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称帝后，出自河西军的裴冕虽成了宰相，但是河西、陇右精锐在灵宝之战中损失惨重，而且他们的辖区还要直面吐蕃乘虚而入的蚕食。吐蕃在最近一年里连续夺走了河西、陇右的七个军城加三座州城，河西、陇右二军的后方正在逐渐沦陷，成为无根之萍。河西、陇右的军头们，在面对强势的朔方军时，难免会有深深的失落和不安。何况新皇帝并不是软柿子，在称帝后不久，他就作势要杀王思礼、李承光等灵宝败将，最后虽然饶恕了王思礼，但潼关对峙时唐玄宗的心腹李承光，却实实在在被杀掉了。[参见《旧唐书》卷111《房琯传》：“时潼关败将王思礼、吕崇贲、李承光等引于纛下，将斩之，琯从容救谏，独斩承光而已。”《新唐书》卷147《王思礼传》：“潼关失守，思礼与吕崇贲、李承光同走行在，肃宗责不坚守，引至纛下将斩之。宰相房琯谏，以为可收后效，遂独斩承光，赦思礼等。”]

朔方系在前一年的战斗中不但在河东镇大破燕军高秀岩部，还一度在河北获得大胜。此次郭子仪和李光弼带来五万精锐，气势上一下子压倒了河西、陇右残部。此时唐肃宗这一系掌握的地盘中，产出较为丰富的河东镇与河套草原都在朔方一系手中，河西、陇右以及未来西域入援的部队在后勤上都需要依靠朔方系。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唐肃宗有意拉拢，河西、陇右诸军为避免沦为朔方附庸而态度暧昧，甚至暗中支持太上皇，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太上皇派出的三名宰相，在新朝廷受到除朔方系之外其他军政实力派的普遍支持，以弱势的地位空降却仍获得了很大实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唐肃宗尽管已经是自己能做决策的实权皇帝，但是真正做出重大决策时，仍然要向千里之外的太上皇汇报，甚至在类似确定皇后与太子这样的重大问题上，都不得不考虑太上皇的意见。唐肃宗在当太子时受尽了李林甫的打压，为发泄心中愤恨，准备下令未来收复长安时将李林甫剖棺戮尸，但心腹李泌却劝他，要是真的把李林甫锉骨扬灰，万一太上皇被气死，皇上就真成不孝子了。李泌用这种委婉的方式提醒唐肃宗，太上皇还有自己的政治势力，现在要翻李林甫的旧账，不就是逼各系势力站队表态吗？万一大家都打出太上皇的旗号，那对唐肃宗的政治威望将构成极大打击，所以皇帝一定要遏止自己复仇的私欲。心腹都这么劝了，唐肃宗也只能收手。

出于同样的原因，唐肃宗不得不对太上皇送来的宰相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和信任。对韦见素，唐肃宗还能以他是杨国忠余党为借口尽量抵制。但是对于另一名宰相房琯，唐肃宗就无法不予以重用了。由于唐肃宗和太上皇在后来还算各自善终，维持了基本的体面，因此唐帝国官方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中，唐肃宗和太上皇派来的宰相之间可谓其乐融融，君臣相知[参见《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九月”条。“上以韦见素本附杨国忠，意薄之；素闻房琯名，虚心待之，琯见上言时事，辞情慷慨，上为之改容，由是军国事多谋于琯。琯亦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专决于胸臆；诸相拱手避之。”]。问题在于，唐肃宗在太子的位置上战战兢兢熬了近20年，王忠嗣、韦坚、皇甫惟明这样的嫡系都相继死于非命，如今终于熬出头爬上了帝位，他现在真正希望重用的自然是自己的亲信，而不是太上皇指定的人。

唐肃宗此时的最大愿望是能够任命一位嫡系宰相，在行政部门里拿到一点话语权。他曾试图让亲信李泌担任右相，也就是首席宰相，但却失败了。史书记载李泌高风亮节拒绝了任命，但以李泌此时的资历和唐肃宗的实力而言，李泌想一跃成为首席宰相，大约是很难成功的。唐肃宗没法任命嫡系做宰相，只好通过一些其他的动作来提高权威，譬如在朝廷上敲打一些过于跋扈的武人。但唐肃宗也就能做一些小动作而已，在他登基后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中出任宰相的都不是皇帝亲信，皇帝的权威自然差了那么点意思。

就这样，在马嵬驿之变后，太上皇通过一系列冷静而高超的政治手腕，逐渐扳回了劣势。然而权力的游戏总是瞬息万变，唐帝国和“大燕国”之间的战局，在灵宝惨败、长安沦陷后继续发展着，并且最终会影响到唐帝国朝堂之上的政治平衡和决策。现在，让我们先把视线从灵武朝廷移开，看看这一阶段各地的战事。

