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唐玄宗前中期的统治，我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盛世”与“贤相”。然而，唐玄宗本人在上台初期恐怕更多会感到窝囊。那一时期，每逢对外作战，即便是一些防御性质的战争，一个问题始终严重困扰着皇帝：钱和兵都不够边境战事的开支！

唐朝统一战争、唐太宗时代和高宗朝早期的对外战争中，府兵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以府兵为主力的唐军威风凛凛，大杀四方，成功打败了周边的主要敌人。唐玄宗既然面临吐蕃的严重威胁，为什么不恢复府兵的雄风，反而要花费巨大代价，建立在后人看来非常危险的节度使制度来应付边疆形势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大致了解下什么是府兵制。府兵制起源于西魏，但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和早期的已经区别很大。唐帝国时期的府兵制，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划定部分丁男作为军户，国家不给他们开薪水，甚至部分军事装备都要自己配置，但是国家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这就相当于国家把土地的使用权承包到户，不过军户承包时不是用钱支付，而是为国家提供免费的兵役。这些军户平时都生活在州县，由于他们作为军户纳税和组织方式与州县的平民截然不同，在基层有专门的机构折冲府对他们进行管理，因此他们被统称为府兵。

我们算下账就不难发现，府兵制对于朝廷来说非常合算。正常军事流程是政府先向农户征税，然后征募士兵，随后还得向士兵提供物资、开薪水。农户缴税再运到对应的仓库，需要巨大的运输队伍，产生大量运输损耗，同时还需要大量的仓储管理人员，会计、出纳、审计等财务管理人员，征兵需要组织管理，向士兵发薪水又需要运输和财务管理，总之中间环节的物资和人力成本实在太大了。而府兵制减少了大量的中间环节，几乎把部队的所有日常生活、训练等成本都节省了，这也是府兵鼎盛时期，唐帝国的对外作战显得非常强势的原因所在：国家的财政收入基本只需负责战争期间的物资投入，在一个局部战场可以有超大手笔的投入，从而形成对敌人的压倒性优势。

然而府兵制本身的运营模式注定了它无法长期维持。既然府兵制的核心是以土地使用权交换免费兵役，那么其运行的根本前提是国家对土地有较强的控制调配能力。也就是说，以均田制为核心的经济基础，是府兵制得以有效运转的根本条件。一旦原本的经济基础被破坏，府兵制的运营模式就必然会趋向崩溃。我们再看唐玄宗时期的状况不难发现，此时还想用府兵制应对边境军事问题，只怕是不大可能。

府兵制的崩坏主要发生在高宗武后年间，具体表现形势是军户大量逃役。唐帝国的府兵来源之中，关中占了44%，关中、河东（今山西）加起来则占比接近70%。这种分布特点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当时的府兵被良家子弟视为一种福利。关中是首都所在地，河东是唐帝国起家的龙兴之地，故这两地得到的福利也最多。府兵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保卫首都和皇宫的“三卫”，这些府兵任务危险性低，离皇帝和高官近，获得升迁和赏赐的机会多，属于热门职位，唐初规定必须五品及以上的官宦子弟才有资格担任。其他的普通卫士大多需要负责对外作战或者边疆服役，但在唐初士民往往踊跃争当府兵，唐廷甚至一度明确规定当府兵要看身家，家产不富裕还没有机会当。

唐初朝廷这项规定自有其道理。府兵一般是轮班制，根据军事行动距离远近从三班倒到12班倒。不论多少班轮换，朝廷都仔细计算过具体的路程。整体来说，一个府兵每年执行任务加往返路途，基本在120天前后。这么长时间不能种田，实际负担比一般徭役要重。同时府兵还要自己负担很大一部分军需装备和路上消耗的粮草等物资，其中最大一笔开支是每十个士兵要自备六匹驮马（指向军营运输物资的马匹，与战马区分开），如果家境不好根本负担不起。

