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四，在唐玄宗的一再催促下，唐军主帅哥舒翰终于率领主力部队离开潼关，开始向洛阳方向进军。此时距高仙芝不战放弃陕郡数百里险要，唐军退守潼关，已经过去了五个半月。之前短短一个月之内，唐军在侧面战场相继打了滍水之战和嘉山决战两次大仗。而现在，唐军和燕军在潼关附近长期对峙的局面也即将终结，双方在正面战场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决战即将爆发。

据说，哥舒翰在离开潼关的时候，忍不住大哭了一场[《新唐书》卷135《哥舒翰传》：“六月，引而东，恸哭出关。”]，后人更因此指责唐玄宗、杨国忠为了政治斗争不惜让哥舒翰送死。我们在前一章已经仔细分析过，长安朝廷无法自给自足，漕运到现在也已经断绝半年了。此时的燕政权占据了富庶的中原地区，加上封常清之前在洛阳把大量储备物资留给了叛军，河南地区的燕军现在易于供养，后勤压力反而远小于困守潼关的长安朝廷。毕竟，长安朝廷的粮食库存不仅要维持潼关守军，还得维持河西陇右对吐蕃前线的驻军，以及宫廷内外大量脱产人口。从当时身在军中的著名诗人高适战后向皇帝汇报的情况来看，从天宝十五载的五月起，潼关前线已经开始缺粮。[按《全唐文》卷357，高适：《陈潼关败亡形势疏》：“蕃军及秦陇武士，盛夏五六月，于赤日之中，食仓米饭，且犹不足，欲其勇战，安可得乎？”本可以依靠永丰仓维持的潼关缺粮，是管理运输的效率问题，还是受到了漕运断绝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如果粮食足够多，就算有损耗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新唐书》卷135《哥舒翰传》也记载“军行未尝恤士饥寒……而士米籺不餍”。]

在这种情况下，哥舒翰还频频主动挑衅朝廷，先公报私仇害死安思顺，随后大肆筹划“清君侧”，还杀死杜乾运后吞并其部，准备对杨国忠和他背后的老皇帝下手。相比之下，长安朝廷投鼠忌器，无论是顺着哥舒翰上书要求赐死安思顺兄弟，还是让哥舒翰节制杜乾运等部新兵，都可谓忍耐和节制。因此，在勉强还能指挥得动潼关这支主力军队时，派他们去收复洛阳，尽快恢复漕运线路，是长安朝廷的必然选择。

相比要正面对付的燕军来，潼关的唐军主力实在堪称压倒性优势。叛军15万南下，随后往河北投入2.5万名援军，往南阳方向派出2万军队围城。由于河北大部此时已经反正，吴王李祗等部义军开始在黄河沿线活跃，安禄山必须在陈留、荥阳等早期占领区和河北南部忠于自己的邺郡、汲郡等地留下足够的驻军。除了这些驻军外，安禄山能动用的军队大约只有6万到7万人。燕国首都洛阳还得保留一支机动兵力来维持安全与秩序，扣掉这些，唐军在兵临洛阳之前需要对付的燕军总数不会超过5万人。

再看看哥舒翰所部唐军有多少人。各种版本的史书上，从15万到21万多，数据莫衷一是[《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将兵八万以讨禄山……并仙芝旧卒，号二十万。”《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条：“王思礼等将精兵五万居前，庞忠等将余兵十万继之，翰以兵三万登河北望之。”按照《旧唐书》卷135《哥舒翰传》：“河陇、朔方兵及蕃兵与高仙芝旧卒共二十万，拒贼于潼关……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人训练于苑中……又奏召募一万人，屯于灞上，令其腹心杜乾运将之。”20万人还不包含杜乾运部等分批招募的新兵，这部分人数加上去有21万以上。个人更倾向于唐军总数在15万左右，从后来的实际战局看，除了确定为8万的精锐西北边军外，其他杂牌军的数量是无意义的数字。]。但公认的一点是，唐军包含了大约8万来自西北边镇的精锐，剩下主要是长安城内各部中央军，原来由高仙芝统帅，后来被李承光接管。除此之外，还有杨国忠临时征募的1.3万名新兵，以及封常清的少量残部。就算潼关到洛阳之间的5万燕军全是精锐，唐军在精兵数量上仍然拥有三比二的明显优势。算上各种杂兵，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唐军都可谓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更何况，在陕郡和唐军遭遇的只是一部分崔乾佑统率的燕军主力，数量远不到5万人。在各种史书记载里，崔乾佑所部不过2万多人，最多不会超过3万人。也就是说，唐军单单精锐部队就至少是燕军的三倍，总兵力更是占绝对优势。

