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阶段:凶杀和/或自杀

致命爱人  作者:简·蒙克顿·史密斯

我在若干年前研究了“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这个项目影响了我对谋杀及其受害者的看法。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张凯瑟琳·埃多斯墓碑的照片,她是公认的五个受害者之一。墓碑上写着“这里躺着凯瑟琳·埃多斯的遗骸(原文如此)……安葬于1888年10月8日”;接下去,以大号字母写着“开膛手杰克的牺牲品”,几乎和拼写她名字的字母一样大。我给吓坏了。是谁做出的决定?用通俗小报编造出的、杀害她的无名男子的绰号,来定义这位女子的一生,还有她的死亡和对她的纪念?她会想要这个吗?她的家人想要这个吗?我们想要这个吗?

人们往往对凶手有一种窥私癖的兴致,而受害者可以永远地作为凶手生命中的一章来为人记住。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变成夺走全部的人生或遗产。

我的许多学生都对谋杀犯,尤其是连环杀手有着不懈的兴趣,我一直想和他们一起探究为什么会这样。有些人是通过真实的犯罪纪录片和书籍发现犯罪学很有趣的。这些作品无疑提高了人们对很多凶杀案的认知,也加深了我们自以为的对他们的了解以及对此提出的疑问。然而,人们对了解受害者及其故事的兴趣却要小得多了,虽然受害者的视角能够揭示最确凿的也是最有用的信息。许多对真实罪案感兴趣的人从未体验过这种犯罪是多么令人不安,这也是事实。阅读关于犯罪现场的描述和走过犯罪现场是完全不同的。

我记得在为当时被称为CID[CID,刑事调查局,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的缩略。]的部门做一份临时工作时,接到过一个电话,要去处理一个正在发生的武装抢劫。我和一个同事在一块儿,听到电话后的刹那间,我们俩慌乱地对视了一眼,我感到恐慌正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弥漫。有一家银行被打劫了,罪犯持有猎枪。我们赤手空拳,穿着便衣,坐在一辆没有警车标志的车里。我们全速冲向银行,事实上是第一个达到的小队。这真是顶顶稀奇的经历。尽管劫匪们已经逃离了现场,但他们出现过的罪证到处都是。我们追捕他们,但一直没能抓到。转瞬之间,银行里的一切面目全非。普通的东西变成了证物和证据,普通的人变成了创伤、威胁和恐惧的见证人。这里的氛围一点都不普通:它险恶而沉重,承载着生死一线间的脆弱和人类作恶的可能性。

所有恶性的犯罪现场都是这样的。我一直想知道,假如有人选择了不同的行为的话,事情又会如何发展。你不得不决定是扣动扳机射杀某人,还是举起刀子捅死某人。亲密伴侣凶杀案尤其令人不安,因为所做出的选择往往被人原谅,而它残酷的程度也被轻描淡写了。我刚开始研究它们的时候,就吃惊不已。我未能意识到暴力之深,我是说我曾经以为那些是愤怒之下的冲动行为,大部分都是无意的,也不怎么暴力。我真是大错特错。这些凶杀往往伴随着令人惊骇的持久的暴力——“过度杀戮”。这种过度杀戮暗示了一种斩钉截铁的愤怒:几乎没有一刀身亡、一枪毙命或者一拳致死的。

这些凶杀案的表现形式各异,十分复杂。有时候,儿童是目标——作为计划的一个环节而被杀害;有时候,他们是“附带伤害”——杀死伴侣的决心是如此不容置疑,孩子们并不重要,如果他们碍事了,就会被杀掉。有些凶杀是秘而不露的:有时候,孩子和母亲都被杀害;而有的凶手则一心一意杀死孩子,其目的是给那位母亲造成最大的创伤。最常见的情况是,孩子们在现场,多半目睹了他们母亲被杀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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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拜访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庭是和弗兰克·马兰一起,他是“致命家庭暴力善后游说团体”的创始人。我和弗兰克·马兰初次见面时,正在为一本探讨家庭凶案的书做研究。我联系了他,希望他帮助我了解家庭和受害者的观点,在那个时候我对此几乎没有什么经验。这或许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会面了,因为它改变了我对阻止谋杀发生能做些什么的想法。

