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常见的看法认为，杨国忠凭借和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崛起，一跃成为首相。这种观点的流传实在不能归咎于广大历史爱好者，因为诸多正史和严肃历史文献往往也持这样的观点。这一切大约是从《新唐书》开始的，在《旧唐书》里和李林甫、陈玄礼等玄宗朝股肱之臣并传的杨国忠在这里首次被归于《外戚列传》中[杨国忠在《旧唐书》卷106中与李林甫、张玮、王琚、王毛仲、陈玄礼五位臣子合传，从另外几位传主的事迹看，这一卷所录都是玄宗朝一朝的股肱之臣。但欧阳修等人编撰《新唐书》时，杨国忠就被归到了《外戚列传》。]。《新唐书》的归类影响了后世很多专业严肃的历史研究，它们也跟着把杨国忠当政这三四年，列为中国历史上外戚干政的一个典范。

可是这样的说法未免也太牵强了。杨国忠只是杨贵妃一个沾点边的远房亲戚，如果玄宗皇帝单凭对杨贵妃的宠爱就能让杨国忠成为宰相，那杨贵妃的亲哥哥、亲弟弟们是不是都得裂土封王了？可实际上杨贵妃受宠以后，史书并没有记载她的亲兄弟们当了什么官。也就是说，即便杨贵妃的亲兄弟们因为杨贵妃当了什么官，那也都是不值得一记的。

真正因为杨贵妃沾了光从而升官发财的，是杨贵妃的叔叔杨玄珪这一系。大部分专家都认为，杨玄珪大约就是在洛阳抚养杨贵妃长大的叔叔，和杨贵妃可谓情同父女。杨贵妃成为宠妃后，杨玄珪当了光禄卿；杨玄珪的两个儿子，杨铦当了鸿胪卿，杨锜当了侍御史[参见《新唐书》卷76《后妃上》。]。光禄卿和鸿胪卿都是从三品，级别虽高，但都属于事务官，就是具体的办事人员而已。光禄卿负责宫廷宴席，包括皇帝的膳食。鸿胪卿负责少数民族事务，尤其是朝会、丧葬的聚餐，还是管理伙食的。这两个职位是肥差，也是闲差，不参与政府和国家政策的实际运行。杨锜的侍御史是有实权的事务官，但其从六品下的品级在朝廷里实在不算高。玄宗皇帝虽然宠幸杨贵妃，但从来没有像爷爷李治栽培奶奶武则天那样，萌生将杨贵妃培养成政治伙伴的想法和意图。杨家离荣华富贵很近，离权势还很远。

相比之下，杨国忠和杨贵妃的血缘关系有点远。杨国忠是杨贵妃的从兄，再说得仔细点，他们俩的曾祖父是同一个人。杨贵妃的父亲在四川当官，但是杨贵妃小时候在哪里长大，却有好多种说法，四川、陕西、甘肃、河南都有。不过所有记载都明确地表示，杨贵妃的父亲去世得早。她在10岁后就寄养在洛阳的叔叔家，长大后进京当了王妃。而杨国忠的父亲在安徽当官，杨国忠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山西和安徽度过的，直到30岁才去四川从军。从杨国忠与杨贵妃的人生轨迹来看，杨贵妃入宫之前，很可能两人甚至不认识，也没见过面。

在杨贵妃一步登天之前，杨国忠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他从军队干起，屯田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凭借自己的能力与政绩在地方上当到了县尉，成了年轻的县级实权官员。这样的成绩不可谓不出色，可是如果杨国忠不是和贵妃有那么点亲戚关系的话，他这一辈子大约也就在基层厮混了，史书上多半不会留下丝毫痕迹。作为一个有野心的年轻人，在得知杨贵妃一步登天以后，杨国忠大约有意识地宣扬了自己的这层关系，让人产生了想借他巴结杨贵妃的欲望。于是杨国忠被推荐到长安进贡，并借此和上层搭上了那么点联系，终于在长安做起了京官。

按照通常的说法，杨国忠费尽心机巴结讨好杨贵妃，从而得到了皇帝的恩宠，但这显然并不属实。杨国忠到京城后是从左右金吾兵曹参军干起的，这个官级别是从八品下，也就是八品里级别最低的。此外，杨国忠还兼了一个闲厩判官，属于闲厩使下面的办事人员。我们大体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杨国忠名义上的头衔是兵曹参军，对应其级别待遇，但这不是他实际要干的活，事实上他负责帮禁军养马。杨国忠进京求上进之前，是正九品的县尉，进京后折腾半天，关系用尽，也就涨了半级而已。