灵宝之战后，燕军拿下了河东地区与唐帝国首都长安，唐帝国随后经历了一系列内部动荡，这让在河北作战的郭子仪部处境一下子变得极为尴尬。原先，在嘉山之战大败燕军后，河北唐军获得主动，准备北上进攻范阳，来自范阳后方的平卢镇军队在反正后也已经派兵进入河北。只要郭子仪能在较短时间内战胜坚守博陵的燕军史思明部，唐军就能对范阳形成夹攻之势。但随着灵宝之战后唐军正面主力溃散，燕军主力没了后顾之忧，安禄山现在有能力抽调出大批部队回援河北。在崔乾佑占领河东地区后，燕军掌握了战略主动权，甚至有可能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山西太原，切断河北唐军的后路，另一路沿河北平原北上，与固守博陵一线的史思明部前后夹击唐军。只要史思明部继续在博陵一线坚守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郭子仪部就将陷入腹背受敌、回河东镇后路也被切断的险境。

假如郭部继续逗留，会面临如图所示的腹背受敌危险。

朔方军留在河北还有政治风险。在中央权力发生更迭的关键时刻，一旦朔方军在河北陷入与燕军主力的苦战之中，而不是趁着打完胜仗兵强马壮的机会第一时间对新皇帝表示忠心，等唐肃宗坐稳皇位之后，不是新皇帝嫡系的朔方军很有可能边缘化，失去中央的重点扶持。这样的话，朔方军的后勤、朔方将士今后的升迁奖赏，就会比其他军镇部队差。朔方军之前付出巨大牺牲获得的一切战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郭子仪经过仔细权衡后，认为把希望寄托在速胜燕军史思明部上过于冒险，最终选择撤退。唐军只留下部分义军留守河北的控制区，朔方、河东两镇边军主力则跟随郭子仪火速返回灵武拥立太子。

随着唐军主力撤回河北，史思明部瞬间脱离了腹背受敌的险境。但史思明还没到可以松口气的程度，因为北边的平卢军刘正臣[刘客奴反正后的赐名。]部已经逼近了范阳。史思明也和郭子仪一样面临着战略选择。是就近横扫河北各归唐郡县的义军，还是立即北上，与威胁范阳的刘正臣部决战。河北各地义军在半年战争后已经不再是一触即溃的民兵，但是和史思明所部精锐尚有差距，先对付他们可以收编降卒、扩大财源，但到处转战也可能陷入疲于奔命的境地，此外范阳留守的老弱病残不一定能扛得住刘正臣部。平卢军是非常精锐的边军，比范阳军更接近与契丹、奚人交战的前线。此时逼近范阳的平卢军至少有包括3000骑兵在内的1万人，无论是部队数量还是质量，都足以与嘉山新败的史思明部抗衡。和平卢的主力决战将是一场硬仗，一旦失利或者勉强惨胜，河北的燕军将在很长时间内丧失再战能力。但如果史思明能战胜这支平卢军，就意味着平卢军和朔方军都从河北消失了，范阳附近将不复有精锐唐军。对史思明来说，选择先和平卢军决战风险更大，收益也更明显，可谓一场豪赌。

最终，史思明选择了破釜沉舟与平卢军一战。遗憾的是，刘正臣似乎没能及时得到唐军灵宝惨败、长安沦陷和朔方军撤退的消息，还在踌躇满志地一路进军，根本没有想到刚经历嘉山惨败不久的史思明敢在此时率主力与他决战。仓促之下，本与史思明部战力不相上下的平卢军竟然被一战击溃。史思明本就出自平卢军系统，得胜之后收编了不少平卢军精锐。也就是说，史思明此次豪赌获胜后收益丰厚，不但没有损失多少兵力，反而通过收编平卢军部分精锐增强了自身实力，可以更从容地对付河北义军了。

战败之后的平卢镇陷入了内乱。刘正臣带兵败归后，不同史书均记载他被安东都护王玄志毒死，安禄山则任命其党羽徐归道为平卢节度使。不久之后，徐归道又被王玄志联合平卢大将侯希逸袭杀[对于刘正臣被毒杀前后的这段历史，《旧唐书》卷145《刘全谅传》：“正臣奔归，为王玄志所鸩而卒。逆贼署徐归道平卢节度，王玄志与平卢将侯希逸等又袭杀归道。”《新唐书》卷151《刘全谅传》：“（刘正臣）因袭范阳，为史思明所败，奔还，（王）玄志鸩杀之。”《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正月”条：“平卢节度使刘正臣自范阳败归，安东都护王玄志鸩杀之。禄山以其党徐归道为平卢节度使，玄志复与平卢将侯希逸袭杀之。”]。这种记载让人感到非常奇怪，刘正臣和王玄志都是忠于唐朝的，如果王玄志真的毒死了刘正臣，唯一动机便是想取代刘正臣自立为平卢节度使。但新任平卢节度使竟然是安禄山的党羽，王玄志杀刘正臣的动机就不成立了。而且平卢其他拥唐将领后来选择同王玄志合作，诛杀政治立场亲燕的新节度使徐归道，随后唐朝追赠了刘正臣，也说明刘、王二人在政治立场上都是坚定的拥唐派。

