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守的组织中，成员需要做的只是顺从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个人的个性和想法会被当成阻碍。

无论是否有意，这种组织大多都会对成员实施精神“去势”，以便维持现有秩序。为了同化所有成员，这种组织有时还会逼迫他们进行残酷的“过渡仪式”。

“过渡仪式”的内容通常是不合理的，然而对此表示排斥的成员却会被当成适应失败的人。作为一个正常人，面对不自由的环境和不合理的强迫，感到排斥是非常正常的反应，而他却会被这种组织评价为抗压能力差。

由于日本德仁皇后雅子的相关报道，适应障碍这种疾病才进入大众视野。适应障碍指患者因高压环境产生不适，出现抑郁、不安等情绪，从而导致工作和学习无法正常进行。虽然这种疾病不同于抑郁症，但是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

若想治愈适应障碍，需要消除环境中造成压力的因素。然而，适应障碍这个病名却暗藏某种微妙的含义，仿佛只有让患者本人适应致病的高压环境，才算是真正的痊愈。

适应指通过改变自己以完美地融入新的环境。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人的内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在身处新的环境中时，人们通常会先向各个方向伸出“感知天线”，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从哪里有什么东西这种基本的空间感知，到什么事物对自己重要、周围人的地位、谁对自己来说是关键人物、自己处在什么位置、自己在这里怎样做才能符合期待等。因此，无论是谁想适应新的环境，通常都会在最初几个月的时间里处于精神极度紧张的状态。

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人们会自动找到比较省力的方法，忽略不重要的事情，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重要的对象身上。

不过，面对让自己感到痛苦的环境因素，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忽略。对动物来说，痛苦是重要的警告，它在提醒人们某种事物对自己有害。

逃离痛苦是动物的本能反应，不过对已完成社会化的人类来说，很多时候人们都无法轻易地逃离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努力适应新的环境，为了不再感到痛苦，人们通常会逐渐麻痹自己。

那么，能不能只对造成痛苦的因素感到麻痹呢？遗憾的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

当人们需要让自己对某种感觉或情绪的感知变得麻木时，这种麻木总会不可避免地波及全部感觉或情绪。例如，人们若想让自己感觉难吃的食物并不难吃，不仅会导致在吃到美味时也品尝不出好吃，甚至还会阻碍视觉和听觉对周围环境的感知，最终导致所有的感觉都变得迟钝。也就是说，适应必然会或多或少地麻痹感觉、麻痹情绪。

在适应过度拥挤的满员电车、适应横平竖直的无聊建筑、适应休息不足的劳动环境、适应效率至上主义、适应高强度的工作计划、适应被迫选择后，人们确实已经感觉不到各种痛苦。作为代价，人们同样已经失去喜悦。

按照上文的思路进行思考，人们就会获得一种新的视角，即适应障碍可以被称为麻痹障碍。也就是说，无法适应等于无法麻痹。

站在组织的角度来看，适应性强、能为组织做贡献的成员被视为正常，值得受到重用。

可是，请大家想象一下，当这种情况出现在由心胸狭隘的人管理的组织中时，适应被视为正常这种认知就会变得相当危险。

因此，在将适应障碍的病因归结为患者本人的抗压能力差之前，我们必须认真地分析患者所处的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如果那个环境确实存在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摆脱陈旧的观念，即认为能够适应环境的人是强大且成熟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步的思考。

在面对不自然的事情时感到别扭，为不得不烦恼的事情感到烦恼，如果这些状态被诊断为有病，那么医疗就会沦为制造适应社会现状的人类的工具。尤其是在医生本人对“适应性”没有产生任何疑问的情况下，他很可能将那些在面对存在问题的环境时会产生的正常反应视为异常反应。

举个比较专业的例子，名为躁郁症的疾病在《国际疾病分类》中被称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将双相情感障碍分为Ⅰ型和Ⅱ型的观点成为主流。

传统的躁郁症被分为双相情感障碍Ⅰ型，而未呈现出躁狂状态的躁郁症则被分为双相情感障碍Ⅱ型。

可是，双相情感障碍Ⅱ型存在一个诊断难点，即什么程度的表现可以被诊断为躁狂状态。在我眼中，就诊者因正常的热情而产生精神亢奋，对不恰当的医疗方案提出异议，却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Ⅱ型的情况并不少见。

尤其是某项特征突出、能量极强、自我意识极高的人，热情的言行通常会使他们被诊断为有双相情感障碍的轻度症状。尤其是像我这样性格沉稳的医生，更容易将他们误诊为存在情绪异常亢奋。

精神问题的治疗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局限，即医生会以自己为标准诊断患者的病情，无法彻底排除主观偏差。尽管如此，将正常状态误诊为异常状态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瑞士精神疗法专家阿尔诺·格鲁恩的作品《常态下的癫狂》中有如下内容。

也就是说，以“与现实的关系”为标准进行判断，是基于将适应视为正常这种认知而制定的标准，这极易将最麻痹的人判断为最健康的人。阿尔诺·格鲁恩表示，为了避免陷入这种错误的判断中，我们应该将是否遵循人类的情绪和直觉做出自然的反应及是否活得具有人性作为判断标准。

少数尚未对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歪风邪气失去敏感度的人，会第一时间做出某些反应。

可是过不了多久，这些少数派就会被多数派投以奇怪的目光。与此同时，多数派对他们的评价会降低，并将他们当成弱者、不正常的人、不适应社会的人。

在一般情况下，因感到痛苦而前往医疗机构进行咨询的人会被视为患者，其他人则会被视为正常人，不过我认为相反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我能感觉到很多前来咨询的人正是他们所在的家庭和公司等组织中最敏感的人，因为他们能意识到自己所在的环境存在问题。可以说，他们是发现组织出现畸形的代表人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是现代社会中的抑郁症患者最先发现了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他们的出现是一种警告。

在将适应视为正常的风气中，坚决抵制麻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无论在任何时代，真正的诗人都是敏感的少数派。他们拒绝麻痹个人的感受和情感，不只在面对美丽的事物时反应敏锐，在面对异常的事物时同样反应敏锐。他们将诗作为密码，为人类敲响警钟。

茨木则子就是其中之一。遗憾的是，在2006年，时年79岁的她离开了我们。她的诗集《镇魂歌》中有一首名为《汲取——献给Y·Y》的诗，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如下。

其中，虽然“锻炼”这个词美化了麻痹式的适应，但是全句“像生牡蛎一样靠不住的感觉/完全没有必要锻炼”则平静地抵抗着这种麻痹，悄无声息地表达着抗议。

诗本身或许无法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可是依然有重要的作用，即让我们发现生活的本质，因此绝不是可有可无的。