府兵的负担这么重，为什么良家子弟还争当府兵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土地的保障。唐初均田制虽然明文规定每丁可分百亩田地，但实际执行中很难保证，从现有出土资料来看，普通农户可能连法定授田的一半都不见得分得到[根据出土敦煌文书，在地多人少的敦煌每丁授田也只有43亩（敦煌是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的宽乡，按规定授田数要增加五分之二到140亩），除掉桑田，可用于种粮食的田每丁不到30亩。这虽然是玄宗年间的情况，但在唐初情况可能也不会好太多。（参见杨际平：《从敦煌户籍看唐代均田制下土地还授的实施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而当时府兵地位很高，可以得到足额且质量有保证的授田，在军中积累资历和战功还可以得到勋赏获得勋田，因此无论从个人荣誉还是实际的经济利益来看，在唐初当府兵都是件很划得来的事。

然而至少从武则天时代开始，将罪犯充军就成为常态。充军的罪犯大多来自穷困潦倒的社会底层，即便略有资产，一旦入罪也基本会倾家荡产。这些人在唐初属于根本没资格当府兵的人，现在却被大量充入府兵，这表明至少从武则天时期开始，民间风气就出现重大变化，良家子弟不再把府兵当作热门职业，反而避之不及。这种民间风气的变化主要源自唐帝国经济基础和边疆形势两个层面出现重大变化。

要想让数十万府兵愿意为唐廷卖命，土地授予和勋田奖赏是根本动力，但这一切都建立在朝廷手握大量土地的基础上。唐朝的中原本土保持了数十年的和平，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兼并加剧[最迟在武则天时期，就有普通民众“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卖舍贴田以供王役”，“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等记载，可见此时民间买卖土地已经处于基本不受限制且政府也无力限制的状态。（《新唐书》卷115《狄仁杰传》；《旧唐书》卷94《李峤传》；《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附韦嗣立传》。）]，土地价值也迅速上涨，唐廷可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而官僚机构的膨胀还需要朝廷提供大量的职田、公廨田，因此能分配给府兵的土地就越来越紧缺。唐中期开始，府兵应授田与实际得田差距越来越大，府兵的核心利益已经得不到保证[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中华书局，2011年，第204页。]。另一方面，府兵的作战负担大大加剧，这主要和唐帝国不同时期的军事状况有关系：唐初主要的战争是统一天下的战争，战场大多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湖北等地，府兵执行作战任务的路程比较近。唐帝国得到天下后虽然也在边疆用兵，但敌人也相对孱弱。

唐初北方的突厥处于分裂之中，东北的契丹、奚等民族还没有崛起。高句丽作为农耕、游牧、渔猎混合经济形态的政权，与隋唐接壤的辽东等地更像农耕政权，对外扩张能力严重不足且背后始终有新罗、百济的牵制。此时吐蕃刚刚走出西藏本部，开始向外扩张，尚不足以威胁到唐帝国。建国初期的唐军基本上只需要在一个方向作战，因此府兵的作战任务往往路程比较近，时长也比较短。但到了武则天时期，西边的吐蕃和东北的契丹先后崛起，对唐（周）帝国边疆构成巨大威胁，唐（周）帝国曾多次大败，丧师数十万。边疆战争规模大幅扩大，边疆需要长期驻扎的部队数量大增，作战频率也提高了很多，且损失率极大。这就使得过去能严格执行的轮班制度受到很大破坏，很多府兵不得不超期服役，家中的产业只能荒废。这样一来，府兵所得大大减少，付出和风险大大增加，担任府兵已经不再是一个合算的选择，府兵开始大量逃亡。此时唐帝国的土地买卖已经非常发达，逃亡士兵的土地往往通过买卖被大地主兼并。于是，府兵制就陷入了兵源大幅逃亡→可掌控土地越来越少→强制扩充兵源→朝廷缺乏土地授予士兵→士兵逃亡加剧这样的恶性循环。

玄宗上台后，开元年间朝中也一度热议如何整顿并恢复府兵制的辉煌，但很快就不了了之，原因很简单：唐玄宗时期均田制早已被破坏，府兵制对于帝国也就成为一个经济上得不偿失的制度。唐玄宗时代西北、正北和东北都有对手，甚至西南都有吐蕃支持下的南诏，帝国在多个方向同时作战，需要投入的部队数量随之大增。西北和东北边疆都路途遥远，东北如果以河北人为主至少需要五班倒，西北边疆甚至需要十班倒以上。要在西北和东北边疆大规模用兵，一线常备兵力至少也要20万以上，需要配备的府兵可谓天文数字。朝廷要保持对府兵的吸引力，至少得为100万以上的府兵准备上亿亩土地，作为基础授田和勋田奖励。可朝廷手里哪还有这么多土地？如果去市面上买地，此时地价又比唐初涨了不知多少倍，成本足以让唐帝国望而生畏。对唐帝国而言，招募一个职业士兵，给他开高额薪水，总成本反而要低很多。府兵制崩溃的本质是，隋末大乱中李唐政权以极低的成本掌握了大量土地，随后一段时间内，唐廷用土地换取兵源和军事开支称得上一本万利。但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商业流通大大加速，土地兼并严重导致土地价值大幅增加、朝廷可随意支配的土地大幅减少，此时再用土地换兵源反而是严重亏损的。