好在我们能找到一些更原始的情报来解决这个疑惑。平卢节度使辖区位于今辽宁，同日本、渤海、新罗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日本派遣渤海的使节小野朝臣田守回国，向日本天皇奏报东北亚发生的大事，其中明确提到，平卢留后徐归道曾以讨伐安禄山的名义派人找渤海王征兵，但渤海王怀疑徐归道有阴谋，于是扣押了使节。徐归道毒杀刘正臣之后选择向安禄山效忠，随后安东都护王玄志联合其他亲唐将领诛杀了徐归道。这一来龙去脉被40年后成书的日本史书《续日本记》记录了下来，是比《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更为原始的直接记载，且更符合逻辑，当为此时平卢镇一系列变乱的真实情况。[（天宝十五载，至德元载）十二月丙午，徐归道果鸩刘正臣于北平，潜通禄山。幽州节度使史思明谋击天子，安东都护王玄志仍知其谋，帅精兵六千余人打破柳城，斩徐归道，自称权知平卢节度，进镇北平。”（详见藤原继绳等撰：《续日本纪》，吉川弘文馆，1997年，卷21，第258页。）]

但无论如何，伴随着刘正臣的死，平卢镇陷入持续动荡，随后更将迎来唐朝驻军、奚族部落和高句丽遗民部落之间的大混战，范阳镇北边的威胁基本被消除了。歼灭并局部收编了刘正臣部的史思明，有了更充足的实力和底气横扫河北。虽然一度在九门之战中被诈降的义军打伤，史思明最终还是成功拿下了和郭子仪、李光弼反复争夺的九门、赵郡、藁城和常山等地。至德元载（756）九月，井陉口附近地区再次被燕军完全控制，从范阳南下到邺城再到陈留的线路时隔大半年再次贯通，河北的义军从此失去了外援，只能等待着被各个击破的命运。史思明部随后马不停蹄继续向东，攻打河间、景城、饶阳和信都等地[今天河北东部的衡水和沧州地区。]。这一地区有一部分郭子仪、李光弼去灵武时没能带走的精锐部队，包括颜真卿的3000静塞军、信都乌承恩部3000精锐朔方军骑兵。但这些部队分散守卫着各地城池，且组织上互不统属。颜真卿曾经把平原、博平、清河等郡的部队联合起来与燕军一战，但是信都乌承恩部却始终未出一兵一卒来协助他。

面对一盘散沙、以民兵为主的各路唐军，史思明很喜欢使用围点打援的办法。这次，史思明派部将尹子奇包围河间，围城达40多天。对于颜真卿来说，要么坐等燕军对各地义军逐个击破，要么奋力一搏，把所有机动部队派去给河间解围。颜真卿选择了后者，在十月派遣和琳率领自己所部义军机动兵力1.2万人救援河间。史思明带兵迎战，几乎全歼唐军并生擒其主帅，随后河间沦陷。失去机动兵力的颜真卿无力继续在平原、博平、清河等黄河沿线区域坚守，只能率领几百骑南渡黄河。沦为孤军的乌承恩部则选择了投降。至此，河北全境再次落入了“大燕国”的掌握之中。

就这样，在灵宝之战后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史思明部北破平卢，南至黄河，横扫整个河北，将潜在的亲唐反燕势力彻底消灭或赶出了河北。近一年混战中河北各地组建、扩张并得到锻炼的地方军队，大部分被史思明收编。燕国既壮大了军队，也巩固了后方。从此之后的100多年里，河北脱离了唐帝国的直接掌控，一直处于“大燕国”和燕国残部的长期控制之下。

灵宝之战后的半年，“大燕国”在河北可谓高歌猛进、捷报连连，但是燕军在关中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燕军在灵宝之战中歼灭了关中唐军主力，并顺势攻占了长安，但这已经是“大燕国”在关中的极盛时期了。随后的几个月，能在野战中击败十几万唐军主力的精锐燕军，在遍地豪强武装的抵抗之下，竟然无法在关中地区站稳脚跟！就在长安以西200里的扶风郡，燕军派出的分队被当地豪强和陈仓县令联合歼灭，随后却无力派出新的部队前去争夺。在长安附近，燕国的官员经常被杀，小股部队也常常被豪强武装所消灭。久而久之，出了长安城的西门就是亲唐豪强的游击区，燕军被迫龟缩在少量据点里。

