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安禄山起兵已经半年，燕军陷入困局。在河北战场，郭子仪、李光弼联兵后多次击败史思明，平卢军从燕军后方威胁范阳，颜真卿等人的河北义军也颇为活跃，甚至安禄山任命留守范阳的贾循都曾试图反正。在中原地区，虽然安禄山占领了洛阳并自称燕帝，但燕军其实不过占据了河南的数州之地，也无法突破唐朝的潼关防线。在南线，燕军同样无法突破鲁炅坚守的南阳城。

安禄山极度焦虑，甚至气得痛骂两个心腹谋士高尚、严庄：“这些年你们整天劝我反，反，反，说起兵可谓万全之策！现在倒好了，唐军守潼关我们怎么都打不进去，回范阳的路都被唐军断绝了，唐军四处出击，我现在只剩下汴州、郑州等数州之地，你们说的万全之策在哪儿呢？快滚，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参见《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五月”条。]

唐军的平叛形势，真可以说是一片大好。河北的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驻守潼关的哥舒翰，都纷纷上书建议说，只要这么再拖几个月，等河北的老巢被端，安禄山的叛军就会不战自溃了。然而就在这时，唐玄宗李隆基却突然下令让潼关守军向东出击！这是为何？我们大约得先看看潼关守将哥舒翰的所作所为。

哥舒翰常年在唐朝西境带兵作战，也是功勋赫赫的宿将，虽然因为中风已经不能亲自上阵指挥，但在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问题上，却丝毫不像一位中风的病人，而更像一名职业政客。叛军陷入困境后，重兵在握的哥舒翰开始以手上的军队为筹码，同朝廷讨价还价，大肆公报私仇，打击昔日有仇怨的同僚们。[《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翰之守潼关也，主天下兵权，肆志报怨，诬奏户部尚书安思顺与禄山潜通”，明确说了哥舒翰是有了兵权之后大报私怨。]

第一个成为哥舒翰打击对象的是安思顺。安思顺的资历比哥舒翰更老，天宝初年哥舒翰曾多次担任其副手，郭子仪和李光弼也曾一同在安思顺部下为将。哥舒翰和安思顺的关系不好，但是安思顺在军中地位很高，哥舒翰一直没有机会发泄宿怨。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安思顺受到安禄山牵连被调离军界。哥舒翰从这件事中进一步看出唐玄宗的无情，也领会到只要自己稍微点把火就能害死安思顺。哥舒翰的心腹王思礼和安思顺之弟安元贞关系不好，此时极力撺掇哥舒翰动手。[参见《旧唐书》卷110《王思礼传》。]

哥舒翰伪造了一封安禄山来信，自导自演了一幕戏，把这封信说成自己在潼关截获了安禄山和安思顺的信使后所得，其中内容当然是两人如何互相串通颠覆大唐基业。随这封信一起呈给唐玄宗的还有哥舒翰的上书，里面罗列了安思顺七条大罪，请求诛杀安思顺。按照唐玄宗多疑而无情的做派，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都被赐死，家人则一律流放岭南。杨国忠曾经试图营救安思顺，但是也没能成功，从此对昔日的政治盟友哥舒翰也颇感畏惧。

哥舒翰斗倒安思顺后，马不停蹄与王思礼等心腹筹划下一步大棋，这次的目标有点大。杨国忠早年作为皇权的打手，几乎为唐玄宗整肃过所有军政要员，安禄山起兵后，最初打的就是“清君侧”替皇帝消灭奸臣杨国忠的旗号。现在，安禄山已经建立燕国并自立为帝，但“清君侧”这个旗帜，在古代皇朝的政治斗争中几乎是造反者最好用的万能口号，哥舒翰现在打算把它捡起来，借着“清君侧”的大旗挑战朝廷权威。讽刺的是，哥舒翰原本是为数不多同杨国忠友善的军头，就在几年前杨国忠和李林甫的政治斗争中，哥舒翰还是杨国忠主要的政治盟友[参见《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一载五月”条。杨国忠在王鉷案中正是依靠哥舒翰等人的支持，才开始逐步和李林甫正面对抗。]。当然，这里也不排除王思礼等将领趁着哥舒翰中风的机会，利用他的影响力浑水摸鱼。

