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点石斋画报》上曾记录一起真实的“扬州黑店杀人事件”：扬州城东30余里有个叫马家桥的小村落，因为处在交通要道，所以“亦旅客往来可以谋栖止者”。在该村村口有一家小酒馆，“杏帘一角斜挂林梢，大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之景象”。

这天，夕阳西下，有甲、乙两个来自安徽的生意人路过此地，口渴难耐，便进小酒馆喝酒吃饭。食毕，乙对甲说：“我到村子里去找找旅店。”而甲则自去柜台上结账。“柜中一中年妇当垆涤器”，见甲囊中银两很多，便对他说：“别看我这是个小酒馆，其实也是可以住宿的。”甲喝得醉醺醺的，又看老板娘貌美，便调笑着跟她来到后院。但见老板娘把院门一关，“揪甲发曳令倒地，夫从背后握刀”，将甲砍死！

再说乙找到旅店，回到小酒馆找甲，老板娘说他已经离开了。“乙寻之不获，疑入烟花丛”，便自己回到旅店，倦极思寝。正在这时，一条大黄狗突然冲进室内拽着他的衣服往外拉，乙心知有异，邀集了旅店里的众人同他一起跟在大黄狗后面，一直来到了小酒馆。这时，狗叫得更凶了，众人一拥而入，还没等老板娘阻拦，他们已经冲到后院，“见灶下有灯荧然，釜锅中气腾腾上，揭盖视之，则甲首尚可辨认也！”原来甲已经被大卸八块，放在锅里煮了！

事件的结尾不消多说，凶手自然是被绳之以法，但细细品来，却可以从中了解清末“黑店”的几许情状。

清末，江南工商业高度发达，酒肆茶坊的数量也很多。据史料记载，苏州一地的茶馆，清初还主要设在寺观庙宇；到乾隆前期，已遍于里巷，“一席费至数金，小小宴集，即耗中人终岁之资”。常熟县在康熙以前，只有几家酒馆，还有饭菜卖不出去的现象；而到了雍正时期，酒馆数量大幅增多，且生意兴隆。迨后，县西的何家桥、县东的新巷以及慧日寺的前后左右，茶房酒肆，接连开张。这说明此类生意已经从城市普及到乡村。这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酒馆兼留客人住宿的现象，但此类店面往往规模较小，且多设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不像正规的旅店那样有名气、重口碑、不欺客，容易发生看客人携带财物较多就被“黑了”的罪案。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录过一桩案件，“长江下游匪徒甚多，昼夺夜劫，时有所闻，陆道则尤多黑店，与山左无异也”。江西浮梁县某镇，地处交通要冲，为行人往来的必经之路，有夫妇二人便在此开了个小店。一日，有个贩猪的人从外地收账回家，途经此地，投宿于店，他“衣服虽褴褛，而藏金颇富”。这天晚上，有个卖灯草的商人也来投宿，恰与贩猪客是老相识。他乡遇故，二人少不得一起喝酒聊天，很晚才回到各自所住的客房。灯草商人住在楼上，贩猪客住在楼下，都是单间。

不知怎么的，贩猪客虽然喝了酒，头有些昏沉，但心口难受，总有惊惶不安的感觉，便上楼去找灯草商人说：“余今夜不知何故，常心惊，半夜未能睡。”灯草商人说你可能是不适应在楼下睡，所以才有这种情况，干脆咱俩换房睡吧！贩猪客同意了。

夜半三更，贩猪客在楼上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听见楼下有刀砍斧剁的声音。他偷偷打开门，蹑手蹑脚地下了楼梯一看，只见“店主夫妇持刀入灯草客室”—也就是自己原来所住的一楼房间，“猛斫数刀”，将灯草商人砍死，然后翻他的行囊寻找金银。贩猪客吓得“战栗万状”，赶紧溜出门去“径赴县控告焉”。

不光南方，北方亦有此类案件。清代学者无闷居士（顾广圻）所著《广新闻》中写了发生在邯郸的一桩奇案。一客人夜宿一家兼做旅店的酒馆，店主姓俞，其妻三娘“尤能媚人”。凡是有住店的客人，俞某“必令三娘出陪，清歌侑酌，狎昵倍至”。偏巧这位幕客是个正人君子，不好酒色。俞某热情地招待他，问他要不要听美人来唱曲儿，他说不必；又问他需要不需要暖酒来喝，他说不饮。“俞见酒色不可动，遂反身出”。第二天幕客离去时，到柜台上结账，俞某冷冷地说要两吊钱，幕客吃了一惊，说怎么会花这么多？俞某毒笑一声道：“买命钱，不贵！”

