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春天，范阳城内。唐帝国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看着身边严庄、高尚、阿史那承庆等心腹，不禁有些恍惚。他实在记不起来，这是他第几次与这些人坐在一起密谋，讨论到底要不要起兵。尤其是去年从长安城归来后，身边怂恿自己起兵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

安禄山深深记得，多年前的天宝中期，当时他掌握范阳与平卢两镇没多久，权力还不是很稳固，刚刚成为自己核心幕僚的高尚，就已经用图谶之类神秘主义的东西蛊惑自己，劝自己造反了。另一位核心幕僚严庄[关于安禄山主要谋主严庄的具体身世和事迹，参见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32页。]后来也加入了进来，最近更是和高尚一样在耳边各种出谋划策，游说自己叛乱。严庄、高尚这两人都是河北的汉族底层士人。当初这两人整天给安禄山洗脑，实际上有着被安禄山举报或者直接军法从事的巨大风险。在安禄山尚无反意时，这两人就很坚决地选择了同朝廷敌对，他们叛乱的决心可谓远高于安禄山。事实上，严庄、高尚在安禄山耳边的不停撺掇，只是当时河北庶族士人对长安朝廷极度不满的一个缩影。

由于安史之乱给民众带来了无尽的战乱与灾难，并且安禄山、史思明的政治野心和迷梦以失败告终，人们总是倾向于从结果倒推过程，认为这是一小撮野心家带领部分骄兵悍将，违背大部分人意愿发起的叛乱。但在安禄山赖以起兵的河北，即便在叛乱结束很久之后，安禄山、史思明等叛逆首领在民间仍然经常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以至于还有人给他们立庙。正如仇鹿鸣教授在关于安史之乱的论述中指出的：“史家很早就注意到，安禄山、史思明这样唐廷眼中大逆不道的叛臣在河北地区却深孚人望，‘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因而所谓安史之乱，断非起自青萍之末，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为其支撑。但中国传统王朝历史的书写，本身就带有建构王朝政治合法性的目的，采取某一王朝的正统立场本是其中的常态，因而目前所见传世文献中关于安史之乱的记载，大体本自唐王朝的正统立场，将安史政权斥为叛逆僭伪，其论述带有鲜明的尊唐贬燕色彩。”[仇鹿鸣：《安史之乱的另一面》，见《读闲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1—37页。]叛乱失败后，安禄山在河北民间仍长期有大批同情者，不难推想，安禄山叛乱之初，在河北的民意支持必然会更为广泛。

唐朝和之前的隋朝、北周一样，都是由被称为“关陇集团”的军政集团所建立。宇文泰成功将关中地区原北魏军政力量与关陇地方豪族相结合，使得当地汉族地主豪强武装也加入了西魏的正规军之中，宇文家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北周政权，并统一了北方。随后的隋、唐两个王朝更是结束了数百年的大分裂，重新统一了全中国。但关陇集团以关中起家，注定会存在着很强的“关中本位”倾向。

秦和西汉以关中为基地统一关东地区，更多是因为关东地区当时一盘散沙。关东地区中地缘、经济实力和人口总量上最可能抗衡关中的河北[河南的经济和人力资源大部分时候不比河北差，但是处于关中、河北、江淮、山西等区域之间，四面受敌，地缘形势过于恶劣，在战乱割据期整体不如关中或者河北容易获胜。]，在东汉之前从来未能整合在同一个区域政权之下，以逐鹿天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河北地区的整合难度大大减小了，这就削弱了关中的优势。从东汉开始，河北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总数已经明显超越关中。从光武帝以河北为基地统一天下起，起于关中的政权想统一北方进而统一全国，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关东地区像秦末或者刘邦东出时那样四分五裂，如李唐对关东群雄的统一战争。另一种如果对手是拥有大半个甚至全部关东地区的政权，则其内部必须出现大问题，使得关中政权能够以弱胜强。

这种以弱胜强，一共只发生过两次：前秦灭前燕，北周灭北齐。这两次都是暂时团结的关中击败了内讧无下限的关东。从东汉王朝起一直有着极度重要地位的关东士族，在这两次战争中都放弃了对关东政权的支持。

前秦灭前燕后得到的前燕人口多达999万[参见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02“太和五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前秦灭前燕前本身的人口数无载，但西汉中后期曾统计关中地区人口，结果为243万[西汉元始年间，京兆尹人口682468人，左冯翊人口917822人，右扶风人口836070人，三者相加为243万人。见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据隋炀帝大业五年（609）的统计，此时关中地区的人口为56.3万户272万人[见《隋书》卷29《地理上》，中华书局，1973年。按现代学者估计，加上大业五年统计时没算的未入籍人口，当时关中地区实际人口大约在307万。详见薛平拴：《隋唐五代时期关中地区人口的兴衰演变》，载《唐史论丛》2014年第1期。]。这两项关中处于盛世时期的人口数可以提供参考，即使算上其控制的部分陇西、河东地盘，一般认为灭前燕之前的前秦人口不会超过300万，远低于前燕。