当然我们不能说杨贵妃没帮忙。“长安居，大不易”，在长安的官场立足更是难上加难。京城官员真可谓一个萝卜一个坑，全国各地进京来求上进的官员足够填满整个长安城。没杨贵妃这点面子，杨国忠想升这半级，在首都落住脚，只怕要等到猴年马月了。不过杨国忠拿杨贵妃的面子求来的官职，只是个低级别的肥差，也是闲差。如果杨国忠的官场生涯到这里为止，那么他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因为跟杨贵妃沾亲带故，借光在长安落了个脚的小人物而已。和杨贵妃能搭上这点关系，甚至是比这更亲近的关系的人，怎么也得有好几十个，但他们大都没能在史书上留下半个名字。

可杨国忠利用自己管理马厩的机会，很快就展现了令人侧目的经济管理才华，令上司、宰相李林甫甚至皇帝本人都对之青眼有加！于是，杨国忠被跨级提拔为监察御史，从从八品一下子跃升到了正八品下。最关键的是，在唐帝国的管理体系里，监察御史既是监察官员又是审计官员，对经济和财务工作有很大的发言权。杨国忠也从此走上了帝国经济工作的大舞台。

之后杨国忠迅速升迁，开始在经济领域大放异彩，历任度支员外郎、度支郎中、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这一连串的升迁轨迹，使他在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内，就成了帝国经济事务的顶级高官，在财政税收政策方面更是成为主要负责人。

杨国忠之所以能够得到李林甫和皇帝的极度赏识，根本背景在于当时旧的经济体系步履艰难而被迫改革，且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在唐帝国近300年历史里，在经济领域主导深水区改革，并能最终收获一定成效的，不过寥寥数人而已，杨国忠是有资格跻身其中的。

作为唐帝国历史上经济领域有相当地位的优秀人才，杨国忠的真实形象和后世流传下来的脸谱化奸佞形象有很大区别。后世的史料提到杨国忠和李林甫的政斗，总是聚焦于各种复杂奇诡的人事斗争和宫廷阴谋。前文说到，李林甫大举清理隐户，扩大了税源，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财税改革，从而有效地支撑了唐帝国的庞大支出，尤其是在西边日益增长的军费。在李林甫主持下，帝国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物价市场一片混乱，尤其是以铜币衡量的物价常年飞涨。开元初年一匹绢大约200钱，天宝初一匹绢值420钱，天宝末一匹绢已经值550钱了，相当于政府和百姓辛辛苦苦几十年存的钱一下子蒸发掉大半，这么下去会给帝国的经济和财政带来很大危机。

天宝十二载（753）元月，李林甫病逝，杨国忠取代李林甫担任右相，成为唐帝国的首席执政官。杨国忠成为唐帝国首席执政官不到三年，就爆发了安史之乱，可供他施展的时间并不多。但唐玄宗对杨国忠的器重程度丝毫不下于李林甫，甚至尤有过之，他不仅仅是帝国的右相，还身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等使。这意味着皇帝觉得杨国忠作为首席执政官还不够，还把具体的人事权、财政权甚至首都周边重要的地方和军镇都交给他管理，最大限度方便他施政。在皇帝的充分信任和授权下，尽管时间很短，杨国忠还是对帝国的各项财税经济制度进行了幅度不小的改革，如内库制度的改革。其中最能体现杨国忠经济领域执政思维的，是他在货币领域的改革。

杨国忠上台时，布帛在货币市场上是和铜钱同等地位的货币，尤其是超过一贯（1000文）的大额交易中，布帛占据优势。理论上，布帛有太多不适合做货币的缺点，它不够稳定，容易毁坏，既怕火又怕水，而且一不小心弄脏了、揉坏了都会大大影响其价值。更何况布帛的品质、大小都很难确定，在小额交易中找零更是几乎不可能，总不能把一块布裁成一条条碎片吧？那为什么人们宁愿用很不方便的布帛作为货币，也不愿意用铜钱作为货币呢？布帛作为占优势的流通货币，对于朝廷来说是好是坏？

从帝国的角度，当然愿意大力推行铜钱。铜钱需要专业人士用专业工具铸造，合法的铜钱只能由帝国的专门机构铸造和发行。相比之下，布帛在民间可以普遍生产。帝国自己造铜钱，数量可以控制，也能对货币市场进行调控。不过发行铜钱可是成本很高的事情。帝国每发行一贯也就是1000文钱，要用掉六斤四两的铜[参见《旧唐书》卷48《食货上》载“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每年造个十几二十万贯钱就需要上百万斤铜，这个消耗是极其庞大的。这么多的铜，需要上万人日夜不断地开采。造钱所需要的锡、铅、柴、炭、炉子等各种物资，都需要大量人力开采和运输。这些原材料被铸造成钱还需要很多铸钱工人和运输到市场的人工，所有这些都是要成本的。

