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一定是语言中最美的词。用双臂碰触另一个人，包围另一个人，与他相连，顷刻之间，在没有神灵的苍天之下，两个人就能在生命的洪流中合二为一。在生命中的某一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拥抱，有时候甚至极度渴望拥抱，拥抱足以安慰我们，帮助释放眼泪，或是当我们内心有什么突然断裂时，它会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渴望拥抱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是人，而心脏是一块敏感的肌肉。

我很自然地想欢迎阿里，去拥抱他，把自己变成语言中最美的词，拥抱我的知己，我精神世界的双胞胎兄弟，拥抱他的悲伤与悔恨，可总有什么在阻挡着我。我还站在荒凉的港口上，那是象征着美好时光的纪念碑，这座城镇的创伤。两栋十层高的公寓楼立于港口东边，屹立在高高的堤岸上，伸入无情的风中。公寓楼是专门为老水手建的，让他们得以安度晚年，他们可以和自己的老伴一起舒服地坐在客厅里，眺望大海和熙来攘往的港口，陶醉于生活与回忆之中。这真是一个美丽又充满诗意的想法。然而，这两栋房子、两座高楼刚落成，已备好盛满热咖啡的保温瓶、咖啡杯和装满方糖的碗，皮肤因为盐和记忆而皲裂的老水手们还没来得及在客厅的窗边坐一坐，这个区域的捕鱼限额就被卖掉了，渔船不翼而飞，只剩下空空荡荡的港口。我看着手机对时；我和阿里的一个相似之处，就是我们都不戴手表，觉得手腕不舒服，仿佛被时间上了铐。已经快下午三点，飞机很快就要着陆，这个矮个子女人用油腻的手指碰了碰阿里的手背，她说到眼泪，说他应该感谢它们，这当然是对的，没有眼泪我们就会迷路，彻底变成石头，我们的心会变成冰凌，吻会变成冰块，这时约恩尼汉堡快餐车的气味溜进我的鼻孔，我这才意识到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

我走到餐车旁，窗边的伙计向前俯身，想听清楚一点，他朝收音机的方向挥挥手，像是要它在我点餐的时候安静下来。我的肚子咕噜直叫，我点了一个汉堡，把料放足，我说，别吝啬酱汁。这样的话，我的朋友，我给你来一份“限额欺诈”好了，他高兴地说，用手拍拍菜单。我一直没注意菜单打印在窗户下面的铝牌上。菜单的位置其实很低，必须弯腰才能看见；上面是一条有关捕鱼限额制的长文，配以冰岛语和英语，白纸黑字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这项制度是如何“在一九八三年秋天短短几天内被议会通过”的：

该法案授予渔业部部长无条件的权力，将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冰岛人所有的渔获物发放给他意属之人。限额本不属于任何人，但最终还是归人所有，“配额国王”应运而生，他们很快开始利用配额进行投机，出售尚待捕捞的鱼以换取巨额资金，这形成了资本家（海洋大亨）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多年来，他们收购他人的限额，最终控制了冰岛渔业。他们利用这种制度在各地区称霸，假如某个地区能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他们就会将其毁灭；他们霸凌当地政府，控制独立党，并在几年前收购了《晨报》用来扩大宣传。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却听之任之。该崛起的时刻，我们在退缩。该反抗的时刻，我们任凭自己被践踏。

所以西南区的人们还有生机，我这样想着，咧嘴一笑。我扫视菜单，可这位伙计服务的动作太快，我还没来得及读完第一行，热销“前四名”：

乌合之众：普通芝士汉堡，八十克小馅饼。

海洋大亨（吞噬一切的人）：双层芝士汉堡，每个馅饼一百克。

限额欺诈：大汉堡，可添加任意配料。

凯夫拉维克限额：汉堡面包，无肉馅。

这个伙计的手臂非常强壮，显然在生活中他扛过比汉堡更重的东西，他可能六十几岁了，一张坚毅的脸饱受盐和风的侵蚀，典型的渔夫脸。嗯，我的朋友，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限额欺诈”。我记住他了。可能是因为他那句“我的朋友”在我记忆中十分鲜活，他说话的方式，努起嘴唇的样子，让人搞不清楚他是想吐痰还是想微笑——他不是别人，正是德朗盖岛的舵手约恩尼，喜欢唠叨的、吃苦耐劳的约恩尼，一个从十四岁起就开始出海、深知海的秉性的、大受欢迎的舵手，他对大海了如指掌，能参透鱼的思维方式，知道怎样让船员守规矩，整治难缠的地痞流氓就像整治小孩一样。老黄牛约恩尼。舵手约恩尼。

