时，张介然、封常清等人都在这个战术面前吃了大亏，封常清更是连先锋部队这关都没熬过去就丢了洛阳。但唐军一直在战火中成长，李光弼更是对燕军的套路了如指掌。史思明精锐前锋抵达太原城下时，步兵和辎重队离太原还颇为遥远。之前在固关、苇泽关两地挡不住燕军主力被迫撤退的张奉璋和慕容溢所部，此时突然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了广阳附近，这里大约位于井陉向太原方向行军80里左右的地方。两人所部唐军通过伏击将燕军一支大约3000人的辎重部队消灭。最重要的是，对攻城至关重要的攻城器械在这次袭击中全部被焚毁。

燕军没了攻城器械，只能进入低效的围城战阶段。而李光弼对燕军的围困早就做了充分准备，在城墙上配置了巨大的投石机，还在燕军到达前预先挖好了地道，利用地道频繁出城骚扰燕军。按照唐军的战报，李光弼通过一系列高超战术，令史思明损失惨重，只得认输败退。

应该说，李光弼在太原守卫战中的表现相当出彩，但是让史思明从太原城下撤走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战事不利，而是从洛阳传来了一个突发消息——“大燕国”皇帝安禄山暴毙了！

安禄山过于肥胖，当皇帝后很快就双目失明，并且全身长满了块状脓疮。这是典型的晚期糖尿病症状。他的皇帝生涯不但没能获得额外的享受，反而病痛缠身。按照史书记载，他是被亲生儿子安庆绪联合身边的亲信严庄一起暗杀的，死相极惨。不过，就算没有遇刺，以他此时的病情推断，很有可能随时暴毙。安禄山一死，安庆绪的资历尚浅，很难控制住两三年前还在和他爹一起在唐朝同朝为臣的那些“大燕国”元老宿将，燕国内部的权力格局即将发生变化。

对史思明来说，自从一年前安禄山派他带5000精锐返回河北平定义军以来，经过持续不断的经营，尤其是朔方军撤出后对义军的镇压和消化，他现在已经逐步成为河北地区燕军的实际统帅、燕国第二号实权人物。他这样的地位和处境，很显然会成为安庆绪上台后最主要的猜疑和算计对象。史思明麾下的蔡希德、高秀岩、张忠志等人在燕国同样是独当一面的元老宿将，安庆绪可能给他们开出极高的条件，如让他们接管史思明的权力，诱使他们寻机除掉史思明，在野外军中的史思明可谓防不胜防。

最终，史思明权衡利弊，决定稳妥起见，连同自己带出的张忠志、牛廷玠二部主力撤回河北，从上党调来了蔡希德部与高秀岩部一起继续围攻太原。蔡希德、高秀岩所部加起来不过2万人，比起太原唐军丧失了明显的数量优势。李光弼果断指挥太原唐军主动出击，蔡希德、高秀岩两部无心恋战，很快就解围而去。李光弼乘胜追击，收复了大同附近的两座军城，横野军和清夷军，太原之战以唐军的胜利落下了帷幕。

应该说，太原之战中李光弼所部唐军发挥颇佳，尤其是先期被击败的张奉璋和慕容溢所部，在败退后能利用燕军先锋和主力的时间差，成功摧毁燕军的辎重队和攻城器械，并在城防细节上实现了料敌机先，让优势兵力的史思明一筹莫展。然而归根到底，太原之战不过是一次半途而废的短暂城市攻防战，但是史书照抄了唐军的原始战报，其中出现了李光弼斩燕军7万的惊人战绩[参见《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二月”条：“李光弼将敢死士出击蔡希德，大破之，斩首七万余级，希德遁去。”《新唐书》《旧唐书》皆有相似记载，当是传抄了唐军的原始战报。]！按照史书的说法，史思明撤退后，唐军单是追击蔡希德部就斩杀了7万燕军，加上对战史思明的战绩，燕军的兵力损失只怕得有10万人以上了。

这样的战绩实在经不起推敲。按照《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关于同一战役的记载，燕军兵力不过10万，而上文仔细推测分析下来的燕军实际兵力，最多也就5万人。燕军的绝对主力史思明部，更是直至至德二载（757）正月才逼近太原。随即安禄山暴死消息传来，史思明便赶回河北了。史思明的主力部队在太原城下最多待了不到一个月，由于缺乏攻城器械，基本处于围而不攻的状态，很难有太大损失可言。史思明部的最主要损失，还是被唐军伏击消灭的3000人辎重部队及其中珍贵的攻城兵器。

史思明部撤走后，留下来的蔡希德部和高秀岩部在唐军的反击中受到一定打击。但是从随后的战事看，这两支燕军的损失有限。

大同高秀岩部总兵力大约1万人，由于该部优质兵力一年多前大都已被安禄山调走或被郭子仪消灭，李光弼选择把高秀岩部当成重点打击对象，在随后的反击中还收复了大同附近的两座军城。但是此后，高秀岩仍然有效控制着大同，可见其部队并没有遭到歼灭性打击，此战损失最多一两千人。

至于蔡希德部的损失就更小了。蔡希德部从太原撤退后，完全没有战损迹象，反而继续猛攻上党的唐军程千里部，在随后的围城战中还俘获了出城迎战的唐军主帅程千里，可见太原之战对其部战斗力几乎没有造成影响。

所以，虽然太原之战唐军获胜，但是战果和意义都比较有限。由于李光弼在后世获得的名声，这次草草结束的战役在唐帝国的战报和后期传抄战报的史书宣传下，被严重夸大，最终成了“不到1万民兵几乎全歼10万围城燕军精锐”的神话，把千钧一发的激烈战事叙述为李光弼以绝对劣势兵力轻松碾压史思明，这反而掩盖了李光弼临阵决断的大将之风，以及张奉璋、慕容溢两位将领初战失利，后继神勇，一举摧毁燕军攻城器械队伍的惊心动魄。大半年后，当李光弼带着据说歼灭了近10万燕军野战主力的1万余太原民兵攻打安庆绪的1000多残兵时，他将遭受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耻辱。

随着太原之战草草收场，唐军和燕军之间的绝大部分战线将再次进入长期的僵持之中。不过在关中的正面战场却并非如此。随着河套地区被唐军和回纥人联手平定，唐军主力即将在这里和燕军展开一系列杀戮大戏。在讲述这些战事之前，让我们先把视野放到此时唐朝决策层的战略选择上。传说唐肃宗曾错过了一位绝世高人李泌所提出的平叛妙计，严重耽误了平叛进程。这位李泌就是著名历史小说《长安十二时辰》的主角之一，他提出的妙计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