唐帝国建立初期，市面上没什么铜钱，钱还比较值钱。当时物价极低，一石米、一匹绢只要几十钱甚至十几钱。这么低的物价，对应的人工也就很便宜，造钱的成本不算太高。而且此时唐政府还有很多隐性收入，无论是采矿、运输还是铸钱，都通过征发徭役来解决。徭役属于老百姓的免费义务劳动，自然可以节省大量人力成本。问题是国家发钱成本低了就忍不住超发，物价就很快涨上去了。另一方面，帝国的皇室和官僚体系急剧膨胀，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帝国当时户籍人口少，纳税人不多，可以收的税就少，跟不上花销的急剧膨胀，于是多多造钱就成为解决支出膨胀最简便的方式。

货币铸造成本越来越高，钱又越造越多而逐渐贬值，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大约在唐高宗、武则天联合执政时期，唐帝国的货币发行出现了一个尴尬局面：政府造钱的成本比造出来钱的面值还大，发行货币越多亏损越大。为了降低造钱成本，政府就偷偷摸摸把钱里面的含铜量降低。反正钱都是铜、锡和少量铅、锌等金属的合金，多放点锡不就把钱的成本降下来了吗？而且锡的熔点低，这也让铸钱的难度大大降低，铸钱的成本也降下来了。货币铸造工作实现了降本增效，朝廷自然可以放开手脚铸造新钱了。

问题是，朝廷拿这种钱来糊弄百姓，百姓自然有应对之法。大量掺锡的铜钱成本低，制造难度低，这也意味着仿制难度低。在产锡的江南一带，民间开始大量伪造锡钱，甚至干脆直接拿纯锡做钱。反正政府发行的钱锡放得过多，和纯锡已经没法区分。江南的造假钱老手用一炷香时间就能做好100个假钱，这使得江南很多人家都开辟第二职业制作假钱。巨额假钱流入市场，彻底扰乱了物价，市面上以铜钱计价的商品物价飞涨到可怕的地步[参见《新唐书》卷51《食货上》。]。帝国为杜绝假钱想尽了办法，可是官府自己就带头造“假钱”，又怎么禁绝得了别人跟着作伪呢？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人们选择布帛作为主流货币。布帛再不方便，它该值多少钱就能值多少钱，不像唐朝政府发行的货币，今天值一斤米，明天就只值半斤，万一拿到假钱还很难花出去。

李林甫在处理铜币贬值问题上的思路是用绢帛库存去抬铜钱的价格，一次就出手了300万匹的巨款，市面上有多少人抛铜钱，就用储备绢帛都给买下来。而杨国忠的思路与李林甫截然不同。铜钱大幅贬值的根本原因是官府造的钱偷工减料，导致伪造成本低。杨国忠认为，要解决铜钱贬值、假钱泛滥的问题，正确做法应该是不断向市场提供高质量的良币。良币门槛高、成本高，难以伪造，民众也自然会倾向于使用良币。杨国忠首先一次性拿出30万贯以前足额制造的良币，兑换民间的伪劣铜钱，除非假得太离谱、连一点铜都不含，其他都允许兑换。[按《新唐书》卷51《食货上》：“宰相李林甫请出绢布三百万匹，平估收钱，物价踊贵，诉者日万人。兵部侍郎杨国忠欲招权以市恩，扬鞭市门曰：‘行当复之。’明日，诏复行旧钱。天宝十一载，又出钱三十万缗易两市恶钱，出左藏库排斗钱，许民易之。国忠又言钱非铁锡、铜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原文着重强调杨国忠收买人心，但也可看出杨国忠和李林甫在货币危机中的应对思路截然不同。]

杨国忠对货币和物价的理解，相比于李林甫显然更高明、更精准。向市场投放大量优质铜钱，自然有很大比例会被民间投机分子用粗制滥造的劣币换走，然后囤积起来。况且由于官府铸造铜钱的信用已经被严重破坏，民间富裕阶层拿到优质良币之后更倾向于保存起来，甚至融掉制成大件铜器。乍一看，似乎杨国忠用一堆官府制造、成本不低的良币换回了一堆烂钱。但是哪怕30万贯良币有一半被囤积起来了，只有15万贯进入流通环节，只要市面上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良币，那些掺锡、掺铅的劣币就自然遭到了排挤。大部分铜钱的使用者都知道劣币的价值很低，只是苦于缺乏良币，被迫混用布帛和劣币。等市面上流通的良币多了，再有人用劣币来进行交易，市场的认可度大为下降，甚至拒绝接受了。这样一来，人们就倾向于尽快用质量较差但还过得去的劣币去政府那儿换良币，至于纯粹的假钱，则多半会难以流通了。