现在是卖汉堡的约恩尼。

他知道怎样做出可口的汉堡。“限额欺诈”堪称完美的快餐，世界一流。我狼吞虎咽地吃掉它，然后从车里取出水瓶，喝了几口，这时一架飞机出现在东边的天空，远远看去像一个酒窝悬在白色山峰上空，凯夫拉维克所有的山都在远处，对城镇的居民几乎没有影响。我拿起望远镜。阿里就在蓝天上，在那片看上去黑乎乎的、死气沉沉的、被烧焦的熔岩上空，尽管地面上绿色随处可见，一块块绿草地：熔岩的梦想。阿里回家了，他放弃了流亡与逃避，放弃了对新生活的追求。他在哥本哈根生活了快两年，在我们出版业的一个老朋友手下工作，担任诗集主编，用他的话说，能保持心理健康，虽然他的主要任务是编辑一套自助手册：“十大秘诀”；十个能让我们在当下避免一切苦痛折磨的秘诀。“十大秘诀”这一系列的书副标题都一样，《美丽和希望》，用来加大书的分量，当然，还有两只白色翅膀。

美丽和希望，我低声说，放下望远镜——在我脑海中，七只白色雷鸟飞向十月的黑暗天空，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和阿里以前常常去西部的达利尔，我们曾端着一把老式俄罗斯猎枪在农场上方的山中打雷鸟。阿里射击的时候，猎枪的后坐力很大；他的肩膀酸痛，打了三枪，射中四只雷鸟，扣动扳机的中指肿了起来。我们看着中弹后的鸟在空中抖动，紧接着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里，它们的翅膀因为死亡没了用处；死去的一切都没用：翅膀、美丽、力量、回忆、残忍和勇气——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死亡最糟糕，它摧毁一切，四只雷鸟因子弹的力量而抖动，接着化为虚无，其他的鸟飞到空中，美丽极了，不可否认，鸟儿飞翔比横尸地面更美，它们的生命在空虚中蔓延，有时我们的存在也似乎被这种空虚包围。四只雷鸟并不是很大的收获，相反显得可笑；大约同一时间，我们乡下的那些同龄人，农民的儿子们，一天能打二十到三十只鸟。四只是彻头彻尾的耻辱，所以我们私下打鸟，绝不声张，为了这些我曾说过的话：死亡的摧毁力，生命的精髓，那些死里逃生的鸟儿拍击翅膀的声音。还有，肿胀的手指，酸痛的肩膀，每打一枪就感到的疼痛。高高的山坡上，美丽的风景迅速消失在十月短暂的白天，消失在周围的村庄和广阔的布雷扎湾，海湾上的岛屿像地平线上一个巨人突出的牙齿。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完美的位置，七只雷鸟蹲伏在篱笆下，靠着其中一根桩子，我们慢慢走近，可它们却不移动，好像篱笆能给它们庇护，可是面对一个拿枪的人，哪里还有庇护可言？阿里端起沉重的俄罗斯单发枪瞄准——犹豫不决，很不情愿，也许因为猎枪强大的后坐力，也许因为死亡剥夺了我们飞行的能力，让翅膀和亲吻彻底作废。最后他扣动扳机，枪声撕裂了十月的沉默。围栏的桩子因子弹的力量猛地一震，但七只雷鸟展开洁白的翅膀安然无恙地飞向黑暗的天空，宛如一个对美好世界的期望，完好无损的期望；究竟哪一个更好，杀死雷鸟还是看着它们起飞，就像那些我们认为美丽的事物一样洁白？我们根深蒂固的狩猎本能和我们对美的渴望针锋相对；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当我们没有一点真实的想法，没有任何想法时，我们会感到痛苦，我们是谁？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我们永远在对立的事物之间犹豫不决，究竟是留在枪声里，还是留在那些安然无恙飞起的事物中——也许我们既是猎人，也是猎物？它们安然无恙地飞向十月的天空，天色越来越暗，暮色降临，天色在我们周围变暗，在七只白色的雷鸟周围变暗，它们的翅膀穿过黑暗，带着目的，它们飞行是有目的的，我们的感受如此强烈，几乎带着痛感。阿里卸掉子弹，让它落在雪地上，热气腾腾的红色子弹落入一片雪白。接着我们做出决定，因为浓重的夜色抹去了我们眼前的景象，一切清晰可见；我们在凯夫拉维克和桑德盖尔济的鱼类加工厂工作了两年多，在布扎达吕尔的屠宰场工作了三个秋天，正是出于我们不明白生命的目的、我们心跳的原因和活着的原因。教育，是的，我们雷克雅未克的老朋友们高中都已念完一半，但假如我们不明白生活的目的，教育又有何用？我们总得为世界贡献自己的价值。假如我们活着，心中却没有火焰，没有明确的目标，假如我们活着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死的话，那么为什么一些人死去，徒留我们在世上？难道我们诞生在这个破烂不堪、既残暴而又美丽的世界上，不正是为了竭尽全力让它变得更美好吗？不知何故，我们仍感觉没有理解生命，所以生活陷入前途未卜的境地，就像处于跳下去之前那个犹豫的瞬间。现在一切真相大白，我们这才明白；当七只雷鸟飞向黑暗的天空，白色翅膀穿过我们头顶的黑暗时，一切清晰可见，我和阿里应该写作，像我们的一些亲人一样，有些人写得好，有些则写得平淡无奇，他们之中没有人功成名就。阿里很清楚自己也想写书出版，那些有意义的、有话要说的书，就如同穿越黑暗的飞行。我们是猎人还是猎物——“是什么阻止我们破裂，”几年前阿里曾为一个亲戚的诗集这样写过序言，“阻止我们碎烂，进而成为厄运、滴血的伤口或卑劣的残忍？是文学与音乐：艺术。它宽恕我们的存在，也为其辩解，它是探求也是挑衅，是指责也是尖叫，是我们想方设法理性地活着，不被撕裂，不成为伤口、厄运或一把枪的原因，尽管每个人内心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它是我们，无论世事如何，能够原谅自己生而为人的原因。”