因此，唐帝国转而采用成本更低的招募职业士兵加屯田模式，府兵制随即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到天宝八载（749），鉴于军府无兵可交，唐玄宗只好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至此名存实亡，退出了历史舞台。[以上关于府兵的论述多处参考了张国刚：《唐代府兵制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文史》2002年第3期。]

自秦帝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以后，直到唐帝国之前，从匈奴到柔然到突厥，来自北方草原上的强敌大部分时间都堪称中原王朝最强大的对手，也是中原王朝对外的主要攻防对象。唐玄宗时期的主要对手是后突厥汗国。接下来的东北方向，与中原只通过河北东部少量区域经辽西走廊接壤。这片土地上也诞生了大量的强大部落和政权，从早期的东胡到后来的鲜卑各部，鲜卑入主北中国，这里便归了高句丽。在高句丽被唐朝灭亡后，契丹和奚在武则天时代强力崛起，一度给武周的东北边境带来很大麻烦，却很快被后突厥汗国打得一败涂地。到唐玄宗时代，虽然没有后世耶律阿保机那样的强人整合所有的契丹人和奚人，边境的契丹人和奚人仍然是唐帝国需要应对的两个主要麻烦。从武周中后期到唐玄宗统治初期，东北是唐（周）帝国仅次于正北方向的重点防御区域。

唯有西北方向，此前从来没有诞生过强大的敌对政权。因此，此前的中原王朝整个防务体系和对外扩张活动中，西北方向的用兵一直都处于从属地位，不需要消耗帝国太多的军事力量。但在唐帝国走向强盛的同时，青藏高原上一个叫作吐蕃的强大政权也突然崛起，彻底改变了唐帝国西北边境的局势，也完全打破了帝国的军事布局。

比起之前西边的吐谷浑人，或者是北方突厥、回纥、契丹等一众游牧部族，吐蕃人拥有相对发达和完善的社会组织模式，更拥有在青海河湟、甘肃兰州—天水一带农业区建立农耕政权架构的实力，对中原王朝的直接威胁大很多。唐太宗时期，吐蕃刚刚扩张到青海一带，灭亡了吐谷浑，还处于力量积蓄期，尚未真正威胁唐帝国的西北。唐帝国通过文成公主和亲的方式，和吐蕃建立了一段时期的稳定和平。在逐渐消化了青海地区的吐谷浑故地后，吐蕃人很快就开始了新一轮扩张。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吐蕃在名将论钦陵的率领下，先后在大非川之战、青海之战和素罗汗山之战中大败唐（周）军，吞并了河湟地区、南疆地区，严重威胁河西走廊和甘肃天水一带。此时的吐蕃已经对唐帝国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不过吐蕃内部同样有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吐蕃人这一轮扩张速度过快，需要消化新的占领区。另外吐蕃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内讧，外战头号功臣论钦陵在内斗中身死族灭，小部分残存的族人投奔了当时的武周帝国。这次大规模内讧使吐蕃的扩张势头暂时放缓，武周政权趁机恢复了位于今日新疆中南部地区的安西四镇。