历史上有很多起兵叛乱的势力在迅速取得重大进展之后又迅速崩溃。陈胜、吴广刚起兵时，天下响动，气势汹汹，张楚政权的军队一举攻破了战国时很少被攻破的函谷关。但在进入关中后，张楚军就成了强弩之末，在戏之战惨败于得到刑徒补充的章邯部秦军，张楚政权随后也很快走向崩溃。梁武帝晚年的侯景之乱中，侯景的叛军气势如虹攻破了梁王朝的首都建康，但是随后便陷入瓶颈，在长江上游的梁王朝军队打击下同样迅速走向了溃败。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如果一个势力的政治组织比对手优秀，那么一次不大的军事胜利就能带来传檄而定的效果，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如果一个势力在政治组织上太差劲，那么即便在军事上再强大，再能打胜仗，在新占领的地区也很难经营，很容易陷入遍地抵抗的泥潭之中。我们可以在史书中找到许多关于安禄山如何在军事上筹备叛乱的记载[《安禄山事迹》卷1：“其年八月后，慰谕兵士，磨砺戈矛，稍甚于常，识者窃怪。”《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四载十月”条：“禄山由是决意遽反，独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自馀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对于他在政治上的准备和动作，我们能看到他利用“五星汇聚”“金土相代”这些谶言在汉人中造势，用祆教来拉拢粟特人，以及打出“清君侧”旗号，等等。但我们却丝毫看不到他在政治制度和行政机构方面的建设性作为。可以说，安禄山的团队更多的是一个军事集团，对于政治上该怎么做，该通过什么样的政治组织方式来消化唐帝国的基层，是没有太多准备的。相反，将来史思明控制“大燕国”后，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史思明进行政治制度建设的记载。[李碧妍详细剖析了安、史对政治建设方面重视程度的区别，详见《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81—282页。]

相比之下，唐王朝统治100多年，安禄山叛乱前正在极盛期，基层组织仍然非常高效而有秩序，朝廷在基层得到的认同根深蒂固。“大燕国”在河北依靠当地普遍的反唐情绪还能得到认同，但在新占领的河南关中广阔地区，这种军事占领下的统治必然举步维艰。燕国十几万军队看似强大，在如此广阔的占领区里，却到处捉襟见肘。哥舒翰在唐军中的人脉可谓数一数二，燕国最初把他当成“弃暗投明”的典型，给了高官厚禄让他去招降唐朝高级将领。此时正是燕国军事上的高光时刻，攻占两都的燕军仿佛要席卷天下了，安禄山也可谓下足了血本统战，可是哥舒翰的招降在唐军高层中照样无人理会，足以看出“大燕国”政治上的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燕国在长安的统治摇摇欲坠。最先出问题的，竟然是在灵宝战役中为燕军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突厥人和同罗人。他们在突厥贵族阿史那从礼的带领下，在攻占长安后不久就选择脱离“大燕国”阵营，回到河套草原单独创业去了，还一度在名义上归附了刚即位的唐肃宗。这支精锐的丧失，对陷入关中豪强游击战泥潭的燕军可谓雪上加霜，连剿灭周边豪强武装的能力都基本丧失了。此时，一部分在唐玄宗抛弃长安时滞留，投降燕军后被统战封官的前唐朝高官，也纷纷找机会再次投奔唐朝。如唐帝国京兆尹崔光远，投降后继续留任“大燕国”长安城的长官，在阿史那从礼带兵叛出燕国后，感觉燕国大势已去，竟然派兵在燕军大将孙孝哲门口戍守，似乎随时准备捆了他反正。在孙孝哲向安禄山告状后，崔光远成功逃到唐肃宗处。之前斩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的玄宗心腹边令诚也择机逃回，但是他却成了唐肃宗立威的工具，和他的老搭档李承光一样，被唐肃宗找理由斩杀了。

就这样，燕军攻陷长安后，不但没能扩大战果，反而陷入游击战的虚耗之中，内部也接连出现问题，精锐部队一再被削弱，很快混成了一支龟缩在长安城附近的孤军。燕军面临的种种不利局面，不免会让很多人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燕军在关中已是强弩之末，快要维持不下去了。也许不久之后，在优势兵力又深得民心的唐军反攻之下，他们就会快速崩溃。

所以，太上皇一系产生了深深的紧迫感。如果“大燕国”在关中真的到了崩溃边缘，那我们是不是得赶快有所动作？毕竟，现在西北的朝廷虽然由唐肃宗本人坐镇且得到了各方认可，但本质上还是个临时中央，处于唐肃宗一系和太上皇一系联合执政的状态。眼下谁能够抢先收复长安并进一步光复洛阳，那么在政治上就能获得压倒性的优势。尽快收复长安绝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更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对太上皇一系在西北朝廷的头号代理人、宰相房琯来说，只有赶在唐肃宗及支持他的朔方军之前夺回长安，自己和太上皇在未来的政治博弈中才能获得足够的话语权。正是在这种时不我待的氛围下，房琯开始迫不及待地组织兵员，发动了一次旨在收复长安的大决战。

