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是蝶舞蜂飞的季节。每当看到公园里的小朋友们追逐着蝴蝶嬉闹，特别是女孩子们买来模仿蝴蝶双翼的装饰品背在背上，把自己装饰成蝴蝶仙子的模样时，我不禁想起：大概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不知道“仙蝶”这个词了吧？其实就在一百年前，太常寺里的“仙蝶”还联系着一些国破家亡、令人读来黯然神伤的故事呢。

老北京的“仙蝶”据说有两个出处，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太常寺的仙蝶。

清代学者俞蛟在《梦厂杂著》中有一篇《太常仙蝶记》这样记载：“太常寺有仙蝶，大于杯，色微黄，而绯脉绀缕。”有人认为这仙蝶早在明代就出现了，还有人认为元代就有的。总之这“长寿之蝶”少说也有几百年历史了。仙蝶在春天、夏天和秋天时最为活跃。跟其他蝴蝶不同，它不大喜欢在香径和花房流连，而是“蹁跹飞舞于苍松古柏间”，可谓别有一番古趣。而清代学者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中的记载尤为奇特：如果有人喊仙蝶“老道，我辈欲得见颜色”的话，仙蝶就会翩翩而下，飞落手中。熟悉京味儿文化的朋友应该知道，老北京人管黄色蝴蝶大都叫“老道”，大概是其翅膀的颜色很像道士们穿的道袍吧。但是如果想捉仙蝶的话，你就是再怎么喊它也不会落下，仿佛有预感似的。

太常寺有篇题记描述了仙蝶的具体“容貌”：四足双翼，黄色质地，上面有黑色条纹。而《仙蝶纪异小引》一文中亦记载其“色深黄，有墨斑花纹。二体大小似微差，一右翅有少缺”。

太常寺是古代负责礼乐的机构，历代都有设立。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冬天，太常寺就发生了一件奇事：有只蝴蝶突然飞入太常寺！冬天有蝶，不免令人惊诧，一位乐工立刻用笤帚上前扑打，希望能逮住它，结果“顷刻化黄蝶数百，飞绕庭宇”。这事儿在京城越传越广，不知怎么地传到乾隆皇帝的耳朵里。他就让礼部将这些蝴蝶进呈御览，礼部大臣费了好大的力气，总算逮到一只，“因以黄袱藉盘，进呈御览”。这时正是隆冬，乾隆皇帝“忽睹肖翅仙质，乃大悦”。此人本来就喜欢满世界题词，甚至经常把名家字画盖戳盖到可以归入故意损毁文物罪，当下自然也不肯放过这些蝴蝶。他不仅给仙蝶赐了一个恶俗无比的名字叫“吉祥仙蝶”，还做了一首五言诗：“蠕动蛰之时，来宾果是奇，异夫群物体，睹此一仙姿……”然后命人刻写在太常寺的寺壁上，还将拓本分赐给群臣。这一下，不仅群臣欢呼称颂，蝴蝶们也“深感圣德”。结果每逢太常寺祀坛之日，便会“仙蝶辄至”。而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亦把“太常寺仙蝶”和“国子监瑞柏”并称，说它们“仰邀圣藻，人尽知之”，其实就是趁机拍一拍乾隆皇帝的马屁。

这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据说太常寺逮到仙蝶进呈乾隆皇帝时，和珅正好在旁边。为了讨好皇上，他抢先一步上前抢过装有仙蝶的锦盒，打开先看了一眼，谁知那仙蝶顿时“化为腐蝶”，于是有人感慨“则蝶之通灵，实能鉴别忠奸”。这当然纯属杜撰，古人相信“天人感应”，硬要普天之下所有生物都要依照人世间的评判标准来“统一认识”，倘若冥冥中真有此灵验，何不早点结果了一切奸佞，何必让一只蝴蝶做了毫无意义的牺牲？

清末学者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太常寺仙蝶一共有三只，“黄质而黑章，须之末有如珠者二，余则与常蝶无别焉”。这三只仙蝶平时总会栖息在太常寺公署的垂花门上方，且总在夏至这一天聚集到一处。每当方泽坛祭祀之日，百官斋戒，到坛上举行祭祀活动时，三只蝴蝶就翩翩而至，祭祀完毕便离开。比较奇特的是，这三只仙蝶似乎跟燕子很不对付，“见燕子必从而逐之，燕莫之敢抗。秋分后即去，不知所之。明年复来，不解其故也”。

然而，“仙蝶”的另外一种出处就鲜为人知了，那就是什锦花园的忠魂所化。

什锦花园本是成国公朱能的旧府。朱能是明成祖朱棣的重臣，曾帮助朱棣夺取天下。朱棣定都北京后，封朱能为“成国公”，并赐皇城外东北方的大片土地给他。朱能遂在此地建房，取名“适景园”。《帝京景物略》中有记：成国公园“园有三堂，堂皆荫，高柳老榆也……园曰适景，都人呼十景园也”。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改名为什锦花园，地址就在今天的北京市东城区什锦花园胡同附近。