海鸥已经飞回，在港口上空犹豫地徘徊，其中一只发出哀鸣，惋惜着那已不复存在的事物，面目全非的一切，惋惜着我们降生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已消亡，而我们还活着。我看了看那些公寓楼，那些惊叹号，觉得窗帘在动，也许是海鸥的悲鸣让人动容。《窗帘背后》是一本诗集的名字，作者是我和阿里的一位任性阿姨。她过世很多年了，许多重要的人都已过世，被死亡删除，那将意义变为虚无的死亡。阿里是个好编辑，整理作者文本时毫不留情，润色他们的作品，但他很少删除自己的文字，从不丢弃任何东西，甚至身边的人死后，他都不删除他们的电话号码，他的手机里存满了死人的号码，其中有些已死去多年，那时候还远远没有手机这玩意儿。他甚至保留着儿时在萨法米利的家中的电话号码，30183，过去的电话号码数字比较短，让人不由得想象那时的生活更简单，其实一点也不——从来没有——但凡人类搅进来。阿里是否期待着——尽管这有悖一切逻辑，一切自然法则——有一天有人会用其中某一个号码打给他，一个死去已久的亲人联络他，可能是他的姨妈，一个对冰岛人的贪婪和自私自利连连摇头的人；可能是他的姑姥爷，一位诗人，朗诵着一首新写的诗，诗的内容有关一个我们所知的黑暗和沉默的世界；可能甚至是他的母亲，他儿时的归宿，他的创伤、遗憾和他血肉深处的熔岩洞。荒诞吗？可疑吗？是的，手机里存满死人的电话也许非常危险，这些号码只有过去才能应答，这暗示着这样做的人有心理问题，拒绝面对也不敢面对现实，是生活彻头彻尾的逃犯，否决自然规律；这样的事永远没有善终。

但我们对自然规律真有那么了解吗？

宇宙究竟有多深邃，为什么一些人的梦境能够超越太阳系最外层的行星，深入我们的理解之外？为什么大多数人都相信与唯物论和科学证据的原则相冲突的宗教经文？唯物论认为，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要么是孩子，要么是傻瓜，可还有什么比信仰上帝安慰更大呢？

难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怀着激烈的矛盾坚信不疑地生活？枪声与飞行，猎人与猎物：就因为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相信荒谬，甚至把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存在架构在荒唐的故事上吗？假如真是这样，为什么阿里不应该把那些旧号码留在手机上，那些通往思念抑或虚无的门廊？谁知道呢，假如阿里删掉这些号码，或许重要的东西会随之消失？我们对这个世界能有多了解？那只在十月傍晚飞向天空、脑容量只有豌豆大的雷鸟究竟是松鸡科成员，还是希望美丽的精髓？它是否用飞行穿透了黑暗？盘旋在港口上空的海鸥究竟是饥肠辘辘的拾荒者，还是对往昔的一次伤悼？——假如一个人熟悉人类，熟悉人类的历史、文化、自然与内在，他又怎能对荒谬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