就这样，杨国忠用可控的成本撬动了货币市场，驱逐出了大量的劣币、假钱，从而稳定了物价，其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文苑英华》录有唐代无名氏《对铸钱数倍判》，提及“江东诸监铸钱数倍费，使牒令停。监司云：恐弃山泽之利，而工匠私铸犯法”。（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546，中华书局，1966年。）市场交易需要新钱流通，如果朝廷不能提供足量优质铜钱，大家为了交易满足需要，自然会任由假钱充斥或者改用绢帛等实物货币。]。我们解释得更直观一点，李林甫抛售300万匹绢帛，等于是给货币市场增加了大量可流通的优质大额货币，这只会让物价更加猛烈地飞涨。用公认的硬通货绢帛兑换劣币、假钱，等于承认了劣币、假钱的货币价值，那些制造劣币、假钱的投机分子自然会变本加厉，造500万、1000万的劣币、假钱来兑换绢帛。于是，硬通货的绢帛和更多的劣币、假钱在市场上一起流通，市场上的货币一下子泛滥起来。再叠加恐慌情绪和杠杆效应等因素影响，物价的实际涨幅更是巨大。

在杨国忠的解决方案中，虽然表面上每年市场上增加了几十万贯的铜钱，但是市面上成百上千万的劣币、假钱在优质铜钱的挤压下一下就没了市场，流通的货币总量反而下降了，通货膨胀自然得到了缓解，杨国忠也因此深得皇帝信任。

当然，这次官府一次性拿出30万贯处理铜钱危机，数额并不大，很可能只是稳定了首都周边的物价，要想稳定全国物价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因此当杨国忠取代李林甫成为首相后，他主持下的政府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改革铸币流程，大幅降低铸币成本，使得帝国有能力每年铸造更多新的铜币，逐步用高质良币驱逐伪劣劣币。

前文说到，高宗、武后时代官府造钱成本已经比钱的价值还高，越造越亏本。现在玄宗时代经济更发达，物价更高，杨国忠造钱越多国库就越空虚。即便假钱被逐出，铜钱价值得以稳定，又有什么用呢？杨国忠当然不会无视这个关键问题，他任命韦伦来专门解决这个问题。杨国忠团队找到了造钱成本过高的关键——徭役造钱。唐朝初期以徭役的方式，通过让百姓义务劳动来解决造钱人力成本。但是既然是徭役，就只能由农民兼职完成。兼职意味着不专业，免费义务劳动意味着效率低下。所以唐朝早期铸造货币时，一大堆农民业余时间毫无积极性地干活，等徭役时间满了，任务完成度还差很远。问题在于，百姓服徭役，表面上官府不需要支付他们工资，但政府组织徭役，粮食物资和管理开支都是必需的支出，加上活没完成还得另外招人收尾，实际成本一点不低。

所以杨国忠团队决定彻底改革铜钱铸造流程。他们重金聘请专业铸造工人，有效提高了效率。杨国忠团队同时改进了设备，在全国主要产铜地一共改造和新修了99个专业铸炉，每年可以造出32.7万贯铜钱，成本只需要750一贯[参见《新唐书》卷51《食货四》。具体操作这次改革的是内作判官韦伦，但其做法显然是杨国忠思路的延续，这属于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杨国忠是主要领导者。没有杨国忠主导的这个解决方案，也不可能有货币铸造的改革。]。朝廷终于不用亏本铸钱了，甚至还有利润。良币源源不断进入市场，大批驱逐劣币，提高同布帛的兑换比并降低物价，这样的良性循环为朝廷带来的收益远不是每贯两三百的利润可以衡量的。[《新唐书》卷54《食货四》提到在唐肃宗后期和唐代宗初期，“其间铜贵钱贱，有铸以为器者，不出十年钱几尽，不足周当世之用”。安史之乱后“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以江、岭诸州，……广铸钱，岁得十余万缗，输京师及荆、扬二州，自是钱日增矣”。可见每年十多万贯输首都和湖北、江南，就可以基本解决朝廷控制区域的钱荒问题，满足铜钱流通需求。而上面提到杨国忠执政三年每年铸币数是32.7万贯。]