《旧唐书》哥舒翰传记里的描述让人颇为诧异。哥舒翰身边有人劝他留3万人固守潼关，打出诛杀杨国忠的旗号，带着剩下的精锐回师长安，还声称这是汉朝在“七国之乱”时诛杀晁错、断绝叛军起兵政治借口的妙计。哥舒翰的反应则是“心许之，未发”。从这里看，哥舒翰已经明确准备做下一个安禄山了。留3万人驻守潼关，带十几万大军攻打长安，这是标准的叛乱。而且哥舒翰传记中写得很明确，进言者强调的是以诛杀杨国忠为名，所谓“清君侧”，无非是叛乱时可以在名分上少失一点分罢了。十几万大军攻破长安，杀了杨国忠之后，哥舒翰的下一步谋划，恐怕只有天知道。

《新唐书》的描述基本相近，同样有人劝哥舒翰“诛君侧”，心腹王思礼也附和，而哥舒翰的回应是“犹豫未发”[参见《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新唐书》卷135《哥舒翰传》。]。《新唐书》王思礼的传记中，还记载了传主王思礼建议用30名骑兵回长安，劫持杨国忠到潼关处死，结果遭到了哥舒翰义正词严的拒绝，称如此行事自己就无异于安禄山了[参见《新唐书》卷147《王思礼传》。]。问题是，这个故事本身可推敲之处颇多，绑架长安朝廷的宰相本身就是叛乱，且毫无可行性。这可是唐朝的首都长安，加之杨国忠在心腹杨光翙被安禄山绑架后也会加强戒备，30名骑兵恐怕连杨国忠的面都见不到，更不用说生擒后带回潼关了。从后来哥舒翰的进一步表现看，他实在并无忠诚可言，之所以犹豫，更多是因为时机不成熟。

哥舒翰军中的李承光是唐玄宗和杨国忠的心腹，此时某种程度上担负着监督哥舒翰的任务，这也是哥舒翰对以“清君侧”为借口起兵的设想颇为犹豫的一大原因。哥舒翰和心腹“清君侧”直扑长安的密谋，很可能被同在潼关的李承光这边得知并上报，随后又很快在长安的朝野流传开来。

一个手握重兵造反的安禄山还没彻底解决，又一个手握重兵的哥舒翰开始密谋讨论“清君侧”了。唐玄宗、杨国忠君臣商量后，当然必须加强防备。朝廷先招募了3000名新兵，交给李福德在长安操练。李福德来自杨国忠担任节度使的剑南，当为杨国忠嫡系。随后，朝廷又招募了1万多人交给一位叫杜乾运的将领，以防备叛军的名义屯驻在灞上，也算是对哥舒翰的防备。

哥舒翰上表朝廷，以平叛需要统一号令为由，要求灞上的杜乾运部也受自己节制，唐玄宗考虑到抗敌大局最终还是答应了。但是之后哥舒翰以开军事会议的名义召唤杜乾运来潼关和自己会面，随便找了个借口把杜乾运处死，进而吞并了他的部队。这件事情的性质极度恶劣，可以说是明目张胆地无视朝廷权威，与安禄山称帝前高举“清君侧”旗号造反已经没有本质区别了。

哥舒翰一再突破长安朝廷的底线，却没条件像安禄山那样直接起兵叛乱。一方面，哥舒翰所部的后勤都掌握在长安朝廷手中，钱粮物资都需要朝廷提供，而这些物资多是从全国转运而来，哥舒翰起兵后光靠抢劫长安并不能解决长期的钱粮物资问题。如果关东的安禄山在背后趁火打劫，哥舒翰手头这支大军就会落到没钱没粮还被夹击的境地。另一方面，哥舒翰所部并不是单纯的西北边镇军队，李承光所部数万人就是朝廷掺进来的沙子，中央军虽然没有自己的嫡系强大，却也是有效的钳制力量。曾经在军中无情处决高仙芝、封常清两位名将的监军太监边令诚，此时也会让哥舒翰感到压力不小。

但是现在的长安朝廷同样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朝廷现在还能控制哥舒翰，很大程度是因为控制了潼关守军后勤。可朝廷手头的钱粮物资储备早晚会撑不下去！

