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樋口惠子女士和我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召开了“不许护理保险开倒车！1月14日众议院集会”，这次集会是由我们俩分别担任理事长的“致力于改善老龄社会的女性协会”和“女性行动联盟”共同承办的。集会的起因是，我们听说2019年12月召开的社会保障审议会护理保险分会开完以后，护理保险的前景变得很不明朗。

护理保险在2020年已经迎来20岁生日。从诞生至今，一直被称作“被虐待的孩子”，因为护理保险制度每三年修订一次，越修订越难用。经过一次次修订，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使用限制越来越多，比如，减少护理的报酬，再比如，对那些和家人住一起的老人设置一些使用限制，还有对“不恰当使用”进行指导。在2005年，又将一些原本属于需护理等级的内容移出了护理保险，降到需支援1级和需支援2级当中去。我认为政府这样做就是为了减少需护理的老人的数量。此外，为了抑制大家对养老机构的使用，政府一直在降低机构护理的报酬，到了2006年修订报酬的时候，居家护理和机构护理的报酬都降低了。2003年，厚生劳动省还信心满满地要推广所谓新型特别疗养，说如果不是单间特别疗养的话，政府是不会给补助的，没想到仅仅三年后，就要对单间特别疗养要收取居住费（不再补贴了），不然对于居家护理的人不公平。于是，单间的价格从原先的每月七八万日元涨到了每月十四五万日元，差不多翻了一倍。原来住在单间的用户，不得不搬到费用低廉的多人间去，或者只能搬离养老机构。之前政府还信誓旦旦，要守护老年人尊严，最低条件就是让老人住上单间。因此，相信政府这一番鬼话而踊跃进入这个市场的许多经营者现在怒不可遏，他们认为政府如此变卦无异于过河拆桥。即便到今天，在日本，单间仍被认为是奢侈的选项，穷人只会选择多人间，也就是说，单间根本没有成为标配。

后来，由于担心护理业凋敝，从业人员不足，国会于2009年通过决议，发放了改善待遇的补贴。但该补贴是发放给服务提供商的，至于实际上有没有发放到护理从业人员的手中，并不能确定。此外，在服务提供商的努力之下，还增加了一些加钱[比如，夜里派员工上门护理要加钱，紧急时派员工上门护理要加钱。]的规定，这不仅使护理保险制度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使用户的负担增加了。

到了2014年，医疗护理一揽法的成立，明确了向居家护理转变的方针。入住特别疗养院的资格也越来越严，只有需护理等级要达到3级以上的人才可以入住，而且用户个人承担的比例也根据不同老人的收入而调整，有的从10%变成了20%，到了2018年的时候更是上升到了30%。政府终于还是改弦更张，要抑制护理保险的使用了。

医疗护理一揽法，就是将医疗和护理这两种原本由不同部门垂直管理的服务综合运用起来，让人们实现居家临终的制度设计。这一制度虽然受到老年人的欢迎，但它其实是出于不纯的动机的。因为政府认为居家临终的成本是最低的，所以要严控医院的数量。病床数量不能再增加，医院数量也不能再增加，疗养型病床将来要全部废除，然后给各个医院下指标，病人出院时必须有75%是回到家中。像之前那样每三个月就换一家医院住的情况，不能算是回到家中。于是，在这之后，医院便开始雇用社会上的医疗工作者，致力于将病人转到“社区合作室”“出院过渡援助协调中心”等地方。顺便说一句，在日本，社会工作者的社会认知度和报酬都很低，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反映在医疗保险上。这真的很糟糕！

接下来，到2019年修订时，我们得到消息，审议会上有可能要讨论对护理方案收费，以及把程度较轻的老人的护理转为社区综合业务。因为政府是将修订案的内容一点点放出来的，所以很难掌握其全貌。媒体的反应也很迟钝，报道不多。如此这般，对于护理保险来说，过去的20年，就是随时都有可能被虐待的20年。幸运的是，政府提交给审议会的方案，因为害怕遭到一部分审议委员的强烈抵制，同时也因为害怕招致汹涌舆情，很快就被撤回了。但是，如果我们麻痹大意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蹦出那种方案来。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危机感。