杨国忠处理货币危机最难得的地方在于，作为高高在上的顶级官僚，他能够摆正政府的位置，把政府当成一个竞争者，与市场上的造假者争夺消费者，服务消费者，再通过一系列扎实细致的后续工作，顺利度过了这次严峻的货币危机。杨国忠应对铜钱贬值问题时高于李林甫的见解和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才是皇帝决定用他接替李林甫，并且给予他更多大权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不能仅通过这一件事就认为杨国忠总体能力比李林甫强，但这至少说明杨国忠具备和李林甫旗鼓相当的行政素质。可惜杨国忠几年之后就死于非命，因此留下来的政绩不多。

不过对唐玄宗而言更直接的感受则是，杨国忠执政这几年堪称唐朝建国以来最繁华、财政收入最多的时代。

提起盛唐气象，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唐玄宗统治时期的无比繁荣，后人习惯用“开元盛世”来称呼这段历史时期。然而，为人所忽略的是，天宝年间其实延续了开元盛世的繁荣，在改元天宝后的10多年里，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对外扩张方面，唐帝国都一直在高歌猛进。只是由于天宝十四载[《新唐书》卷5《玄宗本纪》：“天宝三载正月丙申，改年为载。”]突然爆发了安史之乱，让帝国的辉煌戛然而止，人们提起天宝年间的第一反应便是这场大叛乱，所以提起这段中国古代史上的巅峰盛世，往往更愿意用“开元盛世”来对其命名。

事实上，从中央视角看，天宝年间才是唐帝国最辉煌的全盛时代，杨国忠担任首相的天宝十四载更被《通典》作者杜佑称为国家极盛之年。对后世历史研究者而言，严肃的官方史料中以中央政府视角翔实记录的各类人口、经济数据，比起文人的诗篇和后人的情感记忆，是更加可靠的研究材料。《通典》一书将天宝年间的盛世景象做了一番数字化展示：

当时，唐帝国共有891万多户，5290万人口，其中纳税人（课口）高达820.8万，户口数字达到唐帝国历史上的最高值。《通典》还认为，这个数字是被低估的。根据元始二年（2）人口统计的结果，西汉官方掌握了1220万户。唐朝此时的繁盛远超西汉元始年间，哪怕现在的实际户口数字和西汉元始二年相等，那么唐帝国也至少有300多万隐户，折算成人口数至少少算了1300万到1400万人。加上这些隐藏人口，则天宝年间大唐的实际人口数已经超过此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杜佑对天宝人口数据被低估的分析参见《通典》卷7。]

根据《通典》记载的数字，开元二十年（732）和天宝元年（742）唐帝国的在册户籍人口数都是4500万，而天宝十多年间人口又增加了700多万。比起人口的增加，对朝廷意义更重大的是纳税人口的增加。开元二十一年纳税人只有400多万，是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前纳税人数字的一半[《通典》卷10：“至（开元）二十一年，……耀卿奏曰：……今日天下输丁约有四百万人。”这里的“输丁”和“课口”是一个意思，表示需要纳租庸调等正税的丁口。]。短短23年，纳税人增加了一倍以上。纳税人口的大幅增加，意味着经过李林甫的长期主持，朝廷清理隐户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唐以前的主要税收是传统的租庸调，是基于法定纳税人按照人头以各种名义收税。天宝年间纳税人的大幅增加意味着帝国收入也跟着大幅增加，按《通典》记载，此时中央财政部门一年可统计到的粮食、布帛和钱等收入高达5700多万。其中包含粮食2500多万石，布帛2700多万匹。如此巨额的年收入可以说前所未有，完全可以用富得流油来形容。[关于唐帝国这期间的巨额财政收入，参见《通典》卷6。]

粮食无论是储存还是直接转运到终端，最终基本都是由边军和长安朝廷的脱产人员消耗的。而布帛是此时主要的流通货币，值得重点说一下。我们可以把2700多万的布帛看作2700万单位的钱。至于这么多匹布帛到底值多少钱，我们很难一下子说清楚，因为绢帛与铜钱的兑换比例一直在变，为避免这种转换的困难和不精确，本书后面介绍相关财政数据时直接以匹为单位。

总之，在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唐帝国的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帝国的开支同样在飞速增长，我们在第二章简单介绍了天宝八载后唐帝国一系列对外作战，而杨国忠接替李林甫之后这些战事仍然在进行。唐帝国继续在青海湖—日月山一带与吐蕃拉锯，在云南与吐蕃的新盟友南诏苦战。在西域的唐军也从怛罗斯之战的失利中恢复过来，征服了远在今日克什米尔地区的大勃律，又挫败了西域的吐蕃军队。