房琯为了发动这场大战，组织了一支多达五万人的部队，并亲自敲定了这支部队的中枢指挥系统。房琯自己担任主帅，其余几位主要的军队领袖都由房琯本人选出：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手，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这些人都是文职官僚系统的成员，都堪称房琯的亲信。让这么一支纯粹由文职官僚组建的军事班子来指挥一支大军，并担当起收复长安的重任，可以说开了唐帝国军事史上的先河。这只能说明，房琯是真的认为关中燕军在连番遭遇打击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更多只是走个过场。

在房琯指挥的五万大军里，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其中是没有朔方军的。朔方军主力当时正在河套平原平定势力急剧膨胀的阿史那从礼，而且郭子仪部的五万朔方军在房琯组织的这次战役中没有任何损失记录，没有损失的原因大约便是朔方军这次基本没有参战。除了朔方军之外，此时西北朝廷第二强的部队便是灵宝之战后的残部，其中包括河西、陇右二镇残部和中央军残部。前文分析过，灵宝之战中唐军真正战损和在战场被俘人数不会超过4万，加上逃亡时的自相践踏和潼关前三道壕沟里的损失最多5万到6万，其他部队只是被打散了。当时，关中各地都有到处游荡的潼关败卒，唐肃宗即位前带着近3000禁卫军遭遇一支这样的散兵游勇，一番激战下来竟然损失大半，可见这类败卒之多。这些残兵败将不可能一直游荡下去，最终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条是趁着兵荒马乱逃回老家或投靠附近的豪强地主，一边种田一边对抗外界的劫掠者，燕军在关中举步维艰，这与豪强们吸收了许多曾是边镇精锐的败兵也有相当关系。剩下两条出路便是投靠燕军或者到西北朝廷归队重新加入唐军。假设选择这三条路线的士兵人数大致相等，那么唐帝国此时收拢的灵宝之战败兵就大约有近3万人。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西北边镇军队大量东调后辖区防备薄弱，唐帝国的河西、陇右两镇控制区很大一部分被吐蕃迅速吞并，原来在这一区域留守的军队被迫逃回内地。此外，一些尚未沦于吐蕃的河西、陇右辖区仍然有不少驻军，西北朝廷也能继续从中抽调一部分过来。因此，现在在灵武附近的灵宝战役残兵和新到达的河西陇右边军加起来，至少能有4万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河西、陇右两镇身经百战的职业士兵。房琯还调集了附近民兵和新兵在内的杂牌，加起来一共凑了大约5万兵力。与此同时，郭子仪率领朔方军和唐肃宗的少量亲卫部队，总共大约也是5万人，正在河套平原进行另一场战争。

从各种史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房琯被太上皇空降到西北的朝廷后，几乎一直在高级文职官员中到处串联，且卓有成效。房琯发起的这场战争更像是一场抢功战争。他的5万大军，从部队的士兵来源到中枢指挥系统，几乎清一色都是太上皇一系，唐肃宗只是在部队中安插了几个监军太监，比如中军的监军邢延恩、北军的监军鱼朝恩。北军的部队指挥官李光进作为朔方系第二号人物李光弼的弟弟，应该也更偏向于唐肃宗一些。唐军这种组织结构说明，朔方军主力在外征战期间，以房琯为代表的太上皇一系，在西北朝廷的联合中央里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以至于可以几乎完全排除唐肃宗一系，肆无忌惮地去抢功[房琯的活动参见《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及《旧唐书》卷111《房琯传》。]。房琯组织起来的5万大军。就这样浩浩荡荡向东开到了长安西边的咸阳附近。

由于关中燕军在豪强武装的打击下一直打不开局面，内部又接连有精锐部队和高级将领叛逃，士气非常低落。如果燕军此时选择守城甚至弃城退往潼关，唐军在长安附近各路豪强和民众的支援下会迅速取得压倒性优势，燕军原来就不高的士气将进一步涣散甚至崩溃，新吸收进来的灵宝败兵更是有可能倒戈。一旦士气崩溃，燕军在总人数占优势又有着民众基础的唐军面前想要翻盘，可谓难上加难。因此，燕军主帅安守忠最终决定主动出击，趁朔方军在外作战，争取先击破房琯所部唐军。