唐军主帅哥舒翰是一代传奇名将。甚至可以说，名将这个词语用在当时的哥舒翰身上过于平淡了，他早已从军界“出圈”。从流传后世的诗作来看，哥舒翰堪称当时唐帝国的全民偶像。如果不是没能善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惨淡结局，哥舒翰留在史书上的形象必然极度耀眼。我们看看下面这首诗。

匈奴克星卫青，在哥舒翰面前都不配称“大将军”，而战国后期杀人如麻的名将白起，在哥舒翰面前只配被称作“竖子”。

再看一首诗。

哥舒翰可是“论兵迈古风”、麒麟阁上的霍光都比不上的英雄豪杰。到底是谁把吹捧哥舒翰的诗歌写得如此肉麻？

第一首诗的作者名字叫李白[李白：《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参见《全唐诗》（全两册，影印本）卷168第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二首诗的作者名字叫杜甫。[杜甫：《投赠哥舒开府二十韵》，参见《全唐诗》卷224第3。]

在当时，不仅仅是顶级诗人们对哥舒翰极为推崇，民间也流传着这位名将的各种传说和歌谣。如西北地区的民谣：“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可以说，哥舒翰在石堡城之战中不惜代价击败吐蕃人之后，已经成为全民偶像级的人物。作为堪称帝国头号名将的哥舒翰，掌握着一支明显上风的精锐部队，面对即将到来的出征却显得极度忐忑不安，甚至失态地哭了起来，简直匪夷所思。这究竟是为何呢？

首先，唐军内部矛盾重重。当时，哥舒翰本人因为酒色过度已经中风瘫痪，无法直接指挥，日常军务都委托给了田良丘处理。田良丘又作田梁丘，也就是杜甫《赠田九判官》一诗中的田九判官。然而这位位高权重的田良丘，史书中只有“哥舒翰讨禄山，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等寥寥几句，除了可以从高适的事迹中得知天宝末年田良丘在哥舒翰幕府中服务外，包括杜甫诗作在内的资料中都没有关于他履历的有效信息。考虑到御史中丞的身份和他对日常军务表现出的不熟悉，这位田良丘很可能是皇帝派来监军的文官。在军队里，李承光和王思礼这两名主要将领则整天闹矛盾，可谓内讧不断。前文介绍过，王思礼是哥舒翰的心腹，李承光虽然也是西北边军出身，却是唐玄宗的心腹。这两名将领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路线之争。王思礼代表西北边军激进派，借着“清君侧”旗号和支持太子监国的名义，试图摆脱唐玄宗无处不在的钳制。李承光则代表着保皇派，通过支持皇帝、维持现有秩序来确保自身利益。田良丘这么一个文官出身的代理长官，对这两个军头的分歧及背后的路线之争哪里管得动？军令自然难以统一。而且唐军退守潼关快半年了，从上到下普遍怠于军务。此时在军中的高适对军队中一些现象有着很形象的描述：监军宦官在军队里拉关系认干儿子，军妓在军队里巡回弹奏演出，士兵们整天赌博喝酒[参见《全唐文》卷357，高适：《陈潼关败亡形势疏》。]。这种状态下，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也是难以避免的。

其次便是行军道路沿途复杂的地形，严重抵消了唐军的兵力优势。如果双方能在一个开阔的战场摆开阵势决战，唐军充分把兵力优势发挥出来，加上出色的指挥，要击败人数上明显劣势的燕军并非难事。但唐军接下来要面对的战场却反而放大了自身缺点，让不利因素倍增。从潼关到陕郡再到洛阳这段路艰险无比，唐军从潼关东出后一路前进，到达的第一个障碍，便是陕郡西边的灵宝西原地区。在这次决战爆发前，灵宝并不是一个很知名的地方，然而这个地区在战国后期的另一个称呼却无人不知——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函谷关。规模庞大的唐军阵列在这种险峻狭窄的地形内无法施展，也就无法有效利用己方的人数优势。除了人数优势被地形抵消之外，这种狭窄的地形更让唐军在随后的战事中充分暴露内部失合、各军协同不力的缺陷。