直到那个时刻,我都感到义愤填膺,这让我一根筋地看待这些不公正。讽刺的是,作为一个在这么可怕的情形中失去两位亲密家庭成员的人,弗兰克似乎没有我那么愤怒。我们都希望事情有所改变,但弗兰克或许更为警醒,他很清楚愤怒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以及何以如此。通过和他的交谈,我意识到专业人士——比如警察或者社会工作者,他们在巨大的压力和很少的支持之下做出仓促的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好心办了坏事。(也有一些人故意做出了破坏性的决定,但我认为他们是少数。)

弗兰克的妹妹茱莉亚和外甥威尔在遭受了长期的家庭暴力后被杀害,这其中暴露出大量的由专业人士所做出的糟糕决定。这些决定让她变得更不安全,也导致她的前夫得以执行他的计划。那些做出不知情决定的人,没有一个想要茱莉亚或威尔受到伤害。做出这些决定时,真相被隐藏在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信仰体系里。我们需要摒弃这些信仰,用事实取而代之。

弗兰克带我去拜访的第一个失亲家庭对我非常欢迎。当我走进他们家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了这两位毫无戒心、普通而又可亲的人身上。当他们的女儿被她的前夫杀害时,他们快要退休了。他们一辈子勤勤恳恳、从事体力工作,终于到了休息的时候了。忽然,一夜之间,他们在骇人听闻的惨剧中失去了女儿,成为三个饱受创伤、实际上已成为孤儿的孩子的全职父母。他们的房子不会自动变大,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钱来应对这重大的变化。孩子们在自己的家里目睹了父亲试图砍下母亲的头颅。这是一个血腥的、令人不安的犯罪现场,即使对于到场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也是如此。孩子们遭到的深刻创伤在很大程度上得由外公外婆独自应付。

孩子们的母亲在遭受了多年的情感操纵后离开了她的丈夫,一直打算搬到离自己家更近的地方。法官在审判结束的时候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位丈夫属于极端危险的人,应该在监狱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在谋杀发生十一年之后,这个男子已经在一个开放式监狱[开放式监狱(open prison),指没有围墙、铁窗以及警卫看守的监狱,在与外部社会相类似的设施中对犯人进行职业技术训练,引导和鼓励犯人自尊自重、自责自律。开放式监狱收容的罪犯必须在封闭式监狱服完四分之三刑期;对于表现较好的初犯,刑期较短的,也可不经封闭式监狱直接投入开放式监狱。]服刑,并被考虑释放了。外公外婆看着外孙们害怕极了,不敢独自上楼,也不敢独自待在屋子里,生怕他们的父亲会回来。在我看来,除非这个人的操纵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否则当他被释放也无人监督的时候,有极大的可能回到时间轴的第一阶段,对他的下一个伴侣实施危险的操纵。

有些操纵欲强的人会不止一次地经历这八个阶段。我一直认为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2016年安杰拉·贝斯特被谋杀这件事。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所提到的,安杰拉的长期伴侣西奥多·约翰逊三次经历了这八个阶段,杀害了三个伴侣。第一次是在1981年,他杀死了伊冯娜·约翰逊——他被法官形容成一位“受到折磨的丈夫”,被判过失杀人罪。约翰逊能够操纵别人对他的看法,只服了三年刑。随后在1993年,他以“减轻罪责”[减轻罪责(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即被告人不完全具备实施犯罪所需的精神状态,处于不完全精神错乱的情形中,可作为减轻对犯罪的惩罚或者降低犯罪等级的依据。]为托词杀害了伊冯娜·贝内特。他被送往一家精神病院,并在两年后释放。2016年,他杀死了安杰拉·贝斯特;但这一次,他终于被定为谋杀罪,判处二十六年有期徒刑。这真令人出离愤怒。他能够杀害三名伴侣,而这些罪行甚至都不是秘而不发的。我们全都清清楚楚。

