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前文所展现的，“重构秩序的失败”是追寻意义常见的主题。即使许多年轻子女告诉我，他们的确追寻到了一些意义，然而这些“被重构过的认知结构”之于绝大多数年轻子女来说，并非是稳固的，亦不是认知失序的终极出口，他们仍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再次陷入“想不通”的困局之中。当本次田野调查即将进入尾声时，我却意外地见证了一位年轻子女——2年前父亲因肺部感染而休克离世的张小姐在重构秩序经验中的关键转折点，即本节标题点出的“顿悟时刻”[我没有选择“治愈时刻”（therapeutic moment）的表述，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我和张小姐通过本次研究所建立起的关系并非治疗关系；同时，在听了44位年轻子女面对父母离世所经历的挣扎、痛苦的叙事后，我深深感悟到张小姐所经历的这一刻是何等稀少、珍贵，其出现也不受控制。而当时我刚好从美国天主教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的小说里知道了“顿悟时刻”（moment of grace，也被译为恩典时刻）这个概念。奥康纳一生中写下了许多残酷、阴暗和暴力的故事，而在故事接近结尾时，她都会让角色经历一个顿悟时刻，“每一部小说里都有这样一个瞬间，你可以感觉到，天恩就在眼前，它在等待被人接受或者被人拒绝”。在这一时刻，小说角色过去所经历的所有愤怒、哀伤，以及过不去的坎都会被跨越（pass over），心灵上的顿悟会重整他们失序的生命。而张小姐当时对我叙说的这一跨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真的有一天给我自己的心态转变很大、很大”，与“顿悟时刻”这一概念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共鸣，以至于我当时立刻想到了这个词语，并用它对这一经验进行了标记。]所带来的巨大转向。

在这一时刻之前，张小姐说自己每每想起父亲时，都会很阴郁，能够感受到内心黑暗面的涌动，“我觉得世界是崩塌的，我的世界是灰色的，一切都是不美好的”。面对这样的失序，她努力地重构着秩序，包括说服自己看到死亡对父亲可能的益处，“我会不断告诉自己说，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想成一个完全的坏事，你也要把它想成一件好事。可能他（父亲）没有那么痛苦了，他终于不用再受那些病痛的折磨，他的心里也可以不用那么委屈，那么难受”；她也尝试说服自己认为父亲的离世没有那么糟糕：“我会在心里不断给自己暗示，不断地告诉自己说，你不要把自己想得那么痛苦。”但张小姐心里也清楚，这些话是自我安慰，是为了让自己少一些痛苦，“但是我自己知道，这里有自我欺骗性的成分”。所以张小姐说，她需要不断地给自己暗示，不断地告诉自己，不断地和自己强调。

2018年8月23日是和张小姐进行第二次访谈的日子。访谈开始没多久，她就迫不及待地和我分享了“顿悟时刻”降临到她身上时的情形：“我不知道为什么，前两个星期左右，有一天中午洗碗的时候，那天的太阳特别特别好，那天我的心情也特别放松，突然一下子就感觉内心豁然开朗，就真的……我突然，就突然想起我爸爸。”她想起父亲原本是一个很自信、很阳光、很开朗的人，但是生病和治疗让他整个人变得很阴郁，身心遭受了折磨。突然间，张小姐意识到，自己的哀伤其实是自私的：她希望父亲继续活着，实际上只会让他继续活在痛苦之中，是“那么自私地想要用他的痛苦来延续我的满足”。

张小姐：但是我那天突然就觉得，也许痛苦是可以等价调换的。他（父亲）未来这几十年身体上和心理上要经历的痛苦，调换成了我替他承受的一种未来几十年无尽的思念。他的一种痛苦，一种生离死别的痛苦，那我就觉得，可能是我替他承受了这一份痛苦，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我们常常说，生离死别是很痛苦的，但痛苦的是活下来的人。其实离开的人没有那么痛苦，活下来的人才是最痛苦的，因为他还要承受很多年的那种生死两隔的痛苦。我会觉得，可能是我用这种痛苦帮爸爸承受了他未来几十年如果要活下去，很多身体上的疼痛与心理上的不安、不适。我觉得，好像这么算，老天爷也没有亏本，它把爸爸的那些痛苦转嫁到了我身上，让我来替他承受。