十月中旬，燕军主力西出，抵达咸阳附近和唐军对峙。直到此时，房琯才第一次当面见识到了兵强马壮、军容齐整的燕军精锐。他意识到了这仗可能并没有预想中那么好打，一下子就变得慎重起来。房琯选择转攻为守，在这一区域开始构建营垒工事，准备依托工事同燕军对峙下去。同时，他改用王思礼为副统帅，王思礼前几个月还是反对唐玄宗、支持太子那批人中最激进的之一，最近突然转而支持太上皇。房琯原以为这次只是接收性质的武装游行，并不希望重用这个墙头草，但在见识到燕军精锐整齐的军容后，房琯也没有办法了，只好请回被他闲置的军界宿将王思礼，毕竟自己和手下几个文官都没上过战场。

房琯此时开始求稳，想要扎营固守，结果监军邢延恩却明确反对，要求房琯火速进军，收复长安。邢延恩的意思就是唐肃宗的意思，如果房琯的部队就此和燕军长期对峙，那就意味着关中平原西部地区成了房琯的控制区。这块地盘虽然不大，但是位置对现在的西北朝廷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西北朝廷现在收到的来自江南地区的物资，仍然是从汉江流域运输。长安沦陷后，这条维系唐帝国生命的运输线想从汉中穿越秦岭进入关中，只能走骆谷到达扶风、武功一带，而现在房琯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范围驻扎。现在汉中的最高军政长官是太上皇任命的汉中王李瑀，长江中游的最高军政长官是唐玄宗退位前任命的永王李璘，一旦房琯的部队长期占据关中平原西部，那么这条运输线路的几个核心中转口和出口就全部被太上皇系牢牢控制，西北朝廷的财政就彻底被太上皇控制在手中了。

船只代表水运，推车代表陆运。确保这条线路畅通对唐肃宗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于是，邢延恩代表唐肃宗明确下令，房琯必须即刻进军。无奈之下，房琯以中军、北军为前锋，十月二十日进至咸阳附近的西渭桥。至德元载十月二十一，房琯部唐军中军、北军与燕军安守忠部在咸阳东面的陈涛斜相遇。从长安城北中渭桥到咸阳县有一条大道，当时沿着渭水与附近一处名叫陈陶泽的沼泽斜行，这条大道附近的地域因此被称作陈涛斜。在灵宝之战后四个半月，唐军和燕军正面主力的第二次会战陈涛斜之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史书对此战的描绘里，房琯完全成了小丑的形象。一个不懂军事的文官，竟然摆出了距离唐朝1000多年前春秋时代的牛车阵作为中军，两旁辅以步骑来进行布阵，似乎想在中军重演田单的火牛阵！战争经过很简单，安守忠部看到唐军的牛车后一齐擂鼓呐喊，又利用顺风的天气纵火，拉车的牛受到惊吓之后四处奔跑踩踏，进而导致唐军陷入一片混乱，彻底失去指挥和协同，陷入了自相践踏之中。安守忠部趁机发起总攻，唐军死伤枕藉。就这样，唐军在燕军火攻下遭到了大败。

虽然房琯的牛车阵被证明是失败的，并且让唐军遭受了一次惨败，但他和王思礼决策时自有其原因。当我们审视这次战役双方军队的构成时，便能理解房琯、王思礼摆出这个阵型的苦衷了。

此次房琯带来的唐军共有5万人，分为北军、中军、南军，而当天参战的唐军为北军和中军，总数大约在3.5万。房琯预期中接收性质的战事并没有发生，他需要对敌的是实实在在的燕军主力。燕军进入关中时大约有2万人，后来阿史那从礼带走了5000人。此外，灵宝之战后关中遍地唐军溃兵，包括河西、陇右两镇的边兵，房琯军中差不多有一半就是收编的溃兵。这些溃兵选择加入关中燕军的也必然不在少数，大约与房琯收编的溃兵数目相近。关中燕军算上这些收编的唐军，拥有4万出头的总兵力，扣除留守长安城的军队，此时能带到陈涛斜战场上的兵力大约也有3万多人，与房琯指挥的唐军中军、北军之和相近。

除了双方各自收编重组的灵宝溃兵外，燕军剩余兵力都是精锐的得胜之师，其中不乏在灵宝战役中大破唐军的部队。而唐军剩下的兵力，要么是在吐蕃压力下弃地逃亡的河西、陇右边兵，要么是新征募的民兵，质量和士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房琯和王思礼战前希望继续防守，在被迫上阵后也需要用一些手段来抵消燕军的优势。

比起《旧唐书》中唐军把牛当作冲锋武器的理解，《新唐书》的解释更合理一些：房琯在中军用2000辆牛车组成一个环形的车营来增加防御力。从卫青的武刚车到刘裕的车阵，战车组成环形车营来抵消骑兵的强大机动力和冲击力，一直是步兵面对骑兵时的有效战术。在这次的战场上，唐军兵力与燕军相近，质量和士气则不如对方，摆出这个车阵就是为了抵消双方的差距，尤其是想借此克制燕军占明显优势的骑兵。

