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宝战役结束后的那个晚上，对唐军将士而言可谓恐怖之夜，10多万唐军都在拼命奔逃，幸亏燕军主力围歼南岸唐军先锋精锐花费了大量时间，而且大部分兵力和唐军激战一天后已经精疲力竭，无力追击。尚存追击能力的主要是同罗精锐中的骑兵，但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夹击担任主攻的西北边军前锋，等基本歼灭这支唐军主力，再回过头追杀其他唐军时，后者已经逃出一大段路程了。这种追杀给逃亡的唐军带来的更多是心理压力，实际战果有限。按照史书记载，唐军在潼关关门前有三道战壕，每一道都有二丈宽、一丈深，许多唐军逃亡途中来不及识别这些工事，直接掉了进去，人马互相践踏，壕沟里填满了尸体，硬生生堆出一条道路。虽然这个场面极度惨烈，但唐军在壕沟里的伤亡可以大致估算。按照唐制，一丈大约三米，六米宽、三米深的沟壑，在数百人互相践踏而亡后，就足以填充出一条较宽的道路让人通行。就算有多处发生踩踏，实际死在三道壕沟里的唐军数量很难超过2000人，比起战场上的战损和慌乱中在黄河淹死的人数要少得多。[参见《新唐书》卷135《哥舒翰传》。]

比起这些踩踏事件来，哥舒翰接下来遇到的事对潼关防务破坏更大。哥舒翰在灵宝之战大势已去后，丢下谷中还在被燕军杀戮的唐军主力，带数百亲信骑兵回到营地，一边整编沿途败兵，一边在黄河以北夺路狂奔，从首阳山以西渡过黄河入关，到达潼关附近的潼津时凑起了8000人。哥舒翰到达潼津后，继续收编逃亡的散兵，准备坚守潼关。不久，崔乾佑部追击的先锋也到达潼关附近。此时哥舒翰手头的兵力有1万人以上，朝廷派来的1万多新兵也在赶往潼关路上，理论上潼关仍然可以一守。但刚经历了大败之后，将士们的心态已经彻底崩了。哥舒翰部将火拔归仁带着100多名骑兵，直接绑架哥舒翰出关投降了燕军。随着主帅被俘，收容败兵、整顿潼关防务等事宜便陷入无人负责的状态，剩余败兵一哄而散，曾经让燕军半年内无法越雷池一步的潼关很快被崔乾佑部占领了。[按《新唐书》卷135《哥舒翰传》，哥舒翰到达潼津时有8000人，到潼津后又有“收散卒复守关”的动作，加起来兵力万把号人是有的。8万河西陇右精锐边军逃脱了一半左右，7万以上杂牌没啥战损。燕军攻占长安之后，唐肃宗灵武整军时仍然有大批唐军陆续归队，可见许多西北精锐的忠诚和战斗意志没问题。如果不是哥舒翰被绑架投降，唐军收容败兵后潼关的防务并非没有希望。]

哥舒翰是个性格严苛、不把手下人的命当回事的猛将，在传记里被评价为“人严，少恩”，一战成名的石堡城之战中更是一味让手下当炮灰，逼得一线指挥的高秀岩和他反目成仇。哥舒翰最初被火拔归仁绑架时，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不愿投降。等到哥舒翰被强行绑送到安坐洛阳的安禄山面前，安禄山颇为得意地嘲讽道：“你平时一直看不起我，现在怎么说？”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位一贯草菅人命的猛将一旦真正面临生死抉择，妥协得比谁都快。他立刻跪下表示降服，把安禄山吹捧成拨乱反正的圣主，表示愿意为他招降李光弼、鲁炅等唐将。安禄山马上赦免了哥舒翰，杀了火拔归仁为他出气，并封他做宰相级的高官。不过，哥舒翰的故旧对他的投降感到丢脸和意外，没有理会他的劝降。安禄山眼见哥舒翰没有利用价值，就把他软禁了起来。后来安庆绪战败放弃洛阳时，把俘获后集中监禁的唐朝将领集体处决，哥舒翰一并被杀。

潼关聚集了包括8万西北精锐边军在内的15万以上唐军主力，几乎是长安朝廷直接掌握的所有机动兵力。现在，这支大军在出征后不到一周内，在灵宝之战中遭到了歼灭性打击，连带潼关一并失守。当这个消息传到长安城大明宫中的时候，唐玄宗根本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实的。老皇帝接连问了信使好几遍，伴随着一遍遍相同的回答，他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与颤抖。

