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末，我和阿里一起把立体音响系统搬进他家的单户住宅，当时家里没人，他的继母和父亲都不在；阿里对此非常小心，他曾经带着谨慎和犹豫说过，他在攒钱买设备，立体音响，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支持；事实上，它遭到了强烈反对。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很快就能听见从真正的扬声器里传来的音乐了，我们终于能听见音乐的纵深和它纯正的力量。我们匆忙接通肯伍德扩音器、卡式录音机、唱盘和AR扬声器，我们的手指因为兴奋而颤抖；我们坐在他卧室的沙发床上，卧室里还有带书架的书桌、椅子和立体音响，我们把《希望你在这里》放在唱盘上，调高音量，让它响亮得在天堂都能听见，我们希望住在天堂里的人也听得见，尤其是早逝的她，六十年代末，她在维菲尔斯塔齐尔医院被死神带走，她骨瘦如柴，所以死神必须非常小心地抬着她，免得被她锋利的骨头割伤，必须非常温柔，免得把她打碎——不知死神把她带到哪里去了。每个人都会孤独地死去，我们的存在和安慰也许无法洞穿黑暗，这一点让人感到痛心。所以我们懒得去想，只是尽量把音乐声开大，大到足以在黑暗中听见，足以一路传到天堂，传到当一切终结我们将去往的那个地方，那时候树木停止生长，人们不再听得见言语，雨不再落下，阳光不再照耀，土壤不再馨香。当一切以一种我们不能理解，不想理解，也不敢理解的方式结束时，我们应该不停地、毫不犹豫地试着去理解，因为假如我们放弃不可能的事物，放弃捕捉生命之外的存在，我们就会失败，彻底失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补偿。

所以我和阿里才把音乐声放得这么大，只想让天堂听见，我们播放平克·弗洛伊德，这是一支想要改变世界的乐队，我们坐在他的沙发床上，听着熟悉的音乐，以前我们经常在单声道盒式播放机上播放他们的歌，播放机是三年前阿里用递送《冰岛晨报》挣来的钱买下的。上帝保佑我们，用单声道系统和用带有AR扬声器的立体音响播放音乐差别很大，后者为音乐增添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我们能听见更为浓烈的东西，所有的乐器听起来更清晰和精准，歌手的声音更圆润丰满，仿佛我们走得更近，对生活的理解更丰富。聆听好的音乐就像打造一条直通幸福的道路。当大卫·吉尔摩唱着“我多么希望，我多么希望你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把音量开得更大了，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多么希望；没有什么能衡量那种愿望，数字太有限，太愚蠢，太缺乏想象力，我们多么希望你在这里。人不可能衡量的渴望，也不可能理解它，描述它，解释它，那些有所思念的人心中总有一些黑暗，总有一根穿起悲伤的琴弦，只由时间来弹拨；我和阿里在这张专辑主打歌中听见了同样的悲伤，“多么希望你在这里”，我们一遍遍地循环播放，怎么也听不够，我们迷失在音乐中，忘了去看表，阿里的父亲雅各布和继母还在上班，可因为今天是星期六，他们不会太晚回家。我们忘了保持警觉，留意钟表，指针指向四点，指向五点，可假如你在为天堂播放音乐，你就可能忘记时间，可能消失在音乐中，无影无踪。卧室在摇撼。整座房子都在摇撼。“我多么希望！”音乐淹没了世界，充满每个角落，涌向下班回家的继母，她很疲惫，简直筋疲力尽，在她开门的一瞬间，音乐像惊雷一样迎向她，像一堆乌云，渴望像闪电从中劈下来。她直接走向保险丝盒，关掉电源。

安静像一个拳头，向着我和阿里的眉心击来。

后来，阿里花钱买了一副好耳机，距离上次的事还不到一周时间，他挨了继母和父亲一顿骂，理由是把钱砸在这么一个绝顶荒谬、毫无用处的东西上，一套立体音响系统，简直是一派胡言，你总不能拿音响当饭吃，何况客厅里已经有一套高级音响了，不是吗？家里没人的时候，他可以时不时地用它听音乐，前提是听的时候必须有点修养，不能像一个疯子那样用刺耳野蛮的音乐狂轰滥炸，让下班回家疲倦不堪的继母耳根子不得清净，是的，他们可以达成协议，让他偶尔在客厅里用音响听听音乐，这样他就不必把得来不易的钱浪费在这样无益又愚蠢的垃圾上。只要他把钱省下来，就能偶尔搬出去住，去体会怎么做个成年人，当然他也可能永远长不大，永远一事无成。起码不能靠着对妻子出轨。永远不可能。没有机会。

他们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局面几乎变得美好。

但这才是生活：某些事情对一个人来说是追寻意义，对其他人来说只不过是噪声和垃圾。很明显，在人类世界中很难找到平衡，而且我们似乎从未在相互理解上取得过任何进步。因此，我们懂得多少种语言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分歧、偏见和误解似乎是语言固有的属性，像杂草一样潜伏在言语中；除去音乐，我们或许永远不会因为任何事物走到一起。我们在音乐中存放自己的梦想，对更美好的生活、更美丽的世界的渴望，以及我们能克服缺点、嫉妒、软弱和虚荣的心愿。

