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并且让他抽调5000名朔方军精兵，连同太原本地的3000名弓弩手东出井陉[《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二月”条记“李光弼将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并陉”，但是《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中记载了李光弼是“以朔方兵五千会郭子仪军，东下井陉，收常山郡”，《新唐书》卷136《李光弼传》也明确说“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门”。按《全唐文》卷342颜真卿《赠太保临淮武穆王李公神道碑铭》的描述，为“初公以朔方马步八千人出土门”。结合这几个数据，最合理的推测是，李光弼所部为朔方军5000人加上太原本地3000名弓兵，一共8000人，其中真正的主力还是那5000名朔方军。至于“步骑万余”，最早是何千年劝颜杲卿用李光弼的名头对外声称的李光弼部兵力，《资治通鉴》的数字大约参考了这里。比起这阶段李光弼部唐军战报中燕军动辄几万人的数据，这种夸大还算节制。]。这些任命说明唐玄宗对王承业为首的原河东镇高官的能力甚至立场都持否定态度。当时唐帝国还是更希望能速战速决，所以朔方军主力仍然在郭子仪率领下围攻云中，希望攻克这里后直接东进，端掉刚成立的“大燕国”河北老巢范阳。李光弼所部朔方军精锐东出井陉后直扑常山，常山军民又一次反正，配合李光弼生擒并招降了燕军常山守将安思义，常山再度光复。此时燕军最精锐的机动力量史思明部正在饶阳附近活动，得到唐军从太原东出井陉的消息后，史思明立刻解围回军常山，双方在常山附近进行了一场棋逢对手的对决。

要理解这场战役，我们需要先理解此时双方的战略目标。朔方军目前的主攻方向仍然是云中，李光弼部来河北主要是为了支援河北的数万义军，保证他们不被史思明的部队消灭。只要各地义军能继续存在和活动，“大燕国”就始终会处于被分割切断的状态，对刚刚称帝的安禄山威望损害极大，河北老巢留守燕军的士气也会大受打击。

李光弼部拥有5000名精锐朔方军，以常山为基地和河北分散各地的数万义军遥相呼应，战略任务相对易于实现。史思明本部此时也拥有大约5000名精锐，而且是叛军中最凶悍的同罗人和“曳落河”，战斗力还高于李光弼部，此外还有上万杂牌民兵。史思明并不怕和李光弼进行野外决战，但是所部兵力不足以对常山进行围城。如果在兵力不占优势时顿兵坚城之下，史思明部的质量优势就发挥不出来，反而很容易遭到李光弼部依托城池反击。在李光弼的虎视眈眈下，史思明也无法继续去清剿各地义军。

史思明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从唐军的补给问题入手，打破李光弼部的战略意图。由于常山地区已经被史思明坚壁清野过一遍，只要能阻止李光弼从河北腹地反正郡县获得粮草物资，李光弼所部的后勤补给就必须仰仗太原供给。但从太原东出井陉的道路狭窄险阻，运输粮草难度很大，而且太原在王承业“军政不修”的折腾后，能不能立刻有效支援前线，也是一个问题。针对唐军的特征，史思明选择将部队驻扎在靠近李光弼部的地方，距离李光弼驻地往往不过二三十里，可谓贴身盯防。李光弼部无论是主力还是分遣队，只要一出动，史思明就派兵出击，逼退对方。如果李光弼在常山死守，史思明就驻扎在附近的九门。我们可以通过地图来直观感受下史思明部贴李光弼部有多紧，唐军的运输线路有多难。