唐帝国的军事行动范围越来越远，意味着开支的急速增加。《通典》对于唐帝国这几年的军事扩张带来的人力成本激增做了形象的描述：随着战事频繁，节帅们不断向朝廷要待遇，以至于远征打仗的部队中，普通士兵几乎都挂上了各级军官的虚衔，军中每个军官的名号下面都挂了上千人。再加上远征需要消耗的大量粮草，天宝晚期每年的军费开支比开元后期增加了四五百万贯。到天宝末年，西北、河北等地官仓囤积的粟米基本就被耗尽了。[参见《通典》卷148。]

上面计算的各类财政数字，都是史料记载下来某个时刻的片段，是相对静态的。而中央政府实际的收入和支出，却是每年都会变化的曲线，而且从现有资料来看，是一条陡峭的上升曲线。从唐玄宗任用李林甫开始，唐帝国财政的巨大增长，某种程度上也是随着边境开支剧增而进行的大肆聚敛。无论李林甫和杨国忠等人如何妙手生辉，他们的一系列财政改革也有着根本的缺陷。两人和他们的团队只能关注经济领域，在战略领域是完全被动的。他们很难干预玄宗皇帝的扩张政策，只能跟在疯狂膨胀的支出后面修修补补，只要皇帝的扩张政策不变，他们迟早有修补不下去的那一天。

现在，杨国忠不仅仅担任首相，还亲自掌管着帝国的财政、行政、军政和人事大权。人臣的权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某种意义上说也把自己置于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杨国忠的权力都是来自皇帝，皇帝给了他这么惊人的权威，不是为了让他多领几份俸禄，而是要他为自己干活的。除此之外，杨国忠还得和李林甫一样为皇权充当打手，为皇帝得罪人。担任过类似角色的相近人物中，前秦的王猛操劳过度而死，保全了一世英名。北魏的崔浩则多活了几十年，最后身死族灭不说，临死前还饱受侮辱。为皇帝干这种权臣加酷吏的活，危险系数极高，与其说是大权在握，不如说是一把利剑悬在了头顶。

当初李林甫权势最鼎盛的时候，他的儿子却每天胆战心惊，甚至向父亲哭诉：“帝国所有的实权派除了皇帝差不多都是您的敌人，高处不胜寒，今后只怕我们父子俩没法善终啊。”李林甫闷闷不乐地回答道：“事已至此，我又能怎么样呢？”[参见《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十二月”条。]然而李林甫实在很幸运，皇帝活得实在够久，李林甫居然得以善终。然而，年轻的杨国忠恐怕很难指望皇帝得享期颐之寿，给予自己长久的庇护，他只能在对当下权势的无比享受和对未来走向的一片迷茫中，走一步看一步。

玄宗朝后期，唐帝国为了对付吐蕃，在西北边疆养了20多万人的军队。西北有河西、陇右和朔方三大军镇，西域还有安西与北庭两个兵力较少的镇，中央还有数万的禁军。把粮食和物资送到西北，需要翻越一座座高山，需要沿着几字形的黄河做漫长的旅行，其中的艰难毋庸多言。朝廷在西北养兵的成本远高于在河北养兵。玄宗不惜一切代价，在遥远的青海一次次与吐蕃大战，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翻越帕米尔高原与阿拉伯人大战。大唐与吐蕃的较量甚至延续到了西南，深入云贵高原与南诏作战。朝廷在西部的大规模驻军和频繁战斗，流水般花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钱粮物资。

大唐在青海和吐蕃的拉锯会很快结束吗？在青海湖一日月山一线的反复建城与消耗战中会知难而退吗？大唐在怛罗斯之战中惜败于阿拉伯人，帝国能向中亚属国们展示自己的软弱吗？还是需要不计代价再度翻越帕米尔高原进行远征？

大唐在南诏的战事进展不顺，损失颇大[但是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唐帝国对南诏战事的损失被严重夸大了，下文会有简单分析。]，玄宗皇帝天朝上国的颜面何在？何况从后来的历史看，南诏人的究极目标，并不是割据大渡河以外的瘴疠之地，而是要打进富庶的成都平原大肆劫掠一番，成为让中原畏惧的西南一霸。[安史之乱后不久，南诏就曾与吐蕃一起入侵四川。唐大和三年（829）十一月，南诏兵临成都，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宝而去。唐咸通十年（869）十月至十一年（870）二月，南诏再次围攻成都，并攻破外城掳掠而还。可见南诏对于抢掠成都的执念相当深。]

