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永乐年间，有位名叫陈智的御史到福建审察案件时，发现了一个疑点。即一位因为杀人而马上要遭到处决的张姓书生“其色有冤”，便要求提上堂来讯问。张姓书生说：“邻居王家早些年把女儿许配给我，我随即纳上聘礼。谁知家里接连出丧事，父母双亡，家道由富转贫，于是王家毁掉婚约。但王家的小姐不同意，偷偷派她的婢女到我住处，把聘礼还给我，让我晚上去她家私定姻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就和一位姓杨的同窗好友商量，杨生说还是不要这样做的好，所以我就让婢女回去了。当晚，王家小姐和婢女一起在家中被杀，王家认定是我做的，把我揪送到官府，我熬不住拷打，只好认罪。”说完放声大哭。

陈智立刻让官差将杨姓书生提来，一到大堂，杨生“色变股栗，遂服罪”。原来他劝张生拒绝婢女之后，自己深更半夜偷偷摸上门去，想凌辱王家小姐。可这一切却被婢女发现，杨生遂恶从心头起，杀害了这两个女子，本以为张生做定了替罪羊，谁知还是没逃过陈智的慧眼。

陈智，字孟机，明代大臣，以擅长折狱而知名，以上这则故事就记载在明代笔记《双槐岁钞》之中。结尾写道：“智有声宣、正间，至右都御史”，意思是陈智在宣德和正统年间官声显赫，当到右都御史。右都御史是都察院最高职之一，正二品。

不知读者注意到没有，这最后一句其实和前面的故事关系不大，好像详细描述了一个台阶，落笔却是高台。这里体现出的是古人在撰写笔记时一个常见的思维模式：好官一定会有好报。

秦始皇以后的中国封建王朝，都是用庞大的官僚系统维系着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因此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统治者，无不把“吏治”作为维护国家安定的第一件大事来抓。灾荒不要紧，救就是了；外敌不可怕，打就是了；民众偶尔有些不和谐的议论，更没必要大惊小怪，子产不毁乡校的榜样在那儿摆着；但是整个官僚系统的腐败是绝不能容忍的，否则就是在千里之堤上放任蚁穴不顾。此外，官员的能力也必须对得起乌纱帽。不然，治政过苛，弄得满世界冤假错案，治政过宽，闹得全天下刁民横行，都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

不过，统治者也很清楚，清官难得，既清廉又有能力的好官更是凤毛麟角。所以，除了不断完善官员审查、考核体系之外，营造“好官有好报，坏官有恶报”的氛围也十分重要。但面对大部分时间都遍地贪官的世情，文人学子们也只能通过记录冥冥中的因果，表达一点美好愿望，或抒发一些不平之气。因此，在历代史料笔记中，类似陈智事迹的记述屡见不鲜—清代笔记《蕉廊脞录》中的一则题为“龚丽正鞫囚”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龚丽正，嘉庆元年（1796）考中进士，授内阁中书，14年后入军机处，任军机章京，可谓官运亨通。可是他跟当时的其他官员明显不同，生活上弃绝一切奢华的东西，退朝回家便关门读书，毫无声色犬马的娱乐，时人都嘲讽他是“热官冷做”。嘉庆二十年（1815）他调任安庆知府，刚刚上任就接到皇帝的“特旨”，让他抓捕参与白莲教活动的叛乱分子，“特旨”中还根据两江总督百龄的密奏列出一个名单。那时安庆是安徽省的省会，凡是抓到的“教匪余党”，都要押解到安庆，由知府亲自审讯。龚丽正审讯后，“察知累累桎梏者皆非真教党也”。于是他对这些囚徒说：“我一定要为你们申冤！”然后他给时任刑部尚书的戴敦元写信，直陈此次抓捕的“逆党”纯属冤枉好人，应该马上将他们释放。戴敦元回信说：“这些人都是皇上点名要捉拿的，怎么可以轻纵？”于是囚犯们全部被杀害。

当时，两江总督百龄因为破获这一“匪乱”，上奏折为众官员表功，将龚丽正的名字列于首位。龚丽正听说后，却骑着马来到百龄的官邸，递交辞呈。百龄说：“这次破案成功，半个安徽省的官员都列名于我的奏折上，怎么能没有你这个安庆知府呢！你要是因此而辞官，我没法接受。”龚丽正大声说：“让我不辞官也可以，只是此案疑点太多，我认为冤杀了好人，如果因此给我加一条血翎子，请恕我断断不能接受！”

众所周知，清代的官员以孔雀翎为冠饰，缀于冠后，称花翎，是一种辨等威、昭品秩的标志。好多官员拼了命建功立业，只为求得多插一条花翎。而龚丽正居然称之为“血翎子”，分明是直指朝廷名器是用无辜民众的鲜血染成的，实在是“狂悖至极”的言论。听到此话，很多人都为龚丽正捏了一把汗，觉得他不要说官运到此为止，只怕人头都未必能保得住了。