从图上可以看出，史思明的驻地九门和常山很近，可谓贴身盯防。

双方在作战过程中充满了盯防和反盯防的战场微操作，需要的是双方指挥官的高超指挥，考验的是双方基层部队单元的作战能力。由于现在留下来的史料都来自唐军的战报，燕军已经彻底失去了话语权，所以我们通常看到的对常山战役的描述，就是唐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但我们如果再仔细推敲史书记载的李光弼的各类胜利，会发现许多时候他只是在细节上略占上风，后来的一些记载甚至都很难称得上胜利。《资治通鉴》《新唐书》记载的常山之战应该传抄自唐军的原始战报，其中写到史思明一次就能出动2万多骑兵，几乎是安禄山反叛时叛军所有骑兵的总数！这显然沿袭了唐军战报故意夸大的风格，实际情况大约是李光弼依托常山城击退了过于逼近的叛军先锋骑兵。史书又记载李光弼击退这次骑兵突袭后得到情报，通过一次伏击成功截杀5000名叛军，这大约是李光弼成功伏击了一支叛军工兵队，斩杀数百人之后按照旧时惯例，在报捷时大幅夸大杀敌数[参见《三国志》卷11《国渊传》记载：“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中华书局，2011年。）该记载表明古代发布战报的惯例，很多时候是把斩首俘获数量乘以十。李光弼宣称连续胜利的记载见《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二月”条。]。无论战报写得多么天花乱坠，可以确定的是，李光弼和史思明的军队规模都不算大，堪称嫡系精锐的部队不过各有5000人，双方的核心力量也都没有遭到重大损失。

《资治通鉴》随后记载了李光弼独自在河北取得的最后一次大胜。由于骑兵缺少草料，李光弼部奇袭一个叫石邑的小城抢回了草料，紧盯他的蔡希德部跟进攻打石邑，却晚了一步。有趣的是，《资治通鉴》在记录了这次大胜后，紧接着下一句话所描述的画面，却可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仪！”[参见《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三月”条。其中写道：“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张奉璋拒却之。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仪，子仪引兵自并陉出。”]仔细分析这类战报，在这场近距离的盯防与反盯防较量中，李光弼部实际上逐渐落了下风。毕竟，以基层小单元的战斗力而言，燕军史思明部明显更强。

常山之战以李光弼部无力打开局面、面临补给断绝，最终被迫求助于郭子仪而告终。唐帝国此时也改变了战略，认为不应该把朔方军主力锁死在大同军这颗死子上，而是应该让郭子仪部彻底放开手脚，歼灭河北叛军野战主力，把全局盘活。

天宝十五载四月，经过近两个月的缠斗，唐军李光弼部始终无力摆脱燕军史思明部的贴身纠缠。郭子仪随即暂解云中之围，率领蕃汉步骑2万，东出井陉驰援[此处取《旧唐书》卷200《史思明传》中的数据：“四月，朔方节度郭子仪以朔方蕃、汉二万人自土门而至常山。”《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四月”条则记载：“壬辰，至常山，与光弼合，蕃、汉步骑共十余万。”这是一个过于浮夸的数字，很可能把唐军到河北后的宣传文书上的数字当成了唐军实际的人数。即使把周边义军加上，唐军也没有这个数。反而是燕军五万人左右估计比较可信。下文将仔细分析双方实际兵力和构成。]。郭子仪主力东进到河北战场后，唐军在河北的朔方军精兵已经达到2.5万人，相比史思明的5000名燕军精锐，唐军在精锐部队的数量上已经居于绝对优势，可以轻松在决战中全歼燕军。驻扎在九门的史思明部无法再延续之前的战术，只能选择立即撤退。

摆在史思明面前的撤退线路有两条。第一条是往北撤往范阳老巢，这里随时能拿出数万兵力支援。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史思明部就和南边洛阳附近的安禄山部燕军主力完全隔绝了，燕军会被彻底分割成两块，将处于绝对的被动之中。南边的燕军再想要北上救援，就必须通过唐军重兵把守的地盘，会随时遭遇截击。因此，史思明部决定选择第二条路线，从常山战场南撤，尽快和来自洛阳的援军会师，尽可能在手边保持一支大规模的主力部队。为此，史思明部兵分两路，副将蔡希德率领少量骑兵快速往邯郸方向撤退，以尽快接应洛阳方向北上的援军，而史思明则亲率大部分主力南撤到距离唐军主力只有80里的赵县，试图在此迟滞阻截唐军的追击，确保蔡希德部的安全。

唐军当然要利用暂时的兵力优势，在燕军合流之前寻机歼灭燕军的有生力量。但燕军史思明部利用所部高机动性和高战斗力，最终摆脱了郭子仪部的追击，成功与洛阳方向的2万援军会合，之后一起北撤到了博陵（今保定）。