前燕的核心地盘河北位于东汉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发达、文教兴盛的关东地区。前几任君主在位时，能整合宗室、士族的力量一致对外，实力远超前秦和东晋。但到前秦灭前燕之前，前燕的中央政权、宗室和豪强士族之间争夺户口的斗争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程度，军功高官悦绾都因为代表国家清理隐户遭到直接暗杀。前燕宗室普遍拥有很大权力，同时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内斗。以慕容垂为代表的内斗失败方，则选择投奔敌国前秦。另一方面，前燕的兴盛离不开关东士族的合作，但是前燕清理隐户的尝试和宗室的内讧，削弱了其对河北大族的控制。随着前燕逐渐丧失对拥有大量荫庇人口和坞堡的关东大族的控制，前燕的基层统治秩序在前秦入侵时已经基本崩溃。最初前秦军在边境上的试探性攻击，很快顺势发展成了灭国之战。伴随着潞川之战中前燕中央政权的主力军队遭到惨败，整个关东地区几乎都被前秦传檄而定。前秦军队甚至不需要花费太多力气来征服前燕各地，连慕容家族赖以起家的东北地区都很快被前秦军偏师占领。

北周灭北齐同样是以少胜多。隋文帝篡位的公元581年距离北齐灭亡不过几年。根据当时的人口普查，官方掌握的户口大约460万户，共2900万人。经历了灭国战乱的原北齐境内户籍人口约2000万，而包含长江中上游等地区在内的原北周领土人口约900万。[隋朝建立时，原来北周、北齐、南陈三国人口分别为9009640人、20006880人、2000000人。其中前两国人口是根据隋文帝的人口普查所得，南陈人口为约数。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3—77页。]

北齐灭亡前，其内讧程度和关东士族对北齐中央的离心程度不下于前燕末年。高欢到高洋执政时期，东魏、北齐政权逼走孝武帝元修，失去了河东和洛阳周边部分士族的支持，但尚能有效平衡执政的高家、鲜卑军功贵族和关东汉人士族三股势力。然而，高洋死后，高演发起的乾明政变中，以杨愔为代表的执政士族被宗室高演、高湛兄弟联合斛律金为代表的鲜卑保守派勋贵消灭。随后，高湛一系为了确保权力不被高澄、高洋两系夺回而大行佞幸政治，排挤了祖珽、崔季舒等汉族士人，斛律光、高孝琬、高长恭等宗室和勋贵也相继被清洗。北齐丧失了大部分关东士族支持，又在内讧和清洗中消灭了大量优秀的宗室和勋贵，此时的统治秩序比前燕末年更为混乱，自上而下都是一副亡国之相。北齐账面实力虽然强大，中央政权真正能掌握的资源却未必比得上北周，而此时执政的高纬更是毫无人君之相。甚至连当时最弱的南陈，都敢主动讨伐北齐，并且击败北齐军队夺占淮南地区。面对颇有军政才略和赌徒精神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北齐被灭亡也就不奇怪了。

北周灭亡北齐是标准的以弱灭强，在关陇集团内部完成了政权更迭的隋、唐两朝皇室将面临同一个问题：在关陇集团的“关中本位”之下，如何才能稳固统治远比关中人口更多的河北、山东等地？如何在“关中本位”政策和天下共主的地位之间获得平衡？

隋文帝杨坚篡位时经历的最大挑战是尉迟迥在关东起兵反抗。但是此时距离北周灭亡北齐不过三年，尉迟迥在关东影响力有限。虽然有一小部分投机分子参加了这次叛乱，但关东地区绝大部分的世家大族对尉迟迥起兵冷眼旁观，尉迟迥依靠的主要是自己麾下的占领军，而且他只能控制部分关东地区。北边镇守幽州的于翼支持杨坚，这让尉迟迥无法和北齐流亡势力或者突厥人直接协作。尉迟迥的起兵很快以失败告终。