战国后期的函谷关对位处关中的秦国之所以无比险要，主要是因为它位于一种叫作“原”的地形上。“原”这个字很容易被误会成平原，形容这种地貌的衍生字“塬”也许更贴切一些。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远古时代河流冲击形成的阶地被风积黄土覆盖，又经过地质垂直断裂运动与河流切割之后，形成了阶梯状或台状黄土高原，这就是“塬”。这种地形的一大特征是四周陡峭，顶上平坦。

陕郡的这一段黄河沿岸地区，两岸到处都是高山深谷，尤其是灵宝这里的稠桑原，虽然不高，但是西北边紧紧贴着黄河，南边是险峻的秦岭余脉，整条道路都难以通行。稠桑原中间有条很深的峡谷，窄到大概只够两个人并排过去，这条狭缝就是秦函谷关。1000年前的战国后期，关东诸侯的合纵联军曾多次在这里一筹莫展。然而世易时移，再险峻的雄关在漫长的时间作用下也终将湮没。黄河中的巨量泥沙在这里不断地冲击沉淀，稠桑原边上的悬崖峭壁和黄河之间逐渐多出了一大片泥沙冲积出来的土地，函谷关渐渐失去了关中东大门的本来意义，其地址历经多次迁徙[灵宝战场位于战国时代和秦朝的函谷关旧址，汉函谷关在秦关以东数百里，如今河南新安的东郊。曹操进攻关中的马超等军阀时，曾经在秦函谷关附近建立过一座新关。汉函谷关和魏函谷关军事作用较低，关中门户的地位在曹操攻马超之战时已经基本被潼关取代。]，最终潼关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关中门户。

天宝十五载六月初七，唐军主力在离开潼关三天后，进军到灵宝西原的秦函谷关旧址附近。崔乾佑所部燕军在这附近占据了险要之地，准备依托有利地形与唐军展开决战。

我们还是先看地图。图中上方流过的是湍急的黄河，图上山间狭窄道路中有条很深的峡谷，便是秦函谷关所在的位置。现在大部队已经不从这里通过，而是改由位于黄河南岸、几百年来黄河泥沙所堆出来的新道路通行。这条黄河岸边的道路仍然颇为狭窄，比秦函谷关中间的那条小缝隙却要宽太多了，足以让大部队通过。所以，黄河南岸这段谷地对于唐军东进来说可谓至关重要。只要通过了这里，唐军就进入了大片平原地带，随后可经平坦的道路从渑池方向通往此次征途的最终目的地洛阳。在黄河南岸这条道路的西边有一片宽广的平地，被称为“西原”。唐军进军到西原地区时，发现秦函谷关旧址附近山上有大批燕军，便在西原驻扎过夜，商讨下一步方略。

唐军行进的这条道路宽不过百来米，对几万人的部队而言还是过窄。秦函谷关附近这一区域在古时之所以被称为稠桑原，顾名思义，指的是原顶长满了桑树。这样的大片密林，非常不利于进攻的部队行进，却极利于防守的部队隐藏其中。后世评论家时常认为唐军在此战中一时疏忽或中了轻敌之计，才忽略了燕军的埋伏，这显然是对战场情况和局势不够了解。唐军哥舒翰、王思礼等统帅都是身经百战之人，必然明白燕军选择这里作为战场就是要充分利用地形抵消人数上的劣势，两边道路的山上肯定密布敌军，视野死角的范围内也必然隐藏着燕军预备队。唐军此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在西原就地驻扎，利用兵力优势和燕军打消耗，逐个清理附近山头，等把附近道路上的燕军清理大半，再通过函谷关旧地这一段。另一个选择则是利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全军压上，争取一鼓作气用最快的速度突破燕军在这一段路上的堵截。只要正面的燕军被突破，唐军就占据了主导性上风，随后可以慢慢清理燕军在两侧山头的兵力。