以上追溯了护理保险20年的历史，这样一来，似乎就能窥见政府的全部心思了。对此，我们的集会的口号有如下六点：

1.不许将“需支援”移出护理保险；

2.不许将“需护理”1级和2级移出护理保险；

3.不许将生活援助移出护理保险；

4.不许对护理方案收费；

5.对于收入较高的老人，不许继续增加他们的个人负担比例；

6.不许降低护理报酬。

而政府的心思恐怕是以下五点吧：1.将“需护理”1级和2级的轻度等级人群移出护理保险，仅允许“需护理”3级、4级、5级三个重度等级人群使用护理保险；2.将生活援助移出护理保险，仅允许使用身体护理；3.护理方案的制定不再免费，要通过收费提高使用门槛；4.在受益者原则之外，引入量能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征税机关依据纳税义务人的实际税收负担能力来征收相应的税款，即对税收负担能力强的多征税，税收负担能力弱的少征税。]，按用户的收入提高其个人负担的比例；5.在护理保险不足的地方，就让老年人自掏腰包使用自费服务。这些心思都是出于一个“不纯动机”——抑制大家使用护理保险。虽然政府高举的是让护理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大旗，但背后隐约可见的是财务省的意图——不重蹈医保财政破产的覆辙。

毫无疑问，现在已经不可能回到没有护理保险的时代了。对于日本国民来说，在“失去的90年代”[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从1991年到21世纪之初，经历了长期的经济不景气，也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所完成的变革当中，护理保险是直接影响每个家庭的最大变革。日本向护理社会化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虽然仅仅是“一步”），惠及诸多老人及其家人。而完成这一变革的正是“婴儿潮”一代[这里指的是二战后第一波婴儿潮（1947—1949）出生的人。]的选民们，他们最开始的动机只是希望减轻自己的护理负担，但后来有了变化，他们希望自己也能够使用护理保险，享受护理保险的恩惠。“婴儿潮”一代虽然被后辈指责为麻烦的一代，但我觉得，创设了护理保险制度的他们，这个政治功绩应该得到认可。

如今，如果有谁提议废除护理保险，那么他的政治生命肯定会立刻终结。由此可见，护理保险的恩惠已经渗透到国民之中了。但是，即便制度还在，也可以通过把它变得难用，最终使其无法使用……这便是制度的空洞化。而让制度空洞化，正是政客和官僚们的拿手好戏。

话说回来，“护理社会化”有个别名，叫作“去家庭化”。如果护理保险开倒车的话，我们就将面临着护理“回归家庭化”。但是，护理保险实施20年以来，日本的家庭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虽提倡“回归家庭化”，但此时的家庭，早已失去了护理的能力。在护理保险实施的这20年当中，只有老两口的家庭以及单身户加起来超过了一半，虽然现在我们提倡居家护理，但这种居家护理绝不可能以每个家庭仍具备护理能力为前提。想要帮助那些没有家人护理的老人实现居家生活，护理保险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护理保险的生活援助业务也实实在在地帮助老人，特别是那些独居的老人实现了居家生活。但是，政府的修订方针，似乎都是朝着让老人居家生活变得困难的方向去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通过舆论的力量把政府的这种心思逼退。我们一号召，全国各地抱有同样危机感的人，纷纷聚集到东京来。能容纳300人的会场坐得满满当当。为了将当时现场的热情传达出去，我们收集了大家的心声，紧急出版了《护理保险危矣！》（岩波宣传册，2020年）一书。有兴趣的话，请一定看一看。

这本书里有一篇以当天全体参与者的名义发表的声明。起草者是樋口惠子女士。她的文字还是一如既往地犀利，她在声明中写道，如果再这么继续瞎改下去，“居家养老会变得越发遥不可及”。

如果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的话，护理保险很危险！而一旦护理保险陷入危险，就意味着你的父母和你自己将来老了也会很危险，你的子女未来的人生也会很危险，服务提供商和从业人员的将来也很危险。一个能让独居老人安心在家的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可以让子女放心把父母单独留在家里的社会。请记住，一个不能让人安心老去的社会，它的年轻人的未来一定也会很危险。道理很简单，现在还是年轻人的你，总有一天也会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