但无论如何，吐蕃这样一个政权的出现和扩张，意味着唐帝国在西北方向需要面对一个分庭抗礼的强敌，这在中原王朝之前的历史上堪称前所未有，给长安的朝廷带来了巨大的困扰。汉武帝时代同样经略过西北，但汉帝国在西域的军事行动，本质上只是对抗匈奴在一个次要战场的延续。在吐蕃兴起之前，中原王朝只要在正北和东北方向投入重兵。现在西北方向多出一个新兴的强国需要对抗，中原王朝的部队就会严重不足。从唐高宗时代起，这个问题就相当严重了。唐帝国当时已经灭亡并且占领了位于我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以及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正在和朝鲜半岛最后一个政权新罗对抗。随着与吐蕃的大非川战役中薛仁贵所部唐军惨败，唐帝国被迫放弃了朝鲜半岛，以应对西线日益增大的压力。到武则天时代，多线作战的武周军队更是在吐蕃的扩张、后突厥的崛起和契丹、奚等部落的进逼下应对乏力。位于我国东北北部，对唐朝来说同样偏远的高句丽北方故地，也在这一时期被迫放弃给了新兴的渤海国。

玄宗皇帝有并吞四夷之志，不能容忍边疆顾此失彼的现状。他决定在任何方向都要投入足够的重兵，都要击垮敌人。尤其是西北方向的吐蕃，玄宗皇帝更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压倒它。

隋唐时代是历史上著名的温暖期，中国各地区普遍温度都比现在要高3到5摄氏度，西藏地区也不例外[竺可桢认为公元600年到1000年的隋唐时代是历史上的温暖时期，这个时候在信安（浙江衢县）和广东、云南等地都有大象活动的记录，青藏高原也极宜居。（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由于气候合适，吐蕃位于西藏大本营的农业迅速发展，足以养活数百万人口，可谓前所未有的全盛期。在青海方向，吐蕃不断投入重兵与唐军在青海湖—日月山一线展开数十年的拉锯战，牢牢拖住了唐军。于是，唐玄宗在这个方向设立了河西、陇右两大军镇，编制分别为7.5万和7.3万，总计投入常备军14.8万。在西域方向，除了吐蕃屡屡侵袭南疆外，随着唐军逐步取得上风，还需要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地界与吐蕃的盟友作战，并因此到了阿拉伯人势力范围的最东端。为此唐军在西域设置了安西四镇和北庭都护府，编制分别是2.4万和2万，又投入了4.4万士兵。同时吐蕃还在云贵方向与统一六诏部落不久的南诏实现了联盟，威胁唐帝国的四川盆地，为此唐帝国又不得不在这里设立剑南节度使，编制3.09万。[天宝年的军镇编制和人数在《旧唐书》卷38《地理一》有详细记载，具体本书在后文介绍双方军队序列时会进行分析。]

整体一计算，玄宗皇帝为了全方位对抗吐蕃，各地一共投入了22.3万士兵，占全国总编制49万的近半比例！吐蕃崛起之前，中原王朝只需要较少部队就足以控制西北西南方向的局势。但伴随着吐蕃的崛起，帝国被迫增加近一倍的职业军队，来对抗这个新兴强敌。而且与吐蕃对抗的战场位于青海、甘肃一带的河西地区，新疆甚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西域、云贵高原、四川藏区等地，大部分是偏远的高海拔地区，后勤运输压力是其他地方的几倍。府兵制为代表的低成本军事财政制度又在此时崩溃，帝国的军费开支飞速上涨。如何应对巨额军费，解决财政收入问题，成为玄宗朝人事变化与政治斗争的一条重要主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玄宗皇帝不得不猛烈地扩大纳税人口，巨幅增加中央收入，并授予节度使全面的军政大权，以应对复杂的边境形势。

扩大纳税人口的主要手段便是清理隐户，与门阀士族争夺人口。门阀士族通过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资源整合，形成一个个巨大的庄园。这些庄园拥有数以十万亩计的海量土地，足以养活数万甚至更多的佃农。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商业发展不够，普通佃农无法脱离庄园生活，因此他们就会和庄园主形成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这些失去土地的佃农来说，他们不仅自己依附于庄园主，他们的家庭和后代也都世世代代依附于庄园主。他们平时是为庄园主进行生产的农奴，战时还为庄园主提供兵源。

当庄园主拥有了足够多的土地后，就可以养起大批的私属部队。随着坞堡技术的成熟，这些大庄园主往往在自己的土地上构建了坚固的坞堡，于是他们就有了和中央帝国叫板的能力，后来更是逐渐把控了地方政府，再后来连中央政府实际上也是由众多豪族分享权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帝国中央再想向地方收税就会变得困难重重，这些地方豪族最常用的招数就是把自己的土地和佃农隐藏起来，不进中央政府的户籍和土籍，对此中央政府往往也无可奈何。