表面上看，唐军在西原驻扎后和燕军打消耗战要稳妥许多，能充分利用人数优势和燕军拼人命，而且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但这个战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西原的地形虽然开阔，但茂林密布，附近又有许多山林。每天深夜时分，高处的密林里会传来阵阵风声，配合这周遭的地形可谓阴森恐怖，夜间军队驻扎在这里，哪怕只是遭到小股敌人的骚扰，也很容易诱发在古代让主帅为之色变的营啸。所谓“营啸”，指古代军队行军作战中，由于士兵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等因素，在小股敌人骚扰、气候变化这类外界刺激下集体逃跑甚至互相践踏、自相残杀的现象。如梁武帝初年北伐时，梁军声势之大在整个南北朝期间都数一数二，初期也颇有斩获。然而这些精锐梁军仅仅因为一场暴雨，就发生“营啸”，整体崩溃。[参见《资治通鉴》卷146“天监五年九月”条：“军中惊，临川王宏与数骑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万人。”]

现在十几万唐军如果驻扎在西原地区，必然会挤成一团。唐军都是西北边镇精锐也就罢了，现在其中充斥着中央军残部和新招募民兵等纪律性很差的杂牌，一旦遇到敌人夜晚偷袭，很容易引发营啸。也许正是在第一晚驻军西原时，唐军高层看到了军中士气的不稳定，尤其是大量新兵带来的人心浮动，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抓紧时间全力进军，争取尽快突破秦函谷关故地这一段狭窄地形，冲向洛阳。

唐军既然决定了全力冲破这一区域，接下来就是具体排兵布阵了。这种在狭窄地区的冲突，更多时候就是拼人命的消耗，而且攻方的损失通常更大。一般来说，这时候应该派战斗力较低的杂牌军在前面冲锋，或者更直接地说，让他们当炮灰消耗敌军，主力精锐则在后面压阵和督战，等敌军被消耗到一定程度后再出战收拾战场。

但是唐军内部的构成，却让哥舒翰极为尴尬。真正有战斗力的是西北边军，他们常年活跃在和吐蕃作战的最前线，战斗力毋庸置疑，总数大约8万人。剩下的各路杂牌，虽然战斗力低下，大部分却顶着中央军、禁卫部队的名义，这些军队常年不经战事，更像一支仪仗队。在长安朝廷的安排里，中央军是用来监视西北边军的，但一旦战事打响，到前线流血流汗的主力却是西北边军。这就导致了中央军和西北边军从上到下必然是互相看不顺眼，矛盾很深。理论上，现在适合冲在前面的是顶着中央军名义的各路杂牌，但让中央军去送死，在政治上已经犯了大忌。更要命的是，西北边军和中央军偏偏又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政治路线斗争中。王思礼和李承光分别代表军中的两大势力，在潼关驻防时就争执不休。倘若哥舒翰胆敢让中央军去前面当炮灰的话，李承光说不定会联合军中的边令诚等监军太监当场翻脸，像处决高仙芝、封常清一样把哥舒翰当场正法。

于是，在灵宝西原驻防一晚之后，第二天早上，唐军被迫以精锐西北边军为先锋，大量战斗力低下、纪律混乱的中央军则乱哄哄地在后面压阵，一头扎进了秦函谷关旧址一带险要的山谷之中，灵宝决战正式爆发了。

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八拂晓，唐军以精锐的西北边军为先锋，向驻扎在稠桑原的燕军崔乾佑部发动进攻，试图快速通过秦函谷关故地这一段狭窄的区域，向洛阳方向挺进。决定唐、燕两个政权国运的灵宝之战就此打响。

哥舒翰把整支部队分成了三个部分：以王思礼为主帅，带领5万左右河西、陇右两镇精锐军队，正面冲入函谷关旧址这一带的山谷，试图尽快冲破正面的燕军。哥舒翰本人带领3万河西、陇右精锐，驻扎在黄河北岸的高地上，居高临下负责指挥全局。一位叫庞忠的将领则带领中央军作为后军，掩护王思礼部的后方[庞忠所部人数不详，《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条作十万。按照《新唐书》《旧唐书》等前后兵力的描述，这支军队人数更多。唐军总数以20万计，这支军队就有12万，但这是其中混杂了许多“号称”的数字。我们把这支部队各组成部分人数相加，封常清余部加上高仙芝损失不大的军队大概有五六万人，加上长安朝廷新募集的士兵，实际可能有7万人左右。唐军总数15万也和当时的后勤能力较为匹配。]。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庞忠作为7万以上唐军的统帅，在史书上竟然找不到其他事迹记载，而之前和王思礼争斗不休的李承光此时却消失不见了。李承光很可能和王思礼一起去了前军，而把自己手下的中央军临时委任给了副手，也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庞忠，这无疑会进一步削弱后军的战力。应该说，这样的排兵布阵过多考虑了政治因素，在军事部署上明显存在着不小的问题。

