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介绍安禄山反唐后发生的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战役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盘点一下他能发动的兵力。

安禄山名义上是三大镇节度使，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势力范围真的遍及这三镇。安禄山的核心兵力主要来自范阳镇，也就是河北地区，这里是玄宗把军事中心转向西部后最大的利益受损方，民间也有着巨大的离心力。唐玄宗之所以让安禄山一人兼领三镇，一方面是为了制衡那些和太子走得更近、渊源更深的西北边镇节度使，另一方面是对契丹、奚等边境部族作战的需要。在战时，往往需要多个边镇一同参战，设置一个有绝对权力的指挥官，可以避免打起仗来各自为战，影响全局。但是在非战时，每个军镇有各自的组织架构和领军将领，大部分部队并不会听从安禄山的指挥。

我们来看看另外两个军镇的情况。位于辽宁的平卢镇是安禄山正式扯旗叛乱之前唐帝国的两大边境主战场之一。随着后突厥汗国分崩瓦解，契丹跃升为唐帝国的第二大外敌，而平卢镇是和契丹交战的最前线，重要性仅次于与吐蕃作战的甘肃青海战场。天宝十载（751），安禄山率领三镇军队6万人攻打契丹，但是在土护真水战役中被契丹人击败。卢龙镇的军队编制有3万多人，而实际上这些部队鱼龙混杂，其中既有来自内地守边的汉军，又有投靠了唐帝国的契丹和奚族部落，还有已经灭亡近一个世纪的高句丽国遗民后代们。除此之外，营州还有许多突厥人或者突厥化的粟特人，安禄山的出身也是“营州杂胡”，当代学者一般把他视为突厥化的粟特人[参见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叛乱基础》，见《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74—282页。]。这些外族部落和军队基本都有自己的独立编制和领地，各自为政[关于营州的军事设置详情，参见宋卿：《唐代营州军事设置探究》，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安禄山真正能掌握的，主要是平卢镇营州城里的一部分军队，包括之前他统一收编训练的契丹人和奚人[跟随安禄山南下的平卢镇将领中最有名的是史思明和田承嗣。]。即使营州城也非安禄山所能完全控制，随着安禄山把大部分营州的嫡系都抽调一并南下，他很快会失去对平卢镇的控制权。

位于山西的河东镇隶属于安禄山的时间很短，只有最北边大同军的高秀岩算是安禄山的自己人。实际控制河东镇首府太原进而掌握了河东镇其他要地的，是杨国忠的亲信杨光翙。杨国忠和安禄山堪称死敌，杨国忠数次向玄宗皇帝提议杀掉或者废黜安禄山，而安禄山起兵时对外打出冠冕堂皇的“清君侧”旗号，即意谓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杨国忠。既然如此，杨国忠自然不会让安禄山染指大同之外河东镇任何要地，安禄山在筹划起兵后的战略时，也视大同之外的河东镇为敌境，而不是自己的控制区。

安禄山一共担任范阳节度使14年，他的核心部队都来自范阳镇，这里的编制内共有9.14万士兵、6500匹战马。安禄山在河东镇所能控制的只有高秀岩所辖大同军一处，可以调动的唐军共有2.02万士兵、9300匹战马。平卢镇的编制内共有士兵3.75万人、5500匹战马，其中营州城内大约有1.6万人[关于各地唐军的编制和兵数，参见《旧唐书》卷38《地理一》。其中高秀岩能控制的兵力包含河东节度使下属大同军、云中守捉与横野军三处。]。安禄山在平卢镇能控制的唐军，主要是营州城中军队的一部分，以及之前内附的部分契丹和奚人骑兵。他在平卢镇能实际带着南下的正规唐军总数，不会超过1.5万人。因此，安禄山理论上可以控制的正规军兵力大约在12.5到13万之间，战马2万匹出头。扣掉各地的留守部队后，机动兵力不过10万人。《安禄山事迹》因此记载其南下时马步兵共有10万人。[参见姚汝能编著：《安禄山事迹》卷3：“禄山起兵反……马步相兼十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不过《旧唐书·地理志》所统计的兵力编制中，并不包括后突厥汗国崩溃后投向安禄山的那些突厥和铁勒部落贵族控制下的部众，以及之前并未内附的契丹、奚等部落。《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提及叛军兵力时的口径惊人一致：15万。《旧唐书·安禄山传》对安禄山起兵兵力的记载：“十一月，反于范阳……以诸蕃马步十五万……”。《新唐书》记载则为：“冬十一月，反范阳……兵凡十五万，号二十万，师行日六十里。”《资治通鉴》也宣称：“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这里很明显算入了编制外的大批蕃兵。对照这些记载来看，安禄山大约能调动12万到13万唐军和数万蕃兵，总兵力近20万。除了留守部队外，与他一同南下的共有15万大军。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简单谈一下天宝末年的两次战事：安禄山与契丹的战争，杨国忠与南诏的战争，这两战与安史之乱爆发时双方的力量对比密切相关。由于安禄山、杨国忠都是负面人物，《通典》作者杜佑又非常厌恶天宝后期对外扩张的战事，喜欢夸大战事损失，这就导致越往后的时代，对这两次战役的描绘越背离真相。前一场战争最终被叙述成安禄山的6万大军全军覆没，后一场战争则被讲述成杨国忠断送唐朝10万甚至20万精兵。