识别凶杀和自杀

研究发现,英国每周有四到十名近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自杀,另外还有类似情况男性的。2018年,首例针对导致自杀的过失杀人罪被定罪。贾丝汀·里斯由于前伴侣令人难以承受的可怕跟踪骚扰而自杀,后者因过失杀人、跟踪骚扰和情感操纵行为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家庭暴力和情感操纵导致的自杀是一个大问题,并且这个数字还没有被全部统计。同样地,由于各种原因,亲密伴侣凶杀案的真实数字也难以计算。有些案例被发现了,也有凶手对此负责,它就会被正式记录为凶杀案。其他的则没有被确认或记录。不幸的是,我见过太多的死亡,它们被记录为灾难、意外、自杀以及自然原因等等,这些都需要更多调查。所以,凶案的数字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想一想那个案子吧:一个女人在没完没了、持续了几天的暴力中被殴打致死。尽管她是在殴打中死去的,官方给出的死因却是GBH[GBH,Grievous Bodily Harm的缩略,意为“严重身体伤害”。],而不是凶杀。我见过她的家人,他们仍然在和警方、法庭、病理学家以及其他未能看到其中不公的人作斗争。这并不是说证据不存在,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比如说,这个男人报了警,还自称:“我觉得我杀了我的女友。”

从事此类案件的资深律师告诉我,即使在完整的司法尸体解剖中,病理学家也并不总是带着好奇心来寻找真相。结果可能大相径庭,这要取决于每个专家对情感操纵的不同理解。我曾亲眼看到有些法医和病理学家比其他人更善于质疑和探究。在一个如今已是臭名昭著的案件中,一名女子头部受伤,是在一个明显的犯罪现场被发现的,却被认定死于心脏病发作。病理学家拒绝考虑心脏病发作的背景,因此警方无案可查,尽管他们想要调查。那个打伤了头、可能引起了心脏病发作的男子在被判谋杀罪前又杀害了三名女子。幸好,总体而言,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人对这一类犯罪的了解越来越多。一点一点地,情况在不断地改变,为此所作的探讨也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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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两位男性名人在他们的伴侣去世之后占据了全球新闻的头条。其中一位是前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球星O.J.辛普森(O.J.Simpson),另一位是南非短跑运动员奥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在这两起案例中,两个人都有严重的伴随暴力的情感操纵历史,都是公开可查的。在这两起案件中,公众似乎在是否相信他们有罪这个问题上有了分歧:辛普森和皮斯托瑞斯两人都被原谅了,得到了同情和辩护。他们的审判并没有直接以谋杀罪结束。

在刑事法庭上,O.J.辛普森在谋杀前妻妮可尔·布朗·辛普森以及她的朋友罗纳德·戈德曼一案中被判无罪释放。随后,他在民事法庭上被判对他们的死亡负有责任。众所周知,辛普森有很强的操纵欲,曾经对妮可尔使用暴力;警方此前也曾接到报警电话,知道他在她死前一直在跟踪她。在逃脱了刑事定罪后,辛普森出版了一本名为《假如我做了:凶手的自白》(If I Did It:Confessions of the Killer)的书,对这一事件给出了他所谓的“假设”的描述——这是一件非同寻常又哗众取宠的事情。辛普森在民事法庭被判有罪后,法院决定这本书的所有收益都应归于罗纳德·戈德曼的家人,这样辛普森将不再从中获利。

奥斯卡·皮斯托瑞斯在二审后就被判谋杀女友利瓦·斯滕坎普,并且只被处以六年有期徒刑。他曾表现出对亲密伴侣占有、嫉妒、暴力和威胁的历史。他对利瓦·斯滕坎普生活的管理是强迫性的。他过去曾经用枪威胁过他的女友们,还曾把利瓦锁在他的家里。尽管很多人希望这些备受瞩目、全球都在关注的审判能够激发讨论,并且增强人们对情感操纵和家庭暴力的认识,但焦点很快从受害者这里转移到围绕被告的一些问题上,比如种族和残疾。