唐军真正有战斗力的一共只有8万西北边军，主帅却抽调其中3万精锐在远离主战场的黄河北岸隔岸观火。当然，哥舒翰可以辩解说，指挥部设在北岸居高临下之处，就拥有最好的视野，燕军的战场部署全在唐军的掌控之中。唐军还准备了声音能够传得很远的战场大鼓，通过鼓声变化来指挥先锋部队的行动，主攻部队因此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有效协同。而且，函谷关旧址所在的这段谷地，对于数万大军而言实在过于狭窄了。纵使在这个方向再多投入几万精兵，也只能采用添油战术一点点挤进去，难以发挥大作用。

即便如此，哥舒翰这种部署问题依然很大。黄河北岸的指挥总部与主战场隔着湍急的黄河，危险系数极小，但哥舒翰在此部署的军队竟然超过了燕军总兵力，且都是精锐的西北边军。如果能抽出1万到2万精锐部队部署在作战前线，保护进入危险谷地的唐军先锋侧背，那南岸唐军的整体形势就可以安全许多。中央军就算不能冲锋在前，留一部分在黄河北岸守卫唐军指挥部，依靠湍急的黄河掩护，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哥舒翰一周前刚主动下手，杀死了中央军的统帅之一杜乾运，现在他似乎有意在部署上让自己和中央军拉开距离。哥舒翰的部署多多少少有贪生怕死的嫌疑，而且相比燕军突袭指挥部，他似乎更怕的是中央军有人趁乱报复。哥舒翰与中央军的将帅之间毫无信任，唐军内部矛盾重重，这大大影响了哥舒翰的排兵布阵，进而影响了唐军的发挥。

从高处俯瞰灵宝战场，在进入函谷关旧址区域后，很明显地势越来越窄。唐军需要突破的地形更像一个梯形，梯形的两腰分别是湍急的黄河和无法通行的山地。西南方向的梯形上边较长，而到了燕军据守的战场东北部，梯形的另一条边明显变短，这里也是燕军抵抗最激烈、唐军最难突破的地段。一旦这里的燕军被击溃，唐军就能从此处通过，两边道路上狙击唐军的小股燕军很快会被分割歼灭，燕军在战略上就彻底失败了。

面对唐军的战略，燕军主帅崔乾佑也进行了有效的部署。由于燕军人数远少于唐军，战力也不占优势，崔乾佑很难单纯死守上述梯形东北部最狭窄的那一段。唐军一旦突破谷地，就会变成单纯的消耗战，这对燕军极为不利。因此，燕军选择向西南方前进一段距离，从梯形的长边处开始布防，层层迟滞唐军主力推进的速度。燕军不但可以在正面抵御唐军的推进，还能在南侧山地，也就是梯形侧腰上布置远程火力，对谷底的唐军进行有效削弱。因此，在局部战场上，燕军对唐军有着充分的地形和火力优势。另外，面对唐军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燕军很难像郭子仪打败史思明那样，在原地依靠工事迟滞唐军。由于唐军指挥部拥有视野优势，如果燕军在原地死守，唐军完全可以依靠人数优势，用笨重的毡车和重甲部队突前、远程部队火力压制的方式，逐步拆除这些工事。因此，燕军决定依靠地形和野战部队的机动来实施动态布防。