朱能这个成国公是世袭的公爵，一共传了九代十二位。到了清代，适景园被清朝权贵占据，慢慢地分割成一座座独立的四合院和花园。据《旧京谈往录》中所记，其中有一座宅子，旧时曾经祭祀蝶仙。据说当时有两只蝴蝶，每年等到夏天雨后放晴，都会落在一块石头上，且向来如此。这两只蝴蝶，一只黄色，一只白色。黄色的那只纯朴无华但顶须有珠——个头不大却神采奇异。白色则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每次它们俩到来的时候，在附近亭台树木上栖息的乌鸦都会惊起避开……传说这是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进北京城时，住在附近的王某夫妇举火自焚，同时殉难后幻化成蝶的。对照《甲申传信录》中的记载，这对夫妇很有可能就是锦衣卫都指挥王国兴和他的夫人。而多年以后，依然有人在深夜看到一位长须穿红袍的人坐在适景园的亭子里倚着围栏望月，不知道这是不是王国兴的忠魂在悼亡故国。

太常寺也好，适景园也罢，不管哪个仙蝶是真，哪个仙蝶是假，它们的“归处”都令人伤感。咸丰十一年（1861年），翁心存和翁同龢父子二人去报国寺祭祀顾炎武，“是日太常仙蝶见于藏云洞，翩然而去”[参见《南斋日记》。——编者注]，可见那时“太常仙蝶”依然是京城并不稀见的“吉祥物”。四十年后，“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仙蝶就迁到位于宣武门外下斜街内全浙会馆的妙光阁去了。等到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从西安回銮，帝都已经被侵略者毁坏得残破不堪，便彻底没有人再去惦念那些蝴蝶了。

辛亥革命前夕，仙蝶突然再次现身。清末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曾经亲眼得见：“余奉旨派充中央教育会副长，会设于学部逛庭，开会之日，忽黄蝶一双穿门而入，飞集议事台上。”有人告诉傅增湘：“此仙蝶也，殆与君有夙缘分耶？”与此同时，在场的数百位学者官员正在众口喧嚣地争议事务，一对黄蝶却了无惊恐，“翩翩飞舞，良久乃去”。这给傅增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中华民国”建立，随着官制频繁改动，“太常寺废，署址在今大理院中，旧迹渐就消沉”。而此后一去二十年，傅增湘“亦未重睹凤子翩飞之影”，只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

笔者翻查各种史料笔记，所找到的“仙蝶”的最后下落，仍旧是见于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和政治家郭则沄所著《洞灵小志》一书当中。他说仙蝶有时聚集在古庙中，有时徙居在诚玉如京卿的寓园中，“京卿为小龛奉之”。由于曾经当过广东学政的朱古微与仙蝶相熟，渴望一睹这些仙蝶的诗人陈仁先便去请求朱古微相助。朱古微说：“这好办，只是需要花费些时间，咱们两个人一起静默祈祷吧。”于是宾主二人“各静默致诚”。没多久，一只蝴蝶果然来到了窗棂边，“黄质黑章，四足，一足微损，与世间所传者悉合”。陈仁先立刻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杯美酒放在窗台上。那仙蝶飞到杯上就喝，并不避人。第二天，当过湖南布政使的遗老王病山听说仙蝶出现了，也赶紧跑到朱古微家中，“以不得见为恨”。谁知话音未落，“有蝶集其腕，视之，即仙蝶也”。

此后，仙蝶就彻底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了。偶尔一露，亦恍如清影。

尽管围绕着仙蝶有各种牵强附会的传说，但在清末便已经有不少学者根据西方动物学的分类，对蝴蝶有了比较正确和清醒的认识。比如《清稗类钞》中的“蛱蝶”条目是这样写的：“旧为蝶类之总名，今动物学家区别之，定为蝶之一种。翅赤黄有黑纹，外缘凹凸如波纹，黑蓝两色相交错，下面灰褐色。其幼虫色黑，背有甚阔之白线二，多黑刺毛，栖集于柳朴等树，为害虫。”从这则描写可以看出，所谓的“仙蝶”也不过是一种普普通通的蝴蝶而已。

虽然“仙蝶”不仙，但“黑蝶”着实能“揭黑”。事见《清稗类钞》中的一条记录，这还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欧洲的一件真事。“据路透社电，有黑蝶破案奇闻”。此事发生在奥地利维也纳，有一位施洛夫人和她的18岁爱女住在一起，有一天竟然在家中遇害。当警方勘查现场时，发现一只蝴蝶在两具女尸附近飞来飞去，看上去很像是葬礼仪式上的装饰品，令人感觉非常晦气。很快，不知什么时候又突然消失了。等到举行葬礼时，在棺材即将下葬的一刻，“蝶复见，先绕女棺”，然后突然在一个前来吊唁的宾客头顶绕着飞。那宾客脸色大变，神情慌张地扑打不已，却“挥之不去，而旋绕愈急”，最后只好落荒而逃。在场的人们觉得不对劲，向警方报告，最终将此人——也就是杀害施洛夫人母女俩的真凶捉拿归案。郭则沄不禁感慨：原来冤魂附在其他生物上报仇之事，“欧洲亦有此等异事耶”。

当然，就其本质而言，破案擒凶的“黑蝶”和征祥兆灾的“仙蝶”，表达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情愫……无论是“缘起”于国破家亡的忠魂所化，还是以死来证明和珅的奸佞贪腐，抑或在庚子国变之后寥寥无几的若隐若现，都是文人们“借物喻事”的表达。而这种“强加于蝶”，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面对国事不堪的种种悲哀与无奈——但凡人们对残破的现实有一点儿破解的办法，谁又会让一只小小的蝴蝶来当历史的验证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