关中地区号称“沃野千里”，怎么会物资不够？关中地区本身产出丰盛，作为一个区域性中心时，的确可以自给自足。但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其产出却远远不够。宫廷人员、朝臣和禁卫军等脱产人口数目庞大，消耗的物资无论数量还是质量要求都很高。随着首都规模的不断扩大，富庶的关中平原难以供养越来越多的脱产人口。早在统一后的秦朝和西汉时期，长安的粮食供应就不得不依靠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关东地区向长安供给的粮食数量在整个秦朝和西汉时期是节节攀升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在今日郑州附近地区设置了巨大的敖仓，一方面囤积粮食，一方面把这里作为关东地区粮食向关中运输时的中转站。楚汉战争时敖仓是双方拉锯的主战场。到了汉初，从关东运粮已经是常态，“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参见《史记》卷30《平准书第八》（中华书局，2006年。）]。到了汉武帝继位时，运输规模进一步扩大，“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参见《史记》卷29《河渠书第七》。]。考虑到水道、水量、航道结冰的水文因素干扰，这个数量在当时基本已是极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扩大漕运量，汉廷开始修漕直渠。最终，漕运里程缩短了600公里，并大大降低了运输难度。在汉武帝的一系列工程后，关东地区“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石）以给京师”。再往后，随着汉朝在西北边境采取扩张态势，囤积粮食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到了这个时候，才有了教科书里那段著名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本节引文皆参见《史记》卷30《平准书第八》。]，汉武帝也有了向外扩张的底气。从数十万石到百万石扩至四百万石直至六百万石，每年运量数字节节攀升的背后，是关东地区为首都长安做出的巨大贡献。

隋朝统一南北，长安再度成为“大一统”政权的首都。然而，在整体处于盛世的情况下，隋唐时代的关中地区却经常供养不起在长安的朝廷，开始频繁出现天子带着朝臣去洛阳“就食”的情景。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关中地区的旱灾引发了饥荒，隋文帝带领朝臣来到洛阳，并且让一部分百姓也到关东地区逃荒。到唐朝，这种情况更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唐高宗时代朝廷去洛阳就食过六次，唐玄宗执政初期，朝廷也有五次去洛阳就食的记录，唐中宗李显无奈感慨道，堂堂大唐天子被迫“就食东都”，沦落为“逐粮天子”。在盛世背后，作为宫廷所在地，长安城有着皇族、太监宫女、乐户、私属奴婢、禁卫军等大量不在册的人口。关中本身的农业产出和作为“大一统”王朝首都的巨额需求之间的缺口进一步扩大了。隋唐长安人口空前膨胀，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关中平原本身的负载量。可以说，“大一统”王朝定都长安时，首都从来就没真正实现粮食自给，隋唐皇帝去关东“就食”，不过是这种粮食供给不足的外部体现罢了。

照西汉旧例，长安的朝廷可以依靠调发河南、河东、河北等地的财富以支撑关中。史书记载，隋朝时“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参见《隋书》卷24《食货志》。]。但此时黄河比起汉代大幅变窄，关东向潼关运输的道路很难走。隋开皇四年（584），由宇文恺主持，从潼关开凿了接到渭水的广通渠，提高了关中内部的交通效率。然而，这种运输效率的提升在关中地区物质需求的增长面前显得杯水车薪。

广通渠开通后十年的开皇十四年，关中地区大旱，隋文帝眼看长安要面临粮食危机，于是带着朝臣和部分关中民众到关东“就食”。隋炀帝继位后，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干脆以洛阳为东都，并且一度常驻于此。隋炀帝的诏书中，对在洛阳建立东都的理由做了很清晰的阐述，“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参见《隋书》卷3《炀帝上》。]。向关中运输粮食太艰难，干脆在洛阳也建个都城。

隋末天下大乱，唐朝以关中地区起家，继续定都长安。此时关中的平均气温大幅提升，比十六国和南北朝初期高了5到6摄氏度，农业产量也因此提高。另外，隋末战乱也减少了关中需要供养的非生产人口，因此长安依赖关中本身的产出基本能自给自足。但随着贞观年间社会从战乱中恢复，尤其是李世民在对外战事中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长安城的人口急剧膨胀，粮食问题又出现了。

隋炀帝主持修建的大运河基本把河北、河南和江南这些产粮区联系了起来，但战乱中关东遭到的破坏远超关中，隋朝面临的转运困难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这一阶段漕运的规模不大，每年从关东转运到关中的粮食不过一二十万石。一旦关中的收成出现了问题，朝廷就不得不学习隋文帝，到洛阳为核心的关东地区“就食”。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三位皇帝统治期间，都属唐朝的国力强盛期，向外扩张节节胜利，然而却有着十几次去关东地区“就食”的记载。