燕军此战的序列和部署如下：以5000名精锐的陌刀兵部署在梯形较短的那条边，也就是整个谷地最狭窄的地带，作为兜底的防守力量。如果这里被突破，那么唐军基本就赢了。数千名战斗力略差的步兵则从梯形较长那条边的位置开始，且战且退，负责迟滞唐军的进展速度，扰乱其阵形并消耗其锐气。数千名轻装步兵和射手，以及各种杂牌部队，部署在南边的山地上，用弓箭、木石等远程火力投射来骚扰和削弱唐军。这三部分军队负责防守，而崔乾佑预留的胜负手，则是大约五六千战斗力极强的同罗人。这支部队是步骑混合的精锐，其中大约有一两千骑兵[关于此战中同罗人的兵力，通常认为他们有五六千精锐骑兵，显然是受了《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中“十一月，贼将阿史那从礼以同罗、仆骨五千骑出塞”一条记载的影响。但《旧唐书》卷111《崔光远传》记载：“八月，同罗背禄山，以厩马二千出至浐水”，也就是这部分同罗军五六千人实际只有2000匹马。按《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中记载：“遂破同罗千余骑于河上，尽收其器械、驼马”，则同罗骑兵是一人二马，精锐骑兵不过1000多人，其余都是步战。]，作为崔乾佑的预备队埋伏在南边的密林之中，等待关键时机出击。燕军总兵力在2万多人，其极限数量不可能超过3万。

六月初八早上，燕军少量先锋兵力在这个梯形西南长边的位置与唐军王思礼部展开接战，唐军沿着较为平缓的坡度展开仰攻。这次接触战被记载成唐军中了诱敌之计，唐军看到燕军散兵战斗力较差且边战边退，就一副轻敌大笑的松懈场景。然而，哥舒翰、王思礼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关键性的一战，并摆开了阵势决战，他们也知道崔乾佑本部和燕军陕郡地区的主力部队都在这里坚守。从对岸高处俯瞰战场的哥舒翰更是清楚，这个梯形的短边区域才是真正决战之地，自然也不存在这种所谓燕军“诱敌”、唐军轻敌的事实。我国古代写史文人对军事细节往往缺乏了解，才会在整理史料中得出如此结论。

真实的战场情况大约是，唐军以河西、陇右的精锐骑兵作为前锋发起冲击，试图一口气冲乱燕军摆在前方的步兵。最初道路还算宽阔，而且崔乾佑前部按照惯例安排了战力较弱用来消耗的部队，所以唐军初期对燕军颇有优势。燕军且战且退，而道路也越来越狭窄，尤其是唐军前进到稠桑原底下时，开始遇到燕军的主力部队，燕军利用前文所说“塬”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地用木石、弓箭等远程投射火力打击唐军。唐军的骑兵无法再继续冲锋，于是轮到唐军步兵出场，他们开始顶着地形的劣势仰攻附近山头的燕军散兵，将他们逐个清理与驱逐。唐军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终于到达了梯形短边的位置。在这里等着他们的，是燕军以逸待劳已久的精锐陌刀兵。

对于“陌刀”这种武器，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长柄大刀，主要作用为克制骑兵。史书上颇为夸张地描述优秀的陌刀手对战骑兵时，可以达到“人马俱裂”的效果。陌刀兵和骑兵一样，通常由军队中善战之人组成，一般作为精锐部队使用[参见《唐六典》卷16：“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断马剑。”从战场实际投入场合和用途看，陌刀兵很像中世纪早期欧洲的下马骑士，由充分训练的精锐通过武器的优势，实现对骑兵冲锋的制约。]。由于燕军散兵的迟滞，唐军的骑兵此时早已经阵型散乱，在严阵以待的陌刀兵面前根本无法发起冲锋。唐军只能改变战术，用重装步兵向燕军的陌刀兵发起猛烈进攻，燕军陌刀兵同样拼死抵抗。战斗极其激烈，双方拥挤在狭窄的地形内混战，长枪等长柄突刺兵器在密集的人群中难以施展。人数明显劣势的燕军一度处于险境，主帅崔乾佑亲临最前线激励手下士兵死战到底。[《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对这一阶段战局的描述曰：“道隘，士卒如束，枪槊不得用”，充分说明战局的白热化。《安禄山事迹》卷3记载道：“乾佑又以陌刀五千人列于阵后，令其军曰：‘进则十五有生，退则死在旋踵。’故其兵一一自战。”]