也许吧，阿里在我们听完了他在赫尔约马林德唱片店买的第一张古典音乐唱片《巴赫精选》后说道。店主曾是赫尔约马尔乐队，也就是鲁尼·尤尔和居尼·索扎尔所在乐队的主唱，他和妻子一起看店，妻子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自己不在场，她经常把自己打扮得像是要去参加六十年代的舞会一样。我和阿里每个星期六早上去赫尔约马林德，头一天我们刚领完工资，每周我们都盼着这一天；店主很快就像老朋友一样招呼我们，在六十年代末，年轻姑娘们都为这个男人尖叫，把她们的围巾扔向舞台上的他，把写着爱的宣言和她们的电话号码的门票扔向他，把胸罩甚至还有内裤扔向他。他对我们没有一点架子，而且样子很高兴，凯夫拉维克的年轻人竟然对音乐感兴趣，更了不起的是，对音乐家而不是热门榜单上的歌手感兴趣，换汤不换药罢了，他说，并一起卖给我们一张奥斯卡·彼得森的唱片，一张佛利伍麦克乐队的很老的布鲁斯乐唱片，那时彼得·格林还在乐队中，他弹奏的吉他乐仿佛是眼泪做的，最后就是这张《巴赫精选》，他从一大排密密麻麻的白色唱片中找出来，除了巴赫，其中还有贝多芬、肖邦、格里格和莫扎特精选，白色唱片封面上一些永恒的碎片。听听这张，他说，并把专辑递给我们，脸上带着别样的微笑，仿佛他正手握一只天使收起的翅膀。我们也笑了笑，很真诚，可内心却怎么也想不通奥斯蒙迪尔曾给我们讲过的关于赫尔约马尔的故事，关于他们在西南区跳舞，当时内裤、电话号码和那些充满情欲的信息纷落在这位歌手身上，不过十年光景，他如今递给我们一只天使收起的翅膀，他在我们眼中是个中年男人，身材肥胖，他的脖子、肩膀和屁股上堆满脂肪，随着他移动的身躯来回摇摆，让他看起来几乎像个女人。当年把内裤、带着情欲的门票和电话号码扔给他的姑娘们现在在哪里；他是否给她们打过电话，如今她们还会期盼接到他的来电吗？时间改变了一切，把充满情欲的信息变成购物清单，把内裤变成胡佛袋；但最后我和阿里选择了《巴赫精选》，选择了天使收起的翅膀，我们回到家，把唱片放在唱机转盘上，赶在阿里的继母和父亲下班回家前，戴上巴赫和天使收起的翅膀，它在我们头顶铺展开来，我们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赫尔约马尔的前主唱脸上的微笑是那样别有深意。我们一边倾听，一边注视着蓝天，我们看见的一定是永恒，看见了它的美丽，看见了一种可能：这个世界和人的灵魂比我们想象的更美丽、更和谐。我们听着巴赫的音乐，想要流泪。

也许，阿里说，我们把一整张唱片听了一遍，有些曲子听了两遍，他说也许联合国安理会不该让任何一场会议开始，除非事先为与会者播放巴赫的音乐至少半个小时，因为假如任何人听了半个小时的巴赫却仍旧用恶意的和不合理的方式思考，仍旧渴望那些与美、和谐和正义为敌的东西，他就是个疯子。是的，我说，这样的人彻底疯了。

音乐可以驱散黑暗，把我们从忧郁、焦虑和消极中解放，让我们因为活着，因为存在而欢欣鼓舞、生机勃发；没有它，人的心脏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星球。既然拥有一套这么好的立体音响，不用它播放披头士乐队的《左轮手枪》，不让这张唱片在唱机上旋转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咂摸着唱片封面和背面的相片，仔细看着改变世界的那四个人，琢磨着把他们连在一起的友情，这种友情以某种方式让他们变得战无不胜，并强化了他们的创造力。在唱片旋转时凝视他们。凝视与倾听。A面：《收税员之歌》《埃莉诺·里格比》《我只是在睡觉》。第四首歌是乔治·哈里森的《爱你爱到》。我和阿里从来不把这首歌跳过去，这显得我们很忠诚，他很有趣，我们说，很有趣，歌里有关印度的东西，不是通常众人皆知的污水，做得很好，乔治，我们可以叫你乔治吧，了不起的歌曲，也许娱乐感还差一点，但你在探索，可能过于认真了，否则这真是好音乐，奥斯蒙迪尔会这样评价。

《爱你爱到》在翻滚的印度旋涡中结束。在印度，人们一本正经地练习瑜伽，牛也很受尊敬。印度有雄壮的老虎和大象，我们不能忘记大象，什么样的人才会忘记大象呢，我和阿里喃喃自语，小声嘀咕，《爱你爱到》在锡塔琴琴音的旋涡中结束，唱片还在旋转，在两首歌之间的沉默中旋转。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时已傍晚，继母和雅各布在埃里屈尔和埃琳，也就是奥斯蒙迪尔的父母家玩桥牌，旋转的唱片进入沉默，或是空转时发出令人愉快的低沉的噪声，那种轻微的爆裂声，我们屏住呼吸，我们展开手掌，又合上，握成拳头。