噩耗很快在长安城中散播开来，一并蔓延的还有巨大的恐慌，长安的士民在出人意料的大败面前乱成一团。对唐玄宗来说，又到了抉择的时刻。是保持一贯以来的强势形象，出面安抚军民，坚定收集败兵守卫长安城，还是果断逃亡，保命要紧？一直以来，唐玄宗在对外战事中都表现得无比强硬。在青海尤其是在石堡城对战吐蕃，在河北对阵契丹，在西南对抗南诏，玄宗皇帝只需要听到胜利的消息，从来不在乎兵将们的伤亡。正如杜甫《兵车行》所言：“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参见《全唐诗》第216卷第11首。]但是这次不一样，万一他留在长安，而唐军在长安保卫战中失败了，他本人真的有可能会死！

理论上，长安朝廷如果能有效收集败兵，关中的防务仍然大有可为，因为燕军能继续西进的机动兵力实在太少了，而唐廷还能就近从河西、陇右再抽调一部分西北边军加强防务。单纯防御燕军，唐玄宗也许还会选择留下来赌一把，但是他还面临一个问题：长安守卫战中，唐军赖以作战的核心力量毫无疑问还是河西、陇右两镇边军。这些军队的长官这半年来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和自己频繁暗战，最近又在严令下被迫出征。监视他们的中央军一触即溃，变相出卖友军侧翼，致使他们遭受惨败。毫无疑问，现在这两镇边军对自己的忠诚度比在潼关时更低。

于是，一贯强硬的唐玄宗，在面临燕军逼近和西北边军失控的双重危险时，与之前满口大话却一路狂逃的封常清，不惜用数万人生命作为晋升之阶、但见到安禄山就下跪的哥舒翰一样，选择了向求生本能屈服，直接逃跑了。当然，对外的说法上，唐玄宗依然给自己留足了体面：潼关失陷后四日，一代雄主李隆基宣布御驾亲征。第二天早上人们便发现，皇帝这次御驾亲征的目标并不是东边的燕军。实际上，他只是借这个幌子收拾行装，连夜逃往四川。

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凌晨，唐玄宗带着少量亲信仓皇逃离长安。随行的人员包括以首相杨国忠、御史大夫魏方进为代表的少量高级官员，以高力士为代表的贴身太监，太子李亨和他的随从，包括杨贵妃姐妹在内的部分皇妃，在宫内的皇子、公主、皇孙，包括陈玄礼统率的龙武军在内的几千护送亲兵，以及部分亲信宦官、宫人，等等。皇帝的逃亡是如此匆忙，连在宫外的皇妃、公主和皇孙都被弃之不顾了，大部分王爷和公主都没来得及跟上这次仓促的出逃。

唐玄宗只带了少数人出逃，但是在这些人中还是很快出现了路线的对立，双方主要的分歧在于接下来该往哪里逃。皇帝正在实施的计划是杨国忠提出的，逃亡的目的地是四川成都。但是大部分将士却更倾向于退往西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军事上说，从四川反攻长安要穿越整个秦岭，道路险阻异常，甚至连司马懿口中的“天下奇才”诸葛亮都在这条进军线路上壮志未酬。皇帝逃往四川，意味着今后反攻长安的难度大为增加。而且此时唐帝国还能掌握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皇帝如果逃往西北，就可以随时组织反攻，时刻保持对长安方向燕军的巨大威胁。何况，此刻跟随皇帝南逃的主要是禁军部队，基本上都来自陕北、甘肃或者长安以西的关中地区，这些将士大都不愿背井离乡，逃往遥远的四川。

但是军事要服从于政治。对于唐玄宗来说，他之所以在长安城防务完全大有可为的情况下逃离首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信任灵宝之战前已经公开挑战自己权威的西北边军。与其逃离首都，跑到西北边军的地盘上赌一下他们的忠诚度，还不如干脆留在长安。四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山川险要，但这些都是其次，最关键的是，杨国忠曾经遥领过剑南节度使，其党羽在此已经经营数年。四川的3万军队战斗力可能不够强，政治可靠性却毋庸置疑。所以，逃往四川对于皇帝、对于以杨国忠为代表的心腹朝臣和高力士为代表的亲信太监们来说，是最安全和最有利的选择。可是对于跟随保护皇帝的禁军士兵们来说，却不见得如此。皇帝到了成都依旧是天下之主，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杨国忠、高力士们到了成都，依旧是大官，富甲天下，可是这些背井离乡的禁军士兵呢？他们虽然有不错的俸禄，但他们的主要田地都安置在首都附近或者西北的老家，他们到了四川，就等于抛弃家业，一切都要在未知中重新来过。