前文提到，河北地区南部基本已反正重归大唐怀抱。但是以博陵为界，河北北部地区反唐的意志却相当坚定。如安禄山的恩主、前范阳节度使张守珪的儿子张献诚，也坚定地参与了叛乱。当初张守珪在河北因为唐玄宗的猜忌被废黜，随后很快郁郁而终。张守珪的老部下安禄山却平稳完整地继承了他的军政遗产。张守珪遍布范阳镇的班底一直还在，所以张献诚在河北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实力派。在河北南部一片混乱的时候，河北北部却在张献诚的组织下，保持了高度的稳定和对“大燕国”的有力支持。在叛乱最困难的这段时间，张献诚控制下的河北北部不但继续为燕军提供充足的物资，还能提供地方民兵，为大军补充人员。[“大燕国”败亡、安史之乱以失败告终后，参与叛乱的那些军阀多数都选择躲在河北，关起门来进行藩镇割据。而张献诚却在叛乱失败后、一直活跃在长安朝廷周边的政治舞台上，最后基本以反正名臣的形象被写人史书。《旧唐书》卷122《张献诚传》对他的盖棺论定曰：“史臣曰：三献军谋臣节、克绍家风……赞曰：张、路、曲、崔、樊、杨、李、裴，守忠臣之道，皆贤帅之才。”]

燕军史思明部在博陵一带一共得到了洛阳方向2万援军，加上老巢范阳的牛廷玠在极度困难下支援的1万部队，以及张献诚组织的万余地方民兵，加上他回河北的初始兵力，此时他麾下的燕军人数大约有5万，其中精锐大约有3万人，足以与唐军正面决战了。史思明部在博陵集结前后，唐军郭子仪部也在常山一带完成了集结。郭子仪部有2.5万名精锐朔方军，再加上河北各地的反正义军，作战部队大约有4万出头。燕军的总兵力和可以依靠的精锐部队都比唐军多几千[《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五月”条对燕军人数的记载还是很可信的：“蔡希德至洛阳，安禄山复使将步骑二万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延玠发范阳等郡兵万余人助思明，合五万余人，而同罗、曳落河居五分之一。”讽刺的是，其对唐军人数采用了不算民兵就有十万人的夸大说法，反而极大降低了郭子仪这次辉煌胜利的含金量。]。眼下双方可谓旗鼓相当，一决雌雄进而决定唐燕两个政权对河北地区控制权的决定性战役即将爆发。

决战之前，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互相试探与遭遇作战。按照唐帝国的战报，唐军在郭子仪东出后，立即就在九门、赵县大败燕军。史思明接到援军回博陵后，唐军又先后在行唐、沙河一带连续击败燕军[参见《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但这里进行的只是一系列的接触战，这类接触战的结果应当是双方各有胜负。只不过后来叛乱失败，唐军的战报流传下来成了主要原始史料，燕军的战报则荡然无存，于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就只有唐军的节节胜利了。[后文涉及的一些战例表明，燕军战报的夸大程度不输于唐军。]

这样的现象在历史记载中是常态，尤其是在中原王朝与周边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或政权的战争中，后者在很长时间内完全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体系，更谈不上话语权了。于是我们经常会读到中原王朝的军队总是十战九胜，尤其是各类接触战，往往百战百胜。但是随后却总是在关键时刻，因为主帅突然莫名其妙犯了大错，或者皇帝介入胡乱指挥，于是会在一次大战中惨败，随后便只好又重新来过，继续在新一轮的对决中连战连胜。唐帝国对于安史之乱的记录也是如此，随着“大燕国”的垮台，甚至高秀岩、张献诚这样的叛军核心大头目在自己的传记、墓志铭里都是一副身在燕营心在唐的架势。如果不说明传主的身份和事迹，乍一看这些资料，恍惚间还会以为写的是郭子仪。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全面否定战报的真实性，但如果只看这种单方面的战报宣传，就没办法还原战役的全貌，更没办法领略到战役真正的紧张与精彩之处，以及郭子仪这种顶尖名将在战场上的风范。