紧握的拳头曾经一度是阿里祖父的情诗。

在内斯克伊斯塔泽的海滩上。

当然，我们坐在一九八〇年冬天的那间房子里，没得到一丁点儿与此相关的暗示，那时候铁托的心脏正费力地在人间挣扎前行，像一只衰老的爬行动物，像一个破碎的希望，看不见一丝光亮，而奥迪尔和玛格丽特都已不在人世，多么可怕，时间改变了一切。阿里记得她，但对祖父的印象却非常模糊，祖父去世的时候阿里只有三岁，他对奥迪尔的印象模糊得仿佛他从未存在过。不过他的荣誉证书挂在客厅里，就像一个警告：他的确存在过，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老人。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看不见在我们眼前静止不动的事物，它甚至会变成虚无，因为它总在同一个地方，纹丝不动，从不改变。停滞是死亡的姐妹。一旦你停滞不前，许多东西便开始死去，甚至包括爱，虽然它是宇宙的基本元素，上帝赐予的古老礼物，对死亡唯一真实的答案。奥迪尔死了，他走了，消失了，对我和阿里来说，他没在世上留下任何东西，除了挂在墙上的证书，一动不动，毫不显眼，只有在雅各布喝得烂醉，风度尽失，卸下他抵挡生活的盾牌并将之丢在地上的时候，他才会把证书取下来，读给阿里听。

对奥迪尔的表彰。喝醉的雅各布。继母的沉默。

《左轮手枪》还在唱机上旋转，唱片封面就在我们眼前，我们长久地看着封底的大照片，仿佛自己成了四重奏的一部分。唱片在两首歌之间沉默地旋转。仿佛它被卡在《爱你爱到》和《这里，那里，无论何地》的沟槽之间，不敢开始下一首歌，在沉默中旋转，在停顿中旋转，借机让我们回想这一切。下一首歌当然要开始；这个世界的耐心不会超过两首歌之间的停顿。阿里握紧拳头。握紧的拳头曾是奥迪尔的情诗。一百年前他在一片海滩上握紧拳头，几个小时后，玛格丽特说，假如我的裙子下面什么都没穿，你就会知道我爱你。一个人还有可能收到比这更美的爱的宣言吗？她裙子下面的确是赤裸的，得到这个宣言的男人太幸运了不是吗？尽管如此，生活将很快对他们亮出闪亮的尖刀，这一把把刀将割得他们伤痕累累。我的裙子下面什么都没穿，阿里的祖母说，她六年前过世了，最后几年她住在埃琳和埃里屈尔的家里，睡在他们家宽敞的前卧室里，她很苍老，头发稀疏而纤细，假如没人帮忙，她连裙子也脱不下来，恐怕再也没法在裙子底下赤裸着身体，也不会有人惦记着想看一眼，恰恰相反，我们恐惧老人的裸体，没有任何欲望去观赏那些衰老皱巴的身体，它们会让我们想起干梅子，很不自在地让我们想起那种无人能够逃脱的毁灭性的力量，让我们想起我们会衰老，会枯萎，想起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再没有人想看我们赤裸着身体，我们再也不能说，假如我的裙子下面什么也没穿，你会知道我爱你，因为这传到世界的耳朵里就像一种威胁，或是悲惨的笑话。假如没人帮忙，玛格丽特就无法脱掉裙子；直到最后，她兜着尿布睡觉，她的牙齿放在床头柜上一个盛满水的杯子里，她肿胀的双脚让阿里想起风干的老香肠，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夜里的她那样年轻，那样迷人，美式长裙下的胴体让人无法抗拒，东峡湾的山峰是赞美诗，对于我和阿里来说，它并不存在——在我们看来，它从未存在过。

因此——过去的每一段经历，无论大小，无论美丑，欢笑声和一只手的触摸，一切的一切迟早会消失在操场上，注定被遗忘，被摧毁，被消灭，却只是因为没人记得，没人想过，也没人存留下来，所以我们历经的一切都会渐渐化为虚无，甚至连空气都算不上，多令人痛心，这如此巨大的浪费，并推着我们走向虚空。一个人的生活充其量不过是几个孤单的音符，不成曲调，偶尔发出声响，却不是音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你讲述几代人的经历，这百年历史，抑或行星，彗星，这首流行歌曲，这张来自末世的热门榜单——因为我们想让你知道，玛格丽特曾经在一条连衣裙底下赤裸着身体，她的乳房小巧圆润，她纤长有力的双腿紧紧锁着奥迪尔，这样你就会知道，也永远不想忘记每个人都曾拥有青春，这样你就会明白我们迟早都会燃烧，满怀激情、幸福、喜悦、正义、欲望地燃烧，因为它们都是火焰，照亮黑暗，不让凶猛如狼的遗忘靠近我们，这火焰为生命加温，这样你才不会忘记去感受，你才不会变成墙上的一幅画，客厅里的一把椅子，电视机前的一件家具，一个盯着电脑屏幕的人，一个呆子，你才不会对什么都无所察觉，才不会变得麻木，才不会沦为权力的玩物、经济利益，才不会变得微不足道、冷漠无情，至多是一个神秘齿轮上的润滑油。燃烧吧——这样火焰才不会衰弱、消退和冷却，人间才不会变成一座冰窖，变成月球的另一边。