唐军拼杀了一上午，始终没有冲破以陌刀兵为主力的万余燕军[《安禄山事迹》卷3：“翰在灵宝县西洪溜涧与崔乾佑相逼，翰兵马多，乾佑不过万人。”结合前后文和具体战场情况看，此处的万人主要就是5000名陌刀兵和前方且战且退的散兵，也就是在唐军正面抵挡那部分燕军，并没有算上附近山头投射远程火力的轻步兵和同罗人的预备队。]组成的最后一道防线，苦战之后陷入疲乏不堪的状态。王思礼等前线指挥官决定使出杀手锏：毡车。毡车是河西、陇右等西北边军所发明的武器，在战车表面披上一层风干的羊皮，一般的冷兵器很难穿透这种毡车，因此很适合在狭窄地带用来进行正面冲击。唐军出动几十辆毡车，展开了新一轮攻势。陌刀兵的武器虽然凶悍，却也很难阻挡毡车的冲击，即使他们能与毡车在山谷中僵持拉锯，唐军的射手可以大量杀伤燕军，从而进入燕军最恐惧的消耗战环节。

但是正如之前的高秀岩那样，燕军许多将领都有西北边军的服役经验，他们对自己昔日同袍们惯用的武器和战术可谓了如指掌，并早就做了充分准备。毡车对冷兵器防御力惊人，正面冲击力强大，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怕火，且极易被点燃。崔乾佑甚至充分掌握了周边的气候：六月的秦函谷关旧址一带以东南季风为主。看到唐军毡车出动，燕军立即推出预先准备好的草车迅速点燃，轻松烧毁了唐军的大批毡车。燕军还准备了能产生大量烟雾的燃料，在东风的吹动下，大火升腾起阵阵烟雾。这里的战场也像一个月前的滍水战场一样，陷入了一片浓烟之中。燕军的浓烟干扰战术再次收效巨大，浓烟彻底遮挡了唐军的视线，也阻拦了唐军的前进。唐军在混乱中甚至一度自相残杀，等缓过来之后只得命弓箭手不断放箭，以此作为仅存的攻击手段。更重要的是，由于风向的缘故，处于逆风位置的唐军无法及时靠近燕军草车来灭火，烟雾迟迟无法散去，唐军最为宝贵的时间就在浓烟中的相持里流逝。[双方在山谷中相持作战的描绘参见《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条和《安禄山事迹》卷3。]

大约过了半天的时间，草车上燃料基本被烧尽，战场上的浓烟才逐渐散去。此时已接近黄昏时分，正面的唐军精锐早已疲惫不堪，在狭窄的道路上挤做一团。面对即将来临的黑夜，王思礼等前线指挥官决定孤注一掷，让剩余所有有进攻能力的河西陇右精兵都添油式地冲入山谷，发起徒劳的冲锋。然而唐军已完全失去了阵型，人数虽多却根本施展不开，燕军在梯形短边处的最后防线面对这种散乱的冲击岿然不动。至于唐军后方那些挂着中央军名头但缺乏纪律性的杂牌部队，估计已经完全失去了阵型，沦为一群群散兵游勇，如同没头苍蝇一般，乱哄哄跟随在西北边军精锐之后。

眼见夜色即将来临，崔乾佑终于下了关键性的决断。在南边密林里埋伏待命了整整一天的同罗人预备队，在傍晚时分从密林里冲出。战场上的同罗人不过6000人，骑兵数量更不会超过2000人，此处的地形也并不利于骑兵的施展。如果此时唐军在西原地区有几千上万河西、陇右的精锐，那么燕军这支最后预备队的冲击未必能有多强的效果。即使唐军迎战不利，至少也可以做到败而不乱，把大部分军队保存下来。但是现在黄河南岸所有精锐唐军几乎全部冲进了山谷中，西原地区只剩下挂着中央军旗号的虾兵蟹将。虽然名义上有着7万到10万多的理论数量，但是这些鱼腩部队此刻面对数量不到自己十分之一、骑兵数量不超过2000名的同罗人，竟然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立刻四散奔逃，可谓一触即溃！

同罗人到底是久经战阵的精锐，他们深知这些自相践踏的杂牌溃军没有任何追击价值。他们丢下这乱哄哄的杂牌大军，立刻回头攻击唐军精锐边军主力。唐军主力意识到后方7万以上的中央军已经全部溃散，却并不知道背后只有数千敌人，在前后两支燕军的夹击下，这支苦战了一天的精锐部队终于彻底失去了斗志，全线崩溃。绝望中，大批唐军纷纷跳入黄河，希望能游到对面，以求得一线生机。可这段湍急的黄河曾经困扰了隋唐漕运150年，哪里是人力可以泅渡的。试图跳河求生的军士们，基本葬身河底。