汉末以来，一个政权要想保持稳定，通常都是中央与地方豪强共同治理。中央只管解决中央需要的开支，地方的开支和维稳由地方豪强解决，大约一半的人口成为史书上所谓的“隐户”。他们实际上属于地方豪强，因此不列入统计户籍，只对自己的领主负责，不需要向中央缴税。几百年来中央帝国与地方豪强始终进行着动态的博弈，时而激烈斗争，时而互相合作。随着数百年的大分裂时代接近尾声，统一的隋帝国出现了。隋文帝和隋炀帝父子开始扩大中央集权，清理隐户。隋炀帝时纳入国家统计的户口达到890万，人口4600多万，比开国时多了一倍。然而隋帝国很快就崩溃了，唐帝国取代了隋帝国。唐帝国在开国初年之所以能迅速扫平天下，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和众多豪强达成和解，彼此共治国家。所以号称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时期，户口不到300万，直到高宗时期，唐帝国的寿命已经超过了隋帝国，但是户口仍然只有380万，不到隋帝国的一半[隋炀帝大业五年及唐高宗永徽初年人口数据参见《通典》卷7。]。唐帝国统治前期的100多年里，实际上吸取了隋帝国迅速灭亡的教训，对地方门阀士族荫庇户口和土地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到唐玄宗时期，为了增加纳税人口，填补对吐蕃战事的巨大军费需求，唐帝国又不得不开始与豪强争夺人口了。

在古代史官的评价体系中，这层围绕财政展开的政治和人事斗争，往往会被披上一层忠臣与奸臣的外衣，演化成一个个好人与坏人的故事。

想要扩大财政收入，就只能打破现有的各项经济财政政策，必然侵犯到现有制度下各层次的既得利益集团。比如开元前期著名的宇文融，力主推行“括户括田”政策。所谓的括户括田，就是打击隐匿佃农和田地的行为，把以前被豪门荫庇、不在帝国户籍、田籍中的人口和土地纳入帝国正式管理，当然最关键的是要对他们收税。这种扩大税源的行动贯穿了整个玄宗朝，使得帝国的纳税人规模由300万左右扩充到了800多万。

百姓不入国家户籍，要么一开始就是帝国默许的豪强隐匿人口，要么就是在漫长岁月中为躲避繁重赋税徭役的逃亡者。但人总要耕种土地维持生存，逃亡户口其实大部分也都成为豪强地主的佃户。那些能够隐匿户口和土地的人背后，通常都有地方乃至中央层面的豪强大地主在撑腰。所以为了这括户括田的事，朝堂之上自然吵得不可开交。反对朝廷清理隐户的官员们，肯定不会摆明自己是在为豪强大地主说话。他们辩解称，朝廷这样大肆聚敛财物，让老百姓困扰不已，被迫不断逃亡。而且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就会作假，所以被清理出来的逃户好多都是捏造的。再有甚者，这帮奸臣清理隐户根本不是为国家着想，个个都是为了贪腐。反对者说的当然有道理，扩大财政收入的过程中怎么可能一清二白，中间的政策失当、贪污腐败、冤假错案肯定层出不穷。政敌一旦揪着这些问题攻击，执行者是很难全身而退的。

于是玄宗皇帝就发现，自己的手下大臣们每天都在各项会议上争吵不休，每个人都在一脸诚恳地力图证明，自己是最忠于皇帝，忠于帝国，忠于百姓的，而对方是祸国殃民的奸臣。我们这些忠臣为国为民百死不辞，不惜与那些奸臣小人们斗争到底。那些主张维护现有制度的保守派在这样的争吵和攻讦中，往往会占据优势，成为主流舆论口中的忠臣。原因很简单，不大幅改变现有制度，只搞些小打小闹，那么众多现有制度下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可以得到最大的保障。这些既得利益者们自然是帝国最有权势的一群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使得他们总能掌握舆论的主动权，他们的声音总是最响亮的。所以开元早期大部分时候，“贤相集团”总是能占据舆论优势，而像宇文融这样的聚敛之臣总是被以张说、张九龄为代表的贤相忠臣们猛烈攻击，最终不得不下台。