归根结底，“大一统”王朝只要定都长安，就会始终受困于粮食和人口的矛盾。越是盛世，长安人口越多，粮食也就越紧张。唐朝前期，长安的人口逐渐膨胀，虽然关中平原因为气候回暖、水利和技术进一步发展的缘故，产出也大大增加，但长安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时代条件下关中平原能负载的极限。由于漕运技术水平的限制，唐朝前期关中歉收时，皇帝一般选择带领宫廷人员、朝臣和禁卫军等脱产人口去洛阳“就食”。其中最凄惨的大概是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关中大饥，甚至长安城里都发生了人相食的情况。唐高宗几乎逃荒一般前往洛阳，由于出行仓促，随行禁军都有不少饿死的。唐高宗次年就病死在洛阳，武则天建立周王朝后曾迁都洛阳，武周王朝终结后，首都重新迁回长安。

唐玄宗刚继位时，不得不频繁带着朝廷往洛阳就食。作为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并不愿意当这个“逐粮天子”。而是开始着手进一步改善漕运。我们先以江南地区为例，来看下当时的漕运路线。

唐时漕运的起点在扬州，因为漕运的粮食主要来自东南，而扬州是当时东南最大的城市与集运中心。当然，淮河流域一带的粮食不需要运到扬州，可以直接运到漕运沿途的集合点。隋朝和唐朝前期，来自江南的粮食税收，由政府收集后，全部运送到扬州境内的扬子，开始漕运的路程。漕运从扬子启航，经过连通渠到十多里外的斗门，正式进入大运河。漕运船在大运河上运行300里后从淮安进入淮河，溯淮河西上200里，经过淮阴到徐州，在徐州经过泗水进入汴河。汴河的源头在开封，通过大运河与黄河连通，连通的地点在汴口，大体在现在的武牢、汜水关附近。从扬州起点经大运河到汴口全程水路，共约1530里。进了黄河以后，通过黄河—洛河再走190里水路就到了洛阳，然后再将部分漕粮由洛阳继续西行800多里运到长安。

按照这条传统路线，漕运到了洛阳，从路程上来说已经走了超过三分之二。然而由于黄河河道比西汉时期变窄许多，此时漕运真正的难点才刚刚出现。洛阳向长安的运输过程极为艰难，其中的根本痛点在陕郡。古人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成语“中流砥柱”来描述陕郡这一段运输之艰难。

由于建了小浪底水利工程，我们如今已无法体会这里的险峻。本来就湍急的黄河水在陕县经过砥柱山附近时，坚硬的岩石使得在这里被分流后更加残暴，巨大的水流漩涡到处都是。船只要通过“中流砥柱”，就必须纤夫拉纤。可河水湍急，到处都是暗礁和漩涡，稍有不慎，经常连船带纤夫全部被水冲走。“而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参见《新唐书》卷53《食货三》。]。这段话描述了隋唐早期漕运改革之前，直接通过中流砥柱进行黄河漕运的损耗。所谓风波覆溺，主要指途经中流砥柱时的沉船事故。一趟漕运，损失搬运量的20%，竟然已是非常成功的运输了，倘若运气欠佳，通过中流砥柱时会翻沉大量的船，损耗时常高达70%到80%。总的来说，很多时候单是这段路程就要损失一半以上的船只。考虑这些损失的物资本身都是千里迢迢才运到洛阳的，隋朝和唐朝前期漕运途中的总损耗率也会高达七八成。由于漕运的成本实在过高，这一阶段的漕运量远远无法满足长安朝廷的需求。而唐玄宗决意改革漕运，让中央政府可以安心坐镇长安。

要改革漕运，思路很简单，漕运的核心难点在于陕郡的中流砥柱太难通行，一大半的成本消耗都来自这里，那么漕运改革的核心思路就是寻找代替中流砥柱的路径。有官员建议，可以走陆路绕过中流砥柱所在的黄河河段。具体措施就是到了洛阳后，直接用牛车走陆路，绕过中流砥柱到陕郡的太原仓，随后再在这里重新上船。