不知道此时在北岸的哥舒翰是何样心情。他留在身边的3万精锐的西北边军，如果能有1万人守在南岸唐军背后，就足以挡住同罗人的攻势，而现在这3万人却只能在这里看着5万同属河西、陇右两镇的战友们惨遭屠杀。事已至此，哥舒翰唯有尽力补救。唐军的后勤补给主要依靠黄河进行水路运输，此时唐军在黄河中有大批运粮船、于是哥舒翰立刻派百余艘舰船去南岸拯救溃兵。由于士兵们争先恐后，在救援过程中先后沉了几十艘船，大批精锐都葬身鱼腹。不过至少有一部分军队被救了回来，此战中幸存的王思礼、李承光等人大约也是在此时乘船获救[参见《安禄山事迹》卷3。]。至于没能赶上救援的南岸唐军，基本在劫难逃。在陆地上的唐军被燕军追杀。河边没赶上救援船的唐军或者跳河，或者把长矛和盾牌捆扎在一起当作小筏，幻想凭此渡过黄河，最终大多被淹死，惨叫声、喧嚣声响彻黄河两岸。也有一部分士兵丢盔卸甲流落山区或者成功向燕军投降，勉强留下性命。北岸的唐军目睹了这场大屠杀之后，最终也士气崩溃，陷入一片混乱，士兵们纷纷趁着夜色拔腿而逃，哥舒翰身边的3万精锐西北边军瞬间散了大半。

夜幕终于降临，从西原到秦函谷关旧址的十里山路上，唐军的尸体堆积如山，灵宝战役以唐军的彻底失败告终。此役，唐军的失败更多在于政治上，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唐玄宗和朝廷中枢的实权人物们，最终为彼此的互相倾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燕军主帅崔乾佑则在此战中一战成名，他精准地选择了适合抵消唐军人数优势的主战场，为陌刀兵、散兵、远程火力轻步兵和同罗人预备队这四支军队量身定制了合理战术，实现了多兵种的充分应用和精妙配合。此外，崔乾佑可谓完美做到了料敌机先，做了细致而全面的战前准备。火攻破毡车和随后浓烟干扰的战术，就算临场知道如何应对，战场上也缺乏必需素材，所以崔乾佑对唐军的一举一动显然早有预判，并提前准备了物资。通过这一切因素的叠加，崔乾佑取得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辉煌胜利。

虽然唐军遭受了惨败，但可能是出于对《旧唐书》等史书的误读，后世文人动辄认为此战中号称20万的唐军几乎全部战败被杀，这却与历史相差甚远[《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条记载，战后哥舒翰部下火拔归仁对他说：“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史书本身“弃”这个词语用得很精准，唐军大部分是被击溃，而不是被歼灭，唐军战损不会超过五万，剩下十万人左右的部队只是溃散了。只是因为后来哥舒翰和朝廷都未能有机会收容败兵，这些败兵或者逃回家，或者投降燕军，也有一部分很久之后，到唐肃宗继位时逐渐归队，此刻唐军暂时算是完全瓦解了。]。我们来盘点下灵宝西原会战中唐军的战损：黄河以北哥舒翰3万人，战损几乎为零。不管数量是7万还是10万或者更多的中央军，和同罗人打了个照面就溃散，战损最多一两千，自相践踏的损失相比之下可能还稍惨重一些，但总损失不会太大。被崔乾佑本部和同罗人合围的5万前锋精锐边军损失要惨烈许多，但也没有全军覆没。北岸唐军用100多艘船来回救了不少官兵。考虑到王思礼等知名将领都没有被杀或者被俘，这5万唐军实际战死、淹死和被俘总数大约在3万至4万，战损比七成左右，虽然算得上伤筋动骨，但总共8万西北边军实际最多损失了一半。如果哥舒翰能收容败军和一部分杂牌军，唐军理论上足以继续坚守潼关。毕竟大战过后，崔乾佑部同样疲劳不堪。

但是下来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