对于安禄山征伐契丹的战役，《新唐书》《旧唐书》的《契丹传》记录得非常明白，双方互有胜负。安禄山数万大军的攻势的确遭到了一次大败，但死亡人数是数千人，远未及覆灭。两年之后，这批契丹人选择了降附，不排除是安禄山重新取得了一定胜利。安禄山这样的叛贼在边境上的胜利被史官忽略，也是可以理解的[《旧唐书》卷199《契丹传》：“（天宝十载）八月，以幽州、云中、平卢之众数万人，就潢水南契丹衙与之战，禄山大败而还，死者数千人。至十二年，又降附。”《新唐书》卷219《契丹传》也记载：“禄山败，死者数千。”两处都明确指出此战唐军死者数千。]。但是到《通鉴》编纂时，就采信了《通典》等夸大的数据，安禄山的6万大军（一说10万）也就被写成了全军覆没。

唐帝国与南诏的战争更是被描绘成空前的惨败：天宝十载鲜于仲通征伐南诏损兵大半，随后在杨国忠帮助下讳败为胜，反而升任京兆尹。不久后朝廷又派李宓出征，这次唐军败得更惨，几乎全军覆没，但是杨国忠又一次只手遮天掩盖了惨败实情。唐军两次兵败共损失10多万甚至20万人，直接导致安史之乱时军队的无力。然而上述说法，恐怕更多是杨国忠一系覆灭后政敌泼的脏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辖下一共3万军队，还得分出大批留守部队驻扎四川，能带去讨伐南诏的不过1万到2万，后世却流传成7万大军全军覆没，鲜于仲通仅以身免。鲜于仲通回到长安担任京兆尹后，杜甫曾为他作诗《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将其比作西汉著名京兆尹张敞。鲜于仲通去世后，颜真卿亲自为他作神道碑。杜甫与颜真卿都是极为正直、政治操守无可挑剔的名臣，如果鲜于仲通真的靠阿附杨国忠讳败冒功，这两人岂会在他生前身后对他高度肯定？鲜于仲通受到后世丑化，大约与他曾经代表杨国忠跟南诏作战有关。讽刺的是，他担任京兆尹后不久，却因为与杨国忠政见不合被贬谪。

而在后世说法中战败身死的李宓，著名诗人高适曾给他写过一首《李云南征蛮诗》，称赞其英雄气概。诗的序言提到李宓经历了数万里长征，最后凯旋回到长安，受到了玄宗接见[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序：“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李公效节。适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参见高适：《高常侍集（一函二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清初影宋抄本。）]。除此之外，史书也有唐军在云南击破吐蕃、南诏联军，俘获数千人，并精选酋长、精壮1000人献俘长安的记载[参见《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一载六月”条。]。李宓在这次凯旋长安后是否再度赶赴前线，最后结局是在前线病死、战死还是其他，我们无法确定，但从与李宓一起担任对南诏战事主帅的将军何履光的经历看，所谓唐军全军覆没的记录显然是夸大的。何履光是禁军的左武卫大将军，此战指挥的却非长安的禁军，而是岭南的地方部队[参见《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五月”条：“以左武卫大将军何履光将岭南五府兵击南诏。”]。何履光在后来唐肃宗至德年间曾任岭南节度使，可见他此次作战颇为成功。即使在杨国忠已倒台的唐肃宗年间，何履光在南诏的功勋依旧受到了官方的肯定。