还原古代的战役，我们既要看单方面的战报堆积，也要看作战双方的整体战场态势。比如现在的河北战场，尽管燕军史思明部一直都在失利，但是我们单从战报也能明显看出，史思明部大部分时候是处于攻势。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燕军的战报，史思明部也必然是节节胜利。结合现有史料综合推测，更接近真实前线场景的情况大约是双方在决战前的接触战中实际各有胜负，史思明部因为人数略占优势而处于攻势，但唐军也守得滴水不漏，让史思明无法施展。但是真正能决定双方胜败的，还是最后的决战。

正当唐军和燕军在常山与博陵之间展开一系列攻防战，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时，燕军后方又出现了大问题。

前文说到，范阳镇是安禄山经营已久的巢穴，又有张献诚这样的实力派坐镇，即使留守的贾循有意反正也难以操作，范阳的反正最终随着贾循被杀而失败。但是平卢镇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安禄山本来能掌握的也只有平卢节度使驻地营州城里一部分的军队，他发起叛乱时几乎把可靠的部队全部拉走了。留守这里的吕知诲甚至并没有公开和唐廷决裂，而是选择当骑墙派，唐廷也把平卢节度使的头衔给了他以示拉拢。直到叛军迅速占领洛阳等河南地区并建立燕国，河北的反正运动也陷入低潮时，他才挂起了燕国旗帜，并且根据安禄山的授意，在四月杀害了高仙芝的昔日上司、被贬在此的夫蒙灵察[参见《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四月”条：“安禄山使平卢节度使吕知诲诱安东副大都护马灵察，杀之。”马灵察即夫蒙灵察，许多年前他就是安西节度使，现在是平卢节度使下的安东副都护，自然是降级任用。]。然而平卢镇将领刘客奴随后就起兵诛杀了吕知诲，重新挂起了唐帝国的旗帜，并且动员起平卢镇的一万步骑兵，准备向范阳进军。这对叛军来说是很致命的，只要平卢军越过了长城一线，就将威胁到叛军的老巢范阳。而且平卢军身处和契丹人、奚人作战的最前线，兵员素质极高，而范阳的大批精兵却在不久前南下支援史思明了。范阳先是发生了贾循反正未遂，随后又面临平卢军从背后的进攻，后方的不稳定，让还在和郭子仪对峙的燕军史思明部事实上失去了选择权，被迫主动寻求决战。

古代许多名将也会硬着头皮去打一些明显处于劣势的仗，后人读史时常对此感到奇怪，但这更多是一种后见之明。从战役指挥角度来看，即便是极度平庸的将领都知道攻难守易的道理，把部队部署在坚固的城池或工事里防守然后寻机反击，战事自然会轻松很多。即使找不到反击的机会，只要守住了就能处于不败之地，总比贸然去进攻来得稳。唐帝国建国时，李世民最擅长的就是防守反击，每次都是守到对手露出破绽，然后雷霆一击取得完胜。但军事上的事情永远是知易行难，难道被李世民用同一套路相继击败的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等人不知道防守反击的战术好用？李世民每次对局都能找到合适的战场施展他的防守反击策略，让他的对手处于被迫进攻状态，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军事造诣。这次对决的双方本来堪称均势，而现在如果史思明继续拖延下去，等范阳城破，平卢军再南下夹击丢失老巢的河北燕军，那么他只有全军覆没一个结果。

所以现在史思明部只能主动出击，寻找郭子仪部迅速进行决定性会战，以期在重创唐军后回头解决后方威胁。燕军的求战心切，让郭子仪掌握了主动，现在他对决战的具体时间和战场有了极大的选择权。作为一名优秀的统帅和战场指挥官，郭子仪完美利用了燕军的窘境，通过高超的部署，最大限度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

郭子仪深知，燕军无论精锐主力还是总兵力都略占上风，但是心态上却急于求战。于是郭子仪对症下药，史思明越想决战，他就越是拖延，让史思明和燕军将士逐渐在心理上陷入不安。同时，郭子仪在拖延中寻找合适的战场，尽量通过阵地战抵消燕军的骑兵优势。从这一战开始，郭子仪领导的朔方军深得李世民作战的精髓，善用地形构造和应用工事，随后展开防守反击，表现出了极为高超的作战能力。郭子仪施展反复疲敌的战术，诱导燕军出击。而燕军出击时，唐军要么依托城池，要么就地深沟高垒，总能依靠坚固的工事防守住对方的猛攻。等燕军猛攻无效，想要撤回休整时，唐军就立即追上去猛烈反击。燕军无法施展骑兵优势，完全丧失了之前的气势。经过反复几轮的有限接触作战之后，燕军的节奏逐步落入了郭子仪的调动和掌控之中，从上到下都心浮气躁、士气低落。郭子仪意识到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恒阳军（今河北曲阳）的嘉山摆开阵势，与史思明的燕军主力展开了决战。