唐军失败的关键在于，正常情况下车阵都是由马车或者骡车组成，使用的都是受过训练的挽马或者骡子。然而唐帝国位于平凉监牧地的马匹大部分都交给了朔方军，用来对抗河套草原上有着强大骑兵的阿史那从礼部。唐军为数不多的马匹优先提供给了河西、陇右二镇骑兵，房琯缺乏优质马匹作为挽马，不得已之下只能用牛代替，结果被安守忠敏锐地发现了弱点，用火攻大败，这大约才是“食古不化的书生房琯用1000多年前春秋时代的战术”这一污蔑性宣传背后的历史真相。两天之后，房琯又亲领南军出战，复遭大败。

唐军中枢指挥系统大部分成员都是毫无军事经验的文官和监军宦官，光靠王思礼一人根本做不到败而不乱，战败后军队秩序迅速瓦解。战场附近的陈陶泽偏偏遍布沼泽地形，唐军战败后逃亡难度极高，大部分士兵陷入沼泽地后被分割歼灭。最终唐军前后总损失达4万人以上，只剩下数千残兵败将逃回。光从实际战损率来看，此战对唐军而言是一次比灵宝之败更为惨烈的歼灭战。陈涛斜之战，燕军主帅安守忠作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官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敏锐察觉到唐军的弱点，通过准确的战术和卓越的临场指挥，为战斗力强大的燕军取得了灵宝之战后又一场辉煌的大胜。

陈涛斜之战的影响极为深远，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太上皇把仅剩能控制的军队彻底断送在战场上。失去了可用之兵的太上皇，也丧失了同唐肃宗继续博弈的绝大部分资本，从此只能苟延残喘。尽管他还会做最后的挣扎，但是唐肃宗很快就将给他最后一击，把他请出历史的中央舞台。

最后，让我们通过杜甫的著名诗篇《悲陈陶》，来感受一下这次战役的悲壮：

至德元载的冬天对于太上皇来说异常寒冷。陈涛斜的惨败，让他手里还指挥得动的军队基本丧失殆尽。还占据着朝堂半壁江山的太上皇一系三大宰相，瞬间就显得特别扎眼，现在就等着有足够身价的政治投机者跳出来打破僵局了。

第一个跳出来打破僵局的投机者叫作贺兰进明。安史之乱爆发时，贺兰进明是北海太守，颜真卿在河北举起反安禄山大旗后，政治嗅觉灵敏的贺兰进明第一时间北上河北响应。依靠自己的身份和手腕，他成为河北、山东各地反安禄山义兵的主要领衔人物，颜真卿都对他表示尊奉，贺兰进明也因此被封为河北招讨使，进入封疆大吏行列。

贺兰进明政治嗅觉灵敏，打仗却乏善可陈，可谓毫无建树，甚至屡误战机。更致命的是，在唐肃宗登基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的站队出现了重大失误。颜真卿第一时间通过蜡丸传书的方式向唐肃宗表达自己的坚决支持，贺兰进明却第一时间把亲信派到了太上皇那边汇报工作，表示效忠之意。等贺兰进明逐渐意识到自己站错队，亲自赶赴灵武向唐肃宗表示效忠之意时，唐肃宗名义上升了他御史大夫的虚衔，实际却准备把他从富饶的河北平调到当时瘴气遍地、蚊虫充斥的岭南地区，这很明显就是一种边缘化的发配了。

贺兰进明并不愿意束手待毙。作为依靠政治嗅觉在乱世崛起的政坛老手，贺兰进明很快洞悉了朝堂当时的主要矛盾和唐肃宗的核心诉求，顺势找到了突破点——刚刚在陈涛斜打了大败仗的房琯。唐肃宗继位以来迫于实力对比，被动接受了与四川的太上皇集团分享权力的既成事实。但随着太上皇在陈涛斜之战中基本丢完了还能指挥得动的部队，唐肃宗自然就对太上皇派过来的这些宰相不顺眼了。唐肃宗没有在陈涛斜之战后立刻对太上皇一系的人摊牌，一方面是因为郭子仪所部朔方军在河套地区的战事还没分出胜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唐肃宗与朔方军之间的关系同样还没理清。所以唐肃宗虽然基本胜券在握，但要想把太上皇一系的人彻底替换成自己的嫡系，却仍然需要忍耐一些时日。即便如此，如果有人跳出来敲打一下活跃在身边的太上皇嫡系，唐肃宗必然是喜闻乐见。