同样地,在如今已臭名昭著、发生于1974年的“幸运”鲁肯伯爵(“Lucky” Lord Lucan)案例中,他的失踪也掩盖了他极度的占有欲和操纵欲,以及在犯罪前一直在报复性地跟踪分居妻子的事实。

米克·菲尔波特[米克·菲尔波特(Mick Philpott,1956— ),英国无业男子,依靠算计政府福利政策而过活。为领取补贴,他分别与妻子梅雷亚德·菲尔波特和情人丽萨·沃里斯生下多个孩子。2012年为了恐吓打算带着孩子走的情人,放火烧死了其中的六个孩子,被判无期徒刑,目前仍在服刑中。]也是个声名狼藉的人:媒体对所谓的他在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妻子”的猎奇是很要命的,而且那种“轻推轻搡”[轻推轻搡(nudge nudge),英国习语,指推了对方身体一下,以提醒注意所提及的有关性的双关语,有点类似于说“你懂的”。该习语出自英国电视喜剧《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Monty Python Live at City Center),颇为流行。]的气息扼杀了有关两个“妻子”都遭到了可怕的情感操纵的讨论。人们对菲尔波特试图杀害前女友及其母亲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兴趣。当时他捅了她们很多刀,那位前女友想要离开他。这次袭击使得菲尔波特被判七年有期徒刑,但他只服了三年多刑。菲尔波特和两个女子住在一起的情形也应当引起严重的关切,尤其因为有十个孩子和一个众所周知的暴力且有操纵欲的男人住在一幢房子里。

2012年5月,其中六个孩子死于一场火灾,那是菲尔波特试图惩罚他的一个“妻子”离开他而点燃的,当时他想要让这看起来是她放的火。尽管政客们在死亡事件的前后都决心就菲尔波特的情况发表意见,但他们都没有谈及情感操纵;相反,他们在对谋杀所作的极不恰当的评论中谈到了所谓的“福利文化”。2007年,保守党议员安·威特库姆做了一件很出名的事,她为了拍摄纪录片《安·威特库姆对抗福利文化》(Ann Widdecombe Versus the Benefit Culture)与菲尔波特生活在一起,当时她最想灌输给他的观念是“找份工作”。或许是和菲尔波特达成了某种协议,他此前试图杀害两位女性的事情并未被提及。不过节目制作的重点并不在可怕的虐待和暴力上,把这个故事拍摄成有关情感操纵的而不是“钻福利空子的人”,本可以带来真正的好处。哈罗德·希普曼[哈罗德·希普曼(Harold Shipman,1946—2004),英国医生,十七岁时母亲因病痛去世,可能由于其母亲在最后的治疗阶段使用海洛因等镇痛,希普曼在执业后用海洛因杀害他的病人。有据可查的受害者约有二百一十五名,其中大多数为女性。希普曼被称为“死亡医生”,2000年被判终身监禁,2004年在狱中自杀身亡。]是世界上杀人最多的凶手之一,也被指控有情感操纵和家庭暴力的行为。家庭暴力并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一连串的争吵——这是一种固定思维,也是沉疴痼疾般的危险的行为方式。

准确地描述和阐释这一类凶杀案,从而在今后阻止类似的潜在凶手,这是至关重要的。最近,我在和英国慈善机构“向上吧”(Level Up)合作,他们发起了一项运动,旨在制定有关报道亲密伴侣凶杀案的新闻行为守则。不负责任的报道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后果,从误导公众对自身安全的认识,到受害者有罪,再到对无法发声的已故受害者所作的不必要也令人痛苦的诽谤。这项运动的成果是,如今有了一份指导方针,并且已经在2019年被主要的媒体监管机构IMPRESS[IMPRESS,Independent Monitor for the Press的缩写。](独立新闻监督机构)和IPSO[IPSO,Independent Press Standards Organisation的缩写。](独立新闻标准组织)所采纳[我建议,对于这一类凶杀案的有失公正、有所误导的报道的投诉,应当始终以书面形式提交给相关出版物,尤其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一套可供监管者和编辑人员参考的守则。——原注]。看看这些守则有多么广泛地被遵循以及采用,将会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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