宇文融一共为国家整理出被隐蔽的户口80多万，当时的户口与纳税人比例大致为1：1，也就是说宇文融为唐帝国一举增加了大约80万纳税人，增加了80万人的租庸调税收，同时还增加了80万户对应的土地。国家规定每个纳税人（课丁）有田百亩，实际当然不会这么规整，但肯定能多整理出数千万亩土地，而这些新增加的在籍土地还需要缴纳地税，可见宇文融主持的这次括户括田增加了非常多的税收收入，为帝国得以向西北方向投入重兵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同时，司马光也把政敌批评诋毁的说法全都记载了下来，主旨大致是长安朝廷一下子搜刮出如此巨大的户口和土地，中间肯定有好多弄虚作假，导致劳民伤财。我们不能说这些批评就是错的，这样的运动式做法肯定会产生很多漏洞，带来很多不规范甚至是违法行为。

比起正反两方说法更可靠的是量化数据。宇文融括户后的开元二十一年（733），纳税人大约400万，到天宝十四载，纳税人达到了820万[《通典》卷10引用裴耀卿开元二十一年的上书“今日天下输丁约有四百万人”，《通典》卷6记载天宝中“课丁八百二十馀万”。]。也就是说，宇文融此次的括户只是清查了其中一小部分隐户，力度并不是很大，纳税人口至少还有一半以上是被隐匿的。这恰恰证明了，当时宇文融清查隐户的行动规模有限，根本没到需要大举弄虚作假的地步，因此这些批评更多只是政敌的诋毁[宇文融括户的成绩及政敌的批评都在《资治通鉴》卷212“开元九年二月”条。]。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时明显倾向于“贤臣集团”一方，宋神宗年间他本人就是保守派的精神领袖，类似于张说、张九龄的地位，而宇文融这样为皇帝清理隐户的改革派，在司马光心中自然就类似于王安石及其党羽了。

问题是贤相忠臣们上台了，舆论欢呼雀跃，国家有救了，百姓有福了，可是朝廷的钱却真的不够了。玄宗皇帝不断开展军事行动，背后的工资奖金跟不上，将士们怨言四起，贤相忠臣们对此束手无策，气得皇帝只能指着这帮贤相忠臣的鼻子痛骂：“你们这帮人天天跟我说宇文融怎么怎么不好，是奸猾小人，可是轮到你们这些忠臣好人上台了，钱哪儿去了？现在国家需要钱，将士们需要钱，你们这些正人君子们这时怎么就装聋作哑了？”[参见《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七年十月”条。]

再看看宇文融政敌、贤相集团代表人物之一的张说和唐玄宗的一段往事。张说坚决反对宇文融主持的括户括地行动，问题是不括户就没有收入来源，张说的应对很简单，那就不花钱。部队护送皇帝封禅泰山一趟，张说给将士们加了好多名誉头衔，就是不涨工资不发奖金。吐蕃对帝国西北威胁这么大，皇帝想要对吐蕃用兵，张说就不断要求与吐蕃讲和。等到前线战事不利，张说干脆上表讽刺皇帝。显然，以张说为代表的贤相集团的思路很简单，不折腾就不会缺钱了。这些“忠臣”们的说辞并非毫无道理，可是从皇帝的角度来讲，这些本该纳入国库的钱进了谁的腰包呢？难道都给老百姓得到实惠了吗？实际上这些户口和土地都由各级豪强地主们掌控，他们蛀虫一般吞噬着民间的财富，帝国不仅要听之任之，还要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任边疆局势糜烂，皇帝又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参见《旧唐书》卷97《张说传》。]

皇帝这一次对“贤臣”集团的抨击，并不代表皇帝多么思念宇文融。相反，宇文融在此之后仍然遭到了贬斥。皇帝这次大发雷霆，更多的是借此向那些保守派宣战，明确告诉他们会继续此前的财政扩张计划，宇文融下台无关紧要，类似官员还会继续得到任命。终于，帝国的贤相奸臣们吵吵闹闹的局面成了过去时。在开元二十四年（736），李林甫被任命为帝国右相，成为政坛头号人物。这个位子他一坐就是17年。

李林甫执政时间之长，在唐帝国历史上仅次于房玄龄，排名第二。但是李林甫生前的名声就不怎么样，在后世更是沦为奸相的代名词，人们甚至创造了一个专门的负面成语来形容他——“口蜜腹剑”。