禁军曾经是李隆基政治上起家的核心支持力量，在推翻韦后集团的唐隆政变中起过关键作用。李隆基登上帝位后，重点提拔了嫡系的北门禁军体系将士。在随后的承平年代，禁军战斗力虽然逐渐下降，其政治可靠性却始终是最高的。然而，在安史之乱前一年和天宝十四载当年十一月叛乱爆发前，至少有六位禁军高级将领病逝：左龙武将军张金刚、刘玄豹和右龙武将军何德、张登山、张安生、李玄德。从这六位将领的墓志来看，李隆基还是普通亲王之子时，他们就是他的嫡系，都参与了推翻韦后的唐隆政变，堪称玄宗一朝的元老级将领。他们的集体病逝，使得李隆基和禁军之间的联系纽带基本被切断。此时硕果仅存，尚在军中的老将只剩下陈玄礼一人了。

禁军将士们有着严重的不满与担心，但他们毕竟是皇帝的亲兵，是紧紧依附于皇权的。正常情况下，皇帝总有机会通过禁军将领们去安抚疏导兵士，拉拢人心，给大家封官许愿。但随着这些老将的集体病逝，新生代禁军将领们的忠诚度无疑会大打折扣。如果此时太子和其他早就对老皇帝的长期钳制心怀不满的实力派，不但不去安抚禁军，反而有意鼓动人心，那局面会变成什么样呢？毕竟，太子也是有能力满足大家愿望的。

皇帝身边的不满分子，此时在太子头号亲信太监李辅国的串联下，已经被整合起来了。飞龙厩士是皇帝身边最重要的部队之一，平时替皇帝看守马匹，是一支规格很高的骑兵部队。这支部队的高级将领大多由太监担任，属于皇帝最信得过、用以保护身家性命的贴身近卫部队。三年前，长安城出现过一次动乱，叛乱分子与官兵一时间僵持不下，正是皇帝最亲信的太监高力士，亲率这支部队迅速平定了叛乱[参见《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一载四月”条：“（刑）縡斗且走，至皇城西南隅。会高力士引飞龙禁军四百至，击縡，捕其党，皆擒之。”]。李辅国曾在飞龙使所在的闲厩使下掌管簿籍，与飞龙军颇有渊源。这次皇帝匆匆逃亡时，李辅国立即展开串联，很快就让这支部队站到了太子一边。随着最亲信的部队都集体倒戈，皇帝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

六月十四，唐玄宗一行向西逃至马嵬驿时，随从的禁军将士在饥饿和疲劳之下不满情绪已经蓄积到了极限，哗变一触即发。龙武大将军的陈玄礼此时眼见形势即将失控，只好通过李辅国和太子沟通商量对策。如前文所述，陈玄礼早在唐隆政变时就跟随李隆基，无疑是皇帝的绝对亲信。但是，他和皇帝在政坛上的心腹重臣杨国忠之间存在着矛盾。灵宝之战前背靠永丰仓的潼关守军缺粮，原本待遇最高的禁军系统在最近半年来境况大不如前，这笔账在他看来自然得算在杨国忠头上。其实，早在长安沦陷之前，陈玄礼就想着谋杀杨国忠了。[《旧唐书》卷106《陈玄礼传》：“及禄山反，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册府元龟》卷181记载“杨国忠专宰朝政，禄山反以诛国忠为名，盛言国忠、虢国夫人罪恶，六军将士皆愿切齿除其党以解国难”，可见禁军系统和杨国忠等人关系紧张已经很久了。]

在这种情况下，禁军最重要的将领陈玄礼与太子一系达成了共识，马嵬驿之变发生了。当时，跟随皇帝一起出逃的吐蕃使者找不到吃的，向杨国忠诉苦，禁军将士借口杨国忠勾结吐蕃人，将其杀死并肢解，随后又杀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玄宗的另一心腹御史大夫魏方进也被士兵们所杀，兵部尚书、同平章事韦见素则被打伤。随后便是变兵逼皇帝赐死了杨贵妃。这段故事已经被无数文人墨客反复重述，而文人们过度的演绎却模糊了杨贵妃在历史上所扮演的真实角色。