洛阳到陕郡的陆路都是崎岖山路，现在已经被废弃的汉函谷关就在这里。这条路不算好走，成本几乎是水运两倍。不过由于免去了走水路通过中流砥柱的巨大风险和过半的损耗率，总的来说实际运达的物资还是大大增加的。这一轮改革后，这一段的总运输成本一下子降低了三分之二，运量终于上来了，现在通过漕运每年可以向长安输送80万到100万石粮食，基本可以满足朝廷所需，唐玄宗也终于不用去洛阳就食了。[林甘泉《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66—169页）结合出土文物，明确了汉代粮食漕运中“石”的分量为现代重量的27市斤。而按照《唐六典》卷3：“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其中的一斛就是一石。根据这两者进行换算，可得唐代的一石为62.5斤。唐代的一斤多重有两种主流说法：约等于现代的1.2斤或660克，对应的一石分别在75市斤或82.5市斤。无论哪种算法，唐代一石约等于西汉三石。此处80万到100万石约等于前文西汉武帝时候漕运量的250万到300万石。]

随着长安城规模的继续膨胀，加上唐玄宗对西北持续用兵增加的军粮需求，关中地区对粮食的需求仍然在持续增长。走陆路从洛阳到陕郡，每年100万石的运量已经是耗尽当地人力畜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漕运量无法进一步扩大。为此，唐玄宗任命裴耀卿主导了新一轮漕运改革。裴耀卿仔细分析发现，洛阳到陕郡那300里山路消耗了大量的成本。为什么只是绕行短短几里水路的中流砥柱航段，却需要另走300里山路呢？主要是因为这段黄河都在大山里穿行，只有洛阳和陕郡太原仓一带有码头，可以停船卸运粮食。

裴耀卿敏锐发现，前人都落入了思维定式。洛阳和陕郡都位于黄河南岸，所以大家考虑走陆路的时候，就都想着从黄河南岸通行，而实际上黄河北岸要比南岸平缓得多。裴耀卿果断在黄河北岸建了一个转运仓库，改在中流砥柱附近再下船。这样一来，只需要走18里的山路，就可以绕过中流砥柱再次上船。最关键的是，陆路长度只有十几里，陆运的民夫用一辆车可以多次往复装卸，运量也得到了提高。

另外，裴耀卿根据各主要途经水流的水量水情，建立多个转运仓库，通过分段转运、并行运输等手段，缩短了过程中的运输时间，增大了运输能力。经过这一轮的改革，长安朝廷再次显著提升了漕运量，算是彻底解决了首都的粮食问题[《通典》卷10完整记录了裴耀卿关于漕运的两篇上疏。其中一篇上疏描述了改走黄河北岸，以避开中流砥柱的方案。历时三年，运送700万石，节省运费30万贯，但是这一路线最终被废止。笔者猜测北岸过险，虽然账面运费节省，但是路途中有很多分摊给了当地民众的隐形开支甚至人员损失。另一篇上疏则记载了分段转运、并行运输等措施的详细操作方案。]。开元初年，每年漕运量约100万石。开元二十二年（734）至二十五年的三年间，运输量增加到700万石。天宝年间，每年漕运量达到了250万石，换算成汉制已经超越了汉武帝巅峰时期的漕运量[参考上面脚注的算法，此时的漕运石数换算成西汉时代的计量方式高达750万石左右，超越了汉武帝漕运高峰期的600万石。《新唐书》卷53《食货三》中作：“漕山东粟四百万石”。粟米换算成大米时存在折算，按照杜佑《通典》卷6“折粟一斛，输米六斗”的折算率，相当于240万石大米，与裴耀卿奏折中的第一手数据基本吻合，可互为佐证。]。到这个时候，隋唐年间统治者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逐粮天子”生涯终于画上了句号。按照史书记载，此时“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参见《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条。]