李林甫的名声为什么这么差？简单看一组数字就可以理解了。前面我们提到，李林甫执政前的开元二十一年，帝国只有400万纳税人。到李林甫病亡的天宝末期，帝国的纳税人上涨到大约800万，整整扩大了一倍。上文所说的宇文融不过是增加了80万纳税人，就被贤臣集团大呼小叫、猛烈抨击，最终不得不下台。李林甫增加的纳税人是宇文融的五倍，他被当时和后世的“贤臣”们群起而攻之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只是在清理隐户、大幅增加纳税人上有所作为，李林甫并不足以长期担任帝国首席执政官这么久，直至病死任上。他能得到玄宗皇帝二十年如一日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比其他官员，他对帝国的财经状况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成为首相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林甫就着手实施了大刀阔斧的财税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项改革就是租税折纳改革。

唐帝国的税收五花八门，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大类：粮食、铜钱和布帛。唐朝的布帛是和铜钱同等地位的货币，而且由于其轻便、保有量大和价格稳定等因素，在大额交易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每一个纳税人每年需要缴纳二到三石的粟米或等值的其他粮食，三匹左右的标准绢或者等值的其他丝织品[《通典》卷6：“课丁八百二十馀万，其庸调租等约出丝绵郡县计三百七十馀万丁，庸调输绢约七百四十馀万疋（每丁计两疋）。绵则百八十五万馀屯（每丁三两，六两为屯，则两丁合成一屯）。租粟则七百四十馀万石（每丁两石）。约出布郡县计四百五十馀万丁，庸调输布约千三十五万馀端（每丁两端一丈五尺，十丁则二十三端也）。其租：约百九十馀万丁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馀万端（大约八等以下户计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丈，九等则二端二丈，今通以三端为率）。”这段内容明确说了江南人庸调平均每丁2.3端，租、户税等折算成布平均按3端算，每丁理论总共缴纳数约5端，价值相当于5匹绢。]。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税收征收上来以后，运输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唐帝国首都长安位于关中，帝国的绝大部分富裕国土，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和江淮都在关外，从关外往关中运送物资路途遥远，且途中多高山大川，非常不便，成本也高。

李林甫基于帝国的收入现状和支出现状，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三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租税折纳改革。唐帝国巨大钱粮税收的最主要支出首先在西北军镇，其次在皇室和朝廷。西北和首都这些支出中最大的痛点是粮食。首都近百万脱产人口每年需要数百万石粮食，西北近20万将士和数万匹战马驻防在遥远荒凉的边疆，为了给他们运输粮食还需要大量人力和驮马，他们同样每年需要消耗数百万石粮食。另外，唐帝国每年能从关东地区收来2000多万匹绢帛，首都和西北根本不缺钱。自然而然的，朝廷对关中和西北的百姓再收个两三百万匹绢帛毫无意义，不如把关中的所有税收全部折算成粮食收上来。甚至这样都还不够，帝国还要用强制统购粮的方式把老百姓手里剩下的所有粮食全部买过来。此外，关外地区的粮食收上来后千里迢迢运到首都的粮仓损失太大，既然关内多收了很多粮食，那就不如把关外的粮食税收全部换算成钱，也就是布帛，运到首都后再作为统购粮食的经费。[参见《新唐书》卷51《食货一》。]

当时河南、河北地区生产的绢质量很高，江淮地区出产的布质量很高[参见《唐六典》卷20。《唐六典》主要是对唐朝政府部门及其各项工作的标准化章程，绢、麻和钱的标准化，评定品级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关内的各色税收全部换算成粮食，河南、河北差不多一半地区的所有税收都被换算成绢，江南普遍地区的税收被全部换算成布，这就是折纳改革。折纳改革对于各种类的税收的兑换比例都做了严格的规定，一石粟米相当于六斗大米、相当于一匹绢（四丈）和一端布（五丈）[参见《旧唐书》卷48《食货上》，其中的敕文反映了李林甫的改革中，关内所有税收全部换算成了粟米，河南/河北不通水利的州税收全部换算成了绢帛。]。一石重62.5斤[此处为唐斤，唐代一斤换算成现代重量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为600克和660克。]，而一匹绢或者一端布都不到一斤。李林甫的改革相当于把粮食税收都换成布帛以后，需要运输的重量降低到原来的1%到2%。而运输成本只和重量正相关，也就是说基于帝国主要支出在西北的背景下进行的折纳改革，可以节省掉90%以上的运输成本，其价值不可估量。