从这些更原始的记载与细节，以及后来南诏急于同唐帝国修好的情况推测，双方战事更可能是陷入了僵局。唐军在初期战事顺利，但深入敌境后补给困难、传染病流行，加上吐蕃直接派兵支援，无法取得更多突破，损失也必然会很大，尤其是非战斗人员减员严重。从李宓、何履光两人的身份履历看，唐帝国参战和受损的主要还是剑南、岭南两个节度使辖区的地方部队，以及部分新征发的民夫。再从唐帝国当时主要将领的履历和稍晚安史之乱时各地的兵力分布看，唐帝国无论是朔方、河西、陇右等精锐边军，还是长安的中央禁军，建制都相当完整，并没有参与此次对南诏的战事。所以，天宝后期安禄山对契丹的战争和唐帝国对南诏的战争，唐廷没有达成既定目标且蒙受了不小损失，但其失败的严重程度在后世史料中言过其辞。唐廷对南诏的战事并没有让唐军的精锐力量受损，安禄山起兵时实力也没因为征伐契丹受挫而遭到削弱。这两次战事对于接下来安禄山叛乱中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和战局的发展并没有实质性影响。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帝国被迫调走边境驻军，南诏才开始攻城略池。

正式起兵反唐之后的安禄山，面临着战略方向的选择。是先向西攻拔山西地区的河东镇争夺地利，还是先向南进攻富庶的河南地区，实现以战养战并切断唐帝国的漕运线？

从地图上看，山西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河东镇，这里无论对关中地区、河北地区还是河南地区都占有地利。在西面，黄河在河套地区时自西向东流动，随后流向转而向南。山西和陕西天然以黄河为界，所以山西才会在古代长期被称为“河东”。河东和关中的这一段边界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其中北段为晋陕大峡谷，这段边界起自内蒙，南至禹门（龙门）地区。这一段黄河两边都是高山，在农业社会受限于技术条件无法大量运输物资，也无法大批通行军队，军事价值不大。龙门往南直到蒲坂这一段的黄河，两岸地势平坦，西面是关中平原，东面则是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历史上无论是关中政权东出，还是关东政权西向入关，都经常会抢夺对于这段黄河的控制权。战国初期魏国控制这里后，一度把秦国打得苦不堪言。三国时期曹操和马超、韩遂等联军对峙，受困于潼关，正是派徐晃向北绕行渡过蒲坂之后占据了主动。甚至李唐建国时，李渊也是渡过这段黄河进入关中的。

山西在东边和南边都坐拥太行山的地利。太行山是山西与河南、河北的分界线，而山西偏偏位于其中地势较高的一面。只要控制了太行山之间的关隘，山西地区对河北、河南都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山西南部有轵关陉、太行陉和白陉三条道路直达河南北部，而在山西东部则有滏口陉、井陉、飞狐陉和蒲阴陉四条关隘通往河北。由于地形上的优势，山西地区在进攻河南、河北时都可以居高临下，占据主动，而在防御时却能反过来利用地势据险而守。无论是对河北还是河南进行攻守，山西地区都有着多条路线可以选择。

山西对河北、河南都有着太行山的地利，西南方向从蒲州的蒲坂渡过黄河就进入了关中。 安禄山虽然名义上是河东节度使，但他并不实际控制这里。如果想控制河东镇，就必须投入大军进行征服。在安禄山正式确定战略方案和主要进军方向前，他麾下以何千年为代表的部分将官曾经提出过向西经略，以攻占山西为第一目标的战略，这个战略构思的主要作战思路为：大军从安禄山在河东镇唯一能控制的要地大同出发，兵分四路。北路军3万西向进攻朔方，也就是河套地区，牵制朔方军队主力。中路两支军队南下，先攻取太原地区，再兵分两路：西路李归仁、张通儒偏师1.5万人沿当年李渊的起兵路线，西进到蒲坂，做出渡河的架势威胁关中，牵制关中的唐军主力；而南路则由安禄山亲率叛军主力5万，出炽关从孟津的河阳大桥一带通过黄河，直取洛阳。另派蔡希德、贾循部2万人经营山东方向，威胁江淮地区。[参见《新唐书》卷225《安禄山传》。]

如果安禄山采纳了这个战略部署，叛军的主力部队首先要从河北平原爬坡进入大同，随后在处处崇山峻岭、险要关口的山西地区作战。叛军的优势主要在于骑兵，而道路崎岖、缺乏平原的山西地区却不利于发挥这一优势。在这样的地形下，安禄山的部队大概率会在山西陷入与唐军的拉锯之中。