假如我的裙子底下什么也没穿，你就会知道我爱你。

阿里握紧拳头，我说了什么，最后唱针离开沟槽，《这里，那里，无论何地》开始播放。西格伦的右眼。她靠着拉达旅行车呕吐，没过多久她就脱去紧身牛仔裤，在拉达车的后座上分开双腿，让卡里，一个三十几岁、留着一脸黑胡子的有三个孩子的父亲，把硬邦邦的阴茎插进她的身体。三月的凯夫拉维克，我和阿里坐在他的卧室里，同一时间我们看见一个十月的夜晚，社区中心外一个农民的路虎车前座上，卡里的白色屁股正快速地起伏，像两个快乐的小男孩带着节奏不时从后座上探出头，博在唱歌，仿佛受到鼓舞：“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我在任何地方都渴望着你，但最渴望的是在一辆拉达旅行车的后座上。

有些事情改变了一切。有人死去，你就会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太阳系的行星，花儿怎样在细雨中低头，一个人吻你或不吻你，语言中闪烁的光芒都会不同。世界总在不断变化，没有正确的形式，我们也不知道上帝怎样看待它，上帝眼中的山是什么形状，它们是紫罗兰色的草药，还是古老的玫瑰，上帝的视野一定和我们完全不同，也许从天堂向下看，美国西海岸巨大的红杉就像高飞的天使。有些事情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我们的样子，我们看见的、感知到的一切——还有我们倾听的方式：这个冬天，我和阿里要把《这里，那里，无论何地》翻来覆去地听很多遍，才能再度爱上它，这两分二十五秒的时间。最后，我们彻底地、完美地融入了这首歌，沉溺其中，成为这一百四十五秒的一部分，感受着音乐固有的幸福和舒畅：有些歌曲像时光中巨大的红杉，高飞的天使。我们可以沉浸在歌里，不会看到卡里的屁股像魔鬼喷射的唾沫一样从拉达汽车的后座上方弹起。“我在任何地方都渴望着你。”麦卡特尼唱得格外忧伤；不到一周后，我们在合作社碰到了她。就在我们动身回南方之前，我们在饼干区碰到了她，当时我们的距离不超过一米，我们听得见她的呼吸，她把目光移开，可我们看见了她的嘴角，看见它们从一开始就有同样的悲伤，看见每一个雀斑，看见它们像亲吻一样。她把目光移开，显然决定无视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过是一首蹩脚的流行歌曲，排在世界末日的热门歌曲排行榜的第三百八十七位。我们想，好吧，原来她是这样的人，只想让老男人在后座上操她，还狂吐不止，好吧，滚蛋吧，我们会忘记你的，“再见宝贝，蓝色的宝贝，一切都结束了，蓝色的宝贝”。我们拿起一包饼干，弗仑牌的奶油饼干走了，把她从我们的生活中驱逐，三天后我们乘坐绿巴士南下，可它沿着布拉塔布雷卡坡向下开的速度太慢，所以我们无法忘记她的雀斑、她的嘴唇，更别说她那由列侬和麦卡特尼共同谱写的眼睛了，正因为如此，这个冬天我们仍然觉得用音响播放《左轮手枪》或《难过的一天》是件困难的事。“假如我爱上你”，我会把溅在你脸上的呕吐物擦去，扯掉你的紧身牛仔裤，在我该死的车后座上操你，我们的白色屁股像两个孩子快乐的脸庞，像一个咧开嘴的邪恶的笑。我们倔强地坚持听着这两张唱片，尤其是《左轮手枪》，期盼音乐能抹去我们的记忆；现在是二月，接下来是三月，铁托的心脏是一只老蜥蜴，一个破碎的希望，是变质的良心，我们反复听着歌，寻思着卡里有没有戴避孕套，或者及时拔出来，他是不是在用粗哑的嗓音低吼，她也在说，哦，卡里，宝贝，什么时候你想要我就尽管拿去吧，你是个男人，不是傻头傻脑的毛头小子，不是北极热门歌曲排行榜上的第三百八十七名，她拉起上衣，露出小小的乳房，它们本该伏在阿里的手心，像一声轻柔的低语。操，伙计，西格伦的奶头比葡萄干大不了多少，不知哪个农民的儿子这样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想到脱去她的衣服，爱抚她的肌肤，一连几个小时，我们都渴望把自己的手放在她小小的乳房上，毫无疑问，它们像黎明一样美丽，仿佛一滴眼泪，一颗坠落的星星。我们坐在路虎车里，比约吉唱着，“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们直接对着瓶子喝酒，大口大口地喝，接着溜回社区中心，这种耻辱，这种拒绝就像一对匕首插在我们背上，世界多么丑陋，它真丑陋，丑陋，丑陋，丑陋。