“客骇其语，不得已，如数偿之”，然后赶紧离去。回到自己入幕的官府，把事情跟县令一讲，县令立刻去那间酒馆里暗访。俞某不在酒馆里，只有他的7岁儿子在，县令给他果脯，慢慢套话，正在这时，俞某回来，也许是感觉到了什么，拉着儿子就往外走。县令叱责道：“哪里来的莽汉？”俞某突然定住，双眼发直，开始念出一连串姓名，并说这些人都是被自己的老婆三娘劝酒到“醉梦模糊”的时候，“隔牖探黄麻圈套颈上，勒杀之”，县令方知俞某是被“冤魂附体”，立刻唤手下人将其与三娘一起绑了，“夫妇皆弃市”。

郭则沄著《洞灵小志》中亦记有“张家湾黑店杀人事件”。张家湾镇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东南部，是通往华北、东北和天津等地的交通要道。“往时京津舟程，必经张家湾”，所以清末此地已经成为重镇，商业发达，环境也特别优美，“柳荫夹水，略似江乡”。

光绪中期，有个旅行者在张家湾的一家旅店投宿，“夜半见鬼，深目高鼻，语侏离莫辨”。这鬼整夜都纠缠着旅行者不去，直到天亮才随着鸡鸣声慢慢消隐。后来又有旅客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再次见到此鬼，偏偏这旅客不仅胆子大，还是个好奇心贼强的，“欲穷其异”，便在那鬼于天亮后慢慢消隐的地方挖掘，“得尸，果深目高鼻如所见”。旅客报告官府后，“逮讯店主”，方知这是一位少数民族的商人，来京买卖货物，身上带了很多钱财，“宿此，店主利所有，谋毙之，仓促掩埋，不图其能为祟也”，没想到罪行终于败露，“遂置诸法”。

光绪三十四年（1908）发生在洛口的一起案件，则跟上述几起案件有所区别，不属于“黑店杀人”，而是“店内黑杀”。洛口镇有一家名叫悦来客栈的旅店，这一天来了7位投宿人，是一起外出打工的同乡。因为客满，他们被安排在一间大车房里居住。到了落灯时分，又住进来一位商人，随身携带着很多银两，看得那几个打工仔眼睛都直了，心中起了歹念，密谋深夜杀人劫财。等到商人睡熟，他们一拥而上，将其杀死并分尸，将残尸分成7包，每个人拿了一包准备扔进黄河，彻底毁尸灭迹。谁知这7个人实在太笨，深更半夜一起上街不说，还一起站在黄河岸边，摆出了抛掷的姿势，就差领头的喊“一，二，三，扔”了，结果被巡夜的护卫发现了。护卫上前突检的时候，有的人把包扔进了黄河，有的人惊慌失措，反而把包紧紧地抱在怀中，最后7人被一起逮获。

可能有人会问，这个案子会怎么量刑呢？

应该说，无论是浮梁案件、邯郸奇案还是张家湾命案，按照《大清律例》，凶手有可能被判斩立决，但洛口杀人案和扬州黑店杀人事件这两起案子不一样，因为凶手做了一件和其他几起案件不一样的行为—分尸。

杀人分尸，在我国古代的罪名叫“支解人”，把死者的身体切割而不给他留个“全尸”，属于“不道”的行为，跟“杀一家三人”和“采生折割（拐卖孩子将其致残后使其乞讨）”一样，是极严重的刑事犯罪。按照明代律例，首犯要被凌迟处死，且“锉碎死尸，枭首示众”。到了清代有所“缓解”，根据嘉庆二十二年（1817）制定的条例：“杀死人命罪于斩决之犯，如有将尸身支解、情节凶残者，加拟枭示（枭首示众）。”

不过到了道光八年（1828），发生在安徽的一起杀人碎尸案，使这个条例有了“细化”。

当时有两伙私盐贩子发生斗殴，造成了一起“伤毙六命”的大案，其中有个叫马六的在与刘大和的搏斗中，将其杀死，然后又“将刘大和头颅、四肢割落、剖取肠脏并弃尸水中”。安徽巡抚认为马六殴杀人后肢解尸体乃是“欲求逼罪，原无支解之心”，所以给马六判了绞监候。然而报到道光皇帝那里，道光却提出了质疑：斗殴现场那么多死人，为什么马六不去肢解别人，只将刘大和一人大卸八块？这种行为显然不是单纯的弃尸以掩盖罪行，而是泄愤！所以道光皇帝将马六判决改为“绞立决”，并下令“嗣后谋故及斗殴杀人之犯罪止斩绞监候者，若于杀人后挟忿逞凶割落尸头四肢并剖取肠脏掷弃者，俱各照本律例拟罪，请旨即行正法”。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上奏，请求废止《大清律例》中不合乎人道化、轻缓化的刑罚，诸如凌迟、枭首、戮尸等。由此，支解人的处罚也由“锉碎死尸，枭首示众”和“绞立决”统一改成“斩立决”。由此可知，扬州黑店杀人事件的夫妻和洛河杀人案的主犯，都逃不了脖子上落个碗大的疤—虽然凶手们妄图用最残忍的手段制造一种神不知鬼不觉的“宰客”，但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暗夜密室里的杀人分尸，换来光天化日下的明正典刑，倒也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