许多年之后，面对前来绞杀她的禁军士兵，杨玉环会想起之前从未谋面的远房亲戚杨国忠来拜谒自己的那个遥远下午。当时，杨玉环是一位高高在上、享尽人世繁华的贵妃。

作为后世追认的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杨贵妃大约是这四位美人中留存事迹最多的一个。西施和貂蝉的事迹不见于正史，王昭君只在史书的角落留下只言片语，而杨贵妃就不一样了，在诸多文学作品和历史爱好者心中，杨贵妃一定程度上就象征着天宝年间如烟花般繁华绚烂的盛世，以及随之而来的幻灭。

以男性为主角的历史故事中留下一位美人的身影，总会带给人无尽遐想。美人与皇帝间的爱情故事，常常更能吸引文人墨客的目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长恨歌》中的诗句明显流露出了这样的叙事倾向：把安史之乱的爆发，与皇帝和杨贵妃奢华无度的宫闱生活挂钩，把安史之乱对唐王朝和天下苍生巨大伤害的关注，集中到皇帝与杨贵妃的生离死别上。整个盛唐的辉煌与崩塌，都淹没在玄宗皇帝与杨贵妃的爱恨情仇之中。到了现代，即便是严肃的历史教科书与史学著作，每每提及安史之乱的成因，大多会提到皇帝因宠幸杨贵妃导致生活腐败，信任奸佞杨国忠。

然而唐玄宗以风流闻名于天下，他对杨贵妃的专情更多是文学作品的美好想象。《新唐书》记载：“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见《新唐书》卷207《宦者上》。]四万宫嫔，即便放眼中国古代史，人数之众也是鲜有其匹。他在马嵬驿为了安抚哗变的禁军，顺水推舟下令把杨贵妃绞死，这样薄情的人，晚年落寞时怀念的与其说是杨贵妃，不如说是自己曾经拥有的煊赫权势。

事实上，天宝末年，杨国忠的朝堂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杨贵妃和她的家族。杨贵妃只是一个花瓶而已，她和她的姐姐们在玄宗皇帝眼里，只是给自己提供人生享受的。她们很少获得实质性的政治权力，也很少有插足政治的机会。我们在史料中能找到的杨贵妃和政治沾点边的事，只有三件。

第一件事是杨国忠指挥的征南诏战争损耗颇大，杨国忠一度被迫引咎出镇剑南，在他向皇帝辞行泣诉表忠心的时候，杨贵妃在边上说了几句好话。

第二件事是皇帝打算任用驸马为宰相，杨贵妃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杨国忠，于是杨国忠赶紧面见皇帝，推荐了韦见素为相。

最后一件事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皇帝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被迫表示准备任命太子李亨监军国之事，并领兵东征。杨国忠作为叛军“清君侧”的对象，不方便亲自出面阻止，只好让杨贵妃口里含一口土，去向皇帝哭诉请命。本来就不想放权的皇帝就坡下驴，放弃了让太子监国并带兵东征的计划。[关于杨贵妃为数不多的几次干预政务的考证，可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210页正文及当页脚注第四条。]

终其一生，杨贵妃在政治上只扮演过递话的角色。她不是一名政治人物，而是杨国忠手里的一个道具，偶尔被杨国忠提出来用一用，仅此而已。

杨国忠和杨贵妃更多时候是并行的两条线。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实在有着天壤之别。杨贵妃每天享受着皇帝带给她和她的亲人的荣华富贵，也每天看着皇帝日渐衰老而提心吊胆。她，就是一个宠物，注定了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每天祈祷主人健康平安，一旦主人无力提供保护，她就只能无助地死去。

最可悲的是，有个才华横溢、权势冲天的杨国忠，居然和她沾亲带故，并且在她的帮助下完成了进京后的第一步升迁。在这名远亲凭借自己惊人的财政天赋从基层步步高升，在朝堂平步青云的时候，她或许曾借助过其能力和手腕巩固地位。可是在未来，当这个男人一败涂地、身死名裂的时候，却又深深地牵连到她，让她们姐妹四个都毫无余地地走向了死亡。