“我在任何地方都渴望着你。”

甚至在凯夫拉维克。我们甚至在那里都渴望着你，想念着你。

我们反复听着《这里，那里，无论何地》，听着《假如我爱上你》，情况在渐渐变化，我们渐渐开始享受它们，跟随音乐一起，一起哼，一起叹息，全身心沉浸在歌曲里，我们脑海中没有卡里的屁股，也不记得在饼干区碰上她的时候，她是怎样把目光移开的。我们漫不经心地随手抓了四袋奶油饼干，而不是一袋，迫切地想要表现出自己的满不在乎，让她知道她根本不重要，从来不是那颗划过我们生命的彗星，不是《纽约时报》上的头版头条。我们迫切地想让她看见，对我们而言，她的确一文不值。

世上最古老的著作，古老到无法说谎的著作这样说过，命运安住在黎明中，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小心，抚摩头发，用最美好的言语交谈，支持生命。

其实我们有时候像裸露的伤口一样醒来。手无寸铁，脆弱无助，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第一句话，第一声叹息，取决于你醒来的时候怎样看待我，当我睁开眼睛，从睡梦中苏醒时你怎样看待我，在那个陌生的世界，我们不一定是同一个人，我们会出卖那些我们永远没想过要出卖的人，我们会创造丰功伟绩，会飞翔，死者生，生者死。有时候我们仿佛能看见世界的另一面，一种完全不同的模样，仿佛有人在提醒你，你不一定是你理应成为的那个人，生命变幻无穷，而且——很不幸，或者感谢上帝——向着崭新的、意想不到的方向前进永远为时不晚。可后来我们苏醒了，是这样脆弱，敏感，不堪一击，于是一切都要依靠那些最初的时刻。一天也许就是我们的一生。所以小心你看待我的方式，对我说美好的话，抚摩我的头发，因为生活不会永远公平，也绝不会一马平川，我们常常需要帮助，所以带着你的言语、手臂和陪伴来找我，没有你，我会迷路，我会在时光中破碎。请在我苏醒的时候陪在我身边。

每个清晨，这间单户住宅总是少有人音。

继母早上七点就要去上班，阿里走进厨房的时候，她已经出门了，雅各布一个人坐着，面前摆着粥，他撒了一些白糖，也许是因为那天早上没人满怀深情地看他，而他也没有兴致勃勃地去看任何人，所以他机械地喝着粥，呆呆地看着前方，阿里出现的时候，他打开了收音机，因为他们之间的沉默让人很不愉快，很难适应。播音员正在谈论埃夏山，谈论它的外观，光线照在山上的样子，仿佛它对于住在凯夫拉维克的我们很重要，我们可以对你描述大海的颜色，黑色的熔岩——土壤的诅咒，还有风，本族语言中现存的所有词汇也许都不足以描述它，可今天早上的埃夏山是不是紫罗兰色，明天早上是不是如永恒一样的洁白，后天早上是不是像古老的冰岛幽灵一样的红褐色，对于我们又有什么意义——随后播音员放起了爵士乐，或者贝多芬的第[原文如此，贝多芬并没有第112交响曲，此处可能为某贝多芬音乐集中的顺序。]12交响曲1。接下来是新闻，阿里和雅各布听着有关铁托心脏的报道，它是一只老驼鹿，蹒跚地走过这个世界。他们几乎什么都没说，甚至没说早上好，更不会说再见，他们只是一边吃饭，一边看报，我们对世界的印象，接着一个去鱼类加工厂干活儿，另一个继续去工地盖房子。也许雅各布想起了东峡湾的山峰，想起他对它们的思念，思念着仍有可能听见永恒的清晨，他想起父亲奥迪尔，他的尊荣与光辉，像一座高山屹立在自己的生命中，或许是最高的那一座，他想起玛格丽特，他的母亲，想起他的兄弟索聚尔和居纳尔，他们也有些像山；山影响天气和阳光，山是基准，它们站在离天堂更近的地方，比我们这些世人更近。他喝完甜粥就去上班了，去那个树脂把一切都黏合起来的地方上班。