我们结合战场示意图，解读一下郭子仪为何选择在嘉山与燕军主力决战。嘉山紧邻史思明部的驻地博陵，紧挨着太行山东麓，海拔500米左右，相当于雄伟的太行山边上的一个小土包。这座小山方圆十来里，既不高，也不大，却是太行山往东一马平川的河北平原上难得的制高点。嘉山往东大约六七里，就是宽阔的唐河，而唐军驻守在嘉山南麓的恒阳军城。恒阳军北边和西边都是太行山余脉，是唐军天然的掩护工事。史思明部要进攻，能选择的方向只剩下渡过唐河自东向西。可是嘉山这座小山严重限制了燕军骑兵的展开，抵消了燕军的主要优势。唐军驻扎在城中和山上，随时可以突击燕军侧背。燕军一旦失利想撤退时，又必须渡过身后的唐河，无论进退都极为不便。

郭子仪在恒阳军附近深沟高垒，依托坚固的防线和工事持续消耗燕军，燕军的进攻很难对唐军构成实质威胁。相反燕军却只能在野外平原建立简陋的临时工事，防御能力相对薄弱。郭子仪所部朔方军精锐继续坚决执行既定的防守反击战术，一方面依托城池和工事固守，一方面利用嘉山的有利地形，从侧后方向日夜不停进行反突击，骚扰和疲敝燕军。

在这样的相持下，一筹莫展的燕军进退两难，逐渐变得疲惫不堪，士气极度低落。眼见时机成熟，天宝十五载五月二十九，郭子仪指挥唐军全线猛烈出击，早已成了强弩之末的燕军陷入大溃败。按照唐军战报的记载，史思明本人一度坠马，披头散发，丢弃军靴光着脚一路逃回博陵城内。

嘉山会战中，唐军主帅郭子仪展现了超凡的军事素养。他制定了清晰的战略目标，准确选择了适合自己发挥的主战场，战术执行能力高超，一举重创河北燕军主力。嘉山之战是安禄山叛乱之后半年多时间内，唐军对叛军所取得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这次胜利彻底切断了河北范阳叛军巢穴与河南洛阳方向安禄山本部的联络，使燕国控制区被一分为二，陷入极度被动。

此役燕军伤亡惨重，关于其具体伤亡数字有许多版本，大部分数据都是斩首4万，俘房繳获数据不一[《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记载为“一战败之，斩馘四万级，生擒五千人，获马五千匹”；《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写道：“斩首四万级，获人马万计”；《资治通鉴》卷215“至德元载五月”条曰：“斩首四万级，捕虏千余。”]。郭子仪的胜利然辉煌，但斩首数据大约来自唐军原始战报，颇有水分。燕军总共5万人左右，斩首4万加上俘虏人数就是被彻底全歼了。而实际上，虽然燕军遭到惨败，但是史思明所部核心精锐损失并不大，大约是因为骑兵比例大，一旦战局不利逃跑较快。战后，史思明部还能继续坚守博陵，并在不久后与平卢军主力展开大战。纪传体历史的一大特点就是传主事迹里通常只写好事，而且往往倾向选取的材料多为溢美之词，对郭子仪的战绩有所夸大也可以理解。好在我们找到了一个更为可信的来源，《旧唐书·李光弼传》中提到此战中唐军的战绩是“斩首万计，生擒四千”[参见《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一般史书中记载杀敌数超过两万都直接写实数，“万计”就是一万到两万之间。]。李光弼在此战中是配角，这里的记录反而更为可信。也就是说，叛军被斩杀1万多人，生擒4000到5000人，加上其他损失，总伤亡应该超过了2万人，大约损失了总兵力的一半。在被消灭了这么多机动兵力之后，史思明部在郭子仪的朔方军面前完全落在了下风，被迫龟缩在博陵和范阳之间的狭窄地带，还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困境。