总结来看，“重新定义了哀伤”是张小姐这段叙事中的核心主题。经历了“顿悟时刻”的顿悟后，哀伤不再是张小姐内在的阴郁和黑暗，而成为释放父亲离开痛苦牢笼的钥匙。张小姐意识到，如果父亲继续活着，他就要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而借着哀伤，父亲原本要承受的痛苦就转嫁到了张小姐身上；而她宁愿在未来几十年自己背负着对父亲的思念，也不希望父亲继续受折磨。并且这一次的“想通了”是张小姐真切感受到的，不再是心理安慰式的自我欺骗，“这次我是真的认同”“我现在是真的理解了”“我觉得幸好承受这种痛苦的是我，而不是他”。所以张小姐告诉我，现在想到父亲时，她能够想起父亲阳光的一面，“还是会记得我的爸爸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爸爸，他给了我很多的爱与祝福”。

当张小姐回忆起这段“顿悟时刻”时，她的整个叙说过程很完整，以至于我并不需要像平时访谈那样借助提问来引导她的回忆叙事。在她结束叙说时，我很真诚地感谢她愿意把这段珍贵的记忆分享给我，并且很坦白地告诉她，我的眼里是有泪水的。当时我用“找到了哀伤的意义”响应了张小姐的分享。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们两个在“重新定义哀伤的意义”这个主题上，产生了新的共鸣。

我：是的。当我们找到了，就像你说的，这些悲伤的意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替我们的父母亲承受着那份痛苦，为着她/他的安息、她/他的平安，我们在承受的，好像就有意义了。即便是现在那个伤口依然在，依然会很疼，但是我们是可以去承受它的。

张小姐：对，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那种悲伤都是有意义的，是我用我的这份悲伤去换他的安息平安。真的，可能以前看起来，就觉得不懂啊，各种“为什么”，如果要他活下去，照样让他活下去，那真的太痛苦了，真的太痛苦了。我宁愿，我真的，我还是想要一个那么开朗、那么自信、那么阳光的爸爸，天天对我笑着，然后带着我去干啥干啥的（父亲）。我不想一个在病床上，连呼吸都那么累，呼吸几次就全身大汗，已经到了人生最脆弱的状态的人，在每一个人面前还要那样微笑，我一点都不想他一直是那个样子！我想，那就用我未来几十年的悲伤，去换他的安息平安与下辈子的幸福吧。

究竟是什么给张小姐带来了这一时刻？是不断的尝试，还是突然的顿悟？

究竟是什么能解释如此令人出乎意料的时刻，能够将一个人的追寻经历分成两个部分？

究竟是什么能够让张小姐在事前和事后发生如此大的转向？

上述问题既不是本次研究的关注焦点，也无法在年轻子女追寻意义的经验中获得回应/答案。而叙事分析的立场，亦强调更加深入、真实地了解年轻子女赋予经验以意义的过程，认同每一位年轻子女叙事的独特之处，并尝试发现存在于其中的意义脉络。因此，根据张小姐的叙事，我将因这一“顿悟时刻”而增加的对于追寻意义的了解，概括为两点：

第一，年轻子女会因父母离世而经历认知层面的结构失序，尽管他们会努力地重构这一失序，然而这一局限于认知层面的因应策略在面对“很难释怀的过早丧亲”时，其效果是有限的或不够稳固的。而张小姐所经历的“顿悟时刻”则启示我们，面对难以被融入生命叙事的失序时，尤其是当年轻子女反复咀嚼却始终无法接受死亡发生的“可被理解性”时，他们或许需要的是跨越维度的因应策略，即从认知层面的因应策略跨越到存在层面的因应策略。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在其经典著作《宗教经验种种》中，将这样的顿悟时刻描述成“分裂自我”的突然决断。张小姐的叙事正体现了十分清晰的前后分割，并更深一层体现着她受父亲离世所影响的意义体系，也就是将“自己的哀伤换父亲的安息”这一意义作为接受父亲死亡的理由，继而得以将这一失序融入个人的生命叙事中。

第二，顿悟时刻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是一个稀有、私人化和突如其来的巨大转向。本研究无意戏剧化张小姐追寻意义的经历，也无法标准化这样的顿悟时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特殊性中也包含着普遍性，它在深层次上代表着一个受困于认知失序的年轻子女在重构秩序时所经历的挣扎。因此，年轻子女的追寻意义本质上也是一个极其私人的过程。私人也就意味着，他们所顿悟出来的意义很难真正从书本、现有的研究证据或是旁人的经验中被间接习得（哪怕他们阅读了本章或本节）；而是需要丧亲者亲历这一追寻的过程，消化其中的“想不通”和挣扎，然后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属于他们自己的“顿悟时刻”。因此，我们亦可以将追寻意义视为年轻子女与自己的哀伤建立关系的过程：借着这个追寻的过程，他们不断认识自己的哀伤，去挖掘阻止她/他接受父母离世的那个点究竟是什么，继而在这一过程中，找到或者建构出属于个人的独特意义，并与那些意义建立起真正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