然而在天宝十四载年底，随着封常清和高仙芝的丧师失地，洛阳和陕郡这两个漕运关键节点，连同当地的大量物资，都落入了安禄山叛军之手。

安史之乱爆发后，洛阳和陕郡迅速沦陷，但长安朝廷仍然需要负担关中地区大量脱产人口的粮食供应。先看军人，单是河西、陇右这两个西北边镇的军队就有近15万人，其中一半在潼关，另一半则继续防卫吐蕃。除此之外，李承光的5万中央军和叛乱爆发后新募集的4万到5万士兵也都得吃饭。按照官方规定，每个战兵每月口粮是一石粟米[参见李筌编著：《太白阴经》卷5：“人日支米二升，一月六斗，一年七石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自《守山阁丛书》光绪十五年（1889）鸿文书局刻本。）由于唐朝军粮以粟米为主，大米很少，该记载需要折算。按照杜佑《通典》卷6，“折粟一斛，输米六斗”。米六斗等于粟一石，所以折算后每个士兵每年需要12石军粮，也就是每个月一石。]。古代运输损耗往往超过总量一半，即使我们完全不考虑这层损耗因素，朝廷需要负责的士兵口粮也得每个月25万石。宫廷人员、朝臣等脱产人口以及十几万为这些脱产人员提供配套服务的各色杂役，加起来每个月也得10万石以上的口粮。即便民间没有发生饥荒，仅平常时期单纯满足这两部分人口的需求，每年就需要400万石以上的粮食。此外，作战中起重要作用的骑兵离不开战马，而一匹战马日常消耗量相当于三个士兵。[《太白阴经》卷5：“一马日支粟一斗，一月三百，六个月一十八石。”唐朝价格一般以上等绢、粟米为标准单位，一匹战马消耗是一个士兵的三倍。]

从唐玄宗漕运改革之前的隋唐历史看，每年至少需要100万石的漕运来填补缺口，才能基本保证关中的粮食安全。到唐玄宗大举扩军、在西北方向频繁用兵，缺口更是增加到每年大约200万石。安禄山叛乱后，朝廷所需要的粮食恐怕只多不少，而现在粮食的漕运路线基本被切断。熬了半年之后，长安朝廷的粮食库存恐怕已经开始明显下降了。

洛阳和陕郡沦陷后，唐廷的运输线路被迫改走长江—汉江一线，然后从汉中通过无比艰难的蜀道进入关中。这条道路的距离比漕运线路长了一倍，还需要通过秦岭那延绵数百里的崇山峻岭。由于运输成本的问题，这条道路运输难度甚至远超唐玄宗改革前的漕运，运输粮食的容量有限且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只能运输铜钱、布帛之类比粮食更轻便值钱的东西，这些物资主要用来给官员和士兵发饷。但是，如果粮食库存持续下降，士兵不可能吃布帛和铜钱打仗，朝廷这么多脱产人口的供养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船只代表水运，推车代表陆运，通常是艰难的山路。

问题是，这条新的小容量线路也岌岌可危。之前燕军孤注一掷，派遣军队在叶县战役中大败唐军，并进一步进围南阳。一旦南阳失陷，燕军深入江汉平原，这条新的生命线也会被切断。到时，前线战士不但会明显感到口粮配额开始下降，发放的布帛铜钱也随之变少，士气还怎么维持？

从之前的失败看，长安朝廷根本无法猜测南阳还能守多久。难道堂堂的大唐帝国朝廷，就只能在长安天天烧香拜佛，祈求郭子仪、颜真卿等人在南阳失守之前攻下安禄山老巢范阳？而且现在长安朝廷手里并不是没兵。唐军在潼关坐拥包含大量西北边镇精锐在内的十几万大军，朝廷却只能坐在那里乞求史思明部精锐燕军能赶在南阳的二流唐军之前先崩溃，这到底是何等离奇的故事？

现在的唐帝国，距离安禄山起兵叛乱已经半年多了，各地部队都面临着失控的风险，尤其是眼皮底下的西北边镇精锐，哥舒翰甚至已经公开处死皇帝新派来的官员，皇帝怎么还敢对这种试探无动于衷呢？唐玄宗此刻能做的，就是趁着还控制得住潼关守军，赶紧命令他们出战，争取一举消灭洛阳方向的燕军，打通漕运线。只有漕运回归正常，唐帝国才有可能像以前一样，通过牢固控制全国军队的后勤，来约束住各地蠢蠢欲动的军头。

恰好在此时，唐玄宗和帝国中央决策层得到消息，之前被高仙芝、封常清不战而弃的关中门户陕郡，此时只有崔乾佑部数千人，还包含许多老弱病残。唐玄宗于是开始派使节催促哥舒翰出潼关东进决战，先收复陕郡，如果有可能就进一步收复洛阳。哥舒翰一开始借故拒绝，但是吞并了杜乾运所部之后，哥舒翰随时面临唐玄宗的反制，军中的李承光、边令诚很可能会得到唐玄宗授意，对自己动手，哥舒翰又实在没信心继续与他们正面对抗。重压之下，哥舒翰不得不带兵向陕郡方向东出，寻求与燕军的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