身在洛阳的安禄山，在河北反正之后境地一直很尴尬。虽然南下时带了十几万大军，但是他现在要应对的是1500多里的漫长战线，安禄山怎么算都觉得手里的兵力不够。在嘉山决战之前，李光弼、郭子仪和史思明相继对峙那段日子里，河北局面可谓一片混乱。但是安禄山最早只给了史思明5000名精锐。直到郭子仪亲率朔方军主力进入河北，安禄山才硬着头皮又派出2万精兵过去增援。

唐帝国现在在潼关一线集结了8万到10万从西北边镇调回的精锐。面对近在咫尺的强大敌人，燕军在陕郡和洛阳一带的占领区至少也得驻扎5万人的精锐，不然这么强大的敌人一旦出关东进，“大燕国”在河南不得人心的占领很快会被终结。从灵昌往南，陈留、荥阳这一系列占领区，也都得派兵驻扎。扣掉这些后安禄山手头可以调配的机动兵力不过6万到7万人。所以，安禄山派遣2万人去河北战场支援史思明，已经是拼命腾挪之下的结果了。即使安禄山愿意豪赌一把，把所有的机动兵力全部派回河北，试图全歼郭子仪部，郭子仪也可以回到山西死守，利用地形的优势随时择机再次东出。而安禄山这些机动部队，即使全部进攻山西都略显不足。

安禄山当然可以在河南占领区招募新兵。但现在燕军遭受重创，就算强征新征服区域的百姓来充军，这样的兵安禄山也不敢用。如果不能扭转战略上的危局，被拉来的新兵只会徒然损害士气，还有可能在河南地方实力派的撺掇下学习河北来个集体反正。事实上，吴王李祗为代表的反抗军，已经在灵昌、陈留等地附近开始活跃，开辟了敌后战场。燕国不想继续被动挨打，就必须主动出击，继续保持进攻。只有继续获得对唐军的胜利，安禄山这个看上去更像草台班子的“大燕国”才能让更倾向唐帝国的大多数人民产生敬畏感。

此时最有战略意义的莫过于唐帝国的首都长安，但已经有十几万唐军在潼关坚守，其中大部分都是精锐的西北边军，燕军在河南能集中的所有机动部队可能还比不上潼关守军总数。虽然燕军掌握了至关重要的陕郡，但从陕郡到潼关这一段道路极度艰难，后勤也是个大问题，跨过这段道路再去进攻固若金汤的潼关就更难了。进军山西控制河东镇也是个目标，但是现在这里有着精锐的朔方军与河东军守卫，燕军这点兵力想克服地形劣势攻占山西也难以实现。关中打不进去，山西不好打，那就只有向南了。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下，燕国选择向南阳方向开辟第三战场。天宝十五载四月，燕军和唐军在潼关一线陷入僵持，河北战场在郭子仪率兵东出后，史思明已经捉襟见肘，安禄山又派出大将武令珣、毕思琛率领2万精兵，进攻南阳。燕军在洛阳一线有5万以上的士兵，又相继往河北调回了2.5万人应付郭子仪，黄河沿线广阔的占领区到处都需要部队驻守。现在这2万精兵大约占了安禄山手头机动部队的半数，他这次下了血本，近乎孤注一掷了。

南阳盆地在洛阳南边，东西南北几乎都被山区和大河包围，只有东北方向的叶县有一道口子，要想从开封、郑州一带下南阳，这里是必经之地。唐帝国原先的漕运线路随着河南的沦陷已经中断，江南的铜钱、布帛等物资，现在通过长江—汉江一线，然后从汉中经蜀道进入关中。而叛军此次南下的目的，就是经南阳占领襄阳，切断这一运输线。如果能完成这个战略目标，那么就像唐帝国把范阳的叛军老巢分割成两块一样，燕军也能把位于关中的长安朝廷和东南富庶地区完全分割开来。当然，唐帝国也预判到了南阳是燕军最有可能进攻的地方。因此，在燕军还没有行动时，唐军就从岭南、黔中和襄阳等地调集了5万部队，由鲁炅率领驻扎在叶县。当燕军武令珣、毕思琛部来犯的时候，唐军又一次面临选择，是和燕军进行野战，还是依托城池与地形固守？