在马嵬驿，当陈玄礼带领禁军告诉皇帝，将士们希望把杨贵妃和她的姐姐们全部处死的时候，皇帝愣了一下：“她们几个实在和朝政毫无关系，对我的决策没有丝毫影响，你们为什么要杀她们姐妹呢？”可随后不等士兵们回答，皇帝很快就明白过来，她们是杨国忠的亲戚，将士们这是要斩草除根。于是，皇帝不再有任何异议，默许了自己曾宠爱了十多年的杨贵妃四姐妹的悲惨结局。[参见《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条。]

倘若时光可以重新拨回到十年前，杨贵妃得知一位从兄被某一地区长官派驻到长安，正想方设法攀附自己，她还依然会给他安排个差事吗？我们已经没法知道答案了。

马嵬驿之变对唐玄宗造成的最大损失，并不是他宠爱的四个女人被杀，而是他在朝廷最核心的嫡系杨国忠与魏方进死于非命。皇帝最信任的首席宰相和御史大夫双双死于兵变，意味着皇帝本人也随时可能被群情汹涌的边兵推翻甚至杀害。在这关键时刻，又是陈玄礼站了出来，带着闹事的部队拜倒在皇帝面前，山呼万岁，并且明确表态坚决支持皇帝南巡，将继续跟随护卫皇帝逃往成都，才算是让局面转危为安。

通常来说，兵变从来都如离弦之箭，一旦张弓就没有了回头路，但马嵬驿兵变却是个例外。马嵬驿兵变爆发距离皇帝逃离首都不到两天时间，离潼关失守的消息传到长安也只有五六天时间，这次兵变的准备并不充分。太子李亨一党一方面利用了禁军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被将士们汹涌的情绪所裹挟。他们成功向皇帝发难之后，对于接下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而以陈玄礼为代表的玄宗嫡系虽然参与政变，铲除了与太子共同的敌人杨国忠，但是合作“清君侧”是一回事，挟持皇帝甚至更进一步直接谋逆则是另一回事，他们不但绝不参与，还会坚决反对。

在唐玄宗登基几十年来逐步形成的“重边兵、轻禁军”格局下，现在的游戏规则和李隆基年轻时推翻韦后的情况已经大相径庭了。当时，有着继承权的近支皇族只要掌握中央禁军，就能进而号令天下。从武周后期到唐玄宗初期的一系列政变，都是围绕中央禁军的争夺展开的。然而现在的最高权力归属，更需要看的是数以十万计的精锐边军的脸色。边军的高级将领在唐玄宗后期经常打着支持太子的旗号，但也只是一个旗号。边军将领们选择尊崇太子，甚至宣称为太子“清君侧”，并不是他们真的青睐或忠于太子，更多只是为了拉太子的大旗来摆脱唐玄宗无处不在的控制，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一点，无论是皇帝还是太子身边的亲信，都是心知肚明的。

太子一党煽动并带领禁军主力北上，等他真的成为皇帝，实力强劲的河西、陇右边军和朔方军将领愿意买他的账吗？实在不好说。禁军能挡得住燕军如狼似虎的追击吗？同样没人知道。北行后的太子无论是成为一个被边军统帅架空的傀儡，还是作为新皇帝站稳脚跟，陈玄礼等玄宗亲信必然会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

对于太子一系来说，兵变已经发生了，原本直接逼唐玄宗让位是最一步到位的办法，但是陈玄礼等保皇党未必会支持。这支逃难中的队伍如果再发生内讧，无论谁胜谁负，面对可能的燕军追击或是未来和西北军头们打交道时，都会陷入更深的被动。太子一党权衡利弊之下，决定让唐玄宗及其亲信南下，为己方加了道双重保险。万一西北边镇的军头们看太子实力弱小，想挟持架空他，那么位于四川地区有钱有兵的老皇帝会让他们投鼠忌器。因此，兵变后不久，唐玄宗一系和太子一系彼此达成了新的默契，各走各的阳关道。唐玄宗带领逃过马嵬驿兵变的剩余亲信南下入蜀，而太子则带着自己的嫡系人马北上。现在的唐帝国等于有了两个中央，至于帝国的各大实力派会拥护哪一方，则是他们各自的选择了。