更重要的是，采用何千年制定的优先攻下河东战略，意味着叛军的主要占领区在山西。山西虽然对关中、河南、河北都有着明显的地缘优势，但缺点也很明显。作为高地山区，这里大部分都是崎岖险峻的地形，只有少数珠状盆地，物资粮草都很匮乏。叛军主力如果选择西进，除了占领太原周边后可以获得部分物资，剩下的后勤都必须从范阳镇转运。相比之下，唐帝国拥有河南、山东、江淮等富庶的地区，后勤能力有压倒性优势。一旦战争进入比拼内力和经济的环节，叛军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既然如此，快速全取河北，随后以河南为第一进军方向，就成了叛军的最终选择。

安禄山起兵后最终采用的战略是沿太行山东麓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迅速南下，从灵昌渡口渡过黄河[参见郦道元：《水经注校证》卷5《河水》：“河水又东北，通谓之延津。石勒之袭刘曜，途出于此，以河冰泮，为神灵之助，号是处为灵昌津。”（中华书局，2007年。）]。过河后南下占领陈留，溯黄河西进直逼洛阳。这条进军线路，一方面意味着叛军可以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优势，在唐帝国从西北边境调兵回来之前，击败战斗力孱弱的地方驻军，以最快的速度占领河北、河南，通过当地物资实现就地补给。另一方面，这条路线可以切断唐帝国的漕运线，让长安朝廷无法继续从东南地区获得物资。当然，叛军选择南下而非西进，掌握着河东镇大部的唐军就可以从山西方向出击，有效地从各个方向进攻叛军，不但可以威胁叛军的后勤补给线，还有可能进一步完全切断南下叛军与范阳老巢的联系。

在安禄山看来，这种冒着后方被击破的代价，沿着华北平原南下黄河，先控制住富庶的河南，随后向西占领唐帝国两京的计划，可以实现以战养战。最终，安禄山做出了以下部署：范阳节度副使贾循率领一部分军队防守范阳镇，确保最重要的后方安全。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率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平卢镇，确保对平卢镇的控制。高秀岩防守大同。李钦凑领兵5000防守井陉东出口土门，颜杲卿防守常山，这两股部队一前一后，迟滞和抵御从太原方向东出井陉的唐军。

总的来说，安禄山选择对山西方向的河东镇采取守势，然后向南发起了闪电战。除了留守兵力之外，安禄山麾下所有机动兵力，均由安禄山亲自率领，15万大军倾巢而出，渔阳鼙鼓，动地而来，风驰电掣般南下，直奔黄河。安禄山南下后不久，他的河北老巢就基本断绝了对前线的人员补充。而在占领区补充的兵源，无论是军事素质、战斗意志还是政治可靠性，都很值得怀疑。因此，今后大约三四年间，正面战场的叛军主力，就是这第一批南下的军队。

安禄山于农历十一月初九起兵，长安朝廷十一月十五最终确认了安禄山已经叛乱的消息。由于古代落后的通信系统，长安朝廷最初并不了解安禄山具体的进军路线，自然也无法应对叛军的具体部署。唐玄宗和他的班子用尽各种方法收集情报，才在当月十八、十九左右坐实了叛军一路南下，此时已经逼近黄河岸边。

其间，安禄山利用信息传播的时间差，展开了一波漂亮的斩首行动加闪电战。叛军主力起兵之后，按照既定战略部署一路大举南下。但是安禄山并没有立即跟随大军一同出发，而是七八天后才赶赴博陵（今保定）。这是因为安禄山在等待太原方向的消息。安禄山并不打算到山西与唐军拼消耗，但河东镇的首府太原有着3万以上的唐军，而控制这里的是杨国忠的心腹杨光翙。一旦安禄山倾巢而出，太原这些部队肯定会向河北进攻，只要通过井陉关居高临下进入河北地界的常山郡（今石家庄），那么安禄山的地盘将会被分割成两半。为了迟滞山西方向唐军的东出，安禄山决定进行一次大胆而有决定性的斩首行动。

