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000亿只蝗虫到达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消息曾牵动了很多国人的心，大家担心这些蝗虫会进入中国，给我国粮食生产带来巨大危害……后来已经证明，“蝗虫军团”虽然猖獗，但根本不可能越过我国边境。不过在网上，各种关于蝗灾的科普文章和视频以及相关的检索量还是突然暴增。毕竟，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中国曾经饱受蝗灾之苦，这一点不仅在史书里多有记载，在古代笔记中更是在方方面面有所体现。

早在先秦时代成书的《诗经》里，就有“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的记载，而蝗虫即是为害田稚的“螟螣”之一。

与之相对的，因灭蝗而在历史上留下英名者，则首推姚崇。《新唐书》记载，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发生严重蝗灾，“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面对此种情形，姚崇奏请捕蝗，即由朝廷派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灭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反对说，这是天灾，只要修德即可除之。姚崇说，坐视蝗虫吃掉禾苗才是最大的失德。黄门监卢怀慎说，天降灾祸，怎么能用人力加以遏制？恐怕会有违天和，遭到恶报。姚崇反驳道，一旦让蝗虫把粮食吃尽，百姓怎么办？饿死人恐怕才是最严重的“有违天和”吧！杀虫救民是我的主意，有祸我姚崇承担，不连累诸公！最后，在姚崇的坚持下，朝廷展开了大规模灭蝗行动，“得蝗十四万石，蝗害讫息”。

可能有人会感到困惑，既然蝗虫为害，为什么农民不抓紧扑杀之，反而还要祭拜？而姚崇的灭蝗主张还会招致反对意见呢？其实原因就在于倪若水和卢怀慎说的“天灾”。

试想一下，假如你是一位缺乏科学知识的古人，勤勤恳恳开荒种地。眼看麦苗将熟，却突然从天降下密密麻麻的、足以诱发密集恐惧症的千万蝗虫。而且正是这些蝗虫，顷刻之间将你的麦苗吃个精光，然后扬长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无法解释的事情？在科学水平较低的古代，人们对于任何无从解释的事情都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且都可以用“神迹”来加以解释。也正因此，蝗灾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不可触犯的神迹。这一点在明代笔记《集异新抄》中的一篇文章里体现得特别明显。

明天启七年（1627年），秋粮丰收在望，结果突遇蝗灾，“聚啖其根，顷刻黄萎”，吴地一带的人民咸被荼毒。有位老农在愤怒之余“布石灰而淹之”，却不知为什么家中男女七人竟然“同日死”。这一下子可吓坏了农民，他们都“相戒不敢犯，若有神司之者”，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蝗虫肆虐。而在《集异新抄》的作者看来，导致天降大祸的结果，乃是朝廷阉党横行，即地方上大建魏忠贤生祠所造成的。“郡中缙绅以致素封之家无敢抗，坏良田，掘人冢基，石柱过云，画栋鳞错，至于上供金钱，牟于群小，咎征所感，有由然与？”接着作者又归纳总结出蝗虫的种种“神迹”传说：“蝗字从‘皇’，今其首腹皆有‘王’字，未烛厥理。”此处用的典故应该是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蝗虫腹下有梵字，或白天下来者，乃忉利天梵天来者，西域验其字作木天坛法禳之。今蝗虫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晓”演化而来。作者又说：“蝗飞便交合，数日产子，状如麦门东，日以长大，又数日出如小黑蚁者八十一枚，便钻入地下，来年八九月禾秀乃出生翅，若腊雪凝冻，入地深，不复能出，俗传雪深一尺，蝗入地一丈也。”单从这段话来看，我国古代对蝗虫的认识还是有不少科学依据的。但接下来一段文字又玄乎起来：“又云蝗灾每见于兵后，是战死士冤魂所化。”最后，作者还有声有色地描绘说，无论怎样喊叫驱赶蝗虫，它们都不为所动，照样聚啖农作物。但“一鸣金鼓，辄耸然若成行列”，显然是前世从军养成的习惯。

既然蝗虫是天灾，结果就令笃信“天人合一”的古人，想方设法也要将其与地面上的政治联系起来。如前面提到的魏忠贤就是一例。其实这个传统由来已久，据《坚瓠集》记载，王安石罢相后出镇金陵，当时正在闹蝗灾，“飞蝗自北而南，江东诸郡皆有之”。百官送王安石出开封城外，为他饯行。王安石的政治对手刘攽来晚了，没有赶上，于是写诗一首以寄之，诗中充满了对新法和王安石个人的讥讽：“青苗助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随车骑过江东。”

明代天启和崇祯年间，自然灾害不断，蝗虫灾害也确实日趋严重。如《子不语》中便记有崇祯十七年（1644年），河南的蝗虫竟然嚣张到“食民间小儿”的地步：“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蚕食之，顷刻皮肉俱尽。”而开封城门也曾被数以亿万计的蝗虫生生塞断，以致人都无法出入了。最后祥符令万不得已，下令发火炮击之，总算炸出一个窟窿，容行人通过。可是没到一顿饭的工夫，“又填塞矣”！

既然是天降灾患，很多人便将驱蝗和灭蝗的希望寄托在“天”上。在《集异新抄》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苏州某地闹起蝗灾，很多乡民祈祷上天驱蝗，“每夜灯火载岸，金鼓声彻曙，所祷处设几案灯台，虫见火光而来，不甚为异”。当时有个人因为生病，没有参与祈祷。最后他种的一二亩地都遭了灾，可旁边人家的田地却分毫无恙。他觉得奇怪，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其他“因事未祷者，灾亦如之”。于是，大家更加虔诚地叩拜神灵。不久大家“夜闻空中戈戟铮然，见神在云际，亲执白旗挥指，若驱捕之状，自北迤西而去”。这样几天以后，“风驰雨洗，禾净如拭，而蝗害顿除矣”！