但杨坚却是个阴毒的人。他在尉迟迥失败前就定下了借战争摧毁此时关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邺城的计划。得到他授意的韦孝宽借着镇压尉迟迥余部之名，在邺城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伴随一个多月的烧杀和之后对城市的平毁，邺城这座从曹魏到北齐兴盛了几个世纪的超级大都会彻底从史书上消失了。之后在历史书上出现的邺城，是在原先邺都南边数十里、安阳河以南所建的新城[安阳河即洹水，在秦朝和西汉初期为黄河支流。曹操扩建邺城时，曾经引流漳河从城市中穿过，两晋南北朝时繁华的邺都，其主要精华城区都在漳河北。]，且规模和影响力都已断崖式下降。[《周书》卷31《韦孝宽传》：“兵士在小城中者，尽坑于游豫园”，中华书局，1971年。《周书》卷21《尉迟迥传》的描绘则要触目惊心得多：“余众，月余皆斩之。”唐朝僧人道宣对这次大屠杀有更详细的描述，曰：“拥俘虏将百万人，总集寺北游豫园中明旦斩决。围墙有孔，出者纵之，至晓便断，犹有六十万人，并于漳河岸斩之，流尸水中，水为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见《乾隆大藏经》第1529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中国书店，2007年。）这里“百万”“六十万”的说法固有所夸张，但这次杀戮过于惨烈，且有大量附近居民被祸及，以至于一向残暴的隋文帝都良心不安。]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和远征高句丽时不恤民力一味蛮干，除了好大喜功之类的原因外，恐怕也颇有另一层意味：蓄意削弱领先关中太多的河南、河北地区的人力物力。在杨玄感叛乱失败后，隋炀帝曾经直接对手下重臣裴蕴说过一段骇人听闻的话：“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奉命处置杨玄感余党的官僚在得到授意后大开杀戒，“由是峻法治之，所杀三万余人，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余人。玄感之围东都也，开仓赈给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不但被怀疑和叛乱有关的人要杀，连接受过赈济的饥民也一律杀掉，可谓残暴至极！[见《资治通鉴》卷182“大业九年七月”条。]

把自己治理下的关东地区人民视为假想敌的隋炀帝最终玩火自焚，在遍地反隋起义的打击下滞留南方的江都，讽刺地死于自己最信任的关中人组成的近卫军之手。然而，隋炀帝削弱北齐故地的努力，却残忍地以另一种方式取得了成功。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和远征高句丽给关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尤其是河南、河北。随后隋末天下大乱，这里也成为群雄混战的主要战场，而关中地区和江南地区遭到的破坏相对小许多。到唐太宗末期，经历了贞观之治后，关东地区最精华的部分，也是唐朝全国最富、人口最多的河北和河南两道，登记户数仍然分别只有隋朝巅峰时期的16%和11%[参见翁俊雄：《隋大业五年与唐贞观十三年民户数对照表》，见《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59页。其中隋大业五年各项数字据《隋书》卷29—卷31《地理志》统计所得，唐贞观十三年（639）河南、河北道民户数据考订过程分别参见该书第117—139、139—158页。《隋志》所载大业五年各郡，该书中依贞观元年（627）十道加以划分。蒲立本所著《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也有大业五年户数（［加］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丁俊译，中西书局，2018年，第183页），但对各郡的划分没有按照贞观元年的区划改变调整，口径不同导致数据与翁俊雄著作有所出入，此处以翁说为准。]。当然，唐朝前期户籍政策较松，存在着严重的漏籍现象。但是隋末人口下降比例最厉害的区域，恰恰是关东最精华的河北、河南两地，已经足以说明隋炀帝的刻意折腾和隋末群雄混战，对这两个地方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

唐高祖李渊继承了这种“关中本位”政策，对关东各地起义军的领袖残忍杀戮，尤其是深孚众望的河北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昔日李唐宗室、战将被窦建德俘获者都受到了优待，但窦建德被俘后，李渊不但在他已经表示屈服后仍将他处死，还对窦建德已经解甲归田、作鸟兽散的昔日部下们大肆追捕清算。最终窦建德旧部忍无可忍，推举刘黑闼为领袖再次起兵，一度重创唐军，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参见刘昫：《旧唐书》卷55《刘黑闼传》，中华书局，1975年。]

唐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上位，逐渐开始把关东士族中的一部分中上层如魏徵、房玄龄、徐世勣等人统战到自己的政权中。然而，对占河北人口绝大部分比例的寒门庶族、底层汉人或者胡人民众而言，这种统战和他们没什么关系。此外，在唐朝前中期的政权中，关陇集团的世家们在中枢仍然毫无疑问地占据着支配地位，关东大族们虽然获得了一定政治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和关东地区的经济实力完全不成比例，也无法和北魏时代关东士族所拥有的政治地位相比，这些大族多半也不会满足于此。