既然如此，契丹人和奚人现在虽然也不怎么太平，但是优先级可以先往后放。随着唐玄宗经营重心的转移，关东民众的税负和徭役大幅增加。其中矛盾激化最快、最危险的自然是河北地区。其他关东地区没有精锐边军，即便对朝廷不满也没有实质威胁，但河北同样在边疆，有着重要的一线军镇，拥有12.9万编制的精锐边军，还有很多没计入编制、因为突厥崩溃而涌入的强悍草原部落。河北军民对于帝国重西北轻河北的不满迅速蔓延，给全盛的帝国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而对安禄山本人而言，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变得晦暗不明起来。安禄山还记得自己上次进京的时候，玄宗皇帝有意安排自己在宴会上拜见太子，结果自己见到太子时都不敢下拜。皇帝说：“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而安禄山的答复却是：“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安禄山并不是简单地在阿谀奉承唐玄宗，而是纳上了一份巨大的政治投名状，是在做一个极度严肃的政治表态。这就涉及唐玄宗心里最敏感的一个问题：继承人问题。

开元二十五年，太子李瑛等三位皇子带人披甲入宫，声称宫内有盗贼，最后被唐玄宗命人逮捕，而后处死。对于以宫廷政变起家的李隆基来说，这些似曾相识的路数太过可怕。甚至，当我们回顾李隆基之前的唐朝皇位继承时，就不难发现，由太子或者强势皇子亲自发动或者打着他们旗号发起的政变屡见不鲜。第一代皇帝李渊，在强势皇子李世民发起玄武门之变杀太子后被逼禅让。第二代皇帝李世民，太子李承乾差点重演了玄武门大戏。武则天晚年也被朝臣打着太子的旗号逼迫退位。唐中宗继位后，太子李重俊发动武装政变，兵败身死。唐中宗暴死后，继位的李重茂先是沦为韦皇后傀儡，随后被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推翻，并在不久后暴死。后来李隆基又在“先天政变”中战胜了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先天二年（713）刚登基的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斗争，以太平公主被赐死，其党羽被诛杀告终。]。政变专家李隆基并非嫡长子，他是依靠两次政变掌握大权的[李隆基的皇兄、唐睿宗的嫡长子李成器看到李隆基这架势，主动让出了继承人资格。]。李隆基对他们祖上几代人的历史自然是了如指掌。太子实力太强会威胁自己，但是如果太子实力太弱，又有可能像李建成、李重茂那样被别人推翻。所以，在废杀李瑛后，李隆基既要培植太子的势力，确保他能接班，又要限制他的势力，防止他想提前接班。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实力派如何和新太子李亨保持合适的距离，是一门大学问。朔方、陇右、河西等西北边镇的许多镇将，因为和太子有渊源而遭到过打击。唐玄宗除了授意李林甫、杨国忠打压威望太高、与太子走得太近的部分西北边镇实力派之外，又让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大军镇节度使，这也是对太子势力的一种平衡和制约。安禄山当然也知道皇帝的用意，因此当皇帝要他当众表态时，便只能表示自己绝不拜太子了。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安禄山，在交上这份投名状的时候，内心一定有如万箭穿心一般难受和惶恐，因为当时玄宗皇帝已经是快70岁的老人了，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这是标准的高寿，谁也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安禄山在公开场合以如此夸张的方式与太子划清界限，等几年以后太子登基，他该如何自处呢？但安禄山实在没办法，像他这样的封疆大吏，死在唐玄宗手里的实在太多了。节度三镇的安禄山清楚地记得，功劳比自己更大、兵权比自己更重的四镇节度王忠嗣，就因为和太子走得太近，前不久在被废黜后郁郁而终。另一位太子旧友皇甫惟明曾担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在李林甫打压太子的行动中被赐死。为了活命，安禄山此刻也只有装傻充愣了。

此时的长安城内早已暗流涌动，但天宝十三载（754）安禄山奉诏进京，总体气氛仍是非常融洽的。安禄山表达了自己对唐玄宗的极度忠诚，唐玄宗也表示了对安禄山的极度宠爱，可谓君臣和睦。但等安禄山一回河北，问题却接踵而至。杨国忠领衔之下，上到宰相韦见素，下到京兆尹、河南尹等地方官员，个个都大力宣扬安禄山反迹明显，请求皇帝严查。杨国忠甚至指使京兆尹随便找了个罪名，派人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宅邸并抄家，还把安禄山在京的心腹门客李超等人抓进狱中。杨国忠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口供，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在狱中将这批人全部谋杀。安禄山在长安的势力被连根拔起，在长安的情报网络也随之彻底瘫痪，他只能通过留在京城为质的儿子安庆宗和儿媳荣义郡主来获取京城内的信息。甚至长安宅邸被抄、李超等人死于非命的消息，安禄山也是从荣义郡主那边得知的。安庆宗夫妇毕竟不是专业情报人员，能够传递的消息非常有限，在范阳的安禄山对京城信息的掌握程度大幅下降，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