安禄山在正式起兵前夕，派出一支20人的精锐小分队前往太原，以献上弓箭手结交的名义拜谒杨光翙。虽然只有区区20人，这支队伍的豪华程度却让人瞠目结舌。行动总指挥是安禄山养子、奚族人安忠志[安忠志曾名张忠志，安禄山父子死后又改回本姓。]。何千年是安禄山军事团队中的主要参谋，也参与了这次行动，留下姓名的另一名带队者高邈事迹不详，但从记载推测也是和何千年一个级别和影响力的人物[关于这支特遣队的人数，《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记录：“禄山先遣将军何千年、高邈将奚骑二十，声言献射生手。”《新唐书》卷211《李宝臣传》曰：“禄山反，遁归，更为禄山假子，使将骁骑十八人，劫太原尹杨光翙，挟以出，追兵万余不敢逼。”安忠志指挥这十八骑兵负责具体劫持行动。而何千年、高邈则假装公干，使杨光翙降低戒备。]。杨光翙此时完全不知道安禄山已经起兵叛乱，还以为安禄山是作为河东节度使、自己名义上的上司来办理常规军务，因此毫无防备，结果当场被劫持。在太原数以万计的驻军反应过来之前，这20名堪称特种部队的精锐轻松冲出重围，带着杨光翙回到和安禄山事先约定好的博陵会合，并在此地当众将杨光翙斩首。这次斩首行动可谓极度大胆而有想象力，这20人表现出来的惊人行动力和战斗素养更是让人生畏。[《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对杨光翙被劫是另外一种说法：“禄山兵将指阙，使忠志领骁骑八千人入太原，劫太原尹杨光翙。忠志挟光翙出太原，万兵追之不敢近。”但是这种说法可能性很小。安禄山十一月初九叛乱，初十正式南下，同一天提前行动的特别行动队劫持了杨光翙。如果用8000骑兵突袭太原，一方面，安禄山需要提前很久动员并派出8000骑兵，意味着叛乱发起时间提前了，而且8000骑兵占其编制内骑兵四成，对安禄山来说过于奢侈。另一方面，这种未预先通报的大军团行动也会引起杨光翙的警觉。另外，如果真是8000骑兵强行入城劫持杨光翙，那么叛军完全可以顺势控制太原城了。故本书以《资治通鉴》和《新唐书》所述为准。]

通过这次千里奇袭的斩首行动，安禄山完成了对河东镇实际控制者杨光翙的定点清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如果杨光翙活着，他大概率会从太原第一时间出兵河北。而现在杨光翙被杀，河东镇主力军队顿失领导，长安朝廷得知消息后派出王承业继任。从杨光翙被劫持的消息传回长安，到朝廷派出新官走马上任，再到新任官员对河东镇的运作基本熟悉，这些额外的时间对于叛军来说是极为宝贵的。此外，杨光翙被杀后，王承业害怕重蹈覆辙，并不会第一时间出兵河北打击安禄山，加之朝廷猜忌安禄山曾经挂名节度使数年的河东镇存在不可靠分子，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影响河东镇发挥作用。事实上，王承业整个任期内都没能做出有效的部署，直到第二年初李光弼成为新任河东节度使，才对叛军做出有效应对。这样一来，太原方向对于叛军侧后的威胁就被延后了。

十一月十九日，安禄山确认对太原方向的斩首行动获得成功后，从博陵出发，带着主力从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迅速南下。十二月初二，安禄山大军抵达黄河岸边的灵昌。灵昌就是黄河上著名的延津渡口，东汉末年曹操、袁绍交战的重要战场。后来十六国初期石勒和刘曜决战时，石勒带兵南下，通过延津渡时发现这里结上了厚厚的冰，自己的军队经冰面轻松渡过黄河。他在击败刘曜统一北方后，下令把这里改名为灵昌，以感谢神灵的相助。这个地名一直沿用到唐朝，这里的神灵似乎特别喜欢保佑来自河北的部队，安禄山到达灵昌的当夜，黄河再度结冰。十二月初三，安禄山主力部队和石勒所部一样，得以从冰面上渡过黄河。黄河结冰可谓上天送给叛军的大礼，安禄山也将此视为祥瑞。

唐帝国此时随时可以集结的战斗部队，当然是驻守首都长安的禁军。然而唐玄宗时期对外武功赫赫，却也堪称是唐帝国历史上最外重内轻的时期。这一时期唐军所有的精锐都分布在边疆，以进行对吐蕃、契丹等势力的战争，唐廷对于禁军则基本持放任自流的态度。此时长安附近的总兵力大约有5万人，主要是飞骑、彍骑等部禁军。这些部队长年不经战事，已经完全沦为仪仗队，战斗力极为低下，比起在边境久经战阵的叛军可谓不堪一击。尚且能够一战的部队，是一小部分驻扎在京城的边军。