由于关陇贵族占据了绝大部分政治权力，除了少量关东大族作为统战对象之外，占河北绝大多数的寒门庶族、底层汉人的政治上升途径非常有限。但是，长安朝廷的索求却一点不少。以农业时代最重要的物资粮食而言，河北和河南都是唐朝主要的粮食低价统购来源和官方储备粮仓所在地，河北人民为唐帝国丰厚的储备做出了巨大贡献[参见［英］杜希德：《唐代财政》，丁俊译，中西书局，2016年，第177页。洛阳附近的含嘉仓所存粮食占唐帝国官方储备的近半数，第178页所列附表中，河南、河北两道总粮储占了全国总粮储的45%。同书第320页指出，《通典》中的“北仓”有很大概率是清河仓或者魏州大名县的官仓，两者都位于河北。这些地方储藏的粮食基本都是从河北、河南低价统购而来。]。河北、河南、山东三地是唐朝征收绢帛的主要区域，在天宝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三地共占全国征收绢帛数的三分之二。而绢帛当时不但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还是主流的流通货币。[参见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11册《唐代军事史（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47页。原文是从安史之乱后中晚唐朝廷财政损失角度进行分析的。]

所以，大部分河北民众对唐廷的认同感并不高。在他们看来，遥远的长安朝廷除了无休止的索求，就只剩下老皇帝和杨贵妃的那些逸闻轶事。相反，带领他们反抗隋朝的河北起义军领袖窦建德，带他们去长安花花世界抢劫吃大户、让他们看到翻身希望的安禄山、史思明，才算得上他们的领袖。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除了把安禄山、史思明并称“二圣”，还广泛崇拜窦建德这位曾经的河北领袖。唐文宗太和年间，魏州书佐殷侔路过一处纪念窦建德的夏王庙（窦建德曾自称夏王），目睹了当地百姓举行的盛大祭祀仪式，心生感慨，为窦建德写下了一篇碑文，其中可以窥见河北人民对窦建德的怀念和对长安朝廷的离心。而此时距离窦建德被杀已有200多年，唐朝的阳寿都只剩下不到百年了。河北基层的人心普遍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严庄、高尚之类河北庶族士人，在造反的决心和坚定程度上，反而一度远超安禄山本人了。

玄宗朝初年，从农业的角度来看，河北地区仍然是帝国最富裕、生产力最高的地区。然而，随着唐帝国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河北的地位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其中最大的标志就是以绢帛为代表的丝织品。

唐帝国时期绢帛不仅仅是货物，更是官方认可的和铜钱同等地位的货币。在实际应用中，官方和民间的大额交易普遍使用绢帛作为代币。从方便性来说，民间小额交易理论上更愿意用铜钱，但由于帝国钱币发放政策经常出现很大混乱，绢帛很多时候作为避险货币而受到广泛认可[董诰编著：《全唐文》卷744，中华书局，1983年。其中录有《窦建德碑》全文。]。绢帛作为货币时以质量最好的上等绢作为计价单位，其他丝织品都要按比例与上等绢换算。隋唐时期，绢帛质量被分为九品，直到唐帝国初期，天下公认的一品绢都是来自邺城到清河一带的河内地区[更多细节参见本书第二、三和二十三章相关内容。]。但是随着唐帝国真正意义终结了乱世，举国进入了长久的和平年代，各地绢帛的地位就在悄悄变化。等到了玄宗时期，河南地区洛阳、陈留（汴州）、郑州一带的绢帛取代河北的产品，成了公认的标杆。

在贞观年和其后的承平年代里，盐茶等大宗商品与以瓷器玉器为代表的奢侈品，在其他地区尤其是东南的产品质量稳步提升，逐渐反超了河北地区。甚至连粮食，在当时的流通市场也是东南地区的大米最好，换算成北方常见的粟米和小麦时都要算溢价。河北主要产出的粮食、绢帛和马匹，逐渐成为相对低附加值的商品。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经济在持续发展进步，另一方面河北地区的发展速度比其他地区稍显逊色，经济基础逐渐产生很大变化[参见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58，中华书局，2008年。]。随着玄宗年间大力发展漕运使得江南到关中交通便利程度大大上升，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分化就变得更为明显。[参见李林甫编著、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20，中华书局，2014年。《唐六典》相当于李林甫时代对全国绢、麻布、铜钱做的一次官方等级认定。第一等的绢在淮北的商丘、亳州一带，郑州到洛阳是第二等，隋朝时天下第一的贝州（清河）降到了第三等。优质绢帛南移的局面非常明显。]