太子一系和唐玄宗的队伍分道扬镳之后，在关中异常落魄，路上还遇到过灵宝之战后到处游荡的残兵败将抢劫，吃了不小的亏。太子从马嵬驿离开时，手下至少拥有后军2000人及飞龙厩士数百人，但北上到达平凉附近时，太子一行只剩下数百人。他们此时又面临两个选择，或者投奔河西、陇右两镇，或者投奔朔方军。太子的儿子、建宁王李倓指出，太子曾经遥领朔方节度使，对朔方军的主要将官算得上大略认识。由于河西、陇右大批军队在灵宝之战后投降了叛军，河西、陇右两镇的战斗力下降，立场同样存疑，而朔方军在开战后尚未遭受重创，无论战斗力还是政治可靠性都是最高的。太子的心腹太监李辅国同样支持太子前往朔方[《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条：“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上曰：‘天也！’乃命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同卷稍后则描绘道：“（太子）至渭滨，遇潼关败卒，误与之战，死伤甚众。已，乃收余卒，择渭水浅处，乘马涉渡；无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通夜驰三百里，士卒、器械失亡过半，所存之众不过数百。”虽然这里认为潼关败兵和太子队伍的战斗是误会，但从至少拥有两千几百战斗兵力的太子所部，到后来连同非战斗人员“所存之众不过数百”等描述来看，这些能重创太子部众的部队并没有归附，更可能是溃兵结伙抢走了一部分太子队伍的物资，并导致太子部众进一步离散。]。河西司马裴冕赴长安出任御史中丞，路过平凉，也劝太子投奔朔方军。裴冕虽然是河西军的司马，但他此前一直是长安的京官，叛乱爆发前三年因为得罪李林甫被赶出长安，发配到哥舒翰的幕府中[同上：“建宁王倓曰：‘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旧唐书》卷184《李辅国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此时朔方军的主要精锐还在河北，留守的朔方军将官们最终决定，由郭子仪出征时留下的朔方留后杜鸿渐领衔，到平凉北境迎接太子。于是，太子同意前往朔方军控制下的灵武，以这里为基地图谋兴复大业。

裴冕和杜鸿渐等人多次劝进，太子李亨在五次推让后，于天宝十五载七月十二在灵武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新君登基后大赦天下，改元至德，任命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将唐玄宗尊为“上皇天帝”，并派出使者到四川通知唐玄宗，他已经被退休了。

话分两头，在灵宝之战给予唐军主力歼灭性打击并乘胜攻占潼关后，燕军并没有立刻进行下一步动作。毕竟，以不到3万的兵力击败拥有7万到8万精锐的十几万唐军，并将其大部歼灭或者打散，这不但让李隆基感到难以置信，也同样远远超出了“大燕国”皇帝安禄山的预期。燕国的决策层需要花时间来全盘规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我们在本章开头曾分析过，理论上长安可以组织的守军仍然远比崔乾佑部强大，无论是燕国决策层还是前线主帅崔乾佑，都不会想到唐玄宗居然立即逃之夭夭。如果燕军能拥有实时情报，那自然会选择马不停蹄继续西进，说不定就能在马嵬驿附近将唐玄宗一行人一网打尽，历史的进程恐怕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但崔乾佑不可能拥有如此及时的情报，自然不会贸然离开潼关进一步向西，毕竟他的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还刚刚经历过一场恶战。直到过了10天，等唐帝国皇帝“转进”的消息传到潼关方向后，燕国才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崔乾佑率领9000人规模的部队，北上占领河东地区[这里的“河东地区”说的是河东镇（山西）南边的运城盆地，从肃宗后期开始更多称为“河中”。本书用“河东地区”来指代运城盆地，“河东镇”来指代河东节度使辖下的整个山西地区，以示区别。]，这里无论对洛阳还是潼关都颇有威胁。与此同时，以孙孝哲、安守忠为主将，率领大约2万部队向西，占领几乎不设防的长安城。

燕军占领长安后，未及逃走的皇孙、郡主、县主都被安禄山下令集体处决，以报复之前唐玄宗处决安庆宗之仇。除此之外，未及逃走的杨国忠、高力士两系官员以及部分和安禄山有私怨者一并被处死，燕军在长安共处决了83位达官贵人。而唐玄宗逃亡时被抛弃的大批高官，如唐玄宗女婿张垍、前宰相陈希烈、监军太监边令诚等等，则投降了燕国。安禄山对之大肆笼络，张垍和陈希烈被任命为“大燕国”的宰相，其余投诚官员也都被授予了职位。在这件事情上，唐玄宗抛弃首都、抛弃臣僚，私下逃亡在先，哪怕按照封建时代的伦理，也是先有君不君，后有臣不臣，我们实在没必要对投降者做出太多道德上的非议。

