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为了达到让嫌犯说出罪案的真相或者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的目的，一些官员常常采用装神弄鬼的方式，攻破对手的心理防线，比如寇准夜审潘仁美的故事，就是家喻户晓的典型。但是，普通人为了脱罪而假扮鬼神欺骗官府的行为，则甚为少见。这固然有官方即便是受骗了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宣传的缘故，还必须考虑到在金字塔的社会结构下，民对官的敬畏，一如鼠对猫的恐惧，是天生的，是遗传的，是渗透到骨头里和血液中的。大老爷的惊堂木一拍，两旁衙役的水火棍一架，能狡辩几句的就算是好胆量了，有几个敢故意给当官的下套的？何况，那年月也极少有无神论者，头上三尺都有神明，谁敢把鬼请出来替自己遮挡本来就夜半心惊的罪行啊！

唯其稀少，故而“可贵”。正因为如此，纪晓岚记录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则“唐执玉遇鬼案”才成为我国古代断狱的经典案例。

许多人以为《阅微草堂笔记》是和《聊斋志异》一样的志怪小说，其实二者存在着诸多区别。就说文体，虽然这两本书都是以奇闻轶事、鬼狐仙怪为素材，但《聊斋志异》的虚构成分更多，是标准的短篇小说集；而《阅微草堂笔记》则大都是随笔杂记，荒诞不经的记述中蕴含着当时大量真实的史实、实事，“间杂考辨，亦有灼见”。我在前面曾经提到，《阅微草堂笔记》的不少文章有一个特点是“前实后虚”，即前面涉及场景、人物—甚至事件本身都是真实的、有史可查的，但是后面的“解答篇”往往就各种妖魔鬼怪齐上，很有“美人鱼”之类的半人半兽的意思。

“唐执玉遇鬼案”却与上述这种结构完全相反，以玄怪始，以“破鬼”终，更像是一篇推理小说。

故事讲述，唐执玉是康熙年间进士，当过大理寺卿、左都御史，以平反冤狱、弹劾权贵而闻名。因为勤政爱民，官声极佳，据说他上的折子从来没有被驳回过。这对苛察刻薄的雍正帝而言，简直就是奇迹，可见君臣二人的关系之好。

有才能，又深得皇帝信任，官运自然亨通。唐执玉于雍正七年（1729）升至直隶总督。虽然做了封疆大吏，但遇到大案要案，他依然喜欢亲自审理。

有一次，县里报上来一起破获的凶杀案，唐执玉细细看过卷宗，确认无误，便在凶手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深夜时分，刚刚下完一阵小雨，他在总督府的书房“秉烛独坐”，忽然听见院子里传来尖细而悲切的哭泣声。起初还很远，渐渐地，那凄厉的声音离窗口越来越近。伴随着窗外的风声，枝叶在窗纸上投射出的纷乱不安的碎影，一股恐怖而诡异的感觉顿时袭上了唐执玉的心头。

唐执玉让婢女出门看看是谁在哭泣，谁知那婢女刚一出门，就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唐执玉“自启帘”，眼前的一切吓得他寒毛倒竖：只见一个浑身是血、披头散发的恶鬼跪在台阶下面。唐执玉想到自己是朝廷命官，从来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怎么能怕一个鬼魂，便“厉声叱之”。那恶鬼边磕头边用一种似哭非哭的声调说：“我是您白天判决的那起命案的受害者，活着时就听说过大人断案如神的威名，特地来找您申冤。杀我的是某甲，县令您却误以为凶手是某乙，我在地下也不能瞑目，请您主持公道，捉甲放乙，为我报仇雪恨啊！”唐执玉赶紧答应了他，那恶鬼才离去。

第二天，唐执玉把涉案的一干人等都叫来提审，他们说起受害者的衣装鞋帽，都与昨晚见到的那个恶鬼相仿。唐执玉越发坚信原来的判决是错误的，要求改判某甲有罪，勒令将某乙无罪释放。而审案的县令百般申辩，坚持认为“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看着总督大人和一个县令为了案子在公堂上争执不下，总督府上的一位幕僚怀疑其中另有隐情，便悄悄问唐执玉到底因何执意要翻案，唐执玉就把昨天夜里“见鬼”的事情讲给他听。这位幕僚听完沉思了很久，没有说话。

傍晚，这位幕僚来到书房外，求见唐执玉。

唐执玉将他请进来，问他什么事。幕僚与他展开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敢问大人，昨晚您见到的那个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唐执玉道：“院子里传来一阵子悲切的哭声，推门一看，它自己来到窗外台阶下面的。”

“那鬼又是怎么离开的呢？”

“它申诉完毕，我答应它改判，它就跳墙而走了。”

“大人，我看古书的记载，凡是鬼魂都是‘有形而无质’，正因为此，所以来去都是飘忽不定的，离开的时候应该瞬间就消失了，怎么还带跳墙的呢？”