在安史之乱后的唐帝国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东南地区的百姓想要实现阶级跨越，最好的办法是做商人，做盐商、做茶商、从事各种服务业，一时间江南地区极尽繁华，东南的普通民众和实力豪强自然会下意识地支持帝国的统一和完整。而河北地区的百姓要想过上还不错的生活，最好的出路是去当兵，领一份可观的薪水，因此当地民众对能保护他们军人编制的藩镇就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这种趋势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唐中叶经济快速发展后逐步形成的。这样的大背景下，河北的地方实力派很容易表现出强大的离心倾向。从更长远的时间线来说，河北人民目睹了北齐灭亡后100多年来的一切，看到曾经繁华的邺都化为丘墟，承受了修建大运河和征伐高句丽的灾难，以及紧随而来的隋末末日般的乱战和饥荒。北魏孝文帝曾经钦定的同鲜卑八个顶级勋贵姓氏同等的四姓关东望族，其政治地位早已今非昔比[北魏孝文帝钦定居首的汉人四姓望族为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同北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大勋贵姓氏并列。]。整个河北地区，从北齐灭亡起已经成为关陇集团的牺牲品多年，他们对长安的朝廷抱有强烈的戒心和怨念。更可怕的是，这种情绪在玄宗朝后期开始从民间蔓延到了军方。

雄才大略的唐玄宗时期，朝廷在四方边疆大举用兵，其中在蒙古高原需要应对后突厥汗国，在东北地区的用兵对象主要是契丹和奚人。自武则天时代起，强盛的后突厥汗国多次深入河北大肆劫掠，辽西的契丹和奚人也屡屡进犯，所以唐帝国一直在河北一带驻有重兵。玄宗在河北设立了范阳镇，部队编制多达9.1万人，是大唐第一大军镇。如果算上后来分出来的卢龙镇3.8万人，则河北军人总编制高达12.9万人。唐帝国的主要产粮基地在关东的华北平原和江淮、江南，最大的转运仓是黄河北岸的清河仓，主要用来供应河北。正常来说，除了首都，唐帝国的主要粮饷都会发给河北一带的军人。

然而玄宗朝中后期的边境形势和政策发生了很大改变。当时，北方的后突厥与唐帝国关系缓和且内部不稳，东北的契丹和奚都处在相对分裂的状态，吐蕃是唐帝国周边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玄宗皇帝一改武周后期到他继位初期在西边缩短战线、采取守势的策略，把吐蕃作为头号对手，与其展开了全方位的大国竞争。这就意味着唐帝国的资源开始向西边倾斜。

根据杜佑的《通典》，纵观玄宗朝后期唐帝国各大军镇每年的财政开支汇总，我们会发现除了粮食的开支外，还有一个“给衣”和“别支”，每年一共高达730万匹，是最大头的军费开支。这730万匹布帛一部分作为军衣的原材料，可以理解为一种实际物资，另外绢帛也是唐帝国主要流通货币，这730万匹大部分算是调拨给各大军镇的钱。这项记载里包含了每个军镇各自拿到了多少钱，我们把钱的数量和各个军镇编制内的部队数量结合起来计算一下人均，就会发现其中存在巨大的不平衡。

安西镇编制2.4万，北庭编制2万，陇右编制7.5万，这三个镇调拨的钱分别是50万匹、40万匹和150万匹，人均财政转移支付是20匹。朔方编制6.47万，拨款120万匹，人均18.5匹，河东编制5.5万，给衣和别支加起来90万匹，人均16.5匹，河西编制7.3万，给衣100万匹，人均13.7匹。而幽州镇编制12.9万人，但是拨款只有别支80万匹，人均只有6.2匹。这里的幽州是范阳和平卢的总称。平卢镇是从范阳镇分出去的，《通典》成书时的藩镇割据时期，这两个镇又被合并成了一个镇，一般习惯上统称为幽州卢龙镇，所以杜佑将其统称为幽州镇。也就是说，河北的两个军镇人均拨款不到河西镇的一半，陇右、安西、北庭等西北军镇的人均更是超过河北二镇的三倍！[唐帝国天宝年间边镇开支参见杜佑编著：《通典》卷6，中华书局，1988年。天宝年的军镇编制和人数参见《旧唐书》卷38《地理一》，正文人均数据根据这两者计算而得。]