可以想象，在听闻安禄山的叛乱之后，唐帝国中枢是何等震动。在京高官和主要将领彻夜参与了皇帝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探讨当下该如何抵御叛军咄咄逼人的进攻。《资治通鉴》记载了其中的一部分决策会议：

杨国忠在平叛决策会议上定调说，就安禄山一个人想作乱，他手下的士兵都不愿意，因此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杀了他传首长安。唐玄宗表示认同。第二天，正好从西北前线回来述职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吹牛说，自己申请去守洛阳，朝廷只要愿意出钱在当地招募士兵，自己用这些新招募士兵就可以斩得安禄山之首。每当读到这一段历史，人们都会感慨，年老昏聩的皇帝、奸佞误国的宰相、信口开河的大将，唐军不输都难。问题在于，唐玄宗、杨国忠、封常清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明显不是！不然，为何封常清在募得6万新军之后，不但没有“挑马棰渡河”，渡过黄河去斩安禄山之首，反而选择“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很明显，封常清从一开始就是准备打防守战的。

那么，唐玄宗和杨国忠所谓安禄山不得军民之心，很快会被部下所抛弃，必然失败的定调，是在发扬鸵鸟精神，自欺欺人吗？

唐玄宗和杨国忠比谁都清楚，能在正面击败安禄山叛军的，只有西北几个边镇的精锐。作为对吐蕃作战的最前线，陇右、河西和朔方三镇的军队堪称整个唐军的精华。按照《旧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各镇编制人数：河西节度使有士兵7.3万人，战马1.94万匹[参考李吉甫著、贺次君注解：《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置河西节度使，都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万八千八百匹。”（中华书局，1983年。）与《旧唐书》卷38《地理一》相对比，士兵编制数字相同，战马略有出入。]；朔方节度使有士兵6.47万人，战马1.43万匹；陇右节度使有士兵7万人[此处取《旧唐书》卷38《地理一》数据，《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年正月”条，将陇右节度使编制计算作“兵七万五千人”。]，战马1.16万匹。三镇相加，共有略多于20万的士兵，4.53万匹战马。此外还有北庭、安西两个规模较小的偏远边镇，编制内共有士兵4.4万人，战马7700匹。按照编制计算，唐军在西北的精锐边军共有约25万军队、5万多匹战马，相比安禄山手中的兵力有着很大优势，质量上也不落下风。当然，这些边镇有着戍边的压力，尤其是河西、陇右、安西、北庭四镇，与强大的宿敌吐蕃直接接壤，不可能一次性全部撤回。即使对吐蕃人采取防守姿态，逐步收缩防线，除了朔方军之外的其他各镇都得有足够的留守部队。真正能调回到内地的全部力量，可能也就略多于这个数字的一半：大约15万军队，3万匹战马。但这些力量已经足以和叛军一战了。

但是河北离河南很近，西北各镇距长安却远近不一，到洛阳更是遥远。从李隆基到杨国忠，直至封常清都明白，在西北的主力精锐从驻地奔赴长安集结，并组织起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前，只有采取守势。所以封常清一到洛阳，就主动切断河阳桥，摆出一副防守的阵势。无论是唐玄宗、杨国忠唱的双簧，还是封常清在唐玄宗面前说的大话，都不过是一种稳定人心、控制局面的宣传战。我们如今看这种“速胜论”会觉得荒诞不经，但在人心惶惶的当时，这些论调哪怕给朝臣留下了滑稽乃至荒诞的印象，也总比任由恐惧蔓延开来要好。尤其是部分“速胜论”出自经验丰富的宿将封常清之口，朝臣们还是多少有些相信的。而唐玄宗和长安朝廷的实际战略从一开始就无比明确：做好防御部署，等待距离长安较近的河西、陇右两镇精锐到达。对于河北南部，唐玄宗和长安朝廷从没指望能守住。但是对于河南，唐玄宗决定一守。我们来看看此时长安朝廷除了舆论战外真正的战略部署。