这里面牵涉一个问题：中国古书中的鬼到底长什么样子？很多读者可能根据影视剧或图画书的表现，想当然地认为鬼就是穿着一袭白衣、披头散发的样子，他们或青面獠牙，或惨白的脸上总吊着一个长长的红色舌头，其实这个造型多半是僵尸或厉鬼。我国笔记小说中的鬼虽然不乏阴森可怖的造型，但绝大部分都是“人形气化”。所谓人形，就是看上去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小鬼爱穿青衣，女鬼略施脂粉，老鬼留着白须，男鬼往往有着蓝色或黑色的皮肤，喜欢夜行。偶尔碰上的话，也未必能马上分辨出来。所谓气化，是指鬼看似实体，其实是个气态的东西。《阅微草堂笔记》卷二有一句话，特别能说明古人心中鬼的质地：“余谓鬼，人之余气也，气以渐而消。”所以《左传》里说“新鬼大，故鬼小”，人刚死的时候，鬼还是有点个头的，但会随着时间渐渐挥发，直到彻底消失。

话说回来，那个幕僚就是根据古书中对鬼这样的描述，提出了逻辑上的矛盾：既然鬼是一股气，那么行动大可以飘来飘去，就算是要离开，也不至于翻墙。

唐执玉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拉着那幕僚来到“鬼魂”跳墙处进行勘察，发现来去两串明显的脚印，“皆隐隐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幕僚指着脚印说：“天下哪里有长着腿脚、走路还留有脚印的鬼魂啊？这分明是那个被判死刑的囚犯的家人买通了什么人，让他假扮受害人的模样，来哄骗大人，嫁祸于无辜的某甲啊！”

唐执玉幡然醒悟，赶紧下令维持原判。

应该说，这起“鬼案”的制造者真够狡猾，利用唐执玉的迷信与推理中的误区（鬼魂的衣着与受害者衣着相仿，二者即为同一人），差点导致他给坏人翻案，使无辜者蒙冤。如果不是那位怀有质疑精神的幕僚发现了传说中鬼魂“有质而无形”的典型特征与现场勘查中的矛盾，没准真的会让坏人奸计得逞。

无独有偶，同是在《阅微草堂笔记》里，笔者还发现有另外一篇文章，也是一起古怪的灵异案件。但是有了“唐执玉遇鬼案”在前，相信读者看后一定能会心一笑。

有个名叫杨研耕的人，在虞乡县做幕僚。虞乡县令当时兼理晋县的事务，恰好晋县有一件经久未决的案子：哥哥与弟弟斗殴，哥哥不幸死去，但是到底是被弟弟故意打死，还是遭弟弟失手误杀，一直没有明确决断。清代的幕僚，隐形的权力很大，尤其如果官员本人是个懒得理事的庸官，那么其幕僚便是实际上的“执政者”—杨研耕大约就是这种人。这天他看到这个陈年旧案，觉得老拖下去不是个事儿，反正杀人偿命总是没有错的，干脆就判决弟弟死刑。

等到一堆公务办完，已是很晚，也许太过疲惫的缘故，杨研耕走进里屋“未及灭烛而寝”，忽然听见床上的帐钩叮当作响，帐子也像被风吹开一样，呼啦啦地开了一个口子。深夜时分，虽然烛火依旧未熄，但烛光在帐子上的摇曳，以及四周死一样的静谧，让杨研耕有些心慌。久而久之，见一切稍微平息下来，他的心才跳得不那么厉害了。谁知就在这时，一阵狂风吹来，竟将帐子掀开，挂在了帐钩上。杨研耕一惊，连忙坐起，只见一个白须老人正跪在床前不断地朝他磕头！

杨研耕吓得大叫起来：“你要干什么？你到底是人是鬼？”那白须老人忽然不见了，只听见外屋的条案上有哗啦啦啦的翻书声。杨研耕披好衣服，起身去看怎么回事，只见睡前合上的卷宗又被掀开了，而打开的那一页正是弟殴兄死的案子。

杨研耕想，这个案子的判决难道有什么错误吗？他把烛光调亮了一些，“反复详审，确实无枉”，心想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鬼怪半夜三更在我的床前磕头呢？他又把卷宗读了一遍，突然有所醒悟：审理的记录表明，发生兄弟内斗的这户人家，四代都是单传，直到这一代其父才生了两个儿子。如今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又要面临伏法，“则五代之祀斩矣”！

杨研耕也想到了那位白须老人的身份，认为一定是这家人的祖先显灵，祈求我给这个家族留下一脉骨血，勿绝其祀吧。既然这样，不若放那个弟弟一条生路吧，这么想着，他便把原来的案件判决书撕掉，重写了一份，以疑案存查为名，暂时不去杀那个弟弟了。

对于这桩案件，纪晓岚在后面写了长长一段评语：“余谓以王法论，灭伦者必诛；以人情论，绝祀者亦可悯。生与杀皆碍，仁与义两妨矣。”但是总的来看，他还是认为不能因情而废法：“法者天下之事也。使凡仅兄弟二人者，弟杀其兄，哀绝其祀，皆不抵，则夺产杀兄者多矣，何法以正伦纪乎？”

古代案件的判决往往要情法兼顾，遇到手足相残，最为难办。不过我们倒不必在这桩事情上费什么脑筋。对于读者而言，不难猜测的是那位白须老人的真实身份。恐怕他不是什么“祖先”，只是弟弟家事先买通了杨研耕身边的小厮或婢女，在听说他下了死刑判决之后，专门雇请来的一位演员。关键是要在装神弄鬼之外，把卷宗准确地打开在希望重判的那一页。

两起“鬼案”的真相，其最大的意义，也许正在于告诉我们世间本无鬼，只有为了某种利益、欲望而搞鬼的人。从这个角度去看，古人说鬼“有形而无质”，还真有一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