如此巨大的不平衡，有着复杂的客观经济和地理原因。范阳和平卢二镇在今日的河北省和辽宁省，距离产粮区近，交通道路也比较发达，所以中央可以直接供粮。其他实现了这种供粮方式的军镇，只有位于今天山西省的河东镇太原部分与位于今天四川、重庆的剑南镇成都一带。而吐蕃前线的西北各军镇离产粮区实在太远，政府没能力直接供粮，粮食缺口主要通过转包采购的方式解决：中央给钱，地方政府从当地农民手中按照官方给定价强制性大量收集粮食。然而西北除了关中之外产粮区很少，西北各镇大部分士兵又都驻扎在偏远边疆，很多驻扎点方圆数百里都是无人区。粮食固然通过强制性统购的方式收上来了，千里迢迢运输过去又是一个大难题。对于这种终端运输，朝廷选择只负责给钱，运输的事情则交给军队自己去寻找承包商想办法解决。西北各镇每年拿到的布帛，很大一部分是额外转运的费用，而河北二镇不需要这么复杂艰难的转运，中央就自然不会拨付相关费用了。

这种不平衡并非人为导致，更多是客观原因造成，但分到范阳、平卢两个边镇的钱实实在在地少了，而且少得有些夸张。就算这种差别化待遇背后不存在西北边军部分军头的中饱私囊，都是纯开支，但西北前线多出来的这巨额拨款还不是从关外富裕的河南、河北、山东和江南收来的？河南、山东、江南这些地区本身不需要供养军队，为国防事业做贡献理所当然。但河北的军事压力同样很大，本地需要供养的部队这么多，凭什么还要从河北收钱支援西北前线？

这些都是后人读史料才能得到的结论，当时的河北民众和普通军人并不能看得如此透彻，我们也很难找到反映河北军民在安史之乱前对朝廷不满程度的直接史料。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安史之乱后的河北获得了事实上的半独立地位，河北军民不再需要供养西北的20多万大军，亲身感受就完全不同了：河北军人的收入奖励拿得比以前多，民众的税收徭役负担比以前少，民众通过当兵阶级跃升的渠道变多了。从河北脱离唐帝国藩镇化后的这些现实，就可以反向理解为什么河北军民对安史叛军多有同情和支持。安禄山等人的叛乱，恰好满足了河北基层大部分军民的普遍利益，从而形成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声势。河北民众需要一面属于他们自己的旗帜，来达到和长安朝廷分家自己过的目的。这种离心力在河北地区越往北越强，在和契丹、奚人作战前线的范阳镇，更是随着唐玄宗统治中后期战略方向的西移逐步增长。

河北的寒门庶族、底层汉人和胡人普遍对长安朝廷离心，已经是一个危险的迹象。但玄宗皇帝如此雄才大略又好猜忌，对这些岂会毫无防备？除了安禄山直辖的范阳镇军队外，平卢、河东两镇军队并非名义节度此处的安禄山能完全控制，平卢镇的势力鱼龙混杂，安禄山只能控制治所营州城内军队的一部分[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河东镇更是仅有大同军一地的高秀岩愿意跟随他叛乱。按照唐玄宗的算计，安禄山起兵反叛，就算有河北部分民众支持也反不了天。但是天宝后期蒙古高原形势风云变幻，到天宝末年安禄山决定起兵时，他的力量比起天宝初年有了很大提升，尤其是得到了一些唐帝国决策时难以精确估算的优质外族兵源。由于这些军事势力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而只是以部落的形式在边境活跃和侵扰，把精力集中在西线对吐蕃战事的长安朝廷未必能意识到这些力量有多么强大。

根据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与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理论模型，唐朝之后，中原王朝东北方向的部族往往能建立起游牧、农耕和渔猎混合的制度，并经常可以从蒙古高原秩序的崩溃中受益。这是因为他们能将汉人有效的内政管理与组织机构，与以部落为基础的军事贵族的强大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整合出足以对抗甚至入主中原王朝的强大力量[此处参考《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所构建的模型，及书中引用的拉铁摩尔所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0, pp.521-523）部分观点。（详见［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15页。）]。隋唐时活跃于辽西地区但被突厥人牢牢压制的契丹人，在唐末回鹘西迁、蒙古高原秩序崩溃后迅速扩张，奠定了辽帝国的基础。女真人之于辽帝国，后金/清之于蒙古诸部落，前者都受益于后者内部的混乱与衰退。而在唐玄宗的开元末天宝初，蒙古高原也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内战和秩序崩溃。