贺兰进明精确把握住了唐肃宗的心理，恰到好处地给唐肃宗递上了一把刀子，正式当面向唐肃宗弹劾房琯。贺兰进明火力全开，明确批判房琯名义上忠于皇帝，实际上却对太上皇任命的皇子们都保持效忠，又在西北朝廷广树私党，这本质上是效忠于太上皇而对皇帝不忠！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再当宰相。唐肃宗要的就是这种原本中立甚至亲太上皇的政治投机者自发改换阵营和互相弹劾。随着贺兰进明的弹劾，刚在陈涛斜丢完枪杆子的太上皇一系宰相成为被争相批判的对象，从此威信尽失。虽然皇帝暂时还留着他们的宰相之位，维系与太上皇的表面和谐，但是经过这么一番半公开的站队，这三个人现在在西北朝廷中基本完全失去了话语权。

贺兰进明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敏锐政治嗅觉和敢于出头的精神，让唐肃宗龙颜大悦，他本来即将被发配岭南的命运也因此得以扭转，唐肃宗任命他为河南节度使。这里的河南包括陈留往东的整个黄淮流域，包含了今日河南大部和山东、安徽、江苏一部，辖区地域广阔，贺兰进明一跃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这个河南节度使不仅是一个实权在握的高官，还有另一层更加微妙的含义。我们应该记得，唐帝国在河南是有节度使的，也就是唐玄宗早在退位之前已经派出去经略河南的虢王李巨。这是唐肃宗第一次公开作废太上皇的任命，未来一段时间内，河南地区同时存在着两位唐廷任命的节度使，而这一地区忠于唐帝国的地方长官，在唐肃宗的压力下必须选边站队了。在中央放任各派系一起批判宰相房琯，在地方上明目张胆出手抢夺太上皇掌握的河南地区，唐肃宗此时已经毫不留情地对太上皇发动了迅猛而犀利的攻势。而在陈涛斜之战惨败后没了军队的太上皇，此时几乎拿不出任何应对的手法，只能任由皇帝到处伸手。

陈涛斜之战唐军损失惨重，但战后朝廷直接控制的唐军仍然有6万到7万兵力要供养。此外，在河西、陇右二镇剩余地盘原地驻扎的边兵，更远方安西、北庭驻守或者入卫的部队，这些军队的开支也都需要朝廷承担。这么多的部队，要吃饭，要发薪水，战乱年代对立下战功的将士需要奖励，对受伤和阵亡的士兵需要抚恤，到处都需要粮食和钱。朝廷在西北这些贫瘠地方的产出，根本无法维持这么巨大的开支，长久支撑朝廷的运转。

就在此时，一个从地方基层突然崛起的经济干将第五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第五琦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以江淮租庸市轻货”。这个办法并不是一个新发明，而是李林甫改革中采用过的一个老办法，当时叫作“折租造布”。唐帝国此时的税收是复合型的，包含我们常说的租庸调，还包含地税、户税等许多税种。我们这里不详细研究这些税种，只要知道朝廷的主要税收形式是粮食（包含充作马粮的草料）和丝织品。老百姓每年既要上缴粮食，也要上缴类似丝、麻、绢帛等丝织品。而丝织品在当时除了织成衣服穿之外，还是市场上主要的流通货币之一，堪称硬通货。另外，朝廷需要供养大量西北边军和宫廷脱产人员，粮食开支巨大。李林甫在江南搞“折租造布”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江南老百姓要缴纳的粮食全部换算成绢帛等丝织品，在关中把老百姓应该缴纳的绢帛等丝织品全部换算成粮食。这样一来，粮食就尽可能从关中收，钱就尽可能从关外收，中间运输的费用就大幅减少了。

参考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页）绘制。

第五琦的“以江淮租庸市轻货”和李林甫的思路相近。当时，唐帝国传统的大运河—黄河漕运线路已经被燕军切断，江南地区向西北朝廷输送物资必须从长江逆流而上，走汉江到汉中，再翻越险峻的秦岭进关中。这条线路的运输难度太大，如果要运粮食，还比不上沿途运力损耗的粮食数。因此，江南能运输的物资主要是绢帛等所谓的“轻货”和铜钱。有了钱，朝廷可以给士兵们发薪水、奖金、抚恤金，也可以向那些豪门大户购买粮食。由于李林甫“折租造布”改革打下的坚实基础，江南对于如何把粮食折算成绢帛，如何向老百姓收取绢帛税，可谓轻车熟路。同样因为之前的铺垫，江南的老百姓也已经更多地从种植粮食中抽出精力，去从事种植丝麻和纺织等工作。所以，第五琦的江南收税之行进行得很顺利，到第二年二月，第五琦终于带着在江南征收到的一大笔钱到了西北，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

此时，唐肃宗终于实现了对西北朝廷军权和财权的控制。不过，在等待江南税收到达的这段时间内，唐燕两个政权都没有闲着，北方草原的各部族也纷纷加入战事，各方势力在从河套草原到太原城下的广袤区域展开了一系列激烈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