第一，唐玄宗已做好政治上的准备和应对，下令处斩安禄山在朝质子安庆宗，甚至连自己赐婚给安庆宗的侄女也一并赐死。唐玄宗同时还罢免了时任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的兵权。安思顺与安禄山并无血统关系，只是他父亲安波注与安禄山的继父安延偃友善并结拜为兄弟，因此两人是发小。早年的安思顺和安禄山关系友善，但是早在安禄山叛变前很久，安思顺就同他划清了界线，并多次举报安禄山要叛乱。唐玄宗为防万无一失，让安思顺入朝担任户部尚书，提拔安思顺原先的部将郭子仪担任新的朔方节度使。

第二，唐玄宗增设了河南节度使，由卫尉卿张介然担任，领陈留等十三郡，负责在河南地区组织民众逐城防守，延缓叛军的进攻。在安禄山军队预计进攻路线上的诸郡置防御使。但唐玄宗对张介然的能力并不放心，又任命封常清接任安禄山的范阳、平卢节度使，火速前往洛阳。洛阳留守李憕和张介然一样，属于气节有余、军事能力不足的文官，因此唐玄宗让宿将封常清统一负责洛阳周边的军务，募兵后切断河阳大桥固守。封常清临走前为了鼓舞朝野士气，便有了前文所引述的豪言，以至于被史官判为“大言”。同时，唐玄宗派出皇子荣王李琬为名义统帅，由高仙芝、边令诚这对曾经在西域战场合作默契的老搭档，分别实际担任统帅和监军，带领长安那些仪仗队式的禁军和少量在京边军，驻守洛阳和长安之间的战略要地陕郡，万一洛阳迅速失陷，可以防止叛军进一步威胁到关中。

第三，唐玄宗任命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河东节度使兼太原尹[有说法认为此间河东节度使空缺，直到第二年初李光弼上任，而王承业仅为太原尹。但《旧唐书》卷187《颜杲卿传》中提及：“下至太原，节度使王承业留泉明、贾深等，寝杲卿之表。”可见在杨光翙被杀后，王承业接手太原时不但担任太原尹，还在天宝十四载末颜杲卿派人出使长安时担任河东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就地募兵固守。同时，唐玄宗让继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迅速带兵进攻大同，讨伐高秀岩。唐玄宗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迅速恢复河东镇的军事能力，以通过山西方向打击叛军侧后方，反击河北。

第四，唐玄宗令河西和陇右各地军镇，除了城堡守卫部队，所有机动部队火速向长安方向集结，预期20天之内抵达长安。[《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唐帝国的战略非常明确。正面战场上，坚守河南迟滞叛军进展，西北边镇的主力军队迅速在长安整编后投入作战。侧面战场上，在河东镇尽快恢复军事能力，随后朔方军和河东军一起从山西直接向叛军的河北老巢发起猛烈反击。按照预期，西北精锐到达长安需要20天，再加上给这支军队整编并配置指挥系统出征，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如此平摊到驻守陈留的河南节度使张介然、驻守洛阳的封常清、驻守陕郡的高仙芝身上，每名将领需要顶住叛军十天。

十二月初三，安禄山率领叛军在灵昌附近渡过黄河，随后就开始围攻张介然的驻地陈留。张介然到陈留还没几天，组织的兵众难以抵抗。十二月初六，陈留太守郭纳开门投降。陈留是安禄山来到河南后占领的第一座大城市，而且基本上可谓兵不血刃，但是安禄山却在这里大开杀戒。当他听说在朝廷做人质的儿子安庆宗已经被唐玄宗处死时，为了发泄愤怒，下令将跪在路边迎降的近万陈留守军官兵全部处死，只给最先投降的郭纳等人授予官职。这些被杀的所谓“官兵”，可能半个月前还只是陈留的普通市民，现在先是被拉了壮丁，然后惨死于安禄山的狂怒之下。被俘的张介然也被斩杀于军门。

无论是李隆基赐死当初亲自下圣旨许配给安庆宗的侄女荣义郡主，还是安禄山屠杀已经投降的陈留守军，这场叛乱刚开局，两方的作为就双双突破了人伦下限。这也预示了这场叛乱的血腥程度，夹在这两个势力之间的民众注定会承受更多的苦难。

安禄山从渡河到攻占陈留不过花了短短三天时间。现在，唐帝国在河南阻击迟滞叛军的希望，就寄托在了镇守洛阳的封常清身上。毕竟，张介然虽然曾经也在河西、陇右这些军镇担任郡守等职，但主要是负责财务等文职工作，不敌安禄山在情理之中。而封常清就不一样了，他是唐军在怛罗斯之战失败后重新让唐朝的威名响彻西境的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