这种折纳改革其实并不需要多少奇思妙想，至少在武则天时期就已开始试点运行，但直到李林甫上任后才全面推广。这是因为方案和执行过程中涉及太多细节，需要强有力的人物才能推得动，干得好。比如说各地绢布的质量大不相同，由于此前没有人整理，对于布、帛、钱这三种可以当钱用的物资，各地到底都出产些什么、出产的质量怎么样，许多官员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唐帝国税收的钱的部分就只好随各地自己定，而全国的布帛种类高达几十种，唐帝国收税时只好把所有种类的布帛和混乱的兑换关系一股脑写上去，地方缴税的时候也是五花八门随便乱缴。这样下达的收税命令极其冗长，收上来的税更是极度混乱。很多上缴的布帛质量太差，带来很大的虚耗。

为此李林甫主持编写了著名的《唐六典》，在折纳改革前一年，李林甫还主导了“长行旨”改革。这两件事都是对纳税物资的标准化改革，对绢、布和铜钱这三种可以作为钱使用的物资进行了严格的评定分级，全部根据质量分出了一到九品，统一量化了各地布帛钱的产出情况，从而标准化了各地适合折纳的物资及折纳比例，明确规定了每个州应该上缴什么种类的钱帛，按照什么样的比例换算，从而结束了混乱局面，减少了税收上的巨额损耗。[李林甫改革后各类物资折纳的换算比例，以及江南粮食地租换算成布的细节，皆参见《通典》卷6。]

李林甫通过其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细致认真的工作作风，为帝国的财税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他被玄宗皇帝长期重用的核心原因。唐玄宗想对外开疆拓土，财政上离不开李林甫的规划和执行。我们可以看到，从李林甫担任首相起，唐帝国的军事行动频率，尤其是在西边用兵的次数，比起开元前中期明显增加。天宝八载开始，唐帝国更是在短短四五年间展开了一系列对外扩张的战争。在青海，哥舒翰率兵强攻属于吐蕃的石堡城，并且在日月山—青海湖一线连续建造了多个军城。在西北方向，高仙芝在今日的新疆和中亚地区频繁作战，征服了位于巴基斯坦北部的朅师国，位于克什米尔的小勃律，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石国。唐军向西扩张如此迅猛，乃至于与中亚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都发生了冲突。高仙芝随后又带着唐军和西域部分附属国部队翻越帕米尔高原，与阿拉伯人和中亚当地小国组成的联军展开了怛罗斯之战。在东北方向，安禄山带着范阳、平卢和河东三镇联军深入辽西的土护真水与契丹作战，在西南方向，唐帝国先后两次派遣数万军队，深入今天的云贵地区与南诏作战。

唐帝国这几年进行的一系列作战都是距本土上千里甚至近万里的远征，要跨越艰难万分的高山大河。这样大规模、长距离的远征，后勤工作的艰难可想而知，物资损耗、交通费用和人力支出可谓极度惊人。无论这些战事本身胜败如何，唐帝国能负担起这么多支军队大规模远征的费用，从侧面证明了李林甫清理隐户、扩大纳税人、增加财政收入工作之成功。

李林甫执政期间，唐朝达到鼎盛。经济繁荣，城市生活丰富多彩，行万里不用携带兵器。对外战争不断取胜，在西边压制吐蕃，在北边利用后突厥汗国的内战联合回纥等势力将其攻灭。《旧唐书》对李林甫的评价还算公允，比如评价“其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乂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认为李林甫主持工作严谨周密，“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

李林甫主要的问题是贪恋权位，只要有人威胁到他的相位，哪怕是以前的政治盟友，他都会想方设法予以打击。当然，李林甫在政治上也颇能领会唐玄宗的想法，并且不惜多次担任皇权的打手，为皇帝干脏活、背黑锅。结合上述种种，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李林甫能把帝国首席执政官的位置牢牢握在手中，直至死亡。而继承了李林甫位置的，是杨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