幸好每个周四清晨情况变得更好，周五清晨自然也不在话下，生活堪称美好，能感觉到公正和渴望，雅各布的确变得愉快又诙谐，他会评价报纸上的某篇文章，或是谈论某场体育比赛的结果，并与阿里交谈，仿佛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阿里在椅子上坐立不安，急着把粥喝完，烫了自己的舌头，接着冲出家门，飞也似的逃离了父亲的闲谈与欢快，他飞奔出门，还父亲一片清净，这样他就能毫不担忧地往咖啡壶里倒上一些伏特加了。只要他离开，父亲就不用找借口去洗衣房、车库、储藏室，或者不管什么地方，只要能让他藏起酒瓶。上帝保佑我们，这个世界是多么野蛮与不公，假如继母出门上班之前找到他的酒瓶，就会把里面的酒倒掉一大半，再兑上水装满，真是个蛮不讲理的臭婆娘，如此一来，雅各布干活儿时喝上的第一口咖啡实在令人失望，寡淡无味，就像这该死的生活，他真想把咖啡壶扔到离他最近的一堵墙上摔碎。假如真让她找到酒瓶的话；假如她真想大费周章去找的话。清晨不到七点，继母穿过半睡半醒的凯夫拉维克，无论天气如何，有时月色明净，有时天色阴暗，大雪纷飞，有时遇上暴风雪，有时刺骨的寒冷甚至能把人的念头生生锯断，迫使人们低头走路，那样子就像在祈祷，就像在祈祷上苍的仁慈。她倔强地前行，有时反倒对险恶的天气心存感激，感激风的嘶吼和冰雹的捶打，哪怕风像一群暴怒的公牛，她也感到愉快，特别在她起床困难的时候，或者黎明时分与疼痛有关的事情在等待着她的时候。

继母在风中挣扎，雅各布把伏特加倒进咖啡壶，阿里穿上外套，脑海中想着在他梦中出现过的翅膀，它们是红色的，他可以乘着翅膀在不同的世界之间翱翔，进入死者的世界比乘坐巴士去雷克雅未克更简单。他出门走在风里，想念他的翅膀。他在猛烈的风中跋涉，就像半个小时前的继母那样，她弯着腰向前走，用尽全身的力气逆风而行，也许在想，我以为生活会不一样。

六十年代末她爱上的那个雅各布究竟怎么了？那时的他好玩、有趣，是个非常勤劳的工人，又有点敏感，为什么现在我很难看见他好的一面，是我的眼睛背叛了我，还是他已经变得很糟？我还能原谅一个在周四、周五或周六晚上喝得烂醉后回家的男人，一个对我大喊大叫，说我疯了，说我可以用沉默干掉他的男人吗？假如他从星期四就开始喝，直到星期天酒还没醒，并把我们所有的钱都挥霍在酒精上，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们买不起新家具和好厨具，那我又有什么搭理他的必要？过去三年，他曾两次花光整整一周的工钱，在外狂欢一整晚，和他的牌友豪饮，去格洛津餐厅，打肿脸充胖子，给每个人买酒，对着宇航员的相片干杯，那些星星的英雄，嘴里喊着飞行、群山和男子气概，黎明时分才回到家中，一脸醉态，根本走不了直线，要么在酒后的自怜中抱怨，要么咒骂，他对着她好一顿痛骂，说她和他的前任老婆比起来糟糕得多，阿里的母亲，那个死去的女人，横在她和两个男人之间，雅各布和阿里。我们怎么争得过那些年纪轻轻就死去的人，那些安睡在我们记忆中的人？年复一年，他们倒是越发善良和美丽，而我们这些人却越来越老了，胖了，看着自己的乳房下垂，步态僵硬，眼中的神采逐渐黯淡，思想失去了光芒，我们会犯错误，说一些愚蠢或笨拙的话，让自己难过、心痛甚至走向毁灭；但死去的人从来不会犯错，从来不会在清晨让人不堪忍受，从来不会在早餐桌上放屁，从来不会把穿脏的内衣裤丢在浴缸边，从来不会心情不好，从来不会有失公正、自私和乖戾，死去的人做的所有事就是在我们的记忆中闪耀光芒。

我怎么争得过她呢，继母很纳闷，她在大风中穿行，潮湿的狂风，她不得不一个人把风劈开，她知道没人会扔给她一个救生圈，这种认定让她坚强，让她倔强，让她的嘴更坚决，也许更顽固，可这是生活的过错，不是她的过错。雅各布昨夜很晚才回家，在打完桥牌之后，每周四他都会在凯夫拉维克的桥牌俱乐部打牌，你是指酒鬼俱乐部吧，她有时会这样说，她清楚自己不该说出来，清楚这样说招人烦，也清楚这样说话只会让一切更加艰难，但她不能总这么压抑自己、控制自己，就像某种未知的力量正迫使她说出充满讥讽与伤害的话一样。雅各布昨晚牌打得很糟，一整晚手气都很差，这不正常，他说，身上的酒味很大，目光涣散。是不是你喝得太醉了才分辨不出红桃和方块呢？她不无挖苦地问，她清楚用这样的语气问这样的问题显然很不明智，也清楚她脸上轻蔑的表情是他不堪忍受的，会让他在失意的时候感到窝火。他曾经那样温柔和敏感，假如她也回以温柔，他甚至可能会伏在她的膝上大哭，或许还会提起他母亲，说他有多思念她，说他梦想去过更好的生活，一种不同于她所经历过的生活，这样想让他很痛苦，他或许会说她过得并不幸福，这一点她在日记里写得很清楚，埃琳保留着她的日记，直到现在，雅各布都不愿去读，也不敢去读这些日记；或许他会说起阿里，说他们仿佛不认识彼此，完全形同陌路，互相无法沟通，“我的儿子”，他会这样说，“儿子”这个词在他口中仿佛是语言里最脆弱的词——或许她还会劝他别去阿里的卧室，别用他的伤感和满身的酒气吵醒阿里。