马嵬驿之变后一个月的天宝十五载七月十五，唐肃宗派往父亲那边宣告自己登基的使节还在路上。尚不知情的李隆基发布了诏书《幸普安郡制》。普安郡就是现在的剑阁，剑阁是从陕西翻越秦岭和大巴山抵达四川的最后一道险关。也就是说，70多岁的皇帝在崇山峻岭间辛苦奔波了大半个月，这才刚进入平原地区的边缘，距离目的地成都还有大约一半的路途，就已经迫不及待布局天下大势了。经历了巨大变故的老皇帝仍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份诏书的正文，其重点在于，唐玄宗把帝国的军事行动范围划分为五大板块：华北、西北、河南、华中、江南。五个板块的军事行动分别由五位皇族挂名领衔。早在灵宝之战前南阳被围困时，唐玄宗就派遣虢王李巨带领部分中央军精锐出武关，暂时解了南阳之围后，赶赴河南地区出任河南节度使，在这里对抗燕军。唐玄宗的这份诏书中，除了确认虢王李巨在河南地区的最高军事统帅权之外，还任命丰王李珙负责西北地区的军务并节制河西、陇右残部和尚未参战的北庭、安西精锐，永王李璘负责今湖北地区的军务，盛王李琦负责江南地区的军务。至于太子李亨，唐玄宗则让他负责今山西、陕北和内蒙河套地区的军务，节制朔方、河东两镇精兵并遥领河北、平卢等燕国控制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还给了他天下兵马元帅的头衔，身负率领大军收复长安、洛阳的重任。[参见《全唐文》卷366《玄宗幸普安郡制》。]

唐玄宗不知道的是，在他发布这封诏书前三天，太子李亨已经在灵武登基称帝。李亨宣布继位的诏书《即位大赦文》中宣称，老皇帝早就想着退位了，在这次安禄山起兵之初就明确要让位给自己，但我担心自己德行不够，一直不敢答应。现在叛贼势大，群臣劝我应该承担孝道，站出来领导平叛战争，让老皇帝退休享清福去。我想想也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就只好顺应老皇帝一贯以来的意思和天下人心，登基称帝。[参见《册府元龟》卷87，李亨：《即位大赦文》。]

对于“被退位”的唐玄宗和立足未稳的唐肃宗来说，现在谁说了算，关键要看西北边镇的军队领袖们拥护谁，毕竟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兵强马壮的一方话语权更强一些。然而西北军镇此时的态度却显得极为暧昧。河西镇司马裴冕是唐肃宗最积极和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但他本质上是关中地区文官系统的人，只是几年前京城权斗失败后才到河西军中担任文职，对军队的实际影响力微乎其微。哥舒翰投降“大燕国”后，在河西、陇右二镇影响力最大的当数王思礼。我们在前文介绍过，灵宝之战前主思礼是太子最积极的支持者，在潼关驻防时曾多次撺掇哥舒翰派精兵回师长安、“清君侧”诛杀杨国忠。令人意外的是，王思礼在灵宝之战惨败、哥舒翰被绑架、潼关沦陷这一连串事件后，却没有跟随太子一路颠沛流离，而是摇身一变成为铁杆保皇派，并得到了不知道自己已是太上皇的唐玄宗授权，成为西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参见《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条及《安禄山事迹》卷3。]。除河西、陇右残部在王思礼的带领下倒向太上皇一边外，在西域的安西镇则立场不明。当时，唐肃宗派人向这两镇征兵，但是安西节度使梁宰最初却选择了骑墙观望。[《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上（肃宗）命安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将兵五千赴行在，嗣业与节度使梁宰谋，且缓师以观变。”《旧唐书》卷153《段秀实传》：“肃宗即位于灵武，征安西兵节度使梁宰，宰潜怀异图。”]