在古代，除了指望苍天，还能指望的就只有清官了。明代学者张岱在《夜航船》中记载：东汉马援为武陵守时，“郡连有蝗”。于是马援“援赈贫羸，薄赋税”。结果蝗虫竟然都飞到海里，化为鱼虾。该书还记载了宋均为九江太守的时候，蝗虫飞到九江就散了。《坚瓠集》亦记宋代的於潜县令毛国华，为政清明，蝗虫也不敢入境。苏轼遂作诗一首曰：“宦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半天黑。羡君封境稻如云，蝗自识人人不识。”说的就是蝗虫不敢得罪清官。

比上述都有意思的是清代学者王守毅在《箨廊琐记》中写的商丘知县赵申乔。一直以来，赵申乔素有廉名。有一天他突然交给一个胥役牒文说：“你速出城西门，持此牒到水池铺。遇到一个肩上搭着褡裢，疾走如公差样的人，就把此牒给他看。听听他怎么说，然后赶紧回来告诉我！”那胥役一向办事麻利。他跑到水池铺等着，一会儿真的就见到了赵申乔说的那个人。“胥呈牒”，那人看罢笑道：“也罢，你回去告诉县令，我终究要叨扰他一顿饭的！”胥役莫名其妙，回来告诉赵申乔。赵申乔立刻召集城中所有家产丰裕的缙绅之家，“造饭，遍铺郭城”。大家虽然都照做了，但仍是一头雾水。就在这时，只见“飞蝗蔽天而来”，风驰雨骤地吃完了人们预备好的饭就飞走了。而“禾黍一无所伤”。这时人们才知道，原来是赵申乔请蝗神吃饭，蝗神便给了赵申乔面子。

当然，上述各种祈求神灵或清官发威，纵使能“消灭”蝗虫，也是百分之百巧合使然。编出这些故事，无非是文人们不失时机地教化人心。而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仅仅靠编这些故事是没有用的，还是姚崇的方法——主动灭蝗和驱蝗最正确。比如，用火光吸引它们飞来后，扑打焚烧。还有就是早一点找到虫卵加以铲除。在《清稗类钞》中就明确提出：“（蝗虫）雌虫秋晚产卵于地，翌春孵化，是名曰蝻，驱除之法，普通多掘产卵之地，杀其卵子。迨至春日，多数之卵浮出水面，则收聚而烧毙之。若制大网捕取成虫，亦一法也。”

如果真的用大网捕捉到了大量蝗虫，那又该怎么办呢？今天的很多国人在看到非洲蝗灾时，都不无豪迈地表示，只要它们胆敢犯我国境，必以炒勺铁铲相迎、热锅烹油相待，吃它个干干净净！其实在我国古代，对这些害虫，照样也是这个字——吃！人们虽然觉得蝗灾乃是一种“神迹”，但蝗虫可不是不容侵犯的“神物”，蝗虫的食用据说起源于唐太宗李世民。《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年发生蝗灾，唐太宗入苑中，抓到几只蝗虫。只听他祈祷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大臣说：“恶物或成疾。”唐太宗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然后就吞了下去。“是岁，蝗不为灾”。既然千古明君吃了都没事，那么小民就更不用担心了，从此大吃特吃起来。《茶余客话》中记载：“大河以北人多食蚱蜢、蝗虫，其来久矣！”然后举例宋代著名的隐士史应之当塾师时，酷爱吃蝗虫，好友黄庭坚写诗嘲笑他说：“先生早擅屠龙学，袖有新硎不试刀。岁晚亦无鸡可割，庖蛙炒蜢荐松醪。”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也记载道，他曾经去天津考察农田水利情况，正撞上当地发生蝗灾，“田间小民不论蝗蝻，悉将煮食”。由于其滋味跟干虾没什么区别，所以古代才将蝗虫和虾归为同一种动物，“在水为虾，在陆为蝗”。所以即便天天吃蝗虫，“与食虾无异，不复疑虑矣”。到了清代，北方更是食蝗成风。如《清稗类钞》记载，豫、直两地的乡民特别喜欢吃蝗虫，“火之使熟，借以果腹”。尤其春夏两季，蝗虫繁殖迅速，以致满坑满谷随处都有。最初本是怕它们伤害麦苗，将它们吃掉，可以减轻危害的程度。后来发现味道不错，以至于“食之者大不乏人”。当时，主要的烹调方法是用油炸，吃起来特别香。另外，山东人拿蝗虫下酒更是“甘之如饴”。还有些地方的人“见草中有之，即欢笑扑取，火燎其须与翅，嚼而吞之”。

面对网民们表示“蝗虫胆敢犯我国境，吃也要把它们吃光”的豪言壮语，有些专家学者提示，切不可以轻慢之心待蝗灾。这种提示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面对任何天灾，多几分乐观精神更是必要的。如明代笔记《苏米志林》曾写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事迹：米芾任雍丘县令时，蝗灾大起，雍丘除蝗得法，临县灭蝗不力，反而责怪说是因为“雍丘驱逐过此”。于是临县一本正经地给雍丘发来公文，扬言“请勿以邻国为壑”。米芾看了大笑，在公文的纸尾写诗一首曰：“蝗虫原是飞空物，天谴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看了的人无不笑到喷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