但愿她能回以一点温柔。

但愿。

可是她不行，她就是做不到；她对生活的不满太多，她愤怒是因为他大醉后回家，是因为这已成了家常便饭，这就是为什么她抱起胳膊告诉他，她是怎么处理掉他的牌，告诉他也许他分辨不出红桃和方块，让他看见自己脸上的轻蔑。够了。她没让自己忍受他多愁善感的抱怨和酒后的眼泪，可与此同时也沦为了愤怒、无理和辱骂的目标，她以牙还牙，用尖锐的话保护自己，可悲的是这些话张口就来，能轻易用作匕首。一切肯定会变得更好，更容易，假如他学着控制自己，抑制自己。他打过她两次，打得不重，也不敢打得重，或者是喝得还不够醉，他接着辱骂她，说她不仅性冷淡，还长得丑，是不祥之兆，是他生命中最坏的东西，他把他能想到的最重的字眼都扔给她，重得让他在清晨懊悔不已，他还记得这些话吗？她想，风中的她步履艰难，大风似乎想把一切都撕成碎片，把一切都吹走，净化这个充满歹徒的国家，可风却无法吹起她，她的不幸稳稳地压住她，是她衣袋里的两块大石块。她劈开风、时间和生命，来到她工作的地方，米兹内斯冷冻厂，凯夫拉维克最大的一家工厂，拥有规模庞大的加工公司，无数船舶停在海上，八十名员工在陆上工作，它还有全西南区最大的速冻间，连美国军方都租了其中的一部分用来储藏食物：供士兵及其家属食用的火鸡、牛肉和午餐肉——每个星期五的午后，一辆卡车从基地开过来，载满了下一周所需的食物。负责基地冷冻食品储存的军官把火鸡运到办公室分发给员工，每人一整只火鸡，老板一个人两只，凯夫拉维克的一些家庭总能在星期五晚上吃到鲜嫩多汁的火鸡，这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可的传统，多么奢侈！这位军官长相十分英俊，个子很高，是一名越战英雄，他显然具有意大利血统，皮肤黝黑，眼睛明亮，还有一头黑发和丰满强壮的胸部，动起来就像一头黑豹。当他出现的时候，加工部的一些女工总会频繁地歇工抽烟，不管天气好坏，她们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去仰慕无限美好的事物？他有时会加入她们，和她们一起抽烟，一起调侃，一起大笑，他真是帅得要命，他自己也清楚，管他呢，一年要是有一两次，你知道，能让他钻进我两腿中间也不错，女人们笑着说。继母从不参与这些事。你疯了吗？她宁愿被枪毙，也不愿站出来为一个美国军官精心打扮，阿谀逢迎，表现得像一头发情的母牛。不过她偶尔也像她们一样，抽支烟休息一下，她不经常这样，只在生活变得更糟的时候，变成仙人掌、拳头和流沙的时候；每逢这样的日子，走出大楼，去下面抽烟就是件惬意的事，她可以一个人不被打扰地靠在工厂光秃秃的墙面上抽烟，凝视着大海，什么也不用思考，什么也不用做，除了抽烟，看海——她那来自北方的老实巴交的朋友，童年的伙伴。在海边，所有悲伤都能被安抚。

差一点。

她吸了一口，让肺部充满烟雾，甜蜜的毒药，为何如烟草这般美妙的东西却是有害的、肮脏的，让你的肺部充满黑色的焦油？

继母靠着大楼灰色的水泥墙，闭上眼睛体会这一刻，体会她耳中的大海，海用昔日的声音和她说话，她只需要闭上眼倾听，就会回到北方，她在那里徘徊，在此刻数也数不清的荒野和山脉背后消失，消失在北方和过去。当她睁开眼睛看表时，她看见一个年轻姑娘在海边湿滑的岩石上小心地探路，她害怕滑倒，走得很慢，慢慢往某一个方向走，去哪儿都无所谓，因为前方除了湿滑的岩石什么也没有，一些岩石的表面覆盖着海藻，然后是海水，是大海。继母抽着烟，快抽完了，还剩三四口，她想一个人静静地享受，因此在心中暗骂这个姑娘，她以为她是谁，不好好工作，跑到这里打发时间，穿着工作靴在湿滑的石头上摸索着前进，摇摇摆摆，一脸怪相，竭力保持着平衡。继母认出了这个姑娘，她也来自北方，她认识她的母亲和继父。真该死，她喃喃地说，因为姑娘没有停脚，尽管她的前方只有大海和雷克雅未克，在三十千米的海外，或是西边的斯奈山半岛，离她至少有一百千米的距离，天气晴朗的时候能看得见，那时候日子像孩子一样快乐，冰川是天堂的颂歌；它是冰岛的最高荣耀之一。可今天看不见冰川，离它很远，也几乎看不见雷克雅未克。这个傻姑娘既不停下，也不犹豫，她走入大海，两千年前耶稣曾在加利利海的海面上行走，向几个渔夫施以魔法，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能走在水面上。这个北方来的姑娘走下岩石，一只脚立刻踏进大海，另一只脚也随后跟上。你看，没有人能在水面上行走，这就是为什么鱼没有脚。