开元二十九年（741），后突厥汗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内战一方任命仆固部酋长乙李拔啜为左叶护（仆骨部又称仆固部），以同罗部酋长阿布思为右叶护，拉拢铁勒部族以增强势力、巩固统治。内战另一方则委任回纥部酋长骨力裴罗为左叶护，以葛逻禄部酋长大毗伽都督为右叶护，双方大打出手。据此可知，回纥、葛逻禄、仆骨、同罗四部此时在铁勒人中实力最强，并且在后突厥汗国内战中成为双方互相拉拢的实力派。其中仆骨、同罗部支持的可汗最终战败，这两个部族都投降了唐朝[同罗酋长阿布思降唐参见《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年八月”条。与他同为叶护的仆固部酋长乙李拔啜归唐时间当与此相近。]。仆骨部酋长乙李拔啜之子仆固怀恩未来将成为唐朝平叛的名将，而同罗部几经周折，在经历了酋长阿布思叛逃的事件后，大部分部众最终加入了安禄山阵营。

后突厥内战结束后，胜利方的回纥部和葛逻禄部先是一起火并了拉拢他们的后突厥可汗，又互相内战了一轮，最后回纥人取胜。天宝三载（744）胜利的回纥酋长骨力裴罗自建号可汗，同年接受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到天宝四载（745），回纥怀仁可汗攻杀后突厥汗国末代可汗白眉可汗。但是，回纥人想要真正巩固自己主导的秩序，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伴随着后突厥汗国崩溃的过程，整个蒙古高原发生了一次大动乱，许多部族因此被迫迁徙，其中一些大贵族的影响力并不比同罗、仆骨部小。而这些在动乱中重组的草原部族势力，尤其是许多突厥系部族，都可谓安禄山现成的兵源。

阿史那承庆和阿史那从礼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作为突厥汗国汗王家族姓氏的拥有者，阿史那承庆与严庄、高尚同是安禄山起兵时参与规划的核心决策层，曾为叛乱方立下颇多功勋。阿史那承庆后来在叛军内讧中多次站错了队：先是帮助安庆绪试图削夺史思明兵权，再是和唐廷联合试图火并史思明，最后在史思明死后幽州地区叛军内部的仇杀和火并中又是失败方。但神奇的是，阿史那承庆在这些失败后都安然无恙。他曾两次直接试图推翻史思明，都以失败告终，结果都不过被囚禁，不久又重获自由，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而参与这两次行动的其他人，包括让郭子仪多次惨败的名将安守忠，与阿史那承庆一同配合唐廷对付史思明的乌承恩，都被史思明毫不犹豫地杀掉了。以史思明的杀伐果决，居然不敢杀多次针对他的阿史那承庆，甚至无法剥夺他的兵权，很明显是因为他背后有着巨大的实力作为支撑。至于阿史那从礼，在叛军攻占长安之后，因为对安禄山和燕政权政治上的表现失望，在燕国最鼎盛时期突然号召5000名突厥人和同罗人脱离燕国阵营，跑到黄河河曲地区，会合该地区的各游牧部落和唐廷安置的突厥系人口，自己创业去了。[参见《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

然而阿史那承庆和阿史那从礼在叛军的突厥系贵族中似乎还不是最显赫的。安禄山麾下在各类部族精兵中最有号召力的，是一名叫李归仁的将领。李归仁在安禄山称帝后早早受封为“北平王”。即使是叛军后来的第二号人物史思明也相形见绌，他在安禄山生前甚至未能被封王。安禄山对李归仁的看重超过了已知的突厥王族阿史那承庆和头号心腹史思明，这是为何？李归仁后来曾一度脱离燕政权单独行动，竟然能从河南地区带走安庆绪手下大部分的“曳落河”精锐、同罗兵和数万“六州胡”，而阿史那从礼脱离燕国时也不过只能带走5000人。[参见《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二月”条。]

我们不妨猜测下李归仁的身份。从他统率契丹人、奚人为主的“曳落河”精锐，以及唐朝经常给归附的契丹人赐姓看，不排除其为契丹人或奚人的可能。但如果李归仁是契丹或者奚的大贵族，他很难对同罗人或者“六州胡”产生号召力。同罗人是铁勒九姓之一，常常被视为突厥别种，而契丹和奚不过是后突厥汗国的手下败将。“六州胡”的主要来源是突厥汗国早年招揽的粟特人[“粟特”是中国史书中对中亚巴克特里亚（Bactria，中国史书上的大夏）以北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的叫法。随着阿拉伯人逐步东进，唐朝前中期移民到中国的粟特人越来越多，安禄山本人也是粟特移民后裔。]，也包含了一部分被汗庭划拨他们统治的突厥人。这些粟特人在唐太宗灭亡东突厥汗国时被迁徙到了黄河河曲的六个州，这六州被称为“六胡州”[关于“六州胡”事迹，参见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这些人因此得名。但是这些人对唐廷的忠诚度很低，在后突厥汗国兴起后多次想叛离唐朝，唐玄宗初年更是在一位叫康待宾的粟特人率领下起兵反唐，并遭到镇压。能号召得动这些“六州胡”的，显然只有后突厥汗国的大贵族。在安禄山死后叛军阵营各将异动时，李归仁对“六州胡”和同罗人的号召力竟然高于阿史那承庆，因此李归仁很可能同样是后突厥汗国阿史那家族的大贵族，并且属于同罗人在内战中支持过的可汗那一系，身份比阿史那承庆更为显赫，因此影响力巨大。我们不妨假设，后突厥汗国崩溃后，此时还姓阿史那的李归仁带着其部属迁徙寻找出路，最后名义上依附唐朝，李归仁大概率是唐皇赐予他的汉名。因为工作关系，李归仁和名义上隶属的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交往颇多，后来加盟了安禄山阵营。[由于原始史料对李归仁在叛乱前的行迹缺乏描述，这里更多是根据其后来的已知事迹和安禄山对其看重程度来猜测性地倒推其身份。后文还会多次涉及关于李归仁身份猜测的求证和线索整理。]