按照清代笔记《啸亭杂录》中的一则记载，嘉庆二十年（1815）的这起“邪教大案”，确实另有隐情。

案件的缘起，是安徽巢县（今安徽巢湖市）人方荣升加入了一个名叫“收圆教”的邪教。他自称弥勒佛转世，下凡普度众生。又编造匿名揭帖，上有九龙方印，文曰：“执掌山河，圣寿无疆”，让教徒们四处散发。此案被破获后，方荣升被凌迟处死，家属和教众里也有很多人遇害。但是按照当时礼亲王爱新觉罗·昭梿在《啸亭杂录》里的记载，百龄奏捷的折子一到，嘉庆帝十分高兴，让诸位王大臣阅看其折，昭梿“见其折中有‘八门阵九天元圣’诸语，铺叙荒诞，颇类小说，非敷陈体，心甚疑之”。后来又听说，其实方荣升就是一小混混，“初无大志，不过习染邪教而已”，但百龄与正在丁忧的直隶总督方维甸不和。方维甸住在南京，对百龄“所贪纵事”有所耳闻，百龄借口方荣升是方维甸的远亲，故意把小案办成巨案，以实现在政治上打击方维甸的目的。“九龙方印诸逆迹，皆百公所自篆刻，并非出自荣升也”—龚丽正觉得案情存在疑点，“察知累累桎梏者皆非真教党也”，绝非谬见。

龚丽正当着百龄提“血翎子”，无异于当着贪官算总账。本以为百龄会当场翻脸，谁知百龄没说什么，直接将龚丽正的名字从奏折上划掉了。第二年，令龚丽正惊讶的事情发生了，自己居然升任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而更加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秘密向皇帝保奏他的竟然是百龄。

《蕉廊脞录》记载，正是龚丽当面骂“血翎子”，让百龄觉得他正直刚毅，人才难得，所以才“具疏密保”。这也似乎证明，即使是坏人，也还是希望世界上多一些好人的。

这起莫须有的“邪教大案”结案第二年，百龄病死，“其产百万，皆为恶奴所据，囊橐一空”。一开始大家还觉得这只是一位朝廷大员的正常死亡，但后来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因为此案“而升擢赏翎枝者，三年内皆病死”。只有龚丽正告老辞官，返回杭州故里。

61岁那年，龚丽正患脾泄几濒于危，恍惚中见到“邪教”一案中的那十几个囚徒来到面前，浑身是血地惨呼着，责备龚丽正不救他们。龚丽正说：“你们的死是某些人为了邀功造成的，为什么要找我寻仇？”那些冤魂说：“那些人都已经在冥府中被诛杀，你既然答应救我们又没有救，难道没有过错吗？”龚丽正说：“我给刑部尚书上过书信，替你们申冤，底稿还在，我问心无愧。”然后让家人将书信的底稿焚化，冤魂立刻散去，他们病也好了。

龚丽正就此得享高寿，75岁才去世。70岁那年过生日，儿孙共聚一堂，给他敬酒祝寿，他还专门说起这件事，以教育儿孙们正直做人，不欺鬼神，自然会善有善报。

不过，《蕉廊脞录》中没有提到的是，上苍给予龚丽正真正的福报是个名气比他大上一万倍不止的好儿子：龚自珍。他是晚清历史上的文化巨子。

类似龚丽正这样“好官有好报”的故事，各类史料笔记数不胜数。《履园丛话》中，有一则“陈理救释难妇德及子孙”之事。说的是康熙初年的广西平乐府司狱陈理，赶上兵乱，不仅毅然释放了乱兵劫掠的千余名妇女，还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家，逃到外乡。兵乱平定后，他带着老小回到家中，日子过得很不容易，但是后来的剧情出现大逆转：陈理的长子官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次子官至庐州府知府，孙子、曾孙、玄孙也都“科第不绝，尚有文至御史，武至总兵者”，成为官宦世家，“世皆谓救释难妇之报”。

还有《郎潜纪闻四笔》中的“李奕畴平冤狱连生六子”。李奕畴任安徽按察使时，办过一起在当时十分轰动的案子：有个名叫范受之的人，跟老婆顾氏吵架，离家出走，很久不回。县里传闻说是顾氏和邻居杨三有染，便杀害了范受之。县令把两人抓来，严刑拷打，顾氏和杨三熬刑不过，“皆诬服”。就在快要执行死刑的时候，李奕畴看到这个案子的卷宗，把两个人提来问道：“供词上说，你们在正月十三日将范受之杀害，焚化了他的骨殖，这个本官有点不大懂。焚烧尸体就是焚烧尸体，何必单独焚化骨殖？既然焚化的是骨殖，那么死者的脏腑肠胃又到哪里去了？”顾氏和杨三“不能对，惟伏地哭”。李奕畴立刻下令刀下留人，让手下的干吏去重新侦查。结果发现，有个姓陈的人家在正月十五日还留范受之住过一夜。李奕畴释放了顾氏和杨三，而范受之在异乡听说自己的失踪闹出了大案子，赶紧回家找官府报到，这才算了事。

老百姓喜欢李奕畴的明察秋毫，将他审理范受之失踪案编为戏曲，在各地上演。但李奕畴肯定没时间看戏，因为他要在家洗尿布，而且一洗就没完没了。年过五十、膝下无子的他，居然在平反此冤案后，接连生了6个儿子，所有人听说后都双手合十，赞颂老天开眼。

当然，今天的我们回过头看上述故事，可以理解，所谓的恶报和福报皆属巧合。龚丽正义正词严地面对冤魂讨命，无疑只是一场病中的大梦。而且如果熟读史书的人，就会明白，在封建时代“坏人好报”的数量远远超过“好人好报”。《双槐岁钞》里有一则“阅武将台”就唱了反调：一位名叫井源的将军，武艺高强，对国家忠心耿耿，最终死于土木之变；另一个名叫纪广的将军“艺既寻常，性复庸懦”，却因为攀上了宦官王振这棵大树，官运亨通，多子多福，以至于作者黄瑜在文末忿忿不平地说：“其祸福悬绝如此，世固有幸不幸邪？”

黄瑜的诘问，也许用简单的道理就能回答：一个世道中，坏人有幸之时，就是国家不幸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