紧随其后又发生了辅璆琳事件。天宝十四载初，玄宗皇帝派宦官辅璆琳前往河北抚慰安禄山。太监代表皇帝视察慰问节度使，顺便履行监察职能，本来就是玄宗时期的常态。安禄山自然是高规格招待，必要的打点想必也不会少。然而到这一年七月，辅璆琳就被指控受贿，之后被唐玄宗借故斩杀。这个消息必然会加剧安禄山的恐惧。一手把安禄山提拔起来的张守珪，当年就是这样倒台的。14年前，唐玄宗曾派出一名叫牛仙童的宦官到河北抚慰时任范阳节度使的张守珪，张守珪同样以高规格招待和打点。牛仙童回到长安不久后，同样被举报受贿并获罪被杀。而张守珪因为向牛仙童行贿，最终被贬职并郁郁而终。辅璆琳事件的每一步，都和当年的牛仙童事件太像了，安禄山不由担心，自己很快会落得和老上司张守珪一样的下场。

李林甫执政时代，唐玄宗和李林甫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唐玄宗对安禄山荣宠之至，而李林甫负责时不时进行整治和敲打。杨国忠上台后对安禄山的态度却极为强硬，整治敲打的力度超过了李林甫时代。这背后的区别究竟是杨国忠个人行事风格所致，还是安禄山权势的持续增长，让杨国忠身后的唐玄宗觉得有必要对他小惩大戒，我们实在是不得而知。

从辅璆琳事件后唐玄宗派人邀请安禄山再度进京，以及唐玄宗在安禄山造反后毫无准备、惊慌失措等情况来看，唐玄宗并不认为自己对安禄山的敲打有什么过分的地方。唐玄宗已经当了40多年皇帝，被他敲打过的军政大员太多了。唐玄宗习惯了对一方大员生死予夺的权威，内心或许已经把节度使们的任人宰割默认为常态。在唐玄宗看来，无论是查抄安禄山在京宅邸、杀掉他的几个驻京心腹，还是斩杀被安禄山打点得忘乎所以的辅璆琳，都不过是正常的帝王心术。安禄山只要也只能直接对皇帝效忠，千万不要通过在长安的手下或者皇帝派来的使节，想方设法来打听和猜测皇帝内心的想法。

唐玄宗及其心腹杨国忠的施压，对太子继位后清算自己的恐惧，个人的政治野心，都是安禄山最终铤而走险起兵反唐的重要原因。而河北地界军方对唐廷的不满情绪，安禄山身边那些河北出身的心腹幕僚们持续不断的劝说，都让他看到了起兵背后的人心基础。唐玄宗统治的中后期战略重心持续西移对河北军民利益的损害，更是让河北这个火药桶持续升温。后突厥汗国崩溃导致的部族迁徙，契丹人和奚人的持续加盟，同样大大增加了安禄山的军事力量。这一切的一切，最终让安禄山下定了反叛决心。

决意反叛后，安禄山和游说了他许久的严庄、高尚，以及军中的突厥贵族阿史那承庆等人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工作。除了在军事上紧锣密鼓的筹备外，安禄山自然也要进行政治上的准备。天宝九载（750），天文上出现了“五星聚尾”的奇观[《新唐书》卷33《天文三》曾记载五星汇聚：“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于尾、箕，荧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当长安朝廷里的李林甫和杨国忠为这个现象争论不休，以德运之争的名义大行党争时，安禄山也敏锐发现了这个天文现象的利用价值。当时流行着“尾、箕，燕分也”的谶言。在安禄山看来，五星聚尾的天象异动正可以作为起兵的政治号召，他后来选择以燕作为国号或许也与这一谶言有关。安禄山还有效利用了当时盛行的五德终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每个王朝分别代表了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德性之一，王朝和五德一样周而复始、循环运转。安禄山宣传这个天文现象属于“金土相代”，新王朝的金德将取代李唐王朝的火德，以建构其政权的合法性。“金土相代”的理论并不是安禄山原创，早在60年前武则天以周代唐时就用过一次，对安禄山来说更像是当代史[关于叛军如何使用“五星汇聚”“金土相代”等理论构建燕政权的合法性，此处参考了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第4—24页。但孙英刚教授认为，武则天从未宣扬自己是金德。（本书审稿意见，未刊。）]。当然，除了用这些神秘主义和天象征兆来构建法统、团结内部，在对外宣传方面，高举“清君侧”旗号肯定是少不了的。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以奉唐玄宗密诏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正式起兵反唐，一场腥风血雨正式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