天宝初年后突厥汗国崩溃后大量流散的突厥、铁勒部落有效加强了安禄山的实力，阿史那承庆、阿史那从礼、李归仁这些大贵族手下的部众现在只是唐帝国羁縻州的普通民众，却能在自己的部落贵族号召下随时加入安禄山阵营，南下抢劫。

除此之外，契丹、奚为代表的唐东北边境部族同样是安禄山可以倚靠的力量。在与唐帝国持续不断的战争后，契丹、奚可分为内附和外蕃两类。内附的契丹、奚两个部族族人基本被安禄山编进了自己的军队。没有内附的外蕃契丹人、奚人，虽然现在和范阳、平卢镇是敌人，却是安禄山反叛后的天然盟友。这两镇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防范契丹、奚这些部族南下抢劫。一旦安禄山带头造反，他们自然乐于加盟，奉安禄山为他们南下抢劫的盟主。安史之乱后期，唐政府开展外交攻势，外蕃的契丹人、奚人才开始摇摆在双方之间以谋得更大利益。因此，契丹、奚两个部落是安禄山叛乱中的骨干力量之一。契丹人孙孝哲是后来第一个带领叛军攻入长安的，此外契丹人王武俊、奚人李宝臣、奚人张孝忠这些后来成为一方藩镇者，也都是安禄山叛乱时的青年将领。按照记载，“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现代学者通常认为“曳落河”是奚语“勇士”的意思，主要应由契丹人和奚人组成。但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7《回鹘传》后附《同罗传》云：“安禄山反，劫其兵用之，号曳落河者也。曳落河犹言健儿云。”（中华书局，1975年。）据此可见安禄山也选拔了同罗骑兵中的一部分精锐作为“曳落河”成员训练。北宋初年宋琪有《平燕蓟十策》：“别族则有奚、霫，胜兵亦万余人，少马多步。”（《宋史》卷264《宋琪传》，中华书局，1985年。）宋初的奚人作为辽政权的核心军力之一，“曳落河”仅代表其精锐程度，编制上是步骑混合，步兵居多，那么中唐奚人骑兵比例应当更少。 [32] 参见《新唐书》卷225《安禄山传》。]八千人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余人，以推恩信，厚其所给，皆感恩竭诚，一以当百”[参见《新唐书》卷225《安禄山传》。]。安禄山最精锐的嫡系力量为同罗人和“曳落河”，后者主要成员就是他从内附的契丹人、奚人中选拔后训练出来的。

在唐玄宗看来，挂名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能直接指挥得动的嫡系，大约也就是范阳镇的军队与营州城内一部分平卢军，然而天宝年间安禄山力量的实际增长速度超出了他的预期。天宝十四载二月，安禄山曾派心腹何千年到长安上奏，请求以蕃将32人代汉将，应当与他麾下奚人、契丹人、突厥系部落的不断增多有关。当然，无论是后突厥汗国崩溃后流散到安禄山辖区的突厥贵族或者铁勒部落，还是内附或者在边境对抗的契丹、奚的部落贵族，他们未来愿意加盟安禄山的叛军阵营，不是来帮助和拯救关陇集团压榨下的华北人民，而是来抢掠中原的。这些部落的加盟，大大增加了安禄山起兵时军事上的底气，同时也意味着未来叛军的残暴性和破坏性会远远超出包括严庄、高尚在内的华北底层士人的预期。

安禄山在范阳整天犹豫着要不要造反，在这种犹豫中，他叛乱的倾向逐渐加强。那么这些年长安的朝廷，又是怎样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