守卫南阳的唐军基本来自遥远的南方，今日的广东、贵州和湖北。虽然名义上有5万之众，但是这些部队是否准时从本来的驻地赶到了南阳都不好说[参见《旧唐书》卷114《鲁灵传》：“时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襄阳节度使徐浩未至，其子弟半在军。”这几名节度使本人都没到，他们参军的家属到了一半，那么他们的五万兵力很可能只到位了一部分。]。就算人数上满员，这些长期远离战场的民兵级部队，战斗力和燕军的差距非常大。唐军的指挥官自然不愿也不敢与燕军展开野战，而是选择固守。

固守也有两种战术可选，其一凭借叶县的城池死守，其二依托山川河流形成的有利地形，就像郭子仪利用嘉山抵消叛军骑兵的优势那样。叶县地区在中原分裂内战时往往沦为战场，刘秀击破新莽的昆阳之战、刘备在博望坡大败夏侯惇，都发生在这里。但在“大一统”的承平时代，叶县可谓远离兵戈，其城池设计完全没有考虑军事功能。而且叶县只是一座县城，规模很小，几万二三流部队挤进去，与敌接战时就发挥不出人数上的优势。此外，叶县不像洛阳那样有仓储基地功能，没有囤积物资粮草的国库。这么多人一旦被对方围在城里，很快就会断粮。唐军指挥官鲁炅反复斟酌之后，还是选择了依托周边的山川地形来组织防线，沿滍水（今沙河）南岸布阵，与燕军隔河对峙。

滍水是淮河支流的支流，由西向东流经叶县东北方向。在双方对峙的四月，滍水已经开始进入涨水季，水流比较深，依靠船只才能渡河。燕军要达成攻占南阳的战略目的，必须经过叶县，要经过叶县就得先渡过滍水。唐军鲁炅部选择沿着滍水南岸修筑营寨，四面深挖壕沟，打算通过坚固的工事与河流来同燕军对峙。

这样的战场布置和战术，其实和郭子仪在河北对付史思明部的思路是一致的。其优点是正面很难突破，缺点则是缺乏机动性，进攻的主动权在燕军手里。为了攻破唐军阵地，燕军充分利用了当地四五月春夏之交常刮的西北季风。燕军向西边滍水上游行进，绕开唐军的正面阵地之后渡河。燕军渡河之后，在唐军阵地西北侧利用秸秆和其他可燃物大肆纵火，大火引起的浓烟被猛烈的西北季风大量吹向唐军阵营。唐军本来就是乌合之众，此时陷入混乱，被迫四散奔逃。燕军随后发起猛攻，唐军大败，叶县失陷，燕军于五月初进围南阳。

滍水之战中，燕军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巧妙施展了火攻战术，收获一场大胜。同样是防守反击，为什么郭子仪能大获成功，鲁炅却遭到惨败？防守反击，顾名思义，防守与反击缺一不可。郭子仪之所以能够守得史思明完全无法施展，恰恰在于其多次组织有力的反突击，每当燕军攻势受阻萌生退意，战力大减时，郭子仪都把握时机，发动猛烈反击。而鲁炅所部的战斗力与朔方军完全无法相比，其本人的指挥能力也与郭子仪相差甚远，根本无法组织起对燕军的有效反击，燕军因此可以从容地大范围调动军队，使得唐军陷入彻底的被动之中。

唐军在滍水之战中损失惨重，被迫撤退回南阳。随后南阳被燕军四面围困。然而南阳城是一座大城，城防高大坚固，城中物资储备丰富，唐廷又先后从关中方向和南边的襄阳方向组织了援军。燕军虽然取得了一次战术大捷，却长时间无法攻克南阳，顿兵于坚城之下，开辟南线战场的规划陷入僵局，战略上并没能获得突破。

至此，燕军在洛阳、河北和南线战场全部陷入僵局，十几万大军在各个战场上基本被牵制住，已经没有多少机动部队可用。看起来，安禄山和他的“大燕国”已经摇摇欲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