她到底在搞什么？继母心中纳闷，尽管她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这一点也不像她，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她不会把任何东西丢在地板上和桌子上，或者扔在椅子上不去收拾，她会把东西放回原处，不管是在自己家还是在别人家；你来找我之前，我总会把家收拾得格外干净，雅各布的妹妹、奥斯蒙迪尔的母亲埃琳说，有一天埃琳会在德国的首都遭遇一场车祸，被一辆黑色的奔驰车抛出三米多远，很快她的生命之火就会熄灭，那美好、温柔的生命，其因宁静而美丽，要是我们的语言能为你完美地描述她该有多好，这样你也会思念她，我们才有我们的价值；你来找我之前，我总是把家收拾得格外干净，她总是这样说，对着继母亲切地笑着，继母也回以微笑，埃琳大概是这世上唯一一个让她愿意报以信任的人，就像她面对大海时那样。

海水淹没了那姑娘大腿的一半，她继续向前走，也许走得很慢，却很坚定，仿佛那里有人在等她，她迫切地前去赴约，一个溺水的船员，一只男性人鱼。她到底在搞什么？继母重复着，可她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像一个最卑微的懦夫，低头看见手里的香烟不知所谓地燃烧着，她把香烟举到唇间，吸了最后一口，品尝着烟草气，突然她仿佛醒了过来，怪异的麻痹感退去，她意识到这个傻姑娘可能想淹死自己，她走得太远了，海水已经没上了她的臀部，她还在往前走。继母扔掉烟，向着姑娘的方向冲去。

她已经二十年没奔跑过了。从她十几岁的时候在北方算起，说实话，她已经忘了怎样奔跑，忘了奔跑的感觉，身体内部有什么样的反应，以及血液是怎样循环的。她从冷冻厂一路跑向大海，遗忘已久的动作唤起了她对北方新的记忆，如此强烈，如此清晰，仿佛她同时在两个地方，两个不同的时代奔跑；在凯夫拉维克，在寒冷刺骨的风中，也在北方，她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跑到自家绿色的牧场，冲上前吓跑羊群，羊儿穿过篱笆间的大洞，贪食着草地上鲜甜的青草。她跑过草地，在阳光下，怡然自得，天空是蔚蓝的永恒，蔚蓝的微笑，血液在她体内欢唱，因为活着如此有趣，因为她浑身满溢着生机和对生命的热望，尽管这个夏天很多事都改变了，连奔跑都变得有些不同，因为她刚发育的乳房轻柔地起伏着，在她的胸膛上颤动，就像有人贸然闯入其中，她也不能完全确定该以此为傲或是羞愧，可有关这一点，她并未多想，只是在那个夏日欢跃地跑进牧场，永恒似乎带着幸福和阳光降临大地。她像个孩子——几乎像个少年——一样奔跑，跑过昔日的牧场，轻盈又顽皮，像一匹小母马，同时，她也身为一个生活在凯夫拉维克的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奔跑，穿着靴子和长过膝盖的白围裙，她几乎没有意识地迅速解开围裙，接着蹚进海水里，开始喘气，冰冷的大西洋猛地将她从过去、从记忆中拽回来，她胸脯的重量和僵硬的身体让她感到她已不再是一匹小母马，不再是永恒的玩伴，它走了，就像其他愚蠢的幻想一样。大海唤醒了她，让她全神贯注，她快速地向女孩蹚去，水越来越深，再过一会儿她就不得不游起来了，她轻轻地移动，没有尖叫或者大吼，她觉得这样做似乎会让姑娘受到惊吓，就像她记忆中的羊群，或许她会因此游得更远，而不像现在这样缓慢，仰面漂浮在渐渐收紧的海浪中，凝视着灰色的天空，因为一个求死的人没有必要匆忙行事，等待他们的只有死神。这姑娘让自己漂浮，接着开始下沉，因为她想淹死自己，想从生活中消失。不，继母喘着气，不要，假如我能帮你。继母用胳膊抓住她，姑娘开始大喊，她先是大喊，接着尖叫、乞求、命令，放开我，随后加上一句，你这该死的婊子！没人能在我眼皮底下淹死，继母一边说，一边努力躲开姑娘的拳头和指甲。西加，她就是西加，就是一九七六年一月的一个清晨我和阿里遇见的那个姑娘，正是那个被戈用脚死死踩在地上，那个跳上卡车说“假如我错过这个，那真是浑蛋”的姑娘，可是才过了四年，她却想了结自己，而且差点达到目的，要不是继母心情不好，出来抽烟休息的话，因为生活不易，继母说过，有我在没人会淹死，她说得很平静，仿佛正走在街上和别人对话，或是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隔着篱笆和邻居交谈，但语气却带着某种绝对，某种像山一样难以逾越的事物，所以西加不再挣扎，不再用手打继母，不再抓挠，也不再咒骂，身体顿时软下去，任继母带着她游回岸边，游向湿滑的岩石，游向她极力想要逃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