西北边镇军头们态度暧昧，正是彼时还是太子的李亨决定前往灵武投奔朔方军的直接动因。朔方军统帅郭子仪此时不但派朔方留后杜鸿渐把太子请到了自己地盘上，还立刻带着李光弼从河北前线和河东镇抽调五万以朔方军为主的精兵，亲自赶赴灵武。正是因为朔方军的明确支持，太子李亨才有了底气称帝。李亨登基不久，郭子仪、李光弼率领的五万大军赶到了灵武，曾经被灵宝溃兵打得一败涂地的新皇帝，现在有了可靠的精锐部队。远在四川成都的太上皇在燕军的威胁之下，最终也选择承认既成事实，追认了李亨继位出于己意。但随着太上皇贺信一起前来的三位大爷却让唐肃宗倒吸了一口冷气：太上皇一口气任命了韦见素、房琯、崔涣三个宰相来扶唐肃宗一程。

太上皇派来三个宰相之前，唐肃宗已经任命了三个宰相：裴冕、郭子仪和李光弼，他们都来自军方。现在太上皇一下子又派来三个宰相，唐帝国于是有了六位宰相，看上去太上皇和唐肃宗的人各占一半，但是实际上，太上皇一系的人却占据了绝对优势。唐肃宗任命的三个宰相，只有裴冕本质上是正儿八经的文官，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军方大将，在行政部门没有实际职务，而且常年带兵外出作战，在朝廷临时驻地的时间很少。这就意味着郭子仪和李光弼鲜少实际参与朝廷日常决策的会议，太上皇的亲信和唐肃宗心腹在朝堂的势力就变成了三比一。

唐肃宗在灵武有五万朔方精锐支持，而太上皇在成都只有一些二线民兵，派来的三个宰相也都是手无寸铁的文官，按理说唐肃宗并不需要看他们的脸色。然而这种太上皇一系占据优势的决策层和行政体系，却稳定运转了很长一段时间。之所以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发生，主要在于西北边镇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暧昧，太上皇和唐肃宗的势力因此在事实上仍然维持了平衡。几个月前还在嚷嚷着“清君侧”、与太上皇闹得不可开交的西北边镇军头，为什么一转眼就改变立场了呢？一切的根源还要从前文提到的两份诏书讲起。

在唐玄宗《幸普安郡制》和唐肃宗《即位大赦文》中，从顶级的军政实力派到普通百姓，最关心的绝不是充斥于诏书的华丽辞藻，而是皇帝在诏书中允诺众人的条件。我们不妨来看看两位皇帝分别开出了什么条件。唐肃宗许诺的无非加官晋爵、大赦天下、发放物资之类，听上去似乎很丰厚，但也就是每次新皇登基普惠天下而已[参见《册府元龟》卷87，李亨：《即位大赦文》。]。相比之下，唐玄宗开出的条件要诱人得多。唐玄宗愿意给予军头们在自己辖区内的地方行政和人事权力，甚至是自主筹备后勤的独立财权，以换取众人对新任命的五位皇族亲王的大力支持！[参见《全唐文》卷366《玄宗幸普安郡制》。]

如此一来，许多实力派的立场难免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天宝末年，军政两界的实力派前仆后继支持太子，无非是因为唐玄宗作为雄才大略的强势皇帝，对军头们刻薄寡恩，很多人打着支持太子的旗号来抗衡皇帝。战争的来临改变了一切。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军方实力派的权力在一步步扩大，后勤与人事权力也被他们逐渐掌握到了自己手中，帝国各种控制约束手段越来越难以奏效。唐玄宗的诏书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现状予以追认，这种官方背书确实有着难以阻挡的诱惑力。反观新皇帝即位的诏书，尽管言辞极尽谦卑，但是内心深处却把自己摆在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位置上，想像叛乱爆发前那样把军队牢牢掌握在手中。

显然，尽管唐玄宗在颁布《幸普安郡制》时，尚未得到太子擅自登基的消息，却预感到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从这个角度看，唐玄宗这样的顶级政坛高手，是政治博弈中最可怕的对手。这并不仅仅在于他的手腕有多么高明厉害，更在于他能随时调整自己的位置，从来不愿服输，即使一时遭遇挫折，也会在调整布局后重整旗鼓，投入新一轮博弈。

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之后唐肃宗终于坐稳了皇帝的位子，面对已经彻底失势的太上皇时，仍然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和担心，在把他接回身边后依然多加限制。马嵬驿兵变后不到一个月，太上皇的反击就如此卓有成效，使得唐肃宗继位初期一度丧失了主动权。放着这么一位善于机变又永不